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二月，步入而立之年的蘇軾從自己仕途的第一站鳳翔府卸任返京后，入登聞鼓院為官，行呈遞表疏之事。該職位于蘇軾顯然大材小用。到五月時，龍圖閣直學士呂公著舉薦蘇軾學士院試策。做太子時就久聞其名的英宗打算將蘇軾直接越升，召入翰林，授起草詔令的知制誥一職。

在英宗眼里，人要經(jīng)過考試，才知有沒有能力和適合什么職位，但蘇軾卻是無所不能之人，自可破格擢用。不料，素來對蘇軾贊賞有加的宰相韓琦這次堅決反對。面對英宗親詢，韓琦的回答有自己的深思熟慮：“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yǎng)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p>

韓琦的話不無道理，此時的蘇軾，畢竟只在鳳翔府當過三年判官，雖才學驚人，資歷終究不夠，還須經(jīng)一段時間培養(yǎng)，方可堵住他人之口，為朝廷重用。

見韓琦的反對理由充足，英宗沒有堅持己見，又問了句：“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所謂“修起居注”，即專門記錄皇帝言行，乃天子近臣。韓琦繼續(xù)勸諫的理由如出一轍：“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

在今天來看，英宗與韓琦的這段對話對蘇軾仕途影響頗大，使之未能步入更高一層的官職。從中確實可見，改變?nèi)嗣\的，往往是瞬間之事或他人的三言兩語。在很多時候，人提前身入不一樣的位置，會為未來埋下不一樣的種子?，F(xiàn)在，這顆種子被播入另外的土壤。英宗詔令蘇軾為直史館。該職位得經(jīng)一兩年鍛煉，才能擔起如知制誥那樣的重任。

隨后發(fā)生件小事，倒讓人看到蘇軾的性格。韓琦位高權(quán)重，得罪的人自也不少，當一眾執(zhí)政官中有人將他與英宗的對話告知蘇軾時，蘇軾說道：“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這件事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朝廷沒有任何可稱隱私的事件，哪怕皇帝與臣子的單獨交談，也總有神秘莫測的渠道將之流傳于外；二是蘇軾胸襟坦蕩，韓琦同樣無個人私見，但他們并不能保證大宋船只上的其他水手們也都勠力同心。當兩年后神宗繼位，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登場，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都因反對變法而或主動或被動地先后離京。那時無人預見大宋明日將遭遇怎樣的險風惡浪。當大宋船只最終沉沒海底時，這些名震當時的人物都已作古，但若追根溯源，曾經(jīng)制定朝廷決策之人，誰又真正脫得開干系？蘇軾以為阻攔自己進翰林的韓琦有古人君子之風，但不等于自己的人生也將被君子之風庇護。接下來一年不到，蘇軾就猝不及防地遭遇了兩次重大生活打擊。

二

第一次打擊是韓琦與英宗對話不久后的五月二十八日，蘇軾二十七歲的妻子王弗病故。王弗嫁給蘇軾時，尚值十六歲的碧玉年華，蘇軾也才十九歲。二人少年結(jié)發(fā)，情深意篤。蘇軾翌年為妻子撰寫的墓志銘中，有兩段話能見出二人的深厚感情和王弗的過人見識。

一是回憶二人新婚燕爾時，“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币馑际翘K軾與王弗結(jié)婚時，并不知妻子幼讀詩書，王弗也從來不提，只是當蘇軾念書時，王弗總終日相伴，似不覺書本枯燥。后來蘇軾忘記一些書中之言時，王弗都能隨口說出。驚訝之余，蘇軾再問妻子其他書，王弗無不應答如流。蘇軾對妻子的才思和安靜性格極為喜愛。

二是關(guān)于自己初入官場時，“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為于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找韵染越漭Y者相語也。軾與客言于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與是人言?！衼砬笈c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讯?。”這段話是說蘇軾在鳳翔為官時，每次在外辦事回來，王弗一定仔細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并時時提醒丈夫，在初來乍到的陌生之地，為人做事必得謹慎。另外，每當蘇軾在家中會客時，王弗都立于屏風后傾聽，客人走后，王弗會幫助丈夫分析與客人間的對話，并以自己深思熟慮的判斷勸誡丈夫，什么人可交，什么人不可交。事后往往證明王弗的話無不正確。所以王弗去世，對蘇軾來說，不僅是失去了一位賢妻良母，還失去了一位賢內(nèi)助，“余永無所依怙”六字可見蘇軾當時痛苦之深，連蘇洵也不無感傷地說道：“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cè)。”

接受父命的蘇軾因初回京師，一時無法返回巴蜀，便將妻子待葬于京城之西。不料一年未滿，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二十五日，時年五十八歲的蘇洵也病逝于京師。無論從哪方面看，蘇洵都是對蘇軾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的第一人。當蘇軾八歲入天慶觀道士張易簡門下就讀之前，蘇洵已對其親作學問發(fā)蒙。最令蘇軾無日或忘的，是父親帶自己和弟弟千里跋涉，赴開封應考。當自己與弟弟金榜題名后，父親只被趙抃舉薦為秘書省試校書郎，后為河北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項城令姚辟修纂《禮書》。蘇軾兄弟自然知道，父親修纂《禮書》雖一絲不茍，但筆下重心，始終是廢寢忘食地撰寫《易傳》，今因一場“風氣不和”的小疾未加留意，竟驟然加重到藥石難醫(yī)的地步。

