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年”的延長上——“高加林難題”再解讀
內容提要:歷史交匯處的城鄉(xiāng)“交叉地帶”,因匯集了諸多層面“歷史/現(xiàn)實”的矛盾,成為1980年代初期復雜社會問題的隱喻,而《人生》所構筑的“高加林難題”,則可以視為是思考上述矛盾問題的藝術實踐。有鑒于此,《人生》中,青年高加林在城市遭遇挫敗后,變得“衰老”的身體修辭描繪便意味非凡。它實際上表明,《人生》正滲透著路遙對鄉(xiāng)村知識青年在歷史“轉軌期”的命運遭遇,及其現(xiàn)實出路的敘事探索。而這也使得成長于“交叉地帶”的高加林,追求個人理想而遭遇挫敗的“成長”過程,由此獲得了一種關于歷史的隱喻。由于交織著“傳統(tǒng)/現(xiàn)代”等多重意義的復雜矛盾,“交叉地帶”這一空間形態(tài),實際上也成為路遙觀照歷史/現(xiàn)實的一種“總體性”框架。路遙借助“現(xiàn)實主義”所確立的本土性立場,不僅突破了1980年代初期探討“青年問題”及其出路的基本框架,也使得高加林遭遇的“難題”,在關于“傳統(tǒng)”的經(jīng)驗、框架內部,獲得了一種策略性的轉化。
關鍵詞:路遙 《人生》 高加林難題 交叉地帶 互文性
一、從“改霞難題”到“高加林難題”①
在《人生》扉頁上,路遙引用了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這樣一段話: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yè)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2
這是柳青在《創(chuàng)業(yè)史》第一部上卷第十五章開首,敘述改霞進城前,面臨人生中第一次選擇時特意題寫的。在關于《人生》的評論文章中,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這段話與《人生》主題之間的呼應關系,但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段話所蘊含的潛在背景。在《創(chuàng)業(yè)史》中,柳青這段話實際上是針對改霞的選擇“難題”而發(fā)。進城的選擇擺在面前,“改霞的心矛盾得很。她感到難受,覺得別扭”。她思前想后,覺得這種情況是蛤蟆灘的社會情勢變化帶來的。
要是兩年以前,在土改的浪潮中間兩人都像現(xiàn)在這樣都沒對象,天王老子也擋不住改霞到生寶的草棚里做媳婦去!
“但現(xiàn)在她萬萬沒想到……社會情勢變成這樣。蛤蟆灘再也聽不見下堡村的鑼鼓響和口號聲,再也看不見馬路上紅旗和人群流。村里死氣沉沉,只聽見牛叫、犬吠、雞鳴,悶得人發(fā)慌。3
在這里,敘述者透過改霞之口道出了改霞遭遇難題的真正背景。顯然,在改霞看來,她現(xiàn)在之所以變得猶豫不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環(huán)境變了,“土改”時,革命的浪潮讓人激奮,青年大有可為,然而如今,革命的時代已離她而去,“革命后”的蛤蟆灘,死氣沉沉。青年沒了投向革命的出路,未來也愈發(fā)顯得迷惘。顯然,這種“情勢”的變化,正是造成“改霞難題”出現(xiàn)的直接原因。
實際上,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改霞難題”背后所涉及的“革命情勢”的變化,以及柳青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都為“高加林難題”提供了另一層面的注解。關于這一點,只要簡單梳理一下《人生》的“本事”,與故事之間的“互文關系”,便不難看到,路遙對這一問題的思考4。從這個層面來看,“改霞難題”所釋放的“革命”維度,之于路遙,顯然有著特殊的意義5。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尚待“清理”的歷史經(jīng)驗,不僅使得與革命歷史有染的路遙,在新時期的歷史背景下,遭遇到“轉型障礙”,同樣,這種復雜關系也成為路遙在新時期文學思潮中,不斷尋求自己的獨特位置的重要資源。6就此而言,路遙在《人生》扉頁上,特意引用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關于“改霞難題”的經(jīng)典表述,也讓《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改霞難題”成為《人生》的“副文本”,更為重要的是,經(jīng)由“改霞難題”所引出的青年人的“出路問題”,以及其所涉及的革命維度,也從另一個層面復雜化了路遙對于高加林“出路”問題(“高加林難題”)的思考。
