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樹森（1906-1989），北京城長大的山東人，著名的元曲專家、語文專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資深編輯，舊中國在國立編譯館任職。做了大半輩子編輯工作，但其鼎鼎大名卻來自他一生的業(yè)余愛好——元曲研究。簡而言之，就是史無前例地整理和?？绷嗽髌?，并校點了所有今存元人編的散曲集，還持續(xù)對元曲創(chuàng)作進行了理論研究，代表作為《全元散曲》（1964）、《元人散曲概論》（1982）、《古詩十九首集釋》（1936）等。由于隋樹森長期搞創(chuàng)作、做編輯，編的又是教材，所以其概括和表達凝練而且通俗。對此，曲學界評價甚高，所謂“卓有成就”“空前成果”“造福學林”“勞苦功高”等，便是其中的關鍵詞。這也再次證明了為他人作嫁衣的默默無聞的編輯，找準方向、堅持努力，也能成就大學問、大事業(yè)，就像大學教授邊教學、邊研究一樣，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在這一點上，他的人教社同事、另一位資深編輯王泗原（1911-1999），可與之媲美：工作之余長期鉆研楚辭，先作《離騷語文疏解》，后集成為《古語文例釋》《楚辭校釋》，“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壓倒古人”（張中行評語）。

隋樹森何以成為一方棟梁之材？ 志向遠大、目標明確、勤奮努力、堅持不懈、筆耕不輟、嚴謹認真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這也是才所共有的要素、眾所周知的道理。走近隋樹森的人生歷程，觀察其治學之道的幾個關節(jié)點，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發(fā)和新的感悟。

學術路，始足下

萬丈高樓起自平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隋樹森能夠成為優(yōu)秀編輯、著名學者，與其青少年時期的遠大理想、刻苦學習，特別是創(chuàng)作研究分不開的。這是其學術之路的第一步，可謂也是其治學、成才之道的首個要訣。

1920年，隋樹森開始在北京師范學校（六年制）讀書時，國文教師王浩就發(fā)現他的文學天賦，并鼓勵他只要努力可以成為小說家。他最愛讀的課外書是《西廂記》，很喜歡每折附有的精細的工筆插圖，并為其中清新美麗的絕妙好辭所打動，尤其是書中寫景的那些曲子，他一看都能了解，也都能感覺到它的美。看完之后，便專讀它的曲子，還常常與一位也極喜歡此書的同學交流感想，甚至互相比賽著吟詩背誦，都十分入迷。這也成為其后來一生傾心研究元曲的源頭。

隋樹森的學業(yè)不同凡響：除了成績好、愛讀書、學日語之外，還深受新文化運動和語體文的影響，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多篇白話小說、詩詞和雜文。后來，他從事中小學國文教學和文史編輯的職業(yè)，并走上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這條道，都是在讀師范的時候打下的基礎。

隋樹森在師范邊讀書、邊創(chuàng)作的學習方式，一直延伸到他的大學時代。1928年，在北京師范附小當過兩年教員的隋樹森，又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學習之余，他便開始翻譯日本漢學家兒島獻吉郎的《中國文學》，并于1931年出版于世界書局，還撰寫了小說《愛的收獲》與論文《金圣嘆及其文學評論》分別連載于《國聞周報》上。我們發(fā)現，包括隋樹森在內的許多優(yōu)秀學者，都在讀大學或青少年時期熱衷于研究和創(chuàng)作，幾乎成為他們成材的必由之路，對其一生的工作和治學又極大助益，這很值得當下高等教育者深思。

擇專業(yè)，定方向

成功貴在堅持不懈，但要旨在于堅持做正確的事情，亦即做適合自己或自己喜歡的事。隋樹森一開始并非傾心于文學史，而是志在當文學家，并經過一番努力，發(fā)表了不少文學作品，但最終還是覺得自己不是當小說家的料，于是便改弦更張、另辟蹊徑，選擇了更加適合自己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而又選擇了更為明確的元曲研究作為主攻方向。

隋樹森1932年從北京師大畢業(yè)后，在老家山東做了五年的中學和師范國文教員。任教之余，一如既往地翻譯了三部日本漢學家的文學著作：《釋迦生活》（世界書局1931）、《毛詩楚辭考》（商務印書館1936）、《中國文學概說》（開明書店1937），又結合教學工作出版了自己編寫的三本書：《文學通論》（元新書局1934）、《國學要提簡答》（元新書局1934）、《古詩十九首集釋》（中華書局1936），還在《東方雜志》《讀書中學》《青年界》上發(fā)表了幾篇小說和論文。其中，《古詩十九首集釋》集歷代各家注釋，頗為詳盡，分考釋、箋注、匯解、評論四卷，全方位地揭示了古詩十九首的文獻與文學價值，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據，可謂“此類研究集大成之作”。正是因為編纂了這部著作，也促使隋樹森開始反思自己多年創(chuàng)作道路和研究方向：是當小說家或散文家，還是做文學史？

