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見，原名邢孔建，1960年12月生于海南島，先后擔任《天涯》雜志社社長兼主編、海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主要從事隨筆、小說、詩歌寫作和哲學(xué)研究。作品見于《上海文學(xué)》《人民文學(xué)》《天涯》《花城》《鐘山》等刊物，出版有隨筆集《赤貧的精神》《我們的不幸誰來承擔》，詩集《水的滋味》，評論集《韓少功評傳》，小說集《河豚》，長篇非虛構(gòu)敘事《海南島傳》等。

九死南荒

孔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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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四日，東坡一家歡歡喜喜，從寄居的嘉祐寺搬到白鶴峰腳下，一座有著二十間房的新居，結(jié)束了惠州三年，在官舍與寺院來回搬遷的日子。正廳“德有鄰堂”和書房“思無邪齋”的牌匾，一看就是主人的石壓扁蛤蟆體，隱含著碾不垮的韌性。送走前來祝賀的友鄰，東坡移步右側(cè)的思無邪齋坐下。此時夜深人靜，窗外是蟲子莫名的吟唱，他感到自己的心終于踏實下來，一家人總算有了歸宿?？上С泼?，等不到這一天，不然，應(yīng)該是她沏上一杯熱茶的時候。

自從1093年，妻子王閏之和高太皇太后相繼過世，蘇東坡就如同失去保護神那樣，從權(quán)力高坡一路滑跌下來。誥命接二連三，先是外放定州，第二年發(fā)配嶺南英州，緊接著再貶建昌軍司馬、寧遠軍節(jié)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從一個三品大員淪為從七品罪吏。在惠州，一家人先是寄住在官舍合江樓，半個月后移到嘉祐寺的旮旯里。第二年，因為表兄、廣南東路提刑程之才的過問，重又搬回合江樓。表兄調(diào)離之后，合江樓便不好住，于是又重回嘉祐寺，就像貓生崽一樣搬來搬去。

嘉祐寺后山有座亭子，叫松風亭，常年風聲呼嘯，如有天人絮語，周圍景致頗好。一天，東坡無事，便往山上行去，想到亭子間歇息。然而，爬到腳軟氣喘，松風亭仍在樹梢之上，于是停下步來，心中忽然生起一念：“腳下之地如何歇息不得，非要到山上亭子間不可？”于是心中豁然，人“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有了這本地風光的禪悅，他便絕了北歸的盼望，想著在惠州安頓下來，改變眼下一家人流離失所的狀態(tài)。為此，他鄭重其事請道人暗中尋訪，在白鶴峰下找到一塊依山傍水之地，傾其所有，在道觀遺址上筑起了這座新居。甫一落成，就修書通知蘇邁，帶著長幼二房眷屬南下團聚，心里則想象著“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的場景。

不得簽署公事，意味著手中權(quán)力已被剝奪干凈。對于那些入世太深、終日汲汲于功名利祿的人，是一種沉重的打擊，但似乎還傷不到東坡的哪一根骨頭。天生我才，人不用我，不正是自我受用之時？從北方進入嶺南，要跨過大庾嶺。此山雖然不甚著名，但峰巒雄奇，氣勢磅礴，睥睨海外。站在高處放眼環(huán)顧，東坡心中的豪情便灑脫開來，晦霾之氣掃蕩一空：“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xué)仙。”（《廣州蒲澗寺》）他一路放情山光水色，吟詩作賦，直達貶所，沒有一點慘遭不幸、落魄潦倒的樣子。在惠州，除了到集市上買便宜骨頭回來烹煮，呼喚當?shù)赜燕彆筹?，他還遍嘗嶺南美食，全然是一個吃貨嘴臉。當年楊貴妃千里紅塵才能吃上的荔枝，在這里輕易就能飽食，而他對荔枝的癡迷程度，一點也不亞于三千寵愛集一身的胖美人。紹圣二年（1095），荔枝上市的季節(jié)，東坡寫下了兩首關(guān)于荔枝的詩，一首是《食荔枝》：“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痹诹硪皇组L詩里，還宣稱：“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莼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狈路鸫舜瘟鞣?，是把他送進了仙山，完全體現(xiàn)不出任何懲罰的意圖。再下來寫出的句子，“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蝶戀花·春景》）；“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縱筆》），透露出的，儼然是一個神仙的逍遙境界。這在當朝政敵章惇他們看來，蘇某是存心向他們秀存在感，帶有挑釁的意味。他非但不愁腸百結(jié)、喪魂落魄，還快活成這個樣子，說明貶謫嶺南，尚不足以懲戒此人，打折他的那根傲骨，讓他趴在泥里悔過自新。因此，除了殺頭，唯一可行的就是把他拋到海水里去。

