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是這樣一個時刻：一切首尾相顧的歷史都處于破裂之中，時間鏈條上的過去、現(xiàn)在、未來被同時召喚然后并置，一切都敞開著，一切都顯示為未知，一切都在為一場“決戰(zhàn)”準備著。一種前所未有的“當代性”正在綻出。這使我們獲得了一種重新肯定性評估“當代文學”的契機。

一

史學家錢穆曾有一個說法，大意是當我們研究唐史時，應僅將唐史作為唐史來研究，仿佛唐以后沒有宋；當我們研究宋史時，應僅將宋史作為宋史來研究，仿佛宋以后沒有元和明。錢先生這個話初看很普通，但細想又自有一番意味。這番意味，我姑且概括為一種“同時代史意識”。所謂“同時代史意識”，是指研究某一段歷史時盡可能拒絕從這段歷史的流向和終局之處逆推歷史，而是將這段歷史當成是自己的同時代史，當成自己所置身的歷史，用著仿佛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的、驚異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的時代。從而，研究者和歷史的關系，就不是處在一個有距離的、旁觀者的位置上，也不是處在一個對此段歷史之終局已經(jīng)了然、有一個答案在手的位置上，而是對此段歷史之流向抱著無窮的疑問，因此與這段歷史之間產生一種極具強度的張力關系。但也因此，這種“同時代史意識”更能引導治史者沉入這段歷史內部，發(fā)現(xiàn)這段歷史的曲折幽微之處。這種“同時代史意識”也可以說就是一種“當代史意識”，即將每一段歷史，無論其長短，都當成是自己的當代來加以體認。對于當代之未來走向誠然可以依據(jù)既有材料進行展望，但并不能以并未發(fā)生之未來逆推當代。當代的第一要義就是其未完成性。對自己的同時代的深刻沉浸，將自己的同時代作為仿佛是唯一的時代那樣來凝視和體認所獲得的意識，即是一種“當代性”意識。而就將同時代作為仿佛是唯一的時代來凝視和體認之極致性而言，這里的“時代”將濃縮其可能具有的跨度，而凝結為一個“瞬間”。

“當代性”的提出，意味著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同時代，意識到自己同時代的特質，并把這種自覺意識貫徹到具體的研究之中?！爱敶浴辈皇且粋€客觀既定的東西，也并無統(tǒng)一的答案，毋寧說它意味著永遠的冒險和不安。盡管我們都生活在當代，但要意識到當代，意識到自己同時代的特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見的思維方式是立足于各自的所學所思所信，而將同時代加以對象化，從而使思考變成對象化的思考。在這種思維方式之中，哪怕是具有現(xiàn)實感或者說關心當代現(xiàn)實的思考者，也和自己的同時代處于分離的關系之中。而我們提出的自覺意識到當代，則要求建立一種和當代現(xiàn)實彼此內在、互質的架構，從而將態(tài)度或者感情上對于當代現(xiàn)實的關心提升為思想方法。原來據(jù)以立足的所學所思所信在和當代現(xiàn)實的對勘、互質之中發(fā)生動搖乃至自我否定，而以近乎一空依傍的方式來為日新日成的當代現(xiàn)實賦形。這樣說，并不是要放棄理論思考的責任而一味導向片斷經(jīng)驗，更不是要隨風浮沉。相反，這更加要求思考的強度和力度。懸置既定的思維習慣和價值立場來觸摸時刻處于變動當中的當代現(xiàn)實，只能是要求一種片刻不停、如影隨形貼近現(xiàn)實之脈動的思考方式。就其時時貼近現(xiàn)實幾乎沒有喘息之機而言，這種思考也近于是一種行動、一種承擔，它與此現(xiàn)實同在并且將其擔負起來?？梢哉f，“當代性”意識應是所有的思考行動都自覺具備的意識，由“當代性”意識而引出的思想的冒險應是所有思考行動的潛在沖動。在當下的中國，這種“當代性”意識更因為中國自身所處的歷史方位而得到強化。關于當代中國的嶄新形態(tài)，可以從異質性、綜合性、開放性三個維度來認識。

