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權(quán)威的宋詩選本。據(jù)知，錢鍾書編宋詩，是當年接受工作任務而為，卻為后人留下值得珍視的讀本。尤其他那篇長序，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值得反復閱讀，仔細斟酌。其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學術(shù)觀點，文采也是精彩之至堪稱美文。在此不妨將重讀后的感受記錄下來，與書友們共享。

文學是面多棱鏡

我們都知道一個從來不被質(zhì)疑的說法：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即使我們強調(diào)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不是機械式的照搬，而是藝術(shù)地、創(chuàng)造性地表現(xiàn)和反映，但對這一道理本身從來不會質(zhì)疑。恩格斯說，他從巴爾扎克的小說里讀到的，比從所有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統(tǒng)計學家那里得到的都要多。這就更能說明文學的力量了。

十九世紀前的經(jīng)典作家當然只會以文學為主來講這個道理，擱今天，就應該是文藝了。君不見，現(xiàn)在強調(diào)文學藝術(shù)，都是影視在前，舞臺藝術(shù)居中，文學在后了。這個當然無關(guān)緊要了，藝術(shù)到最后都要成為綜合藝術(shù)的。今天我們說，制約影視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好的文學作品，這既可以看作是對文學的不滿意，也可以看成是對文學的倚重。甭管什么藝術(shù)，哪怕是相聲、小品呢，到最后，好不好還不是說腳本寫得怎么樣么？這是題外話，下面書歸正傳。

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只強調(diào)藝術(shù)地反映看來還不夠，還應該強調(diào)，文學是一面多棱鏡，不同的文學反映不同的生活側(cè)面，只讀一種文學，還不能全面了解某一特定時代的社會生活。這個道理，是我重讀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序所得到的啟示。

我上大學時就曾讀過這篇非常長但特別好讀的序言，留下的印象，除了堅信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外，其中的觀點，就是記住了錢先生對宋詩總體并不高的評價，他認為宋詩說理太重，情感不足，總體上藝術(shù)水平也不高。今天重讀，發(fā)現(xiàn)這一印象并沒記錯，序里的確是這么說的。而且還強調(diào)了唐時韓愈之詩就說理成分過重。我說我怎么并沒讀過多少韓愈文章，卻對其說理太重有深刻印象呢，原來是錢先生所“賜”?！袄疃盼恼略冢庋嫒f丈長”，的確說理，但又堪稱“金句”。

錢鍾書在序里特別指出，宋詩在反映當時社會現(xiàn)實時并不全面，折射出的是局部的光影。他指出：“宋代的五七言詩雖然真實反映了歷史和社會，卻沒有全部反映出來。有許多情況宋詩里沒有描敘，而由宋代其他文體來傳真留影。譬如后世哄傳的宋江‘聚義’那件事，當時的五七言詩里都沒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說的題材，像保留在《宣和遺事》前集里那幾節(jié)，所謂‘見于街談巷語’?！币簿褪钦f，宋時引出《水滸傳》那樣的大事，在宋詩里居然沒有“發(fā)生”過?！霸诒彼卧娎锍霈F(xiàn)的梁山泊只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個風光明秀的地區(qū)，不像在元明以來的詩里是‘好漢’們一度風云聚會的地盤?！痹瓉砣绱恕?/p>

這是指大的社會生活，但即使是個人色彩很濃的愛情呢，在宋詩里一樣也是“禁區(qū)”。序文談到：“宋代五七言詩講‘性理’或‘道學’的多得惹厭，而寫愛情的少得可憐。宋人在戀愛生活里的悲歡離合不反映在他們的詩里，而常常出現(xiàn)在他們的詞里。如范仲淹的詩里一字不涉及兒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詞，就有“悱惻纏綿的情調(diào)，措詞婉約。”錢先生進而指出：“據(jù)唐宋兩代的詩詞看來，也許可以說，愛情，尤其是在封建禮教眼開眼閉的監(jiān)視之下那種公然走私的愛情，從古體詩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體詩里，又從近體詩里大部分遷移到詞里。除掉陸游的幾首，宋代數(shù)目不多的愛情詩都淡薄、笨拙、套板?！?/p>