面對未酬心愿，蘇洵臨終前交代蘇軾，命他將自己未修完的《易傳》完成。“泣受命”的蘇軾還無從預料，當終于完成父親遺命時，自己已年過花甲，人也被貶至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了。此為后話。

蘇洵雖未有進士之身，其才學卻早得歐陽修由衷贊賞。若以官位論，蘇洵的文安縣主簿不過微不足道的九品小官，與高居廟堂的歐陽修、司馬光等人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后者眼里，蘇洵的才學令人敬慕。在其臥病期間，歐陽修一連寫來三封致候信函；當其去世，司馬光不僅親來吊唁，還在蘇轍請求下，為去世八年的蘇洵之妻程氏撰寫墓志銘。蘇洵墓志銘則由歐陽修親撰，為其蓋棺定論。當蘇軾將父亡之事上奏朝廷，英宗也“聞而哀之”，于六月九日贈故去蘇洵為“光祿寺丞”，同時還賜雙絲細絹和白銀兩百兩，用于安葬開支，兄弟二人謝恩，卻未受細絹白銀。

辭別京師，蘇軾與蘇轍舟載蘇洵和王弗的靈柩返蜀。

萬國咸通的開封，在蘇軾眼中又一次變得遙遠和不可見了。

三

四川位于開封西南，因棺需舟載，兄弟倆選走水路，船只就難免有些南轅北轍—先取東南而行，至安徽泗州（今江蘇盱眙東北）后，再東行至江蘇洪澤（今淮安），然后逆長江下游，取西南向穿過安徽，進湖北樊口（今鄂州市西部）。此時的蘇軾當然無法預料，二十八年后，自己被貶惠州時，將以一模一樣的路線穿過安徽全境，萬千感慨自是難免。所謂感慨，就是世事滄桑了。

從蘇軾和蘇轍當時的年齡看，兩人分別為三十一歲和二十八歲，都值激情之年，卻遭遇父母雙亡之痛，尤其蘇軾，連妻子也躺在身邊棺槨，心頭凄楚，不免有世事無常、人生多變之嘆。未料到的是，大宋一朝的變化也在發(fā)生。當兄弟船入三峽，還未進入險要的夔州云安下巖時，時間已是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朝廷變化橫生，正值三十六歲壯年的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是為對趙宋王朝將產(chǎn)生絕大影響的宋神宗。

不論蘇軾對政治敏感與否，畢竟未入翰林，無權(quán)參與機要，只在給明日狀元許安世的一封回信中，以“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劍之悲”句表達了自己對英宗駕崩、神宗登基的臣子心理。

四個月后，蘇軾兄弟終于將父親和王弗的棺槨護送到眉州故鄉(xiāng)。

時光委實如電，自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初離開故里，已八年光陰彈指。眼前物是人非，父喪妻亡，不能不令人感到蘇門不幸。是祖上不庇護后人嗎？一日，蘇軾兄弟在家中整理舊書時，發(fā)現(xiàn)父親蘇洵撰寫祖父蘇序事跡的幾頁殘稿，知父親欲留祖父言行于后世，遂決定完成父親意愿，撰寫了紀念祖父的《蘇廷評行狀》一文。完稿后，蘇軾于翌年春天給曾鞏去信，從“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于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句可見，蘇洵生前就有意請曾鞏為蘇序撰寫墓志銘，蘇軾便函請曾鞏撰文，以了父親遺愿。

到十月時，蘇軾兄弟終于將父親安葬在眉州彭山安鎮(zhèn)可龍里，與母親程氏合葬，墓邊有蘇軾兄弟親手種下的密密青松。從蘇軾當時寫給眉州通判賈訥的“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來看，為營建父母墳塋，蘇軾兄弟付出的精力和心血都難以想象，三萬棵青松雖非確數(shù)，也絕非三五天就能種完。這大概也是他們四月扶柩回鄉(xiāng)，十月才正式將父親下葬的原因。

依蘇洵生前之言，王弗也葬在蘇洵夫婦墓地西北側(cè)。

第二年，即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蘇軾兄弟守喪結(jié)束，但他們到除服四個月后的初冬十月才動身返京。其間緣由，是蘇軾續(xù)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閏之?；楹?，兄弟二人將父母墳墓的照管事宜委托給堂兄蘇不危及好友楊濟甫，才第三次踏上了從故鄉(xiāng)往京師的長途。翌年，即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蘇軾兄弟風塵仆仆，再抵開封。恰在此時——具體日期是二月三日，神宗任命四十九歲的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使之正式步入大權(quán)在握的宰執(zhí)行列。一場將影響大宋未來命運的“熙寧變法”終于緊鑼密鼓地拉開序幕。蘇軾也理所當然，在天下震蕩的變法激流中，將劈面遇見自己從未預見過的人生劇變。