新蓋的房子水土氣重，人會睡得很沉。但這好覺睡不滿一個月，新任惠州太守方子容就帶著隨從，到德有鄰堂前宣讀了新的誥命：責受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署公事。此番被貶的人甚是不少，弟弟蘇轍也被貶為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就連死去多年的宰相呂公著、司馬光、王珪，也被追貶到海南島上。盡管這些年一貶再貶，幾乎成了尋常之事，但對于此次放逐，東坡還是頗感意外。方子容是他新交的朋友，不知是真有其事，還是出于同情安慰，悄悄地告訴東坡：自己的內(nèi)人虔誠信佛，有天夜里夢見一個大士前來告別，說他將陪蘇子瞻遠行，七十二天后就有誥命下來。今天恰好是七十二天。看來事情已有前定，先生不必過于傷心。

環(huán)顧剛落成的新居，和正在院子里嬉戲的孫子，東坡沉吟良久，然后莞爾一笑。作為一名居士，雖然未證“涅槃寂靜”，但此刻深深地領(lǐng)會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以前，他不止一次說過“吾生如寄”，其實內(nèi)心還是想把握住自己，現(xiàn)在這一點把握，恐怕也必須撒手，將身世全都交付出去，當作不系之舟，任憑風浪顛撲了。此時此刻，他想起了陶淵明的詩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yīng)盡便須盡，無復(fù)獨多慮?！辈粌H做好到海南島的準備，也做好了死在海上的準備，大有舍命陪君子，你讓我走十里路，我就陪你走二十里的意思。他心底那股豪邁之氣，不是那么容易壓得住的。

由于所有的家底，都成了白鶴峰新居的磚塊，東坡不得不四處籌措前往貶所的盤纏，甚至向廣州太守王敏仲求援，請其將薪俸中折支成實物的部分提取出來。完了便把一大家子托付給長子蘇邁。想到此去不太可能再回惠州，他專門到朝云墓前，燃上了三炷香，深深地鞠上一躬，吟誦自己為她寫下的詩句：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后緣。這個不幸的女人，從十二歲起，就一直陪侍在他身邊，三十二歲便命歸黃泉。在四五個侍妾中，其他人早都陸續(xù)告退，唯有這個女子情深意長。

四月十九日，東坡攜幼子蘇過，登上了離開惠州的木船。蘇邁帶全家人到碼頭送別，望著遠去的身影，岸上的人都慟哭起來。懷著必死決心的東坡，也不禁流下了清淚。此時的情景，就像他后來給友人的信中敘述的：“某垂老投荒，無復(fù)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諸子，死則葬于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保ā杜c王敏仲書》）盡管遭到如此重擊，他仍然不改豪放的秉性。

沿著官道抵達梧州，東坡獲知子由剛從這里離開，正在趕往雷州途中。想到很快可以見到思念多年的弟弟，他的心情十分喜悅，流出了這樣的詩句：“莫嫌瓊雷隔云海，圣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xué)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xiāng)。”在表達手足之情的同時，抒發(fā)了不為命運窮通改變的道心，和把萬里之外的流放地，當成安身立命的故鄉(xiāng)的自覺。

五月的一天，兄弟二人終于在滕州相見，淚水消解了數(shù)年來的顧念之苦。他們一邊暢敘幽情，一邊向雷州趕去，顛顛簸簸走了近一個月，才到了雷州半島的徐聞海岸。當天晚上，東坡的痔瘡發(fā)作，躺在床上輾轉(zhuǎn)呻吟。子由心疼表情扭曲的哥哥，整個夜里都不能合眼，給他念陶淵明的《止酒》詩，勸他為了健康把酒給戒掉。此前，在《勸子瞻修無生法》一詩中，他也寬慰過哥哥：“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雖窮心不窮”，希望他好好修煉無生法忍，出離人間苦患。從行儀上看，子由比哥哥更像一個居士。