楊慶祥在關于《人生》的評論文章中指出,批評界“迄今為止對路遙個人形象的分析始終沒有超出路遙自我設計的范圍,具體來說,始終未超出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塑造的文學‘圣徒’和文學‘烈士’的形象,從這一點看來路遙比任何一位當代作家都具有‘經(jīng)典化’意識”7。劉大先同樣指出了類似的問題,“要警惕那些自我闡釋能力特別強的作家……很多時候他們可能是夸夸其談、言不及義,或者眼高手低、名實不副,但評論者一不留神就會被牽引著落入彀中,籠罩在他們的自我言說之中難以自拔”8。
警惕作家對自己作品的闡釋,當然是具備自覺意識的理論家必須具備的素質。然而,這卻并不意味著批評家要忽視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的批評職能。作家對自己的作品自然有著理直氣壯的發(fā)言權,與一種不信任的姿態(tài)相反,真正想要發(fā)現(xiàn)問題的批評家要做的,則是盡可能在作品和創(chuàng)作談之間,尋找到某種與之對話的可能。也即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緊密的“互文性”。這種互文性意味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與小說正文之間,同出一塊思想的“布料”。套用張旭東的話來講,作家針對作品的創(chuàng)作談,“可視為作品體外的一塊敘事飛地”,在這塊飛地中,“作者的視點似乎還沒有或仍不情愿從小說敘事人位置上抽離出來,而是繼續(xù)著小說‘情動’式全景式描寫和沉思”9。正如楊慶祥所指出的,路遙在其創(chuàng)作談《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為自己作品量身定制的經(jīng)典性闡釋,正可以與其小說視為是一種“互文性”的敘事文本。創(chuàng)作談一方面會從作者后見的眼光中,重新賦予作品意義,另一方面,創(chuàng)作者對于自己作品的經(jīng)典性闡釋,也始終不會脫離作品可能涉及的敘事語境。從這個層面來看,如何從更為有效的角度捕捉路遙的創(chuàng)作談與其文本之間的微妙互動,便成為考驗批評家的一個重要維度。
在討論《人生》時,批評家對路遙在其之后的創(chuàng)作談對于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一直以來被批評家忽略,這也使得批評界在面對《人生》這一文本時,一直存在兩個層面的解讀誤區(qū)。一方面,由于缺乏對路遙創(chuàng)作談的把握,“作家的‘反諷’敘事被無數(shù)閱讀個體自覺不自覺置換成具體的政治厭惡感后,共同制造了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誤讀史”10。另一方面,“或許因為這段時期的作品帶有濃重的‘文革文學’味道,人們習慣性地將路遙的文學自覺,追溯到1980年輾轉發(fā)表的反思‘文革’之作《驚心動魄的一幕》。但也正因為研究者忽視了路遙的早期習作,當回答‘誰是路遙’時,恰恰有意無意地錯過了‘農民的兒子’這一肩負了苦難精神與人文關懷的標簽背后,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11。
如前所述,對于《人生》所涉及到的基本問題,可以明確的是,從“改霞難題”到“高加林難題”,這其中涉及到的許多問題對路遙自己而言,顯然并沒有僅僅停留在這一文本內部,而是不斷在與之相關聯(lián)的創(chuàng)作談中展開。換句話說,《人生》涉及到的諸多問題,比如“高加林難題”正如這部小說的結尾一樣,始終是開放的,是隨著作者的認識不斷發(fā)生變化的,其背后的內在含義,也在隨著路遙對于外在社會問題的關注而獲得刷新。這意味著,由“高加林難題”帶出的內在的復雜經(jīng)驗,也由此不斷被轉化為一種開放性的、需要重新編碼的“文本”。而路遙對《人生》的再度反顧,恰恰為其提供了從自身的歷史經(jīng)驗出發(fā),回應這種重新編碼的可能。這無疑使得“高加林難題”中的那些因在場敘述而自然化了的矛盾邏輯或意識形態(tài),重新暴露在了一種新的意義結構中。
關于這一點,路遙著名的“交叉地帶”理論本身,即含括著這個問題的復雜性?;诖?,對“高加林難題”到底緣何而來的進一步思考,無疑會讓我們的目光重新指向歷史轉軌期的文學生產(chǎn)裝置的復雜構成。這也就是說,當生于1949年,成長于“十七年”,身處后革命語境的路遙,在新的歷史階段,以文學的方式將個人的歷史經(jīng)驗,轉化為一種關于“當下”的復雜體驗時,這一富有道德內涵的想象性的文本實踐,對于路遙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換言之,面對社會問題的文學想象,依靠敘述重構現(xiàn)實時在這一實踐過程中,究竟改寫了什么?它又完成了哪些置換12?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視的問題,實際上早已與“1980年代文學”的歷史復雜性一道,成為我們關注路遙及其文學時,尤其應當注意的問題。
二、青年何以衰老?
