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離開東北的那一天，被雷劈過。

這不是玩笑，當時送我到火車站的同學們可以為證。如果長春火車站的站務簿足夠詳細，也能找到相關(guān)記錄。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來那具體是哪一天了。是2006年的6月底沒錯，是6月28日，29日，還是30日？我只記得那天的天氣，有一種重工業(yè)的陰郁，沉沉的滾雷，墨染的天空，天邊枯梅般的閃電。從住了七年的吉林大學前衛(wèi)南區(qū)出發(fā)，經(jīng)人民大街到長春火車站，一路無話。事到臨頭，反而心亂如麻。出租車司機放的音樂是《酒干倘賣無》，“陪我多少年風和雨”，講的是負義之人幡然醒悟。是不是太巧，但是，這也是真的。

雷劈下來的那一刻，在我進站之后。過安檢登電梯，找到候車室，在黑壓壓的隊伍后面喘一口氣，想著和身邊的兩位同學就此揮別。那一刻大廳里嗡嗡轉(zhuǎn)動的電風扇忽然定住了，所有的燈驟然熄滅，像同時被子彈擊中。在極短的沉寂中，一聲響雷像在地面上炸開。后來知道，那道閃電如投槍一般，精準地落在火車站的屋頂。

這個意外于是成了同學們口中的笑話。我本來以為臨走的這一刻，是站臺上煙塵滾動，揚帆般的手臂，在汽笛響起的那一刻驟然翻起。真正的離開原來是狼狽的，是悶熱的候車室和視線模糊的鏡片。我隱隱期待著一場清風，在這場暴風雨之前到來，像溫和地撕開一張宣紙一樣，讓我和這個場景裂開——我反復地預習著畢業(yè)的離愁，但直到這一刻我才發(fā)現(xiàn)，其實我在期待。

生于1980年代的東北，注定在1990年代目睹父母一代的下崗，注定在新世紀選擇離開。迄今為止，這是一場幾百萬人的出東北記。閃電劈中了火車站，閃電也劈開了紅海。

但是在1980年代，誰會預見到雷霆呢？當你住在工廠分的房子里，在院門口每天看著廠長推著自行車從門前經(jīng)過。我小時候住的房子和別墅一樣有院子，和別墅的后院一樣，我們也養(yǎng)著動物——養(yǎng)了一只鵝。我一直不理解，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luò)上，鵝被網(wǎng)友們說成是戰(zhàn)斗力最為強悍的動物。大城市的孩子們遇到的最強悍的動物就是鵝么？如果你和一只東北大鵝一起長大，你會發(fā)現(xiàn)鵝一點都不可怕。你蹲下，招手，它就會拍著翅膀跑到你懷里，把脖子搭在你的肩上。很多年后，我在法國小鎮(zhèn)依瓦爾的湖邊，見到了一只有一人多高的黑天鵝。周圍的游客不敢靠近，四散著拍照。只有我站在這只黑天鵝面前，近得它可以將脖子搭在我的肩上。風從湖面上吹過來，我們彼此沉默。

我不知道這只黑天鵝的叫聲是否嘹亮，是否能夠劃過日內(nèi)瓦湖的水面。我只知道我們家的大鵝，它的聲音可以很輕松地傳到工廠。這不是因為它是一只特立獨行的鵝，只是因為兩個地方不遠；更是因為它餓了，它那饑餓的叫聲帶著工人階級的氣質(zhì)，有著不容置疑的正當性。工廠的上空，我爸媽工作的儀器儀表廠的上空，經(jīng)常這樣雞鳴狗吠，卻讓人心里踏實。我已經(jīng)快想不起那個工廠了，我的印象里只是一堆記憶碎片：茶色鏡片，軍大衣，墻面上刷到半人高的綠色油漆，塞到手里的健力寶與荔枝飲料，這是我爸的辦公室；還有我媽的車間，車床轟隆的震動，機油和金屬線圈的味道，廣播里傳來田連元的《楊家將》——據(jù)說我是這個廠子里最小的“講故事的人”。在我的女兒一遍遍地讀Wonders教材的年齡，我可以繪聲繪色地講出《血戰(zhàn)金沙灘》。

我曾經(jīng)以為時間像童年一樣緩慢，就像我們曾經(jīng)以為平原是安穩(wěn)的，那廣袤無垠、陽光明滅的黑土地，混雜著田園與社會主義工業(yè)的氣息。多少個夏天的傍晚，我坐在郵局門口的冰糕攤，冰淇淋球泡在雪碧里（當?shù)氐牧餍谐苑ǎ?，在身后的報亭買一份《球報》。夏天的陽光多么漫長，似乎誰也難以預見：在未來的某一刻，漫天的鵝毛大雪，會緩緩地落在平原上，像舞臺落下沉重的帷幕。