那也就是說，通過宋代文學了解宋時社會是可以的，但要明白“分工”。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梁山泊聚義，在話本里；讓今人都有點向往的宋時煙火生活，尤其是愛情生活，要到宋詞里尋找；而宋詩應合的，是宋明理學。在詩中講道理，是宋詩的功能。這可是我們想不到的吧。但它一樣也是一種生活風尚的折射。

所以我們說，文學是一面鏡子，但它是一面多棱鏡，“橫看成嶺側(cè)成峰”。只讀一面是不夠的。

“抄書當作詩”

作為一個學現(xiàn)代文學出身又從事了當代文學評論的人，我的古典文學素養(yǎng)也就是大學二三年級水平，而且大半都還給老師了。去年寫完一本關(guān)于魯迅《野草》的小書后，重讀了一遍《紅樓夢》，覺得收獲特別大。但也就此為止了。必須說是政協(xié)讀書群又激發(fā)起了拓展閱讀的熱情。古典文學成了重要的補課內(nèi)容。近日重讀錢鍾書《宋詩選注》序，獲得太多知識。不妨再與眾書友分享另一觀點，也讓自己記得更真切、更準確些。反正做的本就是讀書筆記類工作。

錢鍾書序里還有一個觀點。我理解的大意是說，宋詩之所以水平總體不高，是因為當時詩人們寫詩的態(tài)度和風氣本身就有問題。他們不尚從生活里尋找素材和資源，反而熱衷于跑到故紙堆里尋找寫作的靈感、意境甚至句子。這就大大限制了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而且他們明知這一點，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認為古人的詩里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所謂尚“性理”，講“道學”，這也是原因之一吧。

錢鍾書還引用了毛澤東主席論文藝創(chuàng)作源泉的理論，證明宋代詩人其實是走了錯把“流”當成“源”的彎路。進而還中西結(jié)合，指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家們，更是毫不隱晦地把古羅馬經(jīng)典視作創(chuàng)作的“惟一源泉”，不惜公然使用“偷竊”的概念來強調(diào)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這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然而一旦一種文藝風氣形成，置身其中的人是很難自覺到這一局限的。這也讓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國門大開，外來風潮云涌，一切都那么新鮮，太讓人向往了。西方正典還沒讀幾本，現(xiàn)代派、后現(xiàn)代派、魔幻現(xiàn)實主義，同時涌入，一時成為創(chuàng)作的風潮。很多作家連內(nèi)容到形式，都熱情地投入其中?，F(xiàn)在冷靜下來一想，那時果真是熱鬧，令人懷念，但就具體的創(chuàng)作而言，確有模仿過度、生吞活剝、食洋不化之嫌。

宋時詩人那種“要自己的作品能夠列在圖書館的書里，就得先把圖書館的書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真是莫大的諷刺，但又是執(zhí)迷不悟的風尚。錢鍾書還舉了一個叫陳淵的詩人為例，此人視陶淵明為圣人，看任何事物都只留意符合陶氏境界，以至于對書本的敏感帶來了對現(xiàn)實事物的盲點。悲耶？幸耶？

《宋詩選注》一書中，對詩人的介紹也多有這方面的議論。如對著名的寇準，介紹時就說他太過崇尚韋應物。其五言詩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其實就是對韋應物名句“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擴寫。緊接著介紹林逋，又說其深受賈島的影響。唉，罷了。

宋朝真是讓人捉摸不透的朝代。梁山泊聚義、清明上河圖、“抄書當作詩”、宋詞多婉約、更有豪放在，這一切是怎么捏合到一起的呢？

書友難免會想，你這不也是抄錄當作文么？我只能說，是的。如果允許辯駁一下或自我安慰一下的話，我這本來就是以介紹為主的讀書交流。既非詩，也非文，筆記而已。

集“公”“婆”于一身

一個人學問大了，相當于武林里會十八般武藝的高人，炫起技來讓人眼花繚亂，嘖嘖贊嘆又無從歸納。比如說錢鍾書先生吧，知識太淵博，學問做得太好，一件事情，各種觀點都能顧及到，都能說出個長與短。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似乎是李澤厚有過議論，說錢鍾書學問太好，但都零碎用了，沒有成為體系。然而這可能就是錢鍾書本人所追求的吧?！豆苠F編》要是教科書，看的人反而少了。