四

作為一個名詞，“王安石變法”早已進入中學歷史課本。但課本終究缺失將事情來龍去脈說清楚的篇幅和必要，這里有兩點不能不談：

第一是趙匡胤從后周的孤兒寡母手上奪得皇位后，心知掌兵權(quán)的武將一旦心生異志，勢必再引天下動蕩。于是，趙匡胤一方面“杯酒釋兵權(quán)”，一方面定下“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國策。他或許能察覺、卻又無法消除的隱患是，重文輕武的策略定下后，始終對中原虎視眈眈的遼國與西夏武力方遒，自己的后世子孫有沒有能力對付就得打上一個問號。果然，宋太宗為一勞永逸地解決難題，不惜兩次御駕親征，北上征遼。結(jié)果不僅軍事失敗，自己臀部還挨了兩箭，傷勢年年復發(fā)，不得不收住“削平天下之志”。到宋真宗即位后，遼國入侵，同樣御駕親征的真宗畏懼遼人兵勢，在軍勢未落下風的情況下，不顧寇準之諫，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以每年“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歲幣支付換來宋遼間的馬放南山。當知人善用的仁宗登基后，以“慶歷和議”再息大宋與西夏兵戈，國家得到徹底的休養(yǎng)生息，經(jīng)濟發(fā)展至頂峰。但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quán)，仁宗逐漸奉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的籠絡(luò)政策，導致官員貪權(quán)戀位，淬厲奮進之心漸失。面對土地兼并、慶歷增幣、兵變相繼、貧弱已成的不安局面，時為參知政事的范仲淹于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明確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的主張，以達節(jié)省錢財?shù)母母锬康?。仁宗準奏，詔令范仲淹、富弼、韓琦為三執(zhí)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為四諫官，主導實施新政。但僅過一年，新政觸犯官僚利益，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先后被排斥出朝廷，新政徹底失敗，時為慶歷五年（1045年）八月。

第二是神宗登位后，先朝未能根除的問題愈加嚴重。日益加劇的財政虧空、饑民暴動，尤其每年供給遼國和西夏的歲幣雖換來和平，卻不等于強悍異族會真的任刀槍生銹——當西夏李元昊稱帝，與宋爆發(fā)戰(zhàn)爭后，遼興宗乘機大兵壓境，迫使宋每年對遼再增歲幣十萬兩。

是時，心知“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神宗涌起改除弊政之意。善窺圣意的禮部尚書曾公亮將韓琦排擠為永興軍兼陜府西路經(jīng)略安撫使后，向神宗舉薦素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為相。韓琦離京時雖以“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的諍言勸諫神宗，但王安石以一篇《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對神宗親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問題作出了頗得天子之心的回答。王安石在文中稱贊過幾位先皇仁德后，痛感今日“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因此力諫神宗，“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上書，既撓到神宗癢處，也的確說到點子上。亟盼富國強兵的神宗字字讀完后，對王安石竟立有李世民得魏征、劉備得諸葛亮的振奮之感。該事發(fā)生在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蘇軾尚于眉州守孝。當他與蘇轍翌年返京時，變法的雷聲已在天邊隱約作響。朝中人人皆知，自己的命運將在變法帶來的狂風暴雨中改變。蘇軾和蘇轍算是首當其沖，作出反應的第一批。

五

就變法目的而言，王安石是為扭轉(zhuǎn)國家積弱積貧的現(xiàn)狀，談不上個人私欲。但窮究“變法”乃從根本上進行權(quán)力洗牌。王安石雖從二十多年前的“慶歷新政”失敗中汲取了不少教訓，還是因過于急切和自視太高，尤其在不無烏托邦理想的驅(qū)動下，不惜以“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于庸人”的桀驁之言，將朝廷百官置于自己的對立面。以范純?nèi)室会樢娧脑拋碚f，王安石簡單粗暴地將朝廷大臣分為“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三類。這是王安石剛愎獨斷性格的體現(xiàn)，后果是既為派系提供了傾軋工具，更為宋廷從此陷入黨爭泥沼埋下悲劇的伏筆。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回京后，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之位，再被授以判官告院兼尚書祠部的閑職，蘇轍則在三月十六日被任命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所謂“制置三司條例司”，乃王安石特地于二月請設(shè)，負責國家經(jīng)濟籌劃，制定并頒布新法，為實施新政的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主管人為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得入該司，倒不是王安石覺得蘇轍才適其位而舉薦，而是蘇軾兄弟返京后，自然面對朝廷步入變法前的激烈氣氛。三月九日，蘇轍上書神宗說道：“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

蘇轍看到的“害財者三”并不新鮮，它也是當年“慶歷新政”想解決的核心難題之一。蘇轍今日再提，無非仁宗和英宗朝積弊之事，到神宗朝愈加凸顯。從神宗親批“頗得其要”四字來看，蘇轍點出了朝廷至為尖銳的國庫空虛問題。

當日御覽蘇轍奏疏后，神宗即將蘇轍召至延和殿親詢，也就有了七天后命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的詔令。

見弟弟身為王安石下屬，蘇軾頗感不安。王安石性格原本“狷狹少容”，沒把哪個大臣放在眼里。而且，蘇洵生前與王安石芥蒂頗深，蘇軾兄弟自也與其不睦。所以蘇軾能預見，在王安石手下，弟弟的日子不會好過。當蘇轍履職剛過十日，蘇軾就憂心忡忡地給堂兄蘇不疑去信寫道：“諸事措置，雖在王安石、陳升之二公，然檢詳官不可不協(xié)力講求也?！?/p>

但即便蘇轍愿意“協(xié)力”，王安石也不會對“素與己異”的人加以使用和信任。朝中官員看不上，王安石就從新人入手。其時，一個叫呂惠卿的真州（今江蘇儀征市）推官正期滿返京，經(jīng)王安石器重的曾鞏之弟曾布推薦入制置三司條例司。順便說一句，呂惠卿與蘇軾兄弟同為嘉祐二年（1057年）進士，算師出同門。與呂惠卿交談后，王安石極為振奮地認為“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

