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族群的居住地都生活著其他少數(shù)族群，而且大部分族群都有成員以少數(shù)族群的身份生活在其他族群控制的地區(qū)。因此，要求以族群身份為基礎獲得政治主權的主張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邊界沖突、對少數(shù)民族權利的打壓以及民間爭斗。”

20世紀以來，由民族國家問題引發(fā)的戰(zhàn)爭沖突釀成過太多的仇恨、暴力和死亡，面對這一境況，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帕特里克·格 里（Patrick J.Geary）在《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一書中發(fā)出上述擔憂。格里的專業(yè)領域雖是歐洲中世紀史，但他發(fā)現(xiàn)他所研究的這段歷史在現(xiàn)實中往往被歐洲政客們改造和濫用，從而淪為民族主義的宣傳話語，為此，他自覺擔負起一名歷史學家的責任，為大眾解構歐洲民族形成的神話。

《民族的神話》 （美）帕特里克·格里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日耳曼人如何取代羅馬人

現(xiàn)今歐洲各民族的起源基本都可以追溯至發(fā)生于公元4世紀到7世紀間的“大遷徙時代”（The Migration Period），而這一過程的主角就是被羅馬人視為“蠻族”的日耳曼人。“日耳曼”作為統(tǒng)稱，下面還可以劃分許多族群，比如哥特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倫巴第人等。

公元1世紀初，羅馬帝國正式將日耳曼人定居的萊茵河與多瑙河上游劃入帝國版圖，日耳曼人被迫在羅馬帝國邊境開展小規(guī)模的劫掠活動。隨著雙方接觸程度加深，日耳曼人開始欽慕高度發(fā)達的羅馬文明，同時羅馬人也對日耳曼人的強健體格、作戰(zhàn)勇氣表示贊賞，于是羅馬皇帝便與親羅馬的日耳曼領袖簽訂條約，允許甚至鼓勵大批日耳曼人越過邊境，充當羅馬帝國的雇傭兵或從事農業(yè)生產，一些表現(xiàn)優(yōu)秀的日耳曼人因此還能在羅馬社會獲得承認。

那么，當時那些為羅馬帝國服務的日耳曼人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

格里指出，“他既可以視自己是較大聯(lián)盟中的一分子，也可以視自己是較小群體中的一分子?！崩?，法蘭克人作為日耳曼人中的一支，早期由許多小部落組成，一個法蘭克人可能既認同他所在的地區(qū)部落和更廣泛的法蘭克人聯(lián)盟，也會對他所效忠的羅馬帝國抱有認同。所以，一位在3世紀服務于羅馬軍隊的法蘭克人戰(zhàn)士的墓碑上才會留下這樣一句話：“雖然我是法蘭克人公民，但是在軍隊里，我是羅馬人戰(zhàn)士?！?/p>

最終打破日耳曼人與羅馬人統(tǒng)治間平衡的是匈人的到來。匈人是生活在東歐、高加索和中亞地區(qū)的古代草原游牧族群，極大可能與中國史籍上記載的“匈奴”同源。在“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帶領下，匈人騎兵以摧枯拉朽般的戰(zhàn)斗力直抵羅馬帝國邊境，迫使日耳曼各支族群向羅馬帝國內部遷徙。

到“大遷徙時代”結束時，哥特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等日耳曼蠻族各分支已經取代羅馬人，成為歐洲新的統(tǒng)治者，他們和當?shù)鼐用窠涣魅诤?，逐漸發(fā)展成為今天歐洲的各個民族。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族群保持了自身的絕對純潔，各族群總體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過發(fā)生在遙遠過去的這種劇烈復雜的變化，如今已經很難被還原為清晰的歷史場景。

法蘭克人不等于法蘭西民族

“其他任何時期的歷史很可能都沒有像中世紀早期的歷史這么模糊，而且還被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學者弄得更加模糊不清了。這種名副其實的模糊不清使它很容易就成為族群民族主義宣傳的犧牲品：為了自己的權利訴求，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曲解大遷徙時代的歷史，因為沒有人對這一時期有更多的了解。投射于這個歷史時期的一些假設一旦被接受，政治領袖們就能夠從這段歷史中引申出適用于他們政治計劃的政策含義?！?/p>

格里寫作《民族的神話》的初衷之一，就是看到一些歐洲政客因現(xiàn)實需要而歪曲歷史帶來的危險。比如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前主席讓-瑪麗·勒龐為了博得民眾對反移民政策的支持，就宣稱自己是法蘭西民族的擁護者，在他的宣傳話語中，中世紀法蘭克人的領袖克洛維一世在496年受洗標志著現(xiàn)代法蘭西民族的誕生。然而這實際上是在新族群身上沿用老名稱的結果：“當族群在效忠對象、聯(lián)姻關系、變革方向和資產占有方面接連不斷發(fā)生變化時，似乎只有族群的名稱沒有變，但是，這些名稱就像艦艇一樣，在不同的時間里裝載著不同的內容?！?/p>

今天法蘭西共和國所在的這片土地最早被羅馬人命名為“高盧”，高盧地區(qū)最早的居民是同樣被羅馬人視為“蠻族”的大陸凱爾特人，“高盧人”即羅馬人對他們的稱呼。愷撒大帝征服高盧之后，整個高盧地區(qū)開始“羅馬化”，直到蠻族入侵的“大遷徙時代”來臨。高盧地區(qū)先后建立了多個日耳曼蠻族王國，克洛維創(chuàng)建的法蘭克王國只不過是其中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個。