一方是當作家，創(chuàng)作小說，一方是學者，研究古文，都是文學行當，好似從一間房到隔間的另一個屋，但趣味已不相同，身份和思維方式也有差異，其實是一次并不容易的抉擇。

“七七事變”后，隋樹森輾轉多地，最后到了重慶，應聘為國立編譯館館員（編譯），并一直工作到新中國成立。其間，一方面，其職業(yè)發(fā)生重大變化，從此開啟了后半生的編輯生涯；另一方面，其學術方向進一步細化，即從鉆研中國古代文學，到明晰為更加具體的元曲研究。

這種學術領域的分化，如同其轉型一樣，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不斷研究，特別是翻譯日本漢學家有關著作的過程中逐步發(fā)現的。在重慶期間，隋樹森也撰寫和發(fā)表了不少文史類的著作、雜文、評論，如《中國文學概說》（譯著，開明書店1938）、《張巡》（商務印書館1940）、《中國文藝思想》（譯著，文通書局1944），以及《注音符號小史》（1940）、《讀中國民族文學史》（1944）、《瞿式耜與其民族詩》（1945）、《詩文書畫論中的虛實之理（上下）》（1946）等文章。同時，又創(chuàng)作了更多的關于元曲或曲學研究的論文和譯作——除了翻譯青木正兒的《元人雜?。ㄐ蛘f）》（開明書店1941）、鹽谷溫的《元曲概說》（商務印書館1947）及其論文《元人雜劇現存書目》（1940）、《北曲之遺響》（1947）等，又在《東方雜志》《文史雜志》《新中國月刊》《文藝復興》和《中央日報》等報刊上，先后發(fā)表了《“東墻記”與“西廂記”》《讀曲雜談》《讀曲續(xù)志》《讀曲雜志》《民族文學漢宮秋》《關漢卿及其雜劇》《元曲作家馬致遠》《關于南戲子母冤家》《關于南戲生死夫妻》《北曲小令與詞的分野》《嘉靖本舊編南九宮譜》《秋潤文集中的元代曲家史料》等文章。眾所周知，近代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典戲劇和小說的研究，多所創(chuàng)獲，而青木正兒和鹽谷溫正是這方面的杰出學者。可以說，隋樹森正是在翻譯他們的戲曲論著的過程中，亦逐漸對元曲產生了濃厚興趣，并由此開始展開元代散曲和雜劇的收集、整理和編校工作。這又是隋樹森治學之路和專業(yè)研究方向的一次重要抉擇，雖然也是“一間之隔”且轉移的“房間”越來越小，但看到的風景卻更加精致，也更顯功力和能耐。至此以后，隋樹森便篤定目標，專攻元曲，一往無前，再無改變。

編教材，輯元曲

梁啟超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說過，因為“教學相長”的關系，教育人和自己研究學問是分離不開的，別的職業(yè)是一重趣味，教育家、研究型的教師有“兩重趣味”。做編輯的也有這樣的好處，工作與看書、編輯與研究完全可以打成一片，也同樣有“兩重趣味”。過去，在大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等做編輯的一大批學者、名家，不都是這樣過來的嗎！

