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老師有云，青春是對化凍沼澤的涉渡，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好。

網(wǎng)上有個怪現(xiàn)象是，如果一個人，深刻精妙地總結了一件事一種情感，就會有人在底下紛紛留言：“我也是這么想的”，“這也是我的心里話”。當初看到戴老師的這句話時，我也產生過這種想法，但是實際上引起強烈共鳴和自己能夠有如此獨到的抽象概括能力是有本質區(qū)別的，二者并不能但常被混為一談。

我在快手上關注過一位長白山林場子弟，他曾經多次提及早年進山采參的經歷，在入山的過程中他們經常需要穿過沼澤。這個過程有著現(xiàn)代都市人難以想象的危險和奇妙的經歷。巨大蠻荒的林莽之中，個體人類顯得極為脆弱和渺小，精神和肉體都不堪一擊。他曾經提到過在幾個月單調的疲憊的穿越后，人常常會精神失常。一次在大霧中穿越沼澤時，隊伍應該沿著一種扎根很深的植物的分布去穿越，因為這種植物代表著它的腳下有足以支撐人類體重的土地，而不是會致使人陷落窒息的泥水，但是隊伍中的一個人，宣稱他聽到了女人的歌聲，歌聲無比地風騷妖嬈，令他欲罷不能，于是他就擅自脫隊，向濃霧中走去。隊伍中沒有人拉他，以防和他發(fā)生扭打，從而一起被陷。很快這人就沒了動靜，也沒有人再見過他。

還有一次，隊伍在冬天進山拖木材，由于沼澤全部結凍，只有在這個季節(jié)可以將大量的木材拖出林場。冬天的大霧中隊伍幾乎凍斃，突然大霧消散，剛才還看不見面前手指的濃厚冰霧突然消失，天地清明，這時隊伍才發(fā)現(xiàn)前面是一條斷頭路，路的盡頭是一座懸崖。雖然科學上可以很好地解釋，當氣溫足夠低，空氣中的水分全部結冰落地，濃霧就自然消失，但是林莽與沼澤已然在這位林場子弟的心目中播下了敬畏和恐懼。各種神怪妖魔常常出現(xiàn)在他的敘事中，在他的描述中，沒有人能在遍布沼澤的林莽中心境平和地過夜，在那里的夜晚，人們充滿了恐懼和不安，為了對抗這些情緒，人們開始不斷調動激烈的情緒，于是變得暴躁，攻擊性也更強，毆斗不斷。人們也在無常的命運里，越來越低落無助，或麻木，因為畢竟，哪怕是身經百戰(zhàn)的老獵人、老護林員，如果失去方向，一場極小范圍的低氣壓對流也會讓人死不見尸，人們只能在勘查明確的一小片區(qū)域里生活，而離開那里之外的地方盡是兇險和未知。

某些情況下，青春和這種環(huán)境確實有著一些相似性，欲望和野心的膨脹使得少年們對自己尚且一無所知的外部環(huán)境或抽象意義上的命運存在自負的蔑視，有時又是防衛(wèi)過當?shù)目謶郑驔_鋒或裹足不前，一體兩面。責任感和法治意識乃至道德都尚未成為一種下意識的考量因素，于是，少年的成長有時呈現(xiàn)出一種危機四伏、迷霧重重的狀態(tài)。同時這種“歷險”經歷因為少年們在激素的作用下極為敏銳的情感觸角可以歷久彌新，成為個體人格塑造的重要動因。

所謂青春的歷險和涉渡，既可以是積極的——個體在逆境中的對抗，對于既定不幸命運的背叛，如中國讀者熟悉的二十世紀上半葉前蘇聯(lián)青春浪漫文學；同時也能是消極的，自我流放式的，抨擊的同時逃避，憤怒的同時投降，如“二戰(zhàn)”后五十年代中期舊金山文藝運動。但是不論這兩種創(chuàng)作方向中的任意一種都無法回避的議題是少年在成長中，他們極速的社會身份的轉變與乏力的能動之間的拉扯。少年突然的自我意識覺醒，伴隨著野心與自然的社會期待，但是同時心智與能力完全不能負荷高度復雜的外部環(huán)境，青春文學在此殊途同歸，即世界是非善的，天地萬物芻狗，雖然世界亦是非惡的，但是對于渺小的個體來說，這種木然中立的態(tài)度就已經令環(huán)境形成一種高壓和不確定，個體在這種涉渡和冒險中，是極為乏力和脆弱的。

聯(lián)系《站臺》這篇小說中的故事，主人公在一個管理松散的教育環(huán)境中，非常容易走上人生的岔路，他與跟自己高度類似的同齡人對選擇既沒有思考也無法負責，或者說他們不能承受嚴酷的后果。條理清晰的外部世界突然介入自己的生活，少年具備成年人的行動力，甚至是更強的行動力，因為心智的混沌，道德與法治觀的模糊，造成了巨大的割裂，行動力和不成熟之間的落差對個體的人生軌跡必然會存在產生巨大影響的可能。

功利角度來說，這當然能被指責為幼稚甚至愚蠢，但是創(chuàng)作的最基本自由在于藝術虛構不需要對法治和道德負責，創(chuàng)作者在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而不是擬定憲法和社會契約，這既不是創(chuàng)作者的責任，更不是創(chuàng)作者的義務。藝術作品的使命在于引起共鳴、展示立場，這種展示行為本身是中立的，它無窮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它不應該被禁止或指導，即正邪、黑白不一定是分明的，人性應該是豐富復雜與運動變化的。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我認識一位舞臺燈光師，他在早年相親的時候，職業(yè)受到了女方家長的歧視，該家長認為他的工作極其簡單，就是好人上臺打紅光，日本兵上臺打綠光，然而實際上文藝創(chuàng)作中不能只有好人和日本兵，紅光和綠光。

同時從另一個他者的回望來看，從一個老警察的回望來看，他青春，或青年時代意味著更充沛的體力帶來的責任執(zhí)行，和更簡單愉悅的道德判斷。同時在與主角的社會和自我雙重放逐狀態(tài)下的青春相碰撞，又豐富了他的同情心，充實了他對復雜人性的理解。而他本人作為一個粗糙正直的男性性別榜樣也在一定程度上堅固和明確了主人公的道德觀，使其向主流社會的評價體系、標準回歸和靠攏。這就是試圖捏合兩種青春文學的世界觀的一次簡單嘗試。

《316》的編寫初衷很簡單，是要探討家庭和社會關系中的認可與尊嚴，探討性作為權利延伸的異化。在失衡的兩性關系中，一方進入被動的狀態(tài)，長期被剝奪和汲取，性愈加暴露它的服從性訓練屬性，盡管這種屬性在平等的兩性關系中并不明顯。

情感剝削一直是一種隱蔽但更為普遍的剝削關系，這種關系可以是由社會資源——如果我們認為樣貌外表是一種社會資源的話——帶來的，也可以是由情感依存關系帶來的。

無疑，這種親密關系會對弱勢一方的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致使他對于性的觀點出現(xiàn)偏頗。被剝削的一方有時候會更加堅定對于剝削型關系的擁護，以維護自己的付出，例如多年媳婦熬成婆之類的。于是文中的老常不是將性看作賦值就看作減益，性本身喪失了它的原始意義與評價，而全然用一種純道德、純利益的計算體系去對它進行審視。

藝術創(chuàng)作是人性的衍射，是經由他者審視自我的回望，于是更平視、寬容，更高差異性地去觀看和閱讀，并不是為了保護虛無抽象的藝術創(chuàng)作結果，而是為了保護和打磨讀者自己的人性與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