評論者一般傾向于將《人生》視為路遙“城鄉(xiāng)關系”的文學實踐。然而,詳細考察路遙談論《人生》的創(chuàng)作談卻不難發(fā)現(xiàn),《人生》除了為時代變遷下的城鄉(xiāng)生活寫下一份“個人見證”之外,實際上也內含著路遙向自己的革命歲月告別的意思。對于這一點,路遙在其創(chuàng)作散文《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回憶《人生》創(chuàng)作前后的基本狀態(tài)時,輕描淡寫地提及的一個并不惹人注意的細節(jié)或許會帶來一點線索。路遙回憶說:
也許是二十歲左右的時候,記不清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很可能在故鄉(xiāng)寂靜的山間小路上行走的時候,或者在小縣城河邊面對悠悠流水靜思默想的時候,我曾經(jīng)有一個念頭:這一生如果要寫一本自己感到規(guī)模最大的書,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之前,我的心不由為此而戰(zhàn)栗。這也許就是命運的暗示。13(注: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這里的關鍵信息,并不是所謂要完成一部“規(guī)模最大的書”,而是集中在路遙對“二十歲”和“四十歲”這兩個關鍵時間段的描述。正是這一點,決定了路遙這個“念頭”本身的豐富內涵。對路遙(1949年生人)來說,“四十歲”顯然對應的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更有意味的地方在于,正當路遙寫作這篇“創(chuàng)作”散文時(彼時是1991年),蘇聯(lián)宣布解體。這個關鍵的歷史事件,對于以革命為時代主調的“短二十世紀”而言,無疑意味著全球范圍內“革命”歷史的終結。而對于曾經(jīng)親歷革命的路遙來說,這一事件的意義,恐怕也不應該被低估。更為關鍵的是,小說中高加林對于蘇聯(lián)、美國問題的熱衷討論,以及急于擺脫自己的“出身”“血統(tǒng)”(農民)的諸多努力,譬如高加林在小說中用一塊紅頭巾打扮巧珍的細節(jié),以及路遙這個農民出身的作家對于咖啡、西餐的偏愛,這些細節(jié)本身也在不斷地釋放《人生》與這一事件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因此,路遙在《人生》創(chuàng)作十年后,特意在創(chuàng)作散文中點出這個“念頭”,這本身恐怕也在某種意義上,暴露出其意欲彰顯的“自我意識”。毫無疑問,路遙自覺的經(jīng)典化意識,在提醒我們注意他在此刻重新賦予《人生》的歷史性意義。在小說中,能夠與這一時刻對應的情節(jié),是高加林在遭到舉報,丟了縣委通訊干事的工作后,離開縣委大院從縣城出發(fā)準備返回高家村時的情景。在小說中,高加林的“挫敗”時刻,被以一種關于身體的修辭傳遞了出來。
他(高加林)匆匆走過沒有人跡的街道,步履踉蹌,神態(tài)麻木,高挑的個子不像平時那般筆直,背微微地有些駝了;失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沒有一點光氣,頭發(fā)也亂蓬蓬的象一團茅草。整個臉上蒙了一層灰塵,額頭上都似乎顯出了幾條細細的皺紋。
漂亮瀟灑的小伙子啊,一下子就好像老了許多歲!14(注: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為了突顯青年高加林的挫敗體驗,路遙連用“踉蹌的步履”“微駝的背”“深陷的眼眶”“額頭的皺紋”“老了許多歲”等與“身體-年齡”相關的修辭,以表明這種情感的烈度。讀者在感同身受之余,也不免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即高加林悵然若失的精神狀態(tài),何故要以一番“老年氣象”來形容?這背后所關涉的“身體-年齡”修辭,顯然并不像我們所設想的那樣簡單15。
在這里,青年高加林遭遇“挫敗”繼而變得“衰老”,顯然涉及的是一種青春話語。這種青春話語或者說對于“青春”的獨特認知,本身即是現(xiàn)代以來的發(fā)明。這種被凸顯的話語,顯然標記出這樣的信息:即相對于青年這個富有激情的(中心)群體而言,“老年”或者“衰老”本身即意味著“無用”(邊緣)。究其根源,這種關于“青年”“老年”的看法,正與現(xiàn)代以來激進的文化表述相關16?!傲簡⒊谝粋€‘馴化’了‘青春’(‘少年’)的文化能量,使之制度化”17,在《過渡時代論》中,梁啟超將“全國人”分為了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然被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為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8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內憂外患”的歷史情勢,進一步使得青年這一群體迅速脫穎而出,占據(jù)了“中年”“老年”在社會“年齡結構”中的主導性位置?!爸心辍币虼硕c“老年”合并(“中老年”),成為社會結構中相對“邊緣”的群體19?!叭绻f,在漫長的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青年’曾經(jīng)是‘面向未來’的象征(‘少年中國’)以及一種激情生產(chǎn)的裝置”,那么在革命之后,即“在1960年代前期,這一模式終于被固定化”20。同樣,青春所預示的“起始”性質,也使得“青年”成為文學想象不斷征引的敘述資源21。黃子平曾注意到這種“青春話語”背后所蘊含的復雜問題。他指出,突顯其優(yōu)越性的“青春話語”,一方面體現(xiàn)著自古至今的“代際交替”觀念,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進化論”的時間觀念。這種話語從《少年中國》《新青年》開始,不斷被成為青年群體突顯自我的群體意識22。與此同時,在這種青春話語的鼓動下,誕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籠的‘新青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國主義、從‘小我’走向了‘大我’的紅色青年,社會主義‘新人’著力強調的個體與集體相結合的青年革新者和創(chuàng)業(yè)者……這些青年形象無疑都有其意義訴求,無論是外在的灌輸還是內在的訴求,都沒有脫離外部社會的規(guī)約或者影響”23。在這個意義上,青年高加林在遭遇“挫敗”后變得“頹老”,實際上正意味著它背后有著一套理解青年—老年關系的“青春話語”。這背后所關聯(lián)的“青春”想象,很大程度上正關聯(lián)著歷史轉軌期變動的“主體”的隱喻24。