當代中國具有充分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既是相對于中國固有歷史而言的，也是相對于當前世界格局而言的。所謂異質性，就是指既定觀念和解釋模式在中國當前的發(fā)展面前普遍失效這一狀況。當代中國之發(fā)展的具體內容尚在涌現(xiàn)之中，對此可以見仁見智，但這一發(fā)展無法被附會于任何時代、任何發(fā)展模式?！白蟆迸膳c右派、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普遍與特殊等話語模式都無法涵蓋當代中國的發(fā)展路向。當我們用既定模式或任何規(guī)范化理論去解釋中國時，似乎總有“貌似”而無法“神肖”的問題，總有一些現(xiàn)實從既定模式中溢出而成為無法解釋的剩余物。理論界也在熱議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創(chuàng)新問題，但說到底，這種話語體系的創(chuàng)新應該是一直處于過程之中而沒有終點。就這種異質性不能為任何既定觀念、主義等涵蓋而言，就舊的觀念、概念在這種充滿異質性的、嶄新的中國現(xiàn)實面前失效而言，當代中國可以說正面臨“觀念終結的時代”。

當代中國具有充分的綜合性。前面我們提出“當代性”的概念，要指出的是，這里的“當代”并非和一般所說的現(xiàn)代、古代等并列，即它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時間標示。“當代性”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把時間意義上的當代、現(xiàn)代、古代疊加在一起，讓不同的時間概念及其所附帶的價值彼此交織而產生縱深。在過去的20世紀當中，有三次歷史界標，也是意識到“當代性”的時刻。其一是五四。這是一個以“覺悟”來標示自身的時代，“覺悟”意味著斷裂。陳獨秀寫《一九一六年》稱此前的歷史都是古代史，新的歷史從1916年開始。其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五四之在思想覺悟層面體現(xiàn)“當代性”不同，共和國成立更意味著一整套制度的落實，其對于同時代的自覺意識更具有豐富的歷史內容。胡風1949年寫作長詩《時間開始了》具體而微地傳達了這一意識。其三是改革開放。這同樣是對同時代產生強烈自覺意識的時刻。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是這一自覺意識的奠基性事件。但是，以上三次界標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呈現(xiàn)的，即通過對此前時代的否定展開自身。而今天的“當代性”卻是以黑格爾所說“合題”的方式，對此前的所有時間及其歷史內容綜合融通，多維的時間被疊加、濃縮在同一空間。

當代中國具有充分的開放性。首先，這源于整個國家自上而下所確立的高遠的奮斗目標及為實現(xiàn)目標所付出的艱苦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是這一系列奮斗目標中有代表性的內容。其次，當代中國置身于地緣政治沖突頻發(fā)的國際格局之中，斗爭正未有窮期。當前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大國戰(zhàn)略博弈日益加劇，地緣政治斗爭暗流涌動。秉承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且國力持續(xù)上升的中國，將在這種戰(zhàn)略博弈中承受更大的壓力。戰(zhàn)略博弈背后更是文明沖突。在愈發(fā)失序和野蠻化的國際格局中如何承擔和發(fā)揚自己的文明傳統(tǒng)，是中國需要長期思考的問題。在國際輿論戰(zhàn)中，如何將辯護性論述和對議題的自主性設置結合起來也同樣是難題。最后，前面說當代中國具有綜合性，但綜合不是一勞永逸，不是所有維度之張力的消弭，而是一個持續(xù)融合的過程，其中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對傳統(tǒng)文明的論述如何擺脫自說自話的問題，使對傳統(tǒng)文明的解釋可以和思考應對當代社會變遷，尤其是資本主義問題關聯(lián)起來，而不是落入自我封閉的窠臼。這需要由經(jīng)而史、由理而事、由心而物，將思想研究和制度、社會等研究立體地結合起來。其二是如何激活20世紀的革命脈絡。革命的主題將如何和文明論述對話、如何和當前狀況的分析相結合，革命中的“弱小國家民族敘事”和“抵抗者敘事”如何與“富強敘事”結合起來，這些將持續(xù)考驗我們的理論工作。