紹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天氣晴好，東坡登上了南行的渡船。在搖晃的甲板上，他向子由揮手致意，說出了孔子當年的那句話：這難道不是吾道不行，則乘桴于海嗎？但熟知他履歷的人，則會想到他在黃州時寫下的詞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2

蘇東坡是一個宋朝的士子，要想理解這個人物，須對宋朝的文化有所了然。這個朝代對于中國人文歷史，意義十分重大。如果說先秦是中華文化的原創(chuàng)期，那么，宋朝就是中華文化的成熟期、高峰期。宋朝文化的璀璨，不僅體現(xiàn)在物質(zhì)方面，中國的陶瓷、絲綢、茶葉三大宗，源源不斷地吞噬著全世界的白銀；還體現(xiàn)在非物質(zhì)方面，儒道釋三家匯流的文化大格局形成。先秦時期，學(xué)派紛呈，百家爭鳴，出現(xiàn)了思想領(lǐng)域潮流縱橫、洶涌激蕩的局面，其中以儒家與道家最為代表。后來的統(tǒng)治集團或推崇道法，無為而治；或獨尊儒術(shù)，輔以刑法，出入于老莊與孔孟之間。

東漢末年，佛學(xué)東漸，至南北朝開始興盛，出現(xiàn)“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景象，但也發(fā)生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舉儒拒佛的事情。隋唐時期，隨著玄奘、法顯、義凈等人西天取經(jīng)行動的完成，佛學(xué)典籍較為完整地移譯過來，教法也有了系統(tǒng)的傳承，形成禪宗、唯識宗、天臺宗、三論宗、律宗諸宗林立的態(tài)勢。但佛家與儒家、道家之間，尚未相互貫通，文化上的排異反應(yīng)時有發(fā)生。李唐宗室尊老子李耳為祖宗，因此多數(shù)皇帝信奉道教，迷于煉丹食氣，飲汞吞鉛，以求長生不老，對佛家持審慎乃至排斥態(tài)度。武宗時期，甚至出現(xiàn)在道教人士的蠱惑下，大規(guī)模滅毀佛教的情況。但也有唐太宗、武則天、唐宣宗等帝皇，鼎力護持和推行佛法，使之得以弘揚。唐朝代表性詩人，如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等，皆有不淺的佛學(xué)背景。

進入北宋之后，佛家獲得了中華文化的認同，成為三大主流法脈之一，有了官方出版的體系完整的《大藏經(jīng)》，儒道佛三家匯流的局面終于形成。在融匯激蕩之中，佛家淡化了來自印度的山林氣息，將儒家的綱常倫理，納進因果報應(yīng)和福德資糧的范疇，成為其世間法的內(nèi)容；將大乘佛法普度眾生的理念，融入儒家的治國平天下，不再像原先那么激越，一味要絕塵而去，出離世間苦海。儒道體系中也吸收了佛家的因果報應(yīng)、三界輪回的內(nèi)容，在修身的一維，借鑒了禪坐觀修的方法。在宋朝，一個文人士子，不論信奉哪一種學(xué)說，對其他二教也絕不陌生；不論他以哪一教立身，都會參照其他二教的方便。就學(xué)者而言，關(guān)學(xué)的張載，洛學(xué)的二程，盡管皆以儒立身，對佛道頗有微詞，但平日里進學(xué)的功課，除了持敬存養(yǎng)，都有靜坐觀心的內(nèi)容，并非純粹的儒家。至于道家功夫，在煉神還虛方面，也吸納了佛家四禪八定、觀心破境的功夫?？傊谒沃?，儒道佛三家在中國，基本上呈縱向直流的態(tài)勢，到了北宋之后，才真正實現(xiàn)橫向的交匯融通。正是這種匯通，使華夏文化的洪流更加波瀾壯闊，宋朝也因此成為中華文化的高峰期，而蘇東坡正是波峰上涌出來的人物。在宋朝，儒道佛三家學(xué)說，是一個文人的必修課。與蘇東坡同朝的文人，如歐陽修、王安石等，學(xué)養(yǎng)也兼具三家。他們的人格成長，都從三種文化流脈中汲取營養(yǎng)。蘇東坡就是從這種土壤里生長出來的。