王國經歷墨洛溫、加洛林兩代王朝，最終在查理曼大帝統(tǒng)治時期迎來高光時刻，但很快就被查理曼大帝的三個孫子根據(jù)《凡爾登條約》一分為三，其中萊茵河以西建立了西法蘭克王國，現(xiàn)代法蘭西民族國家這才初具形態(tài)。

從中世紀屬于日耳曼一支的“法蘭克人”到現(xiàn)代的“法蘭西民族”，嚴肅的歷史學家自然不能無視其中經歷的多次民族融合與演化。因此，克洛維改信羅馬天主教這一歷史事件，非但不足以證明現(xiàn)代法蘭西民族的誕生，反而加速了法蘭克人與高盧地區(qū)的高盧-羅馬居民的相互融合。外來的法蘭克人正是通過不斷吸納其他族群才得以在高盧地區(qū)發(fā)展壯大，逐漸融合成今天人們熟悉的法蘭西民族。

南非祖魯人的建國神話

為了幫助大眾修正對于歐洲民族神話的固有認識，格里還舉出南非祖魯人族群演化的案例，因為“改變一個人的地理視角比改變一個人分析時使用的分類方法要容易得多”。

祖魯人主要居住于南非的夸祖魯-納塔爾省，1971年白人曾在此地建立種族隔離區(qū)。在南非祖魯人“經典”的族群歷史敘述中，18世紀初，一位名叫祖魯?shù)娜藙?chuàng)建了祖魯氏族，后來因為生態(tài)變化或人口增長導致食物短缺，一些酋長開始使用武力奪取其他氏族的土地，恰卡·辛贊格科納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

恰卡帶領族人經過一系列的征戰(zhàn)廝殺，使得祖魯從弱小氏族一躍成為雄霸非洲南部的祖魯王國，恰卡因此還被后世稱為“非洲的拿破侖”。1828年，恰卡被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殺害，他死后，祖魯王國依舊保持了強大的族群認同感和凝聚力，1928年成立的因卡塔自由黨就是以祖魯人為主成立的黑人民族主義政黨，該政黨在非洲南部的影響力延續(xù)至今。

遺憾的是，這段看似連貫的祖魯人歷史卻完全是基督教傳教士阿爾弗雷德·T·布萊恩特套用歐洲模式建構出來的故事。在非洲南部傳教期間，布萊恩特收集了大量以口頭形式流傳的關于祖魯人的傳說，然后把這些混亂而零碎的傳說當作歷史真實記錄下來，再用“藝術家組裝馬賽克”的方式將那些斷裂的信息碎片憑想象拼接起來。在布萊恩特為祖魯人書寫的民族志中，可以輕松發(fā)現(xiàn)他在祖魯人歷史與《圣經》故事、歐洲古典文化傳統(tǒng)之間建立相似性的努力。

在格里看來，布萊恩特構建祖魯人歷史的方式與歐洲民族主義者構建民族神話如出一轍，這種敘述像是由多面鏡子組成的大廳，每一面鏡子都反映出敘述者自身的文化和政治觀點，卻不會反映出任何對族群演化過程的深入理解。

近代民族主義史學為何不靠譜

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新主編過一本格里的論文集《歷史、記憶與書寫》（北大出版社，2018年），在編輯說明中，羅新坦言，《民族的神話》一書對他反思民族史和民族主義問題幫助很大：

“傳統(tǒng)歷史學有兩個與生俱來的思維傾向，可概括為‘起源崇拜’和‘遷徙崇拜’：總是把當下的人群構造追溯到遙遠的過去，給出一個線性的、單一的起源解釋；總是把某一歷史人群的出現(xiàn)解釋為跨時空長途遷徙的結果，而忽視或無視任何人群都處在持續(xù)的解體與重構的過程中，其邊界是流動的和不清晰的。遷徙神話是民族主義的歷史基石之一，格里的多種論著都致力于解構這類神話。”

誠如羅新所言，格里在《民族的神話》第一章中就對19世紀以來的近代民族主義史學進行了清理和批判，不惜使用“有毒的垃圾場”這種詞匯去形容其對大眾思維的戕害。格里甚至認為，包括印歐比較語文學、民族考古學在內的學術工具都是民族主義史學遺留下來的危險遺產，比如通過語言識別民族會導致語言的“官方”形式被發(fā)明出來，而那種“官方”形式通常就是強勢群體或重要地區(qū)使用的方言系統(tǒng)化，再借助國家支持的教育系統(tǒng)向人民普及，而這樣做無疑會讓某些小眾的方言傳統(tǒng)瀕臨消失……

總而言之，格里《民族的神話》論述的主要對象雖然是中世紀早期的歐洲族群，但其中的核心觀點卻可以放之四海，即強調變化才是人類族群的本質。在這一點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霍布斯鮑姆《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等名著都可以列為本書的對照讀物。格里教授在全書結尾的這段話值得我們反復回味：

“族群演化不僅是一個過去時的過程，還是一個現(xiàn)在時和將來時的過程。無論浪漫主義者、政治家還是社會科學家，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保存一個族群或一個民族的某種本質的靈魂。任何努力也不能確保當今存在的民族、族群和社會群體不會在未來消失。歷史也許已經為未來設置好了界限，我們可以在這個界限內創(chuàng)造未來，但是，歷史不能決定未來一定會成為的樣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