二

將此“當代性”意識貫徹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首先需要面對的就是現(xiàn)在正被廣泛提倡的“歷史化”傾向。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歷史化”傾向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圍繞20世紀50—70年代的文學而提出的，一個是針對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文學而提出的。就前一個方向來說，“歷史化”主要指的是把此一時期的文學視為特定歷史條件當中文學生產體制下的一種文學實踐，這是針對那種就作品談文學或者就作家談文學的既有研究模式而發(fā)的，更深隱的則是對一元式文學標準的反思乃至拆解，它意圖將作品和作家都置于特定的文學生產體制的網(wǎng)絡當中，即在由作家身份、稿費制度、文藝機構、文藝政策、作品發(fā)表與出版制度、傳播機制、文學評價體系、文學教育等所構成的文學生產體制當中來把握作品的歷史性構成。這種研究傾向于將作品，更準確地說是將作品從無到有的實踐過程視為一種滿含歷史訊息的載體，這些訊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結構中形成緊張的力量博弈關系。因此，對作品的閱讀，就自然通向對產生作品的特定時代的閱讀。這種研究一方面以其還原性的“歷史化”追求而懸置了研究者自身的價值立場，另一方面又通過對特定歷史情境中文學生產體制的分析，不期然地提高了此前并不被看重的50—70年代文學的地位。這就為此后更明確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學”或者“人民文藝”等范疇下的研究做了有力的鋪墊和導引。就后一個方向來說，“歷史化”則傾向于表現(xiàn)為一種“史料化”，即對作品之外的史料的重視，這些史料包括作家的年譜、家世、傳記、交游、逸聞等。其所針對的是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常見的文學批評這種研究模式，相對于文學批評往往攜帶的即興乃至隨意的特點，強調“歷史化”則意味著一種更加規(guī)范和理性的研究取向。除了為矯正文學批評的某些不足，強調對八九十年代來的文學作品的“歷史化”研究，還出于較為明確的學科意識，即面對當代文學幾十年來龐大的積累，亟須為當代文學研究奠定學科基礎，賦予學科以較為完整的客觀知識，加強學科自律，形成學科共識，將習見的“當代文學批評”提升為“當代文學史”研究。也因此，研究者常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乃至古代文學史等為參照，倡導當代文學研究從這些學科的歷史化、學術化、知識化等傾向中取法，強調版本考證、佚文搜集等?？梢哉f，這種“歷史化”不僅是研究方法上的平面拓展，更有一種立體地提升當代文學研究之學術品格的強烈意圖。

對于上述“歷史化”傾向，尤其是圍繞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傾向，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也有諸多批評和反思。概括而言，這些批評和反思主要是以回擊的方式展開的，即倡導“歷史化”的學者多針對文學批評立論，注重文學與外部社會結構的關系，屬于“向外轉”；而對“歷史化”傾向的反思則反過來，是立足文學的特性，注重文學所具有的虛構、想象、審美、詩性等特征，屬于“向內轉”。從批評者的角度來看，“歷史化”傾向一方面無法像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專門史一樣提供較為可信的史學考證，另一方面史料工夫也始終無法抵達文學研究的核心，因為“作為‘詩性正義’的敘事實踐，文學更多關乎‘靈魂的歷史’，更多地隸屬于人的情感和審美活動，外在的可以考訂的作者行蹤等信息至多只能是‘周邊材料’”。（1）在另一方面，當代文學，尤其是距離現(xiàn)在較近的當前文學能否入史，研究界也一直存在爭議。唐弢就曾提出“當代文學不一定寫史”（2）的建議。