理解這樣的學者并非易事。就說這一篇《宋詩選注》序吧，前面剛引用了此一觀點，后面又看到錢先生自己在強調(diào)另一也許是相反的觀點。比如說關(guān)于宋詩模仿唐詩故總體上水平不高這一觀點。錢鍾書其實另有一解。那就是，他認為把宋詩說得不堪，主要是明代文人干的事?！霸诿鞔?，蘇平認為宋人的近體詩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還有毛病，李攀龍甚至在一部從商周直到本朝詩歌的選本里，把明詩直接唐詩，宋詩半個字也插不進?！币恢钡酵砬宀攀裹S庭堅等宋代詩人身價倍增。錢先生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是：“批評該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適當?shù)谋壤?。假如宋詩不好，就不用選它，但是選了宋詩并不等于有義務或者權(quán)利來把它說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模仿舊社會里商店登廣告的方法，害得文學批評里數(shù)得清的幾個贊美字眼兒加班兼職、力竭聲嘶的趕任務。”而且他還斷言：“整個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夸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夸張、夸大它?！蹦俏覀兊降讘摗翱洫勥@個成就”還是對這個朝代的詩并不看好呢？只好到書里去自己找答案了。但需帶著問題去讀。

從這些描述看，兩個相近朝代的人就好像兩個地方的人一樣，文化上總是一方看不上另一方。雖然前朝基本上沒有反駁機會。這是題外話。

一個人學問大了，厲害之處就是敢于去評判一團亂麻的復雜之事。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因為凡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大學問家如錢鍾書，則似乎是一個人兼是公婆。道理在他一人之手。那他是否斷清了如何評價“宋詩”這樁詩史上的“家務事”了呢？至少我們看得很過癮，也服了。這就很滿足。

文學古董不是古典文學

編選看似相對來說簡單，實則難度不亞于寫文章。選擇誰？選哪些作品？這是經(jīng)常要犯難的。同樣的對象，不同人選出來的必然不一樣。我曾選編出版過《魯迅箴言新編》，對比其他的版本，還真是差異很大?！跺X鍾書選唐詩》里，李商隱的選了五十八首，超過了李白。這可能是我們想不到的吧。

選編詩文真的很不容易，嚴肅認真的學者，既要考慮本時代讀者的審美需求，更要統(tǒng)籌所編選對象的客觀實情，同時又要體現(xiàn)自己審美上的獨特判斷。諸種平衡不好掌握。錢鍾書在《宋詩選注》的序里就說道：“在一切詩選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總共不過保存了幾首的小家更占盡了便宜，因為他們只有這點點好東西，可以一股腦兒陳列在櫥窗里，讀者看了會無限神往，不知道他們的樣品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大作家就不然了。在一部總集性質(zhì)的選本里，我們希望對大詩人能夠選到‘嘗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擔心選擇不當，弄得仿佛要求讀者從一塊磚上看出萬里長城的形勢！”這真是無奈的事，又要照顧全面而不能任性，又不想平庸至變成玩平衡術(shù)。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錢鍾書選詩自有其不變的標準。那就是，作品的藝術(shù)性要過硬。他特別提出來一個觀點：不能把文學古董當作古典文學看待。這一看法十分地值得珍視。為完整理解錢先生觀點，不惜把這段話全錄于此：

“當時傳誦而現(xiàn)在看不出好處的也不選，這類作品就仿佛走了電的電池，讀者的心靈電線也似的跟它們接觸，卻不能使它們發(fā)出舊日的光焰來。我們也沒有為了表示自己做過一點發(fā)掘工夫，硬把僻冷的東西選進去，把文學古董混在古典文學里。假如僻冷的東西已經(jīng)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么頂好讓它安安靜靜的長眠永息。一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事實上只會應用人工呼吸法，并沒有還魂續(xù)命丹；二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費心用力地把許多作家維持在‘死且不朽’的狀態(tài)里?！?/p>