冷眼旁觀的蘇轍卻看得清楚，“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奸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但在苦尋人才的王安石那里，立視呂惠卿為第一心腹，事無大小，必與相商，至于建請章奏，更沒哪篇不出自呂惠卿手筆。蘇轍痛感自己“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樸拙，議論迂疏，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到后來不得不自請離職。該事稍后再述。

堪稱大刀闊斧的王安石變法進行不到三個月，朝廷已震蕩不止，御史中丞呂誨和知諫院范純?nèi)识家蛲醢彩皩隆钡闹G言而被迫外任知州。蘇軾與王安石的沖突也終于在五月間爆發(fā)了出來。

六

王安石的變法內(nèi)容覆蓋了政治、經(jīng)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各個領(lǐng)域，名目繁多，主要劃分為“富國”“強兵”和“取士”三大部分。當年四月，“取士之法”揭幕，神宗下詔，議更學校貢舉之法，限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處的臣僚在一個月內(nèi)出具議狀聞奏。在王安石看來，大宋百年來以詩賦、明經(jīng)諸科為核心的取士之法應改為以經(jīng)義與論策為主的取士之法，目的是選拔出具有經(jīng)綸濟世和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仁宗朝時，蘇軾就反對因循茍且，力主改革，但前提是求穩(wěn)勿亂和緩進漸變。如今王安石的新法推進堪稱雷厲風行，不僅蘇軾，連最初并不完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也受不了，于翌年上書神宗，要求取消“青苗法”，時王安石正得專寵，還以一篇措辭強硬的《答司馬諫議書》作答，事情自然未果。

面對各機構(gòu)臣僚都覺新法可行的贊同聲，蘇軾在“限令一月”后的五月呈上《議學校貢舉狀》疏議，認為“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于吾世足矣。至于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yōu)？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

神宗閱后，醍醐灌頂般說了句“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當日便召蘇軾，開門見山問道：“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币馑际悄阌X得今日政令有哪些不足？哪怕是我的過失，也直言無妨。蘇軾的回答堪為一語中的：“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鄙褡诼牭勉と灰惑@，點頭說道：“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p>

聽聞神宗召見蘇軾，王安石心中驚疑不定。過得幾天，神宗召王安石問“軾為人如何”時，王安石擔心神宗會重用蘇軾，忍不住反問：“陛下何以召見軾？”神宗回答得極為痛快，說蘇軾是唯一與群臣意見相左之人，所以特地召詢。王安石對蘇軾懷有頗深成見，如何受得了蘇軾受寵于神宗和反對自己？哪怕受寵還只是一個信號苗頭，也必須立刻撲滅，當即嚴肅說道：“陛下如此錯矣！”其理由冠冕堂皇，認為做臣子的，都以被皇帝召見為榮，神宗在還不知“軾為人如何”的前提下，就因一封上書而立刻召見，恐怕其他臣子會依樣畫葫蘆，以獲進身之利。

神宗倒認為自己的天子身份與朝臣距離太遠：“后或無狀，不能始終，此說何如？”王安石卻以為，皇帝與官員間，“患不考實，雖與何害”？隨后，君臣商定，對蘇軾“當以事試之”。神宗的想法是，“欲用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哪里肯讓如此重要之職落入蘇軾之手？當即稱蘇軾所學與自己推崇的王道政治截然不同，修出的條例必與新法沖突，可用其他事來“試之”，最后說道：“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

就這樣，王安石將蘇軾排除在自己的變法行列之外。在后人眼里，王安石的理想雖說遠大，但其剛愎自用的性格決定了范純?nèi)仕f“倘欲事功急就，必為奸佞所乘”的預言成為現(xiàn)實。在今天回顧當時的大宋朝廷，實為人才濟濟。且不說對王安石有舉薦之恩的歐陽修、富弼尚在，同輩中的司馬光、蘇氏兄弟等俱為才華橫溢之人，都被王安石棄而不用，乃至司農(nóng)丞黃廉后來扼腕發(fā)出“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的嘆息。

七

神宗雖專信王安石，卻不等于對蘇軾的才華視而不見。三個月后的八月十四日，神宗頒布詔令，命蘇軾為國子監(jiān)舉人考試官，同為考官的還有集賢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秘閣校理錢藻，館閣?？鳖櫯R，監(jiān)察御史里行張戩，比部郎中張吉等人。明知王安石與蘇軾不和，神宗仍命此次考試由蘇軾出題，可見神宗對“取士之法”尚抱試探之心。

蘇軾對變法既心存抵觸，又對王安石只知稱頌神宗而獨斷大權(quán)的行為極為反感，有此機會，考題就出得有些冷嘲熱諷——當然，題目非詩賦，而是策問——“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

王安石得知題目，如何不知字字句句在譏諷自己？自是心下震怒，但他也不敢公開稱蘇軾將當今天子比作苻堅和燕噲，那樣的話，只怕神宗反對己生隙，但蘇轍在自己手下，自得好好整治一番。果然，早不堪排擠的蘇轍在兩天后上疏說道：“臣已有狀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币馑际亲约涸谥浦萌緱l例司難以發(fā)揮己長，請求另任適合自己的職位。