但是，本文所說以“當代性”意識來面對“歷史化”傾向，卻不是立足文學本身的特性，更不是因為當代具有不穩(wěn)定性所以不宜寫入歷史。相反，如果說當代具有一種不穩(wěn)定性，那么，這種不穩(wěn)定性在我們看來恰是一個獨特的優(yōu)勢，而歷史的穩(wěn)定性則是需要考察的對象。如上所論，當前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即是“當代性”的綻出，是多種時間維度的疊加，是攜帶不同價值內容的歷史矢量并置。在這一狀況面前，當代文學研究首先要做的或許不是思考建立何種文學史框架，而是從原理上對“文學史”這種認識裝置進行反思。倡導“歷史化”的學者誠然是意圖將當代文學入史，建立和古代文學史、現(xiàn)代文學史并立的“當代文學史”，但唐弢的反對當代文學入史，也同樣是以文學史為本位的思考方式，因為歷史意味著穩(wěn)固，而“當前”則意味著變動。這貌似對立的論述，共享一種對于“文學史”的認同。

“文學史”是一種對凌亂繁多的文學作品、文學現(xiàn)象等進行規(guī)范的框架性力量，是一種認識裝置。它在文學學科的構建、文學經(jīng)典的確定、文學教育的施展、文學知識的傳承等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它同時也是一種知識權力，其間包含著的諸多壓抑機制也毋庸諱言。不過，本文對“文學史”的反思，還不只是對于作為權力裝置的“文學史”框架的拆解，而是向下深化，是對于更為根本的歷史這一范疇的反思，即從對“文學史”的反思進一步深入到對當代狀況中的“歷史”本身的反思。

嚴格來說，所有的歷史書寫都是在歷史的終結處完成的。或者說，歷史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著終結。歷史是所有過往事物的集合體，歷史也是一種思考方式。它鼓勵人們在一種因果鏈條上思考問題，它預設了事情在某一處發(fā)生，又在某一處結束。它預設了一種先后秩序。依靠歷史來展開思考，或者“歷史地思考”毋寧說是我們最容易上手的思考方式。過去的20世紀的劇烈變動導致了諸多斷裂，這諸多斷裂也同時就是諸多終結。就中國而言，“革命”貫穿了20世紀，而以“革命”的方式來連綴，則這種連綴本身就是以斷裂為基本內容的，每一次斷裂都同時意味著歷史的終結。臨到世紀末，則有理論家沿著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脈絡以普遍主義的口吻宣告整個人類世界都進入歷史終結的狀況。接踵而至的革命、斷裂、終結，強化了人們的歷史意識，強化了人們以歷史總結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經(jīng)驗，也催生了各種專門史的書寫。作為中國第一部文學史的黃人的《中國文學史》、作為中國小說史開山之作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等都是在這樣的脈動中產生的。雖然無論中西都早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歷史書寫，中國更以“二十四史”的龐大規(guī)模顯示了“歷史”之于中國人記錄和思考的意義。但是，就歷史斷裂和終結的頻繁與深刻而言，就這種頻繁而深刻的斷裂對于我們思考方式的沖擊而言，不能不說歷史書寫首先是一個現(xiàn)代事件。

然而，就是在關于整個人類歷史已然終結的斷言宣告不久，中國卻以令幾乎所有人，甚至包括中國人自己，都沒有預料的方式重新開啟了歷史，或者說，中國的快速發(fā)展將被宣告已終結了的歷史重新激活，從而使歷史不再作為歷史而存在，歷史被現(xiàn)實化了。這一點，在當下的中國體現(xiàn)得更加明顯。中國仿佛變成了一個磁場，它把所有曾隱于歷史之中的價值矢量都吸納在自身當中并努力促使其相互融合。在這種歷史被現(xiàn)實化、時間被空間化的構造中，通常所談論的歷史從原理上已經(jīng)消失了，或者，它們變成了尼采所說的“批判式歷史”?！芭惺綒v史”區(qū)別于“紀念式歷史”和“懷古式歷史”，這種“批判式歷史”，不是作為負擔，不只是在教導我們，而是能夠“豐富或加快我行動的事物”。（3）所有的訓導都轉化為行動，所有的時間都匯集于當下，所有曾先后逝去的人物、事件及其所附帶的經(jīng)驗都在瞬間同時復活，曾彼此攻訐、輪替的價值并置互補，這即是一種“同時代性”，在極致的意義上，這也就是“當代性”。在這種“當代性”面前，所有以“歷史”之名的制作都顯示出一種虛幻。