三、“高加林難題”:革命歷史的起點與終點
如此一來,1980年代“青年問題”的歷史縱深,可以說正源于1960年代。這意味著,在分析“高加林難題”時,也要具備一種盧卡奇所謂的“總體性”(totalizing)視野。這是因為,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看,1991年創(chuàng)作《早晨從中午開始》時的路遙對那個不經(jīng)意產(chǎn)生的“念頭”的“有意”召喚,正重構了路遙自己對“高加林難題”的認知。由此,高加林遭遇“失敗”,繼而變得“頹老”的意義,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得到了深化。同樣,“改霞難題”所釋放出的“革命維度”與青年問題之間的關聯(lián),正在此刻與“高加林難題”發(fā)生了關聯(lián)。這意味著,“高加林難題”的起點與終點,實際上與漫長的“60年代”相關。
一方面,正如蔡翔已經(jīng)指出的,“‘80年代’是以社會主義自我改革的形式展開的革命世紀的尾聲,它的靈感源泉主要來自它所批判的時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價值規(guī)律與商品經(jīng)濟’、‘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等等被視為典型的‘80年代的論題’,其實沒有一個不是來自50、60和70年代的社會主義歷史)……”25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內部爆發(fā)的關于“個人幸?!焙汀吧鐣髁x幸?!彪y以兩全的“世界性”社會主義危機,同樣也是造成“青年”問題的重要原因。這一危機使得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國在“分配”與“消費”兩個層面,產(chǎn)生了關于“物的焦慮”?!胺峙洹眴栴}激化了階層之間、城鄉(xiāng)之間以及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跋M”問題則導致了個人觀念的崛起,它不僅使得個群、家國之間在協(xié)調過程中沖突不斷,而且也使得潛在地游離于國家(集體)的人,也在理論上開始威脅到社會主義“政治社會”整體的形態(tài)構想26。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來自于1960年代的特殊經(jīng)驗,使得與革命有染的路遙,在新時期的歷史背景下,不光遭遇到“新時期文學之初的轉型障礙”,同樣,這種尚待“清理”的歷史經(jīng)驗與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糾葛,“也成為他在新時期文學思潮中不斷尋找自己獨特位置的重要資源”27。
由此,當路遙在1991年,站在這一歷史問題的終點處重新回顧《人生》時,青年問題(也即“高加林難題”)在時間上的終結性意義,便在一種總體性的框架中再次得到了指認。而這恰恰顯示出“高加林難題”參與1980年代“青年問題”討論時的復雜性。一方面,“青年”作為“第三種”力量在世界范圍崛起,并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正與那個在1991年走向解體的冷戰(zhàn)結構有關。因為正是在這一結構中,青年學生運動背后,才有了依托著制約國家機器的更大的國際力量。另一方面,隨著1989年的蘇東劇變,以及1991年的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中的兩極格局同步瓦解,曾經(jīng)充滿活力的反叛、斗爭的“青年”們,也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根基與動力。在這個意義上,自1989到1991年兩極格局逐漸瓦解的過程,同樣意味著,借由這種格局而得以突出的“青年”力量,也在這一結構的解體下走向了終結。換言之,此時的“……個人(青年)作為政治主體的地位喪失以及政治參與的不再可能,這一個人只是一種形式的個人(這一形式的個人仍然是被中國革命從舊有的政治-文化關系中解放出來的結果),從而面臨著被各種政治、經(jīng)濟或者意識形態(tài)力量重新命名”28。
路遙的《人生》引出的1980年代的“青年問題”背后,潛在的結構性矛盾即在于此。而這與路遙所強調的時間節(jié)點,正好構成一種互文性的關系。雖然就路遙的表述來看,這種關聯(lián)并不一定意味著他意識到了這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然而,這種表述本身卻意味著,路遙在面對這一歷史問題時,所秉持的態(tài)度與立場的復雜性。有鑒于此,當高加林這樣的青年形象,在1980年代的歷史轉軌處再度成為“被反復爭奪和重新敘述的符號”時,它實際上也提示我們注意這部小說背后充滿隱喻性質的“時間起點”與“歷史圖像”。而就《人生》的文本實踐來看,路遙對“城鄉(xiāng)交叉地帶”的復雜歷史背景的認知,正集中在這一歷史層面。
四、“交叉地帶”的思想實踐
1982年8月21日,在與閻綱關于《人生》的通信中,路遙詳細論述了他對城鄉(xiāng)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內在矛盾的理解。
由于現(xiàn)代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又由于從本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發(fā)生了持續(xù)時間很長的、觸及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個人的社會大動蕩,使得城市之間、農村之間,尤其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相互交往日漸廣泛,加之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村的初級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畢業(yè)生插隊和返鄉(xiāng)加入農民行列,城鄉(xiāng)之間在各個方面相互滲透的現(xiàn)象非常普遍。這樣,隨著城市和農村本身的變化發(fā)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沖擊,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識,現(xiàn)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沖突,文明與落后,現(xiàn)代思想意識和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沖突,等等,構成了當代生活的一些極其重要的方面。29