接疏后，神宗召來吏部尚書曾公亮相詢。后者自知蘇轍窘境，便以“欲與堂除差遣”作答，以為可應允蘇轍的去職要求，神宗便授蘇轍為河南府留守推官。今從《蘇穎濱年表》看，蘇轍并未赴任，到第二年——即熙寧三年（1070年）正月九日，又被任命為“省試點檢試卷官”，這次蘇轍履職兩個月不到，又發(fā)生一事，二月二十六日，曾于嘉祐元年（1056年）有恩于蘇氏父子的觀文殿學士張方平就任河南府知陳州（今周口市淮陽縣）之職。張方平奏請將蘇轍改任為陳州教授。神宗準奏，蘇轍遂與張方平同赴陳州，離開京師。

回到熙寧二年（1069年）八月，蘇軾雖因出考題一事惹怒王安石，但當時朝中，畢竟還不是王安石一手遮天。蘇轍剛離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就提請皇祐五年（1053年）進士孫立節(jié)補蘇轍之位，不料孫立節(jié)直接拒絕，后果是被調(diào)離京師。這也是朝廷派系漸分的結(jié)果，變法派以王安石為首，保守派則以司馬光為尊。在神宗那里，雖寵信王安石，對司馬光等人也覺大才可用，但如此一來造成的后果就是諫官太缺。在命蘇軾為考官前的六月二十七日，神宗就已下詔令，命舉薦諫官，當時尚在朝中的張方平推選尚書刑部郎中李大臨和蘇軾二人。在張方平眼里，李大臨“識蘊純深，風局沖遠”，蘇軾則“文學通博，議論精正”。但蘇軾知神宗重視變法，自己若多進諫言，實為天子不喜，便說了句“吾知舉堪諫官者，不知其他也”，直接拒絕了。到考試后的十月六日，神宗又命司馬光舉薦諫官，并囑咐后者：“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彼抉R光不敢怠慢，于翌日“密具姓名聞奏”，推舉了陳薦、蘇軾、王元規(guī)、趙彥若四人，并強調(diào)蘇軾“制策入優(yōu)等，文學富贍，曉達時務(wù)，勁直敢言”，在奏章最后，還特別補充了“此四人者，臣所素知”八字。

即便如此，蘇軾的諫官之位，仍未被準奏。但神宗終覺蘇軾文才出眾，到十一月初時，又想命他和右正言、直集賢院孫覺為“修起居注”——當年英宗便想授蘇軾此職，被韓琦諫阻。今日神宗像當年英宗召韓琦相商一樣，也在下詔前召王安石相商。王安石當即說道：“軾豈是可獎之人？”神宗素喜蘇軾文章，也就擺出理由：“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王安石立刻回答——還是翻譯成白話文方便閱讀——不是我非要說蘇軾是奸邪之徒，他以前寫《賈誼論》，就能看出對天下之權(quán)有覬覦之心。為了依附歐陽修，更是不擇手段，當年他父親去世，他表面上不接受韓琦等人贈送的金帛，卻販運數(shù)船蘇木，入川倒賣。司馬光稱呂惠卿受賄，卻說蘇軾為人磊落，實乃對呂惠卿行誣陷之舉。今朝廷正值變法，也就是易風俗、息邪說，今貿(mào)然用蘇軾做記錄陛下言行的高官，則天下必不知陛下好惡所在。當然，蘇軾有才不假，人望也高，自不能廢置不用，命他到哪個省府做推官就算盡其才了，怎么能讓他成為陛下身邊的近臣呢？

王安石這番話說得頗為惡毒，尤其指責蘇軾返蜀守孝時私運蘇木，更是無中生有的誹謗之詞。神宗聽完王安石的話后，打消了擢用蘇軾的念頭。詔令于十一月六日頒布，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和孫覺同為“修起居注”，蘇軾則被任命為開封府推官。

八

蘇軾走馬上任時，距熙寧三年（1070年）元夕已然不遠。在關(guān)于節(jié)氣的詩詞中，歐陽修筆下的《生查子·元夕》是其中出類拔萃的一闋：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先撇開歐陽修在該詞中托出的細致情感，就描寫的場景看，元夕之夜不僅人多，還有無數(shù)花燈耀眼。當開封府接到減價購買浙江四千余枝花燈的旨令后，蘇軾給神宗上疏，直截了當?shù)卣f道：“陛下游心經(jīng)術(shù)，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yǎng)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售其值！故臣愿急罷之?！?/p>

過得十余日，朝廷下旨，果然停止購買花燈。

神宗從善納諫，對蘇軾鼓舞不小，尤其那句膽量頗大的“此不過以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yǎng)耳”的話能被神宗接受，已說明神宗算得上開明英主。蘇軾不禁又想起從九月開始頒布的“青苗法”。所謂“青苗法”，乃王安石變法的舉措核心之一。從出發(fā)初衷看，該法是為抑制兼并，在收成青黃不接時，以買進糧食的本錢借給百姓，用作救濟。法令還特別強調(diào)，不許均配和抑勒，但到實際執(zhí)行時，大量地方官卻對白紙黑字的“取民情愿”四字視而不見，甚至為了邀功，不僅訂立額度，還強令百姓向官府借貸，并隨意提高利息，竟致“青苗法”蛻變?yōu)閷Π傩盏闹乩P剝之法，政府成為百姓的合法高利貸者。國庫雖因此豐盈，民間卻苦不堪言，竟至逃亡者和自殺者不計其數(shù)。