就“當代文學研究”這一行當而言，同樣是多種時間維度重疊、多種歷史矢量并置的狀況?！扒?0年”文學與“后40年”文學、社會主義文學與新時期文學、新時期文學與后新時期文學、新民主主義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改革文學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學、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豐富的歷史價值與單薄的審美價值、啟蒙主義邏輯與革命邏輯、革命邏輯與文明邏輯、紙面文學與新媒介文學……所有這些范疇彼此對立著，但又同時同步地存在于目前的研究界，它們之間的對立和分離并不能被輕易地化解。帶有支配性的諸范疇之間有這樣的彼此抵牾，在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層面則更有不斷涌現(xiàn)的新作品和新的寫作方式時時挑戰(zhàn)“文學史”框架的彈性。有研究者通過對“動物化的后現(xiàn)代”及“游戲性寫實主義”理論的探討提示了“當代文學”的“極限”與“邊界”。（4）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化”傾向雖然表現(xiàn)出對于歷史考證的意愿，但這當中所預設的“歷史”框架其實是相當抽象的，它仿佛是一層薄雪一樣覆蓋在彼此對立的不同范疇、不同歷史矢量之上，稍有不慎，它們彼此碰撞摩擦的火花就將融掉這一層薄雪。

三

尼采曾說，過量的歷史會讓生活殘損退化，這一點對于文學來說尤其如此，即過量的文學史讓文學殘損退化。文學史本應是由文學出發(fā)而獲得的歷史，而現(xiàn)在的狀況卻是文學史生產和統(tǒng)攝了文學，文學變成經(jīng)文學史的權威來規(guī)范和指認的結果。這一點，在大學的文學課程設置和教學活動中有直觀的呈現(xiàn)，學生們可能還未曾接觸過文學，未曾有過對文學的閱讀、鑒賞、批評、思考，但是他們都通過文學史課程的設置預先掌握了關于文學的知識，而這同時也就是文學自身潛能被阻斷的過程。

所以，當代文學研究者或許根本不需要羨慕古代文學史、現(xiàn)代文學史的建制，相反，當代文學尚未完全入史的現(xiàn)狀正是一個需要繼續(xù)拓展的機會。當代文學的尚未完全入史、當代文學學科的“不穩(wěn)定”、當代文學批評展開的隨機性等特質，正和“當代性”的綻出同步共振?；蛘哒f，“當代性”的綻出正幫助當代文學研究這在文學領域中幾乎唯一還沒有被“歷史”收編的科目以獲得其真正的“當代”品質。這就要求當代文學研究必須緊緊抓住“當代性”，建立與“當代性”的有機關聯(lián)。不僅當代文學研究，而且古代文學史、現(xiàn)代文學史等，都應該從歷史的框架中脫身出來，把所謂“古代”的、“現(xiàn)代”的文學統(tǒng)統(tǒng)引領到“當代”的狀況之中，建立與“當代性”的有機關聯(lián)。