作為一個進士，他必須精通儒家經(jīng)典。實際上，他對六經(jīng)之首的《易經(jīng)》，和《論語》《尚書》《中庸》均有深入的研究，后期還撰有專門的論作。至于與道家的緣分，未出生之前就結(jié)上了。按照蘇洵的敘述，他婚后數(shù)年無子，于是供奉一個姓張的仙人，才有了蘇軾和蘇轍。八歲正式入學(xué)時，東坡的啟蒙老師就是道士張易簡，課室設(shè)在天慶觀北極院。他的同窗好友陳太初，后來也做了道士。傳言他問道十分精進，證得了很高的道果，入寂時說走就走，尸解羽化，如一片云彩飄向太虛（蘇軾《道士張易簡》）。老子與莊子的著作，東坡諳熟于心。尤其是莊子恣肆的語言，感覺就像是從自己心里流出來的。他的代表性著作，如《前赤壁賦》《記承天寺夜游》《題西林壁》以及陶淵明的系列詩作，都是以道家境界打底的?！扒曳蛱斓刂g，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保ā肚俺啾谫x》）“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保ā队洺刑焖乱褂巍罚]有道學(xué)的修養(yǎng)，哪能寫出如此空靈的句子！

至于佛家，淵源就更深了。峨眉是佛教名勝，東坡家中早有供佛，父親蘇洵師從云門宗大德圓通居訥，和寶月惟簡；母親程氏更是信仰虔誠的教徒，在家禁止殺生。因此，蘇家院子里氣氛祥和，時常有鳥兒飛來做窩下崽。父母逝世之后，東坡兄弟都到廟里做了功德，把他們生前喜愛的物品捐了出去。比東坡晚幾年被貶海南的僧人惠洪，在《冷齋夜話》一書里記載：東坡從黃州移往登州時，打算路過高安順便看望子由。子由和住在洞山的云庵和尚、住在圣壽寺聰慧法師，在同一天夜里做著同一個夢：有人喊他們快去迎接五祖的高足戒和尚。第二天，當三人還在疑惑之中時，東坡要來高安的信便送到了。四人相會之后，東坡說起母親懷上自己時，曾夢見一個右眼失明的僧人到家里來。七八歲時候，他也曾夢見過自己，身披袈裟在山上行走。說話間，云庵和尚忽然想起，五祖弘忍的弟子戒和尚，正是瞎了一只右眼，且最后就圓寂在高安大愚寺，至今差不多五十年時間，而東坡此時剛好四十九歲。從此，東坡在寫信時常常以戒和尚自稱，顯然是把事情當真了，所以后來在六祖真身像前，才有了這樣的說法：“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保ā赌先A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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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約四十歲之前，盡管具有佛道的文化背景，蘇東坡還是以一個儒者現(xiàn)身于世。由于過人的天賦，他二十歲上就在科舉考試中名列前茅，并以詩賦名動京城，連當世文魁歐陽修都要給他騰挪位置。仁宗皇帝讀過他的卷子，便認定此人是未來的宰相。因此，他入世的起點甚高，也十分得志。然而閱世不深，任事待人不免書生意氣；自視才高，凡事愛發(fā)議論，如刺在喉不吐不快。挾著如日中天的聲譽，話分自然斤兩不輕，輕易發(fā)表批判意見，便容易造口業(yè)，招惹是非嫌惡，給自己帶來逆緣。但在東坡看來，這是臣子在給朝廷盡忠。王安石變法后，東坡給神宗皇帝上了萬言書，給自己惹來了麻煩。為了避免政見歧異引起的摩擦升級，他請求外放，覺得這樣耗不起，還是地方政治氣氛寬松，可以做些實際的事情。每到一處，他都“勤于吏治，視官事如家事”（《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以濟物之心，應(yīng)不計勞逸”（《與王慶源十三首之三》）。認為“事有關(guān)于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guān)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上文侍中論榷鹽書》）當然，也不免游冶山水，吟詩作賦，乃至與歌伎飲酒誦詩。

熙寧八年（1075），東坡任密州知州，這是他第一次擔任一個地方的主官。此時，該州連續(xù)七年大旱，蝗蟲鋪天蓋地，席卷鄉(xiāng)野，如同世界末日。他親率官民筑堤引水，疏浚河道，挖掘井泉，以緩解苦旱之情。還多次攜下屬前往臥虎山，舉行莊嚴的祈雨儀式，親自念誦禱詞。或許是精誠所至，天地為之動容，還真下來了好幾場雨，那可是真正的甘霖。同時，他還上書朝廷，詳報災(zāi)情，請求免除當?shù)氐那锒?；組織百姓使用火燒等各種土辦法，掃除蝗蟲大軍。