因神宗同意了自己罷買花燈之奏，蘇軾精神一振，又上一疏，從“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不在赦”開始后，筆鋒一轉(zhuǎn)，將心頭塊壘盡數(shù)傾吐，“臣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結(jié)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睆倪@里開始，蘇軾指向今日新法，他先以商鞅變法為鑒，稱商鞅“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隨即以為王安石設(shè)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乃“求利之名也”，認為朝廷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的最好辦法就是“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在蘇軾看來，“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shù)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辈⒓怃J地指出現(xiàn)狀，“今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jīng)典明文，無補于怨。”與此同時，蘇軾提出了變法雖是必須之舉，卻不能操之過急的建言，“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

將這封長達六千余言的奏疏呈上后，蘇軾并未如前次“諫買浙燈”那樣得到回應。在今日朝廷，王安石因變法使國庫大增，自得神宗信任。今見蘇軾竟然勸神宗取消自己一手設(shè)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惱怒非常，當即更進一步，勸說神宗應以“獨斷”之姿面對反對意見，這就使朝廷形成一股自請外任和依附新貴入朝的政治漩渦，蘇軾也無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直到一場始料不及的誹謗使他終于做出改變?nèi)松臎Q定。

九

前文談過，熙寧二年（1069年）六月，張方平曾舉薦李大臨和蘇軾任諫官。事雖未果，神宗仍想擢升張方平為宣徽使，但在王安石眼里，張方平為人“奸邪，人孰不知”，做此提拔，“無補圣政”。

張方平原本反對新法，聽到王安石的攻擊言辭后，堅決向神宗請求外任，才有了前往河南任知陳州一事。今人讀王安石詩文，自是欽服其才，但在政治斗爭中，歷來就是你死我活。當年曾公亮舉薦王安石時，張方平曾提出反對，從“懷怨在心”的王安石與神宗這番對話看，倒還真應了韓琦那句“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之言，司馬光則說得更加客觀：“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zhí)拗耳。”執(zhí)拗之人往往氣量不夠。從這件事能夠看出，宣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為了不讓人阻撓新法，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張方平的自請外任是朝廷大量官員反對變法而為之的一個縮影，就連時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的司馬光也向神宗提出外任請求。當時神宗正打算擢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斷然請辭，其理由是：“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神宗頗為不安，問到王安石，后者冷冷答道：“光外托劘上之名，內(nèi)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彼^“附下”，乃指司馬光與劉攽、劉恕及蘇軾兄弟等反對變法的下級官員往來頗深。

面對身邊一連串變動，蘇軾再次給神宗上書。與上封措辭相比，這一次堪稱無所顧忌，“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彼抉R光則不僅勸神宗取消青苗法，還給王安石接連寫去三信，指后者犯有“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端，導致“天下怨謗”。王安石的回答卻是“固前知其如此也”，意思很明確，我一開始就知道會是這樣，其理由是自己“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并將自己的理想主義姿態(tài)付諸筆端，“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

見王安石一意孤行，神宗也為其撐腰，司馬光除了自請外任，已無路可走。

在神宗那里，則將蘇軾的第二封上書交王安石過目。王安石讀后，惱怒非常，索性對神宗說道，“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竟是勸神宗將蘇軾削去官職，幸好曾公亮說了句“軾但異論耳，無可罪者”，才使蘇軾免去災禍。

但王安石對蘇軾已到不可忍耐的程度，過得幾天，又在覲見神宗時加重言辭力度：“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為其才可惜乎！譬如調(diào)惡馬，須減芻秣，加棰撲，使其貼服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且如軾輩者，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今天讀王安石這番話，仍不免心驚肉跳。在未讀歷史，又想當然以為同時代文學巨匠必惺惺相惜的人那里，如何想得到王安石竟會將蘇軾比作“惡馬”，不僅要減少食料，還應以暴力使其屈服？從中足見王安石對蘇軾反對新法之舉已怒火填膺。在王安石看來，自己為朝廷殫精竭慮，使國庫充盈，竟招致一片反對之聲，如何不惱？縱觀中國歷史，不被理解的才士，要么如嵇康那樣憤世嫉俗，要么如王安石那樣一意孤行。無論在哪種人那里，都自覺不自覺地以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自認，視所有阻攔者為敵。今王安石見神宗對蘇軾不肯削官，便擬在其他地方對蘇軾等人再次發(fā)起攻擊。

時機轉(zhuǎn)眼就來了。

十

當年，即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朝廷設(shè)春榜之考。神宗原想命蘇軾再為考官，王安石仍對蘇軾去年的考題耿耿于懷，當即稱蘇軾“所學乖異，不可考策”。神宗遂改命李大臨與蘇軾為殿試編排官，初考官為王安石的頭號心腹呂惠卿，復考官為編修《新唐書》之一的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