“建立與‘當代性’的有機關聯(lián)”是什么意思呢？難道這相比于“建立與現(xiàn)實的有機關聯(lián)”，或者“加強當代文學研究的現(xiàn)實感”說出了更多內容嗎？是的。可以這樣來理解，一般所說“建立與現(xiàn)實的有機關聯(lián)”是在一個平面上展開的，而“建立與‘當代性’的有機關聯(lián)”則更強調將此平面的關系扭轉為一種立體的關系，這中間有一種強度之輕重的差別。“當代性”意識包含著現(xiàn)實感，但它更要求視這種現(xiàn)實感體驗為一次性的、不可重復的。從而，現(xiàn)實感之于作品的意義就不只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決定著研究能否成立的最高標準。在此，“當代性”意識即是最高意義上的現(xiàn)實感，它對于研究來說是第一義的，甚至就是唯一的?，F(xiàn)時代在綻出它的“當代性”，所有一切沉睡著的力量都被召喚起來蓄勢待發(fā)。在這種態(tài)勢面前，任何試圖脫離開“當代性”的研究方法都意味著自我逃遁。在這里，不僅“歷史化”或者“史料化”的方式顯示出隔膜，就是立足于“靈魂”“詩性”“想象”“情感”以張揚文學之“本義”的研究方法，也同樣不能切中問題。在最高的意義上建立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即意味著文學和現(xiàn)實被同時問題化，文學的自足性被克服而和現(xiàn)實一道被拋入巨大的未知當中。因此，對作品的閱讀和研究就變成了一個竭盡全力的投身行為，也就是一個沒有退路的行為，一個沒有其他立腳點的行為。而這樣的行為要能夠持續(xù)，就必須使對作品的閱讀變成富有生產性的思想原創(chuàng)工作。也就是說，對作品的閱讀不是復述作家的意圖，不是論定其在文學史當中的位置，也不是分析其文學技巧，它不是任何在“文學”這個點上打轉或者封閉于作品內部的行為，而是循著文學如何把握“當代性”、如何與“當代性”共振的脈絡，把作品把握為一個開放的思想課題，把文學批評拓展為社會批評和思想批評。有一種成說，就是當代文學比現(xiàn)代文學（更遑論古代文學）包含著更多的“當代”訊息，并且因此從事當代文學研究也必然比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或者古代文學研究者更富有“當代性”，或者更了解“當代”。但這種說法過于直觀化，當代文學或者當代文學研究之“當代性”的有無在根本上決定于寫作者或者研究者自身當代意識的建立與否。在“當代性”的充分綻出之中，《史記》也同樣可以成為一部當代作品。如上所述，“當代性”的一個基本特點就在于其以前所未有的異質性暴露出所有既定觀念的無效，即“當代性”內在地指示著“觀念終結的時代”。在這種情勢下，圍繞當代文學乃至一切文學乃至一切“語言”的思想批評，或許正可以填補觀念終結之后的空白。

最后，以“當代性”意識從事當代文學研究還將帶出研究的“政治性”問題。這不是說研究者要預先去選擇一個政治立場，而是指研究者如果真正具備了“現(xiàn)實感”，并基于此“現(xiàn)實感”展開了自己原創(chuàng)性的思考，就會產生對于當下現(xiàn)實的決斷。決斷即是政治。說到底，這種“政治性”首先是由對“當代性”的深刻沉浸和體認而獲得。如果研究者勇于使自己體認“當代性”，勇于使自己經(jīng)由對作品——無論其屬于“當代”或者“現(xiàn)代”或者“古代”——的閱讀和闡發(fā)來持續(xù)面對“當代”的異質性與未知性，則閱讀和闡發(fā)自然具有一種強度，并由這種強度而導向“政治性”的決斷。

筆者曾以魯迅雜文為典范，論述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當中一種潛在的特質，即“行動的文學”。所謂“行動的文學”，凸出的是文學高度的及物性，凸出的是寫作者自覺將作品寫進現(xiàn)實內部，寫在形勢中，“在這里，首要的不是文學是否‘關心’現(xiàn)實，是否‘批判’了現(xiàn)實，而是文學如何嵌入現(xiàn)實從而松動原來現(xiàn)實的構造。重點不是寫出了什么，不是寫作的內容，而是‘寫’這個行為本身就有能力意味著對現(xiàn)實的參與和改造”。（5）以此為參照，當代文學中難見這種“行動的文學”。但是，如果研究者能把握“‘當代性’的綻出”——當前時代的總特點，則有望在自己的批評和研究工作中開辟類似的及物性的道路，把自己的批評和研究寫在現(xiàn)實內部，寫在形勢中，從而賡續(xù)“行動的文學”而發(fā)展出“行動的批評”。

注釋：

（1）張均：《當代文學研究史學化趨勢之我見》，《文藝爭鳴》2019年第9期。

（2）唐弢：《一個想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6年第1期。

（3）〔德〕弗里德里?！つ岵桑骸稓v史的用途與濫用》，第26頁，陳濤、周輝榮譯，劉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4）羅崗：《“當代文學”的“極限”與“邊界”》，《文藝爭鳴》2021年第2期。

（5）周展安：《行動的文學：以魯迅雜文為坐標重思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