在救災(zāi)之余，他還不改詩人本色，寫下數(shù)量不少的詩詞，其中就有《江城子·密州出獵》。“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痹~句中透露著一股掩抑不住的豪邁與張揚，讓對手們感覺到他逼人的抱負。密州期間，他還流著眼淚，沿城墻撿拾三四十個孤兒棄嬰，到家里來扶養(yǎng)。對兒童生命的關(guān)懷，貫穿蘇東坡的一生。在黃州時期，他成立了一個兒童救濟會，請富人捐錢，請和尚管賬，請當?shù)貗D女領(lǐng)養(yǎng)。并且致信黃州太守，請求官方出臺措施，制止溺死嬰兒惡俗。

兩年后，東坡調(diào)任徐州知州，到任不久，黃河的洪水跟隨而至，耗資五百萬緡的排洪工程潰決，工程負責人畏罪自殺。來勢兇猛的黃河水，在徐州以北約五十里的地方?jīng)Q堤，以排山倒海之勢，沖毀大片村莊與田園，直逼徐州城下。水位一度高于城內(nèi)的街道。知州蘇東坡不顧個人安危，帶著市民加固城墻，數(shù)十天夜不歸家，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以與城池共存亡的氣概，阻止了富人們棄城逃亡的企圖。在人力不濟的情況下，他親自前往皇家禁衛(wèi)軍營地，會見主帥，請求他們出兵支援。

1089年，蘇東坡以龍圖閣學(xué)士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兼浙西軍隊統(tǒng)領(lǐng)。杭州位于錢塘江口，又是京杭大運河的起點，為水陸交通要隘，商旅云集，人口超過五十萬，密度甚高。春夏之際，往往有瘟疫流行，控制不好，將是一場恐怖的災(zāi)難。十八年前當通判的時候，他對此深有感觸。這次作為主官赴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建一所公立醫(yī)院。他劃撥一筆款項，個人捐出五十兩黃金，在城區(qū)中心建起了一所叫“安樂坊”的醫(yī)院，由精通醫(yī)道的道士主持，公家給予一定的報酬。

杭州的幾處水源地，多與錢塘江入海口相連，漲大潮時，海潮倒灌，飲用水就出了問題，居民只能花錢購買從西湖運進城來的水，可并不是誰都能夠付得起費用。東坡為通判時，州府曾經(jīng)興建過一個簡易的工程，用竹管將西湖水輸入城區(qū)。但這種權(quán)宜之計，很快就廢了。此次，東坡主持重修這項工程，輸水管用陶瓦制作，經(jīng)久耐用。他還利用自己的軍職，調(diào)動一千多名士兵參與工程建設(shè)。不久，就在城區(qū)建成了六個飲用水庫，讓所有市民都能喝上干凈的水。接下來，他繼承前輩詩人白居易的遺志，大規(guī)模地整治西湖，清除厚積的淤泥和雜草，并筑起一道詩情畫意的堤壩，成為千古佳話流傳至今。

“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保ā洞雾嵈饛垈鞯酪娰洝罚┍M管是在少年時代，東坡就曾一度彷徨過，到底應(yīng)該遁入山林隱身修煉，還是登上廟堂參與治國平天下。但是，一旦決定投身仕途報效國家，便以身相許，肝腦涂地在所不惜。在一篇文章里，他表明了這樣的心跡：“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保ā鹅`壁張氏園亭記》）每上一任，或是每到一地，首先考慮的都是社稷黎民。即便是在惠州，手中權(quán)力已經(jīng)剝奪得一干二凈，他也借助自己的影響力有所作為，而不耽于無何有之鄉(xiāng)。

惠州東江與西江各有一座浮橋，是此地的交通樞紐，然已失修多年，無法通行，往來的人劃舟渡江，沉船溺水事件時有發(fā)生。東坡探明情況后，致信表兄程之才，請求廣南東路劃撥建橋所需八九十萬元款項，再請羅浮道士在信眾中募資，重建了這兩座橋梁?？⒐ぶ?，他專門撰寫了詩文。此外，他還推動惠州太守詹范，將戰(zhàn)亂時代棄身野外的數(shù)百具無名尸骸，收拾起來重新下葬，請僧人舉辦超度儀式，使他們不再做孤魂野鬼呼號于曠野。給死去的人尊嚴，也是對活著的人的一種尊重。