朝廷有何風向，自有工于心計的考生迎合。呂惠卿閱卷時，見一叫葉祖洽的考生通篇力頌新法，便定為第三等中，位列甲科。當考卷到宋敏求手中后，改為第五等中，便是落第之卷了。呂惠卿仍堅持列甲科三等，以使葉祖洽有殿試之機。葉祖洽也頗為圓滑，在殿試時寫有“祖宗多因循茍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句。這一大拍馬屁的句子使呂惠卿欲將葉祖洽列為第一，李大臨、蘇軾自然反對。神宗命陳升之面讀《均等策》后，親賜葉祖洽進士及第第一，這便是狀元了。蘇軾憤而上疏：“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王安石聽聞，對蘇軾更為惱怒。但恰恰這次開科取士，王安石也對自己頒布的新法首次涌上疑竇。當年中進士第五名的，是曾列王安石門下的陸佃，此次京師高中，自當?shù)情T拜見，以謝師恩。王安石雖新法連頒，終未親入民間，今朝廷反對聲此起彼伏，尤其已外任河北安撫使的老臣韓琦也上奏稱青苗法“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后，神宗有所動搖，王安石心下也不無疑惑。見陸佃登門，便問新政在外情形。

陸佃回答得很老實：“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蓖醢彩粤艘惑@，又問百姓如何看待自己。陸佃回答說，我看您謙虛異常，民間卻說您不聽他人意見。王安石聞言一笑，說道：“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陸佃走后，王安石雖嘴上稱他人諫言為“邪說”，心下仍自不安，遂召呂惠卿詢問，后者輕描淡寫地說道：“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zhì)究矣?！边^不多久，李承之回京，謊稱百姓對新法均無異議。王安石放下心來，也就將陸佃之言拋諸腦后了。

到六月時，又發(fā)生一件令王安石不悅之事?！短街污E統(tǒng)類》說得清楚，總想與群臣拉近距離的神宗又一次“會詔兩制舉諫官”。朝廷的議論頗為統(tǒng)一：“當今宜為諫官者，無若蘇軾?！睍r年六十三歲的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范鎮(zhèn)也果然再舉蘇軾及孔文仲二人，結(jié)果從范鎮(zhèn)事后請求辭官的上疏中可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

范鎮(zhèn)舉薦落空，原因是任御史知雜事的謝景溫擔心蘇軾若為諫官，必然對新法有所攻擊，遂對蘇軾行誹謗之事，致使阻撓生效。謝景溫的妹妹是王安石弟弟王安禮之妻，既與王安石為聯(lián)姻親家，自當為新法搖旗吶喊。為阻止蘇軾為諫官，王安石還不惜親自出面，召蘇軾的程姓外弟入問。早在十多年前，蘇軾姐姐嫁至程家，年紀輕輕竟被虐致死，蘇洵盛怒不已，令蘇門斷絕與程家的任何往來。王安石召來的程家人具體是誰，史乘未載，從《蘇軾立朝大概》中可見，聽到王安石對蘇軾過失的詢問后，程姓人說了句“向丁憂，販私鹽蘇木”，意思是蘇軾當年送父親棺槨回鄉(xiāng)時，載了不少私鹽和蘇木。王安石聞言大喜，隨后的上奏一事就由謝景溫出馬了。

八月五日，謝景溫字斟句酌地寫好奏疏，稱蘇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等等。神宗接奏，頓時龍顏震怒。他還記得兩年前王安石說蘇軾返蜀時私運蘇木，當時未做追究，如今得知運送的不止蘇木，竟還有私鹽，這便是觸犯死刑之法了。神宗即召司馬光入見，直接說蘇軾非良臣，你一直推崇和舉薦他，看來是走眼了，當年他父親去世時，我賜絹贈銀，韓琦也贈銀三百兩，歐陽修贈銀二百兩，蘇軾均未接受，天下人還以為他是磊落君子，沒想到暗中卻干販賣私鹽的不法勾當。

司馬光當即回答，蘇軾連多達七百兩的贈銀都不肯接受，怎么會去販賣獲利更少的私鹽？并不客氣地指向事情核心：“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能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p>

司馬光說到的李定也就是十年后炮制“烏臺詩案”，誣奏蘇軾“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jié)”，導致蘇軾被貶黃州的主謀者之一。司馬光稱他“禽獸之不如”，是因李定當時恰逢母逝，卻匿不服喪，引來滿朝非議，但他早年受學王安石門下，原有師徒之名，入京后又對王安石說青苗法“人民稱便，皆大歡喜”，使王安石心花怒放，將其引薦給神宗，現(xiàn)欲用其為監(jiān)察御史，司馬光說的就是此事。

蘇軾第三次被薦為諫官不成尚是其次，最主要是雖有司馬光辯護，販賣私鹽終是大罪，神宗當即命人調(diào)查。對蘇軾來說，無法提供自明證據(jù)，就只能苦候調(diào)查結(jié)果了。從他十月二十八日寫給堂兄蘇不疑的信中可見，此時的蘇軾，已深感“孤?！?。

十一

到十二月時，蘇軾販賣私鹽案還未有結(jié)果，朝廷下詔，罷免其開封府推官一職，仍然回告院履判官舊職。兩個月后，已至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朝廷經(jīng)兩年不以詩賦為考題的嘗試后，正式頒下《更科舉法》，其核心是“進士罷詩賦、貼經(jīng)、墨義，令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jīng)，兼《論語》《孟子》之學，試以大義，殿試策一道。諸科稍令改應進士科業(yè)”，并“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所謂“封彌”，是為防止考場舞弊，將試卷中的考生姓名和籍貫糊好，加以編號和鈐印，考官也就不知考生為誰。如今王安石竟欲取消此法，身為疑罪待查的蘇軾仍抑制不住，上疏反對。二月五日，對朝事徹底失望的司馬光終于在數(shù)次請辭后獲準，離京任知許州一職。臨行前，司馬光上章，稱贊蘇軾敢言。