我不會接下來講下崗的故事，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這些作家，他們已經(jīng)講出這個故事了。我只記得新世紀之交的某個元旦，空氣寒冽的清晨，我自告奮勇去菜市場買菜。在沒有導航的二十年前，踏碎雪、穿近路，我走進了鐵西一座廢棄的大廠。那銹跡斑斑的廠門，從大門蔓延到路上的齊腰高的野草，空洞地像墳墓的車間，安靜地仿佛可以聽見多年前的扳手猝然落地。這條路，從頭到尾，我沒有遇到一個人，他們埋在荒草里。我后來讀到雙雪濤的《蹺蹺板》，雙雪濤當年可能也走過這條路。

沒有被埋住的人，只能離開。閃電擊中火車站，但沒有擊中鐵軌?；疖嚢l(fā)動的那一刻，時間變得好快。下一站，北京；再下一站，上海。突然間成為評論家了，但我越來越不清楚“藝術(shù)”和我們的生活是什么關(guān)系；突然間成為大學教授了，但認真讀的書卻越來越少了。還有，我的語言都在改變。比如“二樓”，我會比較注意地說成“兩樓”；能用“再會”我就避免說“再見”。這是什么時候發(fā)生的，我不知道。

感謝過往的旅程。就像到北京后的第一個秋天，站在人民大學圖書館的門前，站在門前那棵槐樹的陰影里，我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她有多少個機構(gòu)來找我講課，像北京吉利大學每天開出課酬八百塊。我第一次知道有錢真好，我有了很多張會員卡，可以像看電影一樣去人藝；我打車去健身房跑步，跑完步去吃牛排；我在日本大使館聽大江健三郎的演講，我不知道這種演講還會配發(fā)同聲傳譯的耳機，也就這么面帶微笑地聽完；我在北大的大講堂看《三峽好人》的首映，擠在最前面和賈樟柯握手，“向您致敬”——這浮華的一切。感謝人民大學，也要感謝從人大西門到北京吉利大學的這五十公里。后來聽說吉利大學的校區(qū)劃給北大了，我一時恍惚，不知道自己算吉大校友，還是北大校友。我可能算北大的編外校友，我經(jīng)常去北大蹭課。我還在戴錦華老師的課堂上，遇到了后來的妻子，她同樣在北大蹭課。再說一次吧，謝謝北京。

上海，從來不教你個人奮斗的故事，這個故事在這座城市里不用教。我在上海，就像在半空中生活；這是一座偉大的城市，因為可以在半空中生活。這里的一切都很周到，就像是童叟無欺的服務。在工作和定居的意義上，這是極為理想的城市。生活也變得理性，像一張張表格依次展開。這是提前到來的中年吧，我手機里被算法推送的廣告，或者是關(guān)于植發(fā)，或者是關(guān)于上海周邊“不限購、不限貸”。

這本書里討論的作品，對我首先是一次契機，將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接在一起的契機，原來崇明島也可以長出東北大米。我在這里不需要對這些作品說什么了，我已經(jīng)說了很多，變成了今天的這本書。對了，有文學圈的朋友說我是含著眼淚聽完《野狼disco》的，不是的，我是笑到流淚地聽完的。

但是我不容易確信，那個煙霧繚繞的晚上，是他們小說里的情節(jié)，還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是一個混合著劣質(zhì)二手煙和軍大衣氣味的寒夜，我似懂非懂地看著包括我父親在內(nèi)的一群人，在潰敗中慷慨激昂，像一群殘兵最后的沖鋒。他們對于時代最遼遠的想象，是在異地重建自己的工廠。他們還在被終結(jié)的歷史的軌道里，帶著茶漬的杯子和鐵漬的靈魂，以及對于現(xiàn)實一塌糊涂的錯認，對于未來陳舊虛妄的夢想。

一敗涂地，最后留在原地的，只有文學。

和擺在大家面前這本書直接相關(guān)的，是即將遠行的父親，帶我去圖書館，辦了一張借閱證。我走進書庫，在浮動著灰塵的陽光中，借了一摞《吶喊》。我之前讀過的最過癮的小說是《天龍八部》，我以為名氣更大的《吶喊》，勢必是篇幅更為恢宏的巨制。在我熟悉的世界開始崩塌的時刻，我開始閱讀，直到通過虛構(gòu)重建一個真實的世界。

我父親和工友們，過完那一年的元宵節(jié)后去了遠方。我的家鄉(xiāng)有一個奇異的風俗，在元宵節(jié)這一天，所有房間的窗臺上要點上一支紅蠟燭。盡管是數(shù)九寒天，但那一晚的院門也是要打開的，走出院門，外面的小路兩邊，家家戶戶都在院門兩側(cè)燃起了蠟燭。白雪琉璃世界，一條條路上，一家家的窗臺上，紅色的燭影搖曳。我記得，我把蠟液一點點滴在窗臺上，然后小心地把蠟燭粘在上面。蠟燭像燈塔一樣，映在黑夜里結(jié)著霜花的玻璃上，也映出了我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