路遙顯然認識到了“高加林難題”的歷史背景。他用“交叉地帶”這一概念指涉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也表明,路遙對這一問題的謹慎態(tài)度。對于《人生》而言,獲得這種理論視野的關鍵在于,高加林(也是路遙)幾乎天然地具備觀察農村問題的“雙重”視角。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他實際上是一個“都市化了的農民兒子”?!耙粋€農民的兒子,如果一直在他村莊的狹小范圍內長大成人,并在故土度過其整個一生,那么,那個村莊的思維方式和言談方式在他看來便是天經(jīng)地義的。但對一個遷居到城市而且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的鄉(xiāng)村少年來說,鄉(xiāng)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對于他來說,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他已經(jīng)與那種方式有了距離,而且此時也許能有意識地區(qū)分鄉(xiāng)村和都市的思想和觀念方式?!?0
對于路遙而言,早期的讀書經(jīng)歷,以及其在延川、西安的城市生活經(jīng)歷,正構成了他反思“高加林難題”的基本前提。一方面,經(jīng)由城市帶來的經(jīng)驗參照,造就了他與農村父輩生活的某種“斷裂”;另一方面,高加林對農民作為“土地的奴隸”的認識,以及對可能造成他“墮落”的因素(例如同巧珍結婚)的警惕和反抗,實際上已經(jīng)表露出這種身份認同背后的復雜視角。因此,當高加林心中默念“現(xiàn)代文明的風啊,你什么時候才能吹到這落后閉塞的地方”時,讀者便不難發(fā)現(xiàn),高加林身上已經(jīng)獲得了這樣一種全新的價值參照,即“當那個都市化了的農民的兒子將他在親朋故友身上發(fā)現(xiàn)的某些政治、哲學或社會學見解描述為‘鄉(xiāng)村的’時,他不再作為同質的參與者討論這些看法了,即不再直接論述所說的具體內容了。更確切地說,他是在把上述看法與某種解釋世界的方式聯(lián)系起來,而這種方式最終又與構成社會情況的某種社會結構聯(lián)系在一起”31。
路遙解釋“高加林難題”的“交叉地帶”思想,其最為明確的復雜性即在于此。顯然,“對于路遙個人來說,‘交叉地帶’不僅是人生路上艱難跨越的城鄉(xiāng)結合部,還是社會差別在身份意識與自我認同方面的心理投射;對于1980年代文學思潮來說,‘交叉地帶’不僅是農村題材小說的內容,還要在寫法和觀念上完成清理‘工農兵文學’遺產(chǎn)走向‘世界文學’的過程;‘交叉地帶’不僅僅是新時期暢享制度變革的結果,更是描述中國社會轉型期和中國經(jīng)驗層疊的歷史寓言”32。由此,“交叉地帶”便不僅僅是一個問題交集的歷史場域,對路遙來說,它同時也是一種富有意味的思想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思想實踐在1980年代的不同時期,也往往被替換成不同類型的話語。在1980年代初期的關于“文革”的否定性實踐中,“鄉(xiāng)村—城市”之間的話語碰觸,普遍在“封建”的意義層面被得以標示,典型的模式即為一種關于“文明”與“愚昧”的沖突33;1980年代中后期,這種表述則逐漸變成了所謂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峙34。這種對峙性的話語表述最為直接的效果在于,它其實為《人生》于一種歷史敘事中構造豐富的道德意蘊,帶來了極大的便利35。一方面,高加林缺席高家村的“衛(wèi)生革命”,出讓了自己的位置,并借助一種“回收自我”(從集體的環(huán)境中脫離,追求個人的幸福)的方式“出走”,均可以在這一層面獲得解釋;另一方面,這種表述卻無法與路遙自身的歷史經(jīng)驗關聯(lián)在一起,也即它無法解釋路遙在柳青身上所承繼的那套“美學”傳統(tǒng)。在路遙看來,改革開放的“現(xiàn)代性”敘事翻開新的一頁,并不必然意味著新的“美學原則”已經(jīng)崛起。同樣,在所謂“進步”的角度來看,世界的“標準”也不一定適合中國。而所謂“傳統(tǒng)”,在路遙看來實際上正保留在某種“地方性”(也是“人民性”)之中。在這個意義上,“高加林難題”不光是一種社會轉軌處的歷史現(xiàn)實,它同樣也是一種藝術的“實現(xiàn)”。頗有意味的是,在這里,路遙恰恰將“傳統(tǒng)”/“現(xiàn)代”之間的對峙性意義,過渡到了第三個層面,即楊輝在論述路遙的文學觀與社會思潮之關聯(lián)時所提及的,所謂“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之間的區(qū)別36。在這個意義上,高加林同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同樣也意味著一種“抗爭性政治”37。
五、回到“傳統(tǒng)”:高加林們的出路
李劼在分析高加林與巧珍、黃亞萍之間的愛情時認為,“高加林難題”之所以形成,其實本質上還是因為高加林是一個農民,而這無疑暴露了路遙思考這一問題的局限性。在筆者看來,路遙執(zhí)意要讓高加林重返鄉(xiāng)村,與他對“青年出路”問題甚至“中國問題”的思考有關。路遙的立場顯然是回到“傳統(tǒng)”。關于這一點,路遙在《人生》終章標題下明確指出它“并非結局”38,其實已有所暗示。它表明路遙關注的焦點,正集中在“城鄉(xiāng)交叉地帶”歷史經(jīng)驗如何實現(xiàn)轉化這一問題上。在小說中,當高加林“出離”鄉(xiāng)土的現(xiàn)代性敘事,在德順爺面前走向終結時,高加林——這個曾經(jīng)背叛鄉(xiāng)村的“地之子”,已然意識到鄉(xiāng)土社會并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地被“縮減”的封閉、落后空間。
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yǎng)活了我們。沒有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會有!是的,不會有!39