作為一個儒者，東坡的行儀上承先秦原儒，活潑而富有生氣，有鳶飛魚躍之象，在實踐中善于權(quán)衡通變。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之后，儒學(xué)從一種民間思想，上升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tài)，眾多儒者因此失去原先放達的風度，拘泥于綱常倫理的枝節(jié)，落入窠臼之中，變得迂腐起來。由于有了佛道思想的通變，東坡的儒學(xué)顯得通達大方，灑脫自如，迥異于同時代的程氏兄弟。在司馬光的葬禮上，他與當世鴻儒有了正面的沖突。葬禮專門延請程頤主持，這位大儒不許司馬光兒子立于靈柩旁，向前來吊唁的客人鞠躬還禮，認為這種沿用數(shù)百年的習(xí)俗，不符合孔子時代的古禮。子孫倘若賢孝，就應(yīng)該悲痛欲絕，哪里還能出來拋頭露面。那天，朝廷在太廟的大典結(jié)束后，東坡帶著翰林院與中書省的官員，前去司馬光家吊唁，卻被程頤攔在門口：“‘子于是日哭，則不歌。’你們難道沒有讀過《論語》嗎？”東坡上前回敬：“《論語》并沒有說：‘子于是日歌，則不哭?！卑殉填U嗆了回去。在靈柩前作禮完畢，東坡看不見司馬光兒子，打聽起來，才知道是程頤不讓出來見人。于是在眾人面前笑話說：“伊川可謂糟糠鄙俚叔孫通！”意思是說，程頤糟踐了叔孫通修訂的漢代禮儀。弄得程頤下不來臺，因此也與二程及其弟子們結(jié)下怨氣。程頤雖然職位不高，門生卻遍布朝野。

蘇東坡的宦海生涯中，并沒有做過出格的錯事，唯一被人揪住不放的罪過，就是文字里流露出來的不平之氣。如果是出自普通文人，興許不會被人當作把柄。但是他人望太高，而且持不同政見，加上行為過于任性，不顧及微妙的人際關(guān)系。不論官階升到什么級別，蘇東坡都還是以文人學(xué)者自任。學(xué)者與官員不同，學(xué)者以求真為使命，不論何時何地，都要口吐真珠，表達實情；但官員考慮的權(quán)宜之計，此一時彼一時的策略，說話講究分寸的拿捏，照顧方方面面，人前人后，在什么時間什么場合說什么話。東坡總是像個孩子，要說穿皇帝的新裝。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完成從書生、學(xué)者向官員的轉(zhuǎn)型，進入集權(quán)政治結(jié)構(gòu)規(guī)定的角色里去，使用與之相應(yīng)的話語體系。他曾對太后訴苦：“臣欲依違茍且，雷同他人，則內(nèi)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圣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保ā镀蚩ぴ印罚┻@是對自己行狀的一種解釋。其實說與不說是一種選擇，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場合、用什么口吻說，更是一種智慧，特別是在集權(quán)體制之內(nèi)。

文字的才華給東坡帶來巨大的聲譽，特別是歐陽修逝世之后，他已然成為當世第一文豪。在公共語境里，他占有的話分愈來愈重，人也活得越來越占地方。在這種情況下，說話應(yīng)該更加審慎才好，但他依然不管不顧，鋒芒凌厲。他似乎意識不到，當自己的影響力超過上司和同僚時，人們已很難按體制規(guī)約的方式來對待他了。彼此都是進士出身、善于詩賦的文人，被你壓著也想有翻身吐氣的時候。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行為方式，給他招來了暗地里的嫉恨。因此，東坡與對手之間的對立，除了政見的歧異，很大程度上還有意氣的成分?！盀跖_詩案”是他經(jīng)歷的一場生死劫，但甫一出獄，他便詩興大發(fā)，稱自己“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在一首看起來是反思本人過錯的詩里，把對手戲稱為“少年雞”：“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斗少年雞。”自我的優(yōu)越感，和對別人的鄙夷與不屑，溢于言表。此時的東坡，對于世道人心，實在還看得不夠通透，他的犀利讓一些人感到芒刺在背。