先說正業(yè)——當編輯。國立編譯館附設于教育部，館長由部長兼任，是國民政府編審教科書與編譯學術著作的國家機構，起初在南京時期就專家云集，搬到重慶后因人才西遷而擴充，更是名人薈萃。即便像隋樹森這樣的青年才俊，也只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編譯。雖然他做了不少工作，如審查當時各書局編出的中小學教科書，審訂學術名詞的漢譯名，編譯一些一般用書等，但都是不署名的基礎性、日常性的編輯工作。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志向遠大、目標明確的隋樹森自然是不甘落后，不甘平庸，他博覽群書，辛勤耕耘，韜光養(yǎng)晦，厚積薄發(fā)，一方面兢兢業(yè)業(yè)地做好本職工作，不斷提高編譯能力和文字水平，另一方面又勤勤懇懇地進行研究創(chuàng)作，朝著自己選定的學術方向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新中國成立后，隋樹森在人教社初期擔任過多年的書稿檢查科科長。這個機構負責教材的印前審讀，主要把內容和編校質量關，具體檢查書稿中專名、譯名、學術用語、引用數字是否正確和一致，檢查插圖和正文是否符合，檢查語法、標點、文字體形是否正確，并核對引文是否有誤等。他對這項工作是相當認真負責和嚴謹細致的，如1954年人教社內刊《編輯工作》發(fā)表其文章《高中課本“中國近代史”稿本的檢查》，發(fā)現“這部稿本史實的錯誤很多，科學性相當薄弱”，有的把年代搞錯了，有的把條約內容搞錯了，還有把史料讀錯的地方。其中語文方面的問題就有160余處，還有引文錯誤18處，體例、譯名、地圖問題80余處。當時第一套全國統編教材《初中中國歷史》（汪籛等編）、《高中中國歷史》（邱漢生等編）和《高中世界近代史》（李純武等編）都在“前言說明”中提到：“本社隋樹森同志對本書進行了檢查?！庇浀们皫啄辏掖砩缋锶タ赐私躺珉x休老編輯劉國正先生，他說他在中語室編教材時，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怕的”，就是隋樹森及其負責的檢查科挑毛病、找問題，至今都烙下深深的“印記”。

1957年6月17日，隋樹森轉任中學語文編輯室編輯，社長兼總編輯葉圣陶當天記載：“八點半始，與中語室諸君討論文學課本之注釋。社中之檢查科近已撤銷，隋樹森君自檢查科轉入中語室，今日亦來參加?！庇伞度~圣陶日記》可知，這一段時間，他們主要討論的是中學文學課本中《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桃花源記》《捕蛇者說》《核舟記》《公輸》等古文的注釋稿。為了配合教材使用，隋樹森在《語文學習》《語文建設》雜志上發(fā)表了《〈信陵君列傳〉譯文》《王盤的〈朝天子〉二首》《馬致遠的〈天凈沙〉小令和〈夜行船〉套數》《紀念元代偉大的戲曲家關漢卿》《〈墨子〉：〈公輸〉》《不要故意寫長文章》等文章。1958年，中學文學、漢語分科教學改革實驗停止，隋樹森便投入新的初、高中語文課本及其教學參考書的編寫工作。后又參與了1960、1963年兩套初、高中語文教材的編寫工作。

為了配合語文教材使用和改進文言文教學，隋樹森負責編寫了有名的《古代散文選》（上中冊，人教社1962、1963），又與張中行、周振甫、胡念貽等合編了《古文選讀》（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還獨著了《常用字典、詞典和檢字法》（北京出版社1964）。這些書對當時的中學教師和青少年讀者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文革”期間，人教社被強令解散，隋樹森與許多教材編寫人員被下放到安徽鳳陽教育部“五七”干校勞動改造。粉碎“四人幫”后，已退休的隋樹森被人教社返聘為特約編審，幫助中語室（負責人劉國正、黃光碩）編輯中學語文教材，具體負責修訂再版上中冊《古代散文選》，并完成下冊的編寫工作。

再說說副業(yè)——元曲研究。隋樹森長期在人教社做文史編輯，這樣的工作環(huán)境對他業(yè)余時間收集、整理、編校和研究元曲提供莫大的助益。從50年代開始，他便廣搜博覽，先后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校點的《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1957）、《朝野新聲太平樂府》（1958）、《梨園按試樂府新聲》（1958），以及《元曲選》（4冊，1958）、《元曲選外編》（3冊，1959）、《全元散曲》（2冊，1964）。同時，還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增刊》《語文學習》發(fā)表了不少有關論文。其中，他從各種元曲版本中選出62種明人臧茂循《元曲選》所未收錄者，編成了《元曲選外編》（戲劇），為研究元雜劇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尤其是《全元散曲》網羅元曲作家二百多人，收入小令3853首，套數457套（不計殘曲），題材各異，內容豐富，收羅詳備，?？本珜彛芍^迄今最完整的元散曲資料集，對于研究元代散曲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改革開放以后，隋樹森老驥伏櫪，志在千里。1981年，得知中央作出了加強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示，年近80的隋樹森很興奮，表示愿意為古籍整理工作盡微薄之力。他認為，整理古籍，標點、注釋、譯文言為今語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如果現在沒有人做這些工作，古書必然越來越無人能讀、能懂。耄耋之年，他仍心系元曲，著有《全元散曲簡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類聚名賢樂府群玉》（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元人散曲論叢》（齊魯書社1986）、《張鳳翼戲曲集》（合作校點，中華書局1986）等。

（本文作者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輯、中國葉圣陶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