這種經(jīng)由德順爺而再一次得到提示的信息,雖然很大程度上正如同1980年代初期的“潘曉討論”一樣,隱含著一種“引導性”的話語立場。但是通過對土地之意義的強調,德順爺卻也由此引申出一種全新的歷史景觀,“不再是一個與傳統(tǒng)決裂、另尋一個‘偉大的開始’的‘現(xiàn)代’歷史”,而是強調一種由本土出發(fā)的,“自新自強”的自我認同40。這意味著,路遙發(fā)掘傳統(tǒng)敘事(“柳青傳統(tǒng)”)的自新能力的“本土”立場背后,即關聯(lián)著路遙意欲伸張的、一種關于尊嚴政治的社會實踐41。而這無疑也使得高加林“成長”的意義變得復雜化了。一方面,以高加林為代表的青年對鄉(xiāng)村、土地的認同危機,同歷史轉軌處錯動的話語“主體”的歷史隱喻,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深刻地糾纏在了一起42;另一方面,德順爺?shù)娜松逃鋵嵰步K止了高加林“進城-返鄉(xiāng)”的現(xiàn)代性敘事。這種彼此“糾纏”的話語,在小說結尾處通過一直回響在高加林耳邊的、路遙與德順爺?shù)膬蓚€差異化的“聲音”43,而被統(tǒng)合到了一起。
“胡說!”德順爺爺一下子站起來,“你才二十四歲,怎么能有這么混賬的想法?如果按你這么說,我早該死了!我快七十歲的孤老頭子了,無兒無女,一輩子光棍一條。但我還天天心里熱騰騰的,想多活它幾年!別說你還是個嫩娃娃哩!我雖然沒有妻室兒女,但覺得活著總還是有意思的……”44
高加林一下子撲倒在德順爺爺?shù)哪_下,兩只手緊緊抓著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了一聲:
“我的親人哪……”45
高加林撲倒在德順爺腳下這一頗有意味的細節(jié),本質上揭示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歷史變化:“如果說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青年’曾經(jīng)是‘面向未來’的象征(‘少年中國’)以及一種激情的生產(chǎn)裝置——由此導致的敘述模式就是‘青年教育老年’,那么,在‘革命之后’,‘青年’卻置于‘被教育’的敘事模式之中……”46《人生》的結尾,正是對德順爺與高加林(“青年”與“老年”)之“教育”關系的結構性“倒反”47,然而,這種“倒反”卻不過是一種歷史的“反復”48。這其中,“青年從歷史的高臺跌落進現(xiàn)實的塵埃,正反映著歷史現(xiàn)實的劇烈變異。而與這一劇烈變化相應的是,文學敘述中的‘主體’位置,悄然發(fā)生了轉移……”49而這,恰恰是“高加林難題”不斷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
在筆者看來,路遙的應對策略,是回到“交叉地帶”的社會結構內部,從深層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尋找出路。在路遙看來,“城鄉(xiāng)交叉地帶”所帶出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也可以是地方性/世界性、文明/愚昧等)的內在關系,其實并不是一種對立關系,而毋寧說是一種相互包含的關系(即只有所謂傳統(tǒng)之“現(xiàn)代化”,而沒有純粹的“現(xiàn)代”)。在這個意義上,“傳統(tǒng)”(包括“現(xiàn)實主義”)所帶出的“文明境界”(也是關于“未來”的出路),便成為將高加林們從“難題”(艱難“處境”)中,拯救出來的唯一出路。它意味著,《人生》實際上在一種更為隱秘的層面上,實踐了青年高加林的未竟的理想。由于追求“進步”的青年克服迷惘、失意的人生困境,走向土地重新獲得尊嚴的歷史進程,正好構成了文學對一個國家在挫折中成長、轉型的最完滿的形象隱喻。所以當?shù)綒v史轉折處的高加林們,克服種種象征性障礙(這表現(xiàn)為高加林對鄉(xiāng)村所給予他的一切的舍棄)終于走向城市,甚至向著更高目標作好準備時,處在歷史“交叉地帶”上的青年們,因遭遇挫敗而陷入迷惘,最終借助傳統(tǒng)的力量重新煥發(fā)生機的過程,實際上正成為民族國家在新的歷史階段,重新崛起的象征。
注釋:
①學界關于“高加林難題”的討論,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黃平:《新時期文學起源階段的虛無——從“潘曉討論”到“高加林難題”》,《文藝研究》2017年第9期;劉素貞:《“時間交叉點”與兩種“結局”的可能——再論路遙對〈人生〉中“高加林難題”的回應》,《文藝爭鳴》2017年第6期。
2 14 39 44 45路遙:《人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9、216、222、221、223頁。
③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85頁。
④對于《人生》與路遙的“本事”,相關討論可參見賴寧、張均《路遙創(chuàng)作〈人生〉的材料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5期。
⑤在青年時代,路遙更為令人熟知的名字是“王衛(wèi)國”。他在“文革”中成為狂熱的紅衛(wèi)兵分子,曾一度擔任“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zhàn)軍”(簡稱“紅四野”)“軍長”。后來,在與延川中學另一支造反派“武斗”浪潮中,因戰(zhàn)斗失利而被迫“流浪”至省城西安,并在城郊停留數(shù)月之久。武斗停止后,又被“協(xié)商”為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不久,全國范圍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路遙被迫回到家鄉(xiāng)郭家溝村參加農業(yè)勞動?!八头掂l(xiāng)學生都被編進農田基建隊,從事勞動強度極大的打壩勞動……王衛(wèi)國每天都揮動著幾斤重的老頭,在寒風逼人的嚴冬中,堅持在半崖上挖土,他是用渾身的勁兒表達自己的憤懣情緒”。回鄉(xiāng)后,又通過鄉(xiāng)親介紹擔任馬家店小學教師,并于1969年11月9日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69年冬,路遙申請入伍,政審時因牽扯“文革”中的武斗致死案,而未被批準。同年,王衛(wèi)國被選入城關公社“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縣百貨公司開展路線教育。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王衛(wèi)國有了第一次戀愛經(jīng)歷,不想,卻遭到女友背叛,以至于差點投潭自殺。林彪事件后,王衛(wèi)國改名王路遙,并在因緣際會中,走上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道路。參見厚夫《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4頁。