但即便敢言，又有什么結(jié)果呢？蘇軾回顧自己自嘉祐六年（1061年）鳳翔初仕始，到熙寧四年（1071年）的今天，恰好經(jīng)不折不扣的十年宦海生涯，委實感慨萬千。當年金榜題名時，原本以為可大展拳腳，盡施匡時濟世的抱負，不料十年下來，仕途竟走得越來越步步驚心，連從未想過的誹謗之事也會從天而降，心中自苦悶異常；再看今日朝廷，但凡反對新法的大臣已一個個離京，從御史中丞呂誨和知諫院范純?nèi)书_始，逐年離京的還有張方平、蘇轍、錢藻、劉攽、呂希道、文同、蔡冠卿、劉恕、胡允中、范鎮(zhèn)、司馬光等等。每走一個，蘇軾就送一個。這幾年的開封生涯，蘇軾心情抑郁，寫詩極少，后人統(tǒng)計出的，只有寥寥可數(shù)的十九首，且多為送別之作。從他“子行得所愿，愴悢居者情”“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等苦悶詩句看，蘇軾對京師已無絲毫留戀。

終于，經(jīng)半年多調(diào)查，蘇軾販賣私鹽之事因無實據(jù)，便不了了之。當年六月十一日，人在蔡州的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的身份退休，遷居潁州（今安徽阜陽市）。蘇軾雖致賀函，心中卻惘然若失。自歐陽修離京后，蘇軾就覺京師空蕩，今知其不再返京，愈覺新黨把控的朝廷非久留之地，如今連販賣私鹽的死罪也可炮制出來，下一次真不知還有什么罪名會橫空而來，再繼續(xù)待下去，只怕兇多吉少，遂上疏請求外任，直言是受誹謗販私鹽導致“臣緣此懼禍乞出”。已認為蘇軾“非佳士”的神宗準奏，授其杭州通判之職。蘇軾遂于七月攜家眷前往杭州赴任。

十二

杭州距開封將近兩千里。蘇軾一家舟往南行。途中，蘇軾心感張方平對自己兄弟恩重，決定先至陳州拜見張方平，也與一年多未見的弟弟蘇轍見面。張方平和蘇轍接得蘇軾一行，極為欣喜。歷三載不得志的苦悶生涯后，蘇軾此時方覺心中別開洞天。見識過朝廷種種和人心種種后，重新面對“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的自然景色時，一種“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的釋然油然而生。此刻張方平在眼前，弟弟在眼前，自己終于遠離京師，可以回到有山水田園的生活中去了。

釋然的心情令人留戀。蘇軾竟在陳州停留七十余日——與新交崔度飲月下，與故友柳瑾晤湖中，蘇轍陪同游柳湖、鐵墓、厄臺寺，蘇軾又開始有了考證古廟遺跡的勃勃興致。當他待到九月，已不得不啟程了。萬分不舍的蘇轍竟將蘇軾一路送至歐陽修退老居住的潁州，后者見蘇軾兄弟登門拜謁，極為欣悅。令蘇軾印象深刻的是，歷三朝風雨的歐陽修始終只贊人賢德，生怕有才之人不聞名于世，至于對自己有過傷害的政敵，只輕描淡寫地說了句“罪在我，非其過”，令蘇軾頗為感佩和震動。

相聚多日，看看時間又至九月底了，兄弟二人辭別歐陽修，蘇軾東南赴杭，蘇轍西北歸陳。詩情重啟的蘇軾給弟弟寫下《潁州初別子由二首》相贈。其中“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等句，令人體會到蘇軾已從冷酷的政治肉搏回到手足情深的倫常深處。

在今天，將情感極度豐富的蘇軾與同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相比，前者確是真正的詩人，后者更像手腕老辣的政治家。在任何一個真詩人那里，無論多么陌生的遠地，無論自己將展開何種新的人生，都將帶來意想不到的內(nèi)心感受和隨感受結(jié)下的豐富果實。對杭州而言，因蘇軾的到來，將有更為深厚的人文潤澤。這是冥冥中的安排，蘇軾與杭州，注定將彼此吸引、彼此成就。所謂歷史，就是不需要任何準備和姿態(tài)，人與事的恰逢其時，才有后人眼里的水到渠成。彼時站立舟前的蘇軾，正迎風展望自己的下一個人生驛站?！伴L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就是他出潁口、見淮山、至壽州的一路舟行所見，也是他逐漸擺脫苦悶心情的體現(xiàn)。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能與天堂媲美的城市，會理所當然地等待大地上最偉大的詩人?，F(xiàn)在，它等待的詩人已經(jīng)不遠了……

遠人，1970年生于湖南長沙。中國作協(xié)會員。有詩歌、小說、散文等近千篇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中國作家》《詩刊》等海內(nèi)外百余家報刊及數(shù)十種年度選本。出版有長篇小說《傷害》《預感》，隨筆集《畫廊札記》，詩集《你交給我一個遠方》等二十五部個人著作。曾獲湖南省十大文藝圖書獎、廣東省有為文學獎·金獎等多種獎項，現(xiàn)為深圳市光明區(qū)作協(xié)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