在公事活動中，表達政治見解，評價人事，本應(yīng)就事論事，但他帶入了濃烈的感情色彩，說起別人的壞處淋漓盡致，在修辭上極盡譏誚挖苦之能事，顯得過于嫉惡，有失寬恕。他把對立面比喻為“饑虱”“奸佞小人”“國之巨蠹”“詐偽騙子”，甚至是追腥逐臭的“蠅蛆”，吃腐鼠的烏鴉。而在將對手妖魔化的同時，卻以君子麟鳳自居，不屑同流合污。在任翰林院知制誥期間，他擬了八百多道圣旨，大多都可以當文學(xué)作品來欣賞。其中摻入了不少私人情感色彩。譬如貶謫呂惠卿的圣旨，說此人“始于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形容惟妙惟肖，但失之分寸把握。呂惠卿東山再起之后，反戈一擊，倒打一耙，也并非人情不可以理解。追贈王安石死后哀榮的圣旨，稱其“網(wǎng)絡(luò)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述，作新欺人”。本來是追封的圣旨，還要加入一些嘲諷之詞，以抒泄個人意氣，對一個過世的先輩，未免失之刻薄。這些方面，需要有人給他補上一課。

相比之下，司馬光的氣量明顯大度許多。司馬光與王安石，算是政治上的死對頭，但他在病榻上以宰相名義下的最后一道指示，卻是這樣寫的：“王安石為人并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后朝廷應(yīng)以優(yōu)禮葬之?！?/p>

雖然政見不同，但王安石個人操守堪稱君子，并非居心險惡之徒。他上書皇帝、提出改革主張的出發(fā)點與立意，原是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用”，改變宋朝國力衰弱的狀況，盡一個忠臣的責任。不管他提出的方案是否正確，一旦為皇帝采納，就轉(zhuǎn)化為一種國家行為。神宗皇帝沒有經(jīng)過朝臣的充分論證，就大張旗鼓地推行變法，那是他不成熟的表現(xiàn)。由于朝中重臣老臣大多反對變法，王安石只能起用一些資歷淺、德望低的新進人物，如呂惠卿、曾布、章惇等。這些缺少感召力和政治智慧的人，為了新的舉措能夠推行下去，除了使用剪除異己的手段，還能想出什么更好的辦法？而在為數(shù)不少的異己中，蘇東坡是一個人望極高、愛大聲說話的人，不治治他，讓他出局，廢掉他的武功，變法還能夠進行下去嗎？一旦他卷土重來，位極人臣，我等還能有好果子吃嗎？但這個人行為端正，做事踏實，幾乎不可挑剔，只是詩文言論豪放任性，不修邊幅。于是，所謂“烏臺詩案”就合乎邏輯地炮制出來。李定、舒亶等人，從蘇某的詩文中斷章取義，找出一些句子，如“必不仕則忘其君”，“農(nóng)人三月無鹽吃”，還有燕子與蝙蝠的暗喻，和指責青苗法的言論等，牽強附會加以發(fā)揮，彈劾他辜負皇恩，蔑視朝廷，包藏禍心，專唱反調(diào)，罪名便自然成立。如此，蘇軾也就“萬死不足以謝圣時，豈特在不赧不宥而已”。

元豐二年（1079），蘇東坡以“文字毀謗君相”罪被拘捕，從湖州押送汴梁御史臺牢獄。押送途中，性情剛烈的他想到縱身一躍，跳入江中，一死了事。但冷靜想來，覺得這樣不僅連累家人，自己也洗不清白?；实蹖|坡的為人有基本的判斷，并不輕易聽從他人處死東坡的進言。據(jù)說，神宗曾經(jīng)派人潛入牢中，觀察東坡的舉止，發(fā)現(xiàn)他睡得很香，鼾聲如雷，表明他胸間并無梗有虧心之事。加之皇后臨終前，稱道蘇氏兄弟是先帝看中的宰相之才，提醒他不要聽從讒言，冤枉好人。此外，張方平、司馬光等大臣也為東坡求情。因此，東坡終于還是躲過這一劫，在獄中蹲了一百三十天后，獲得釋放，流貶黃州。此事雖然看起來是一場虛驚，卻深深地觸動了東坡內(nèi)心，讓他不能不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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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文見《十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