⑥ 11 27 32楊曉帆:《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69、19、69、7頁。
⑦楊慶祥:《路遙的自我意識和寫作姿態(tài)——兼及1985年前后“文學場”的歷史分析》,《社會問題與文學想象:從1980年代到當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3、168-172頁。
⑧劉大先:《李洱、時代情緒與理念人的當代命運》,《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3期。
⑨張旭東:《在時間的風暴中敘述:讀余華的〈兄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2期。
⑩牛學智:《路遙的現(xiàn)實主義與今天走向現(xiàn)象化的“現(xiàn)實主義”——從〈早晨從中午開始〉說開去》,《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12作為一種想象性的社會方案,文學介入社會問題的方式在于,它往往能夠通過對歷史轉折處許多舊有歷史的概念的置換,重組一種新的關于歷史的敘述。參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44頁。
13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15 在這里,高加林的年齡、形象顯然無法與一種“事實邏輯”(即高加林只有二十四歲的這一事實)對應起來。按照保羅?德曼的說法,修辭作用于語言(即文學語言)其基本內涵即是如此?!靶揶o從根本上將邏輯懸置起來,并展示指稱反常的變化莫測的可能性。”高加林由容光煥發(fā)變得老態(tài)龍鐘的修辭背后,顯然有意懸置了這樣一個基本的邏輯,即在基本的社會“年齡結構”中,“青年”不可能直接由他所處的年齡階段,突然之間步入與他差別甚遠的“老年”行列。參見[美]保羅?德曼《閱讀的寓言》,沈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頁。
16晚清民國,青年逐漸成為社會中最響徹的新名詞,錢穆說,新青年“乃指在大學時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識者言”?!肮湃酥环Q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故青年二字乃民國以來之新名詞,而尊重青年亦成為民國以來之新風氣。”參見錢穆《中國文學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第26頁。
17 40宋明煒:《“少年中國”之“老少年”——清末文學中的青春想象》,《中國學術》(第27輯),劉東主編,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07-213、224頁。
18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頁。
19在此過程中,中老年群體恰恰由于是已經(jīng)“成熟”且飽和的、不再發(fā)育的,因此并不那么重要;相反,青年一代作為一種先進力量,仍然有不斷增長的革命激情和潛力。在革命年代,這種認知被不斷放大,繼而成為青年一代普遍分享的“青春話語”,并伴隨著一種專注延續(xù)自身可能性的社會實踐而蔓延開來。
20 26 28 46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327、73、380頁。
21劉大先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籠的‘新青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國主義、從‘小我’走向了‘大我’的紅色青年,社會主義‘新人’著力強調的個體與集體相結合的青年革新者和創(chuàng)業(yè)者……這些青年形象無疑都有其意義訴求,無論是外在的灌輸還是內在的訴求,都沒有脫離外部社會的規(guī)約或者影響?!眳⒁妱⒋笙取稄暮笪膶W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頁。
22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08頁。
23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頁。
241980年代初期,“青年因‘文革’被否定而成了歷史的替罪羊,而與之相反的是,老革命和老干部卻平反回歸,又被賦予了歷史正義的權力,有權審視‘青年’的罪錯,發(fā)出定性的宣判……”參見宋文壇《青年的位置——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文學中的“青年問題”論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6期。在《人生》結尾,路遙同樣順應了這種趨向。小說結尾,敘述者實際上告訴讀者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個人“變老”其實并不意味著他將變得無用。恰恰相反,充滿智慧的德順老漢,“他象一個熱血沸騰的老詩人,又象一個哲學家”參見路遙《人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頁。
25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序言第1頁。
29路遙:《關于〈人生〉和閻綱的通信》,《作品與爭鳴》1983年第2期。
30 31[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黎鳴、李書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86-287、287-288頁。
33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論新時期小說的基本主題》,《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4期。
34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2—53頁。