說得真好！

我們今天強調(diào)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我以為“優(yōu)秀”二字至關(guān)重要。古典二字中，“典”是要點。并不是過往的就是古典的。英文里，古典和經(jīng)典共用一個單詞：classic。literary classic是文學經(jīng)典，古典音樂叫classical music。對待傳統(tǒng)文化要堅持“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我們不能把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變成凡古即好的守舊。

“語不驚人死不休”是否必要

說太陽底下無新事，那是指日常生活。寫文章的人都有一種追求，憋也要憋出人所未見，所未言，方才體現(xiàn)獨特性和獨立價值。所以關(guān)于文學語言不管有多少探討，都未必能廣泛傳播開來，只有一句話，是不寫文章的人也都知道的，那大概也是大家都同意的原因是吧，這句話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所有寫詩作文的逸事里，大家傳得最多的，要么是佩服某人寫得飛快、賊快，故有曹植“七步成詩”這樣的傳奇。但也有另一極端的例子，那就是為了一個字詞捻斷胡須也不下筆?！巴魄谩边@個詞，就是發(fā)生在唐代詩人賈島身上的傳奇故事。

這種故事，就是到了宋代也有。據(jù)說，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綠”字就曾先是“到”，后是“過”，再是“滿”，但詩人終于都覺不滿，直到找到“綠”字。

當個詩人真是不容易。傳統(tǒng)上聽起來，詩人就意味著激情，代表著才華，渾身都是靈感，酒量都比一般人大得多。事實上，個個揪著頭發(fā)都找不出個新詞，簡直愁死了。像賈島那樣的苦吟派詩人，歷史上絕不止一個兩個，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里曾同情過宋代的詩人，他們生在唐這個詩歌輝煌的時代之后，仿佛無詩可做，至少想出新意很難。怎能不愁？錢先生就此比喻道：“據(jù)說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候，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消息，就要發(fā)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一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p>

這故事聽起來滑稽，事實上卻很有藝術(shù)真實。他接著說：“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chuàng)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他說：“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戳诉@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笨梢哉f，唐詩對宋時詩人來說，既是最近的偉大榜樣，又是個巨大的陰影。我們也都知道“既生瑜，何生亮”這個典故。足球界也有C羅生在梅西時代的惋惜之議。豈不知，生在后朝也有陰影。

哈佛大學著名的批評家布魯姆有過一本影響極大的理論著作，書名叫《影響的焦慮》，專門探討經(jīng)典作品如何影響了后世作家 ，使他們擺脫不了這種影響，使他們創(chuàng)新很難，以至于產(chǎn)生影響的焦慮，其實也是創(chuàng)新的焦慮。

我們說對待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要做到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是現(xiàn)實的努力目標，也是一種理想。真正要做到、做好，絕非易事。錢先生因此感慨道：“前代詩歌的造詣不但是傳給后人的產(chǎn)業(yè)，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向后人挑釁，挑他們來比賽，試試他們能不能后來居上、打破記錄，或者異曲同工、別開生面?！薄凹偃绾笕藳]出息，接受不了這種挑釁，那么這筆遺產(chǎn)很容易貽禍子孫，養(yǎng)成了貪吃懶做的膏粱紈绔。”就像我們今天的文學，一提長篇小說，就要拿來和《紅樓夢》比，哪個作家經(jīng)得住這種比較！莫言的小說寫得很精彩了吧，但他說，自己深愛魯迅小說，寧愿用自己所有的創(chuàng)作換一篇魯迅那樣的小說。

創(chuàng)新真的很難，但值得追求。這是藝術(shù)之魅力所在，也是作家辛苦之必須。前人的遺產(chǎn)是寶貴的財富，但正因為是財富，便極有可能讓后人產(chǎn)生怠惰，變成紈绔，甚至產(chǎn)生阿Q那樣“從前闊多了”的盲目。

苦吟派、語不驚人死不休，固然不靈巧，但其理想和追求，值得尊重！

選自《湖南文學》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