35在提升作品的道德意蘊層面,路遙最擅長的方式是,為讀者制造一種“意識形態(tài)幻覺”。這種所謂的“幻覺”即意味著,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低微,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的距離有多遙遠,只要守住自己心中的信念,并通過個人的不懈奮斗,理想與現(xiàn)實最終都會在物質與精神(道德)的雙重層面上,實現(xiàn)統(tǒng)一。這一點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現(xiàn)得最為徹底。
36對路遙而言,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二元對立”,實際上也關乎“去政治化”背景下,五四啟蒙運動的“人的文學”同奠基于《講話》的“人民文藝”之間的價值分野。在這個意義上,路遙所伸張的“現(xiàn)實主義”,作為表現(xiàn)“人民”的藝術形式,顯然承擔著他從《講話》,以及柳青那里繼承下來的美學精神參見楊輝《作為批評和美學文本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兼論路遙的文學觀與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
37這實際上也是“高加林難題”形成的重要原因。某種意義上,高加林正成為一個歷史“遺留物”,他既無法在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lián)中實現(xiàn)“脫域”,也無法打破邊界,毀滅一切。他面臨的最為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防止自己的主體性被淹沒在鄉(xiāng)村社會的“敬老”傳統(tǒng)中,使自己無法通過一種合理化的方式獲得他應有的權利。
38關于《人生》的結局,雖然目前并沒有原始的底稿證明高加林有過理想的出路,但通過路遙與責編王維玲的通信,可以明確的是,通信所提及的《人生》的最初版本,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即在高加林返鄉(xiāng)后,巧珍的妹妹巧玲,便將其鄉(xiāng)村教師的職位讓給了高加林,并暗示了高加林與其結合的可能。
41“對勞動這一概念的態(tài)度變化,其所涉及的,正是中國下層民眾的位置,也包括一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乃至一種根本性的價值觀念,甚至政治理念?!眳⒁姴滔琛陡锩?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74頁。
42金理在《〈狂人日記〉與現(xiàn)代中國的青春想象》一文中,詳細闡釋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對于現(xiàn)代以來青年(“主體”),因位置變動而獲得“成長”契機的青春想象的歷史意義。他將魯迅《狂人日記》中狂人的“兩次覺醒”,視為狂人由“青春期”走向成熟,并最終獲得“成長”意義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狂人的兩次覺醒與主體位置的移動,便具有了現(xiàn)代中國故事中的青年成長的“原型”意味??袢说谝淮斡X醒時,“他了悟人必然的有限性之后,將歸來、回返到‘原來的位置’,并懂得青春的意義……狂人的第二次覺醒,演繹了青年原型通過過渡儀式的再生之旅”參見金理《〈狂人日記〉與現(xiàn)代中國的青春想象》,《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
43“一個是作者路遙,他通過敘事者來傳遞自己的聲音,一個是德順老漢,他通過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來傳遞自己的聲音?!眳⒁姉顟c祥《路遙的多元美學譜系——以〈人生〉為原點》,《文學評論》2021年第5期。
47這里之所以將其指稱為“倒反”,是因為路遙顯然是帶著一種“去政治化”的歷史眼光,重新看待并“清理”自己的“文革”經(jīng)驗的。這種由新的觀念范式重新出發(fā)的“清理”過程,如果按照柄谷行人討論的“顛倒”機制來看,顯然也潛在地為青年“主體”設置出了另一重“風景”。具體來看,在重新得到定義的認知結構中,高加林所認同的那套“青春話語”意義上的“老年”(沒有發(fā)展?jié)摿Φ娜后w),實際上已經(jīng)恢復到了一種同傳統(tǒng)社會相類似的認知,這種認知即認為一個人“衰老”并不必然意味著他不再具備發(fā)展的潛力,恰恰相反,至少在生活經(jīng)驗層面上,他仍然會是一個“智者”。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反轉”或“顛倒”,一方面是對敘述者話語范式的一種“強化”,另一方面,實際上也造成了一種掩蓋。
48這種“反復性”,不光體現(xiàn)在青年與老年之間的“倒反”關系上,同時也體現(xiàn)在一種“政治焦慮”上。從更為宏觀的“總體性”框架(即“60年代”的理論框架)來看,“青年—老年”的位置關系再次發(fā)生“顛倒”,同樣意味著一種歷史“反復”。這種反復性被結構在所謂的“冷戰(zhàn)”結構中。一方面,“青年”力量(青年學生運動)在世界范圍崛起并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正與冷戰(zhàn)這一結構有關。正是在這一結構中,“青年”相較于“老年”在社會結構中成為主導性的力量;另一方面,當這一制約性結構,即冷戰(zhàn)結構發(fā)生變化時,“青年-老年”這一結構的內部關系,也會隨之發(fā)生調整。正如蔡翔所指出的,實際上在1960年代,圍繞“趣味”問題而展開的沖突,同樣造就了一種在“青年-老年”的結構關系中的顛倒。“當‘年青的一代’遵照‘欲望的邏輯’生產(chǎn)出‘脫離領土’的沖動,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顯然面臨著解體的危險性。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在中國的1960年代,‘青年’和‘老人’的位置才會出現(xiàn)一種戲劇性的顛倒?!眳⒁姴滔琛陡锩?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頁
49宋文壇:《青年的位置——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文學中的“青年問題”論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6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