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國外國文學著史工作步入快速發(fā)展期，數(shù)量多，質(zhì)量總體上有所提升，當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問題。

從史著命名情況看，因體例、內(nèi)容及使用對象不同而名稱繁多，如《外國文學史》《外國文學簡史》，《外國文學》《外國文學簡編》《外國文學新編》《外國文學教程》《外國文學通用教程》《外國文學基礎》《外國文學名著批評教程》，《世界文學史》《世界文學簡史》《比較世界文學史綱》，《歐美現(xiàn)代文學史》《20世紀歐美文學史》《20世紀外國文學專題》《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概論》等。

從使用情況看，除兼顧文學愛好者外作為教材的史著面向的對象也不同：絕大部分是作為中文專業(yè)本科生的必修課教材；有些作為非中文專業(yè)本?？茖W生的公共素質(zhì)教育教材，如陳洪、王立新等主編的《外國文學通識》（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王若珺主編《外國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還有的作為高校小學教育專業(yè)教材，為培養(yǎng)?？瞥潭鹊男W教師而編寫，如汪介之主編的《外國文學教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從編寫情況來看，絕大部分由主編負責的集體編寫，極少數(shù)由個人撰寫，如楊烈的《世界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編寫規(guī)格也不盡相同，組織者有國家教委，如鄭克魯主編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外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朱維之等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外國文學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有的發(fā)起者來自地方省市，何峰主編的《外國文學教程新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就是安徽同行為本省高校的外國文學教學而編寫；有的牽頭者是某所院校，如王欽峰主編的《當代外國文學專題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由湛江師范學院教師編寫。從編寫體例來看，綜合史、國別史、斷代史、比較史、作家作品批評史等不一而足。其中以時代、文學思潮流變?yōu)榫€的占絕大部分，極少數(shù)以文體為綱。后者如王向遠、張哲俊主編的《比較世界文學史綱（上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一編為世界神話、世界史詩，聶珍釗等主編的《20世紀西方文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劉象愚等主編的《從現(xiàn)代主義到后現(xiàn)代主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均以詩歌、小說、戲劇分章。

從內(nèi)容來看，大部分外國文學史只有西方歐美文學，少部分兼有東方亞非文學。不過東方文學所占的比例一般只有四、五分之一，也有比例較均衡的版本，如朱維之等主編《外國文學史》的歐美、亞非兩卷（南開大學出版社）。此外還有基于世界文學觀念的東西方文學共時呈現(xiàn)體例，如24所高等學校編寫的《外國文學史（1-4）》（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按古代、中古、近代、現(xiàn)代四大時間板塊共時闡述東西方文學，其古代文學包括埃及、巴比倫、巴勒斯坦（希伯來）、印度、希臘羅馬文學。在相同體例的導讀類中，東方文學所占比例依然很少，如劉亞丁、邱曉林主編《外國文學史》（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共選介37部作品，東方文學只有5部，不足七分之一。有的學者把中國文學也納入東方文學，如楊烈的《世界文學史》在四個時代分設中國文學專章，出版時僅存目錄。

與整體呈現(xiàn)世界文學的體例不同，一些文學史在西方文學框架中部分添加東方文學內(nèi)容。有的在開頭以平行研究方法概述世界文學，為闡述同時代的西方文學提供背景支持；有的則在結(jié)尾處延伸補充，著重從影響研究角度闡述東方各國、西方各國、東西方尤其是中西之間的文學傳播影響。王忠祥、聶珍釗主編《外國文學史（1-4）》（華中理工出版社，1999年），在絕大部分章節(jié)開頭添加了同期的世界文學概述，如《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世界文學》。曾艷兵主編《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概論》均以此流派在中國傳播流傳結(jié)束章節(jié)，如《象征主義文學在中國》。劉象愚、曾艷兵主編的《比較世界文學史綱（下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也有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的專節(jié)。

盡管外國文學著史工作已果實累累，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就編寫人選方面，鑒于外國文學史的廣博性，需由主編負責的團隊完成，組建過硬的寫作隊伍十分重要。主編的科研、組織能力直接影響制定體例、遴選作家作品以及選定編寫成員，理想的參編者應該是對所承擔部分研究成果顯著的學者。解決的途徑既取決于有實力的研究者對主編意圖及史著價值的認可加盟，也取決于出版方、主編的正確選人標準。當然目前高?？蒲性u價獎勵機制，也不利于在基礎但重要的文學史編寫中聚集優(yōu)秀的學者，參編教材的成果權重不如發(fā)論文、出專著。一部高質(zhì)量的史著需要主編、絕大部分撰寫者足夠優(yōu)秀，如梁坤主編的《外國文學名著批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就是好的范例。

出版方的選題定位、甄選主編、策劃運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必贅言，下面談談著史體例的問題。編寫體例首先取決于對“外國文學”“外國文學史”“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史”概念的理解?！巴鈬膶W”即中國以外的文學，應是不包括中國文學的歐美文學、亞非文學，還應涵蓋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區(qū)域文學；從闡述對象來看，其側(cè)重點在文學，即經(jīng)典作家作品?！巴鈬膶W史”是關于外國文學的發(fā)展史，正是史著闡述的內(nèi)容，所以用它命名比“外國文學”更科學。需要指出的是，文學史不能回避文學理論，必須有對作家作品的批評，應該輔以作家作品批評史增加深度，但也不要把它寫成文學理論史?！笆澜缥膶W”即全球全人類的文學，包括中國文學?！笆澜缥膶W史”即全人類文學的發(fā)展史，撰著者一般以古代、中古、近代、現(xiàn)代四大時間板塊闡述人類文學。采用此體例，特別注意進行有效的平行研究和相互關聯(lián)的影響研究，否則就成為以時間簡單切割、重新排列的碎片化的國別史。換言之，如果沒有各國文學的異同比較、影響關系梳理的內(nèi)容，終難副“世界文學史”之實。

另一種體例是在西方文學史中部分加入東方文學內(nèi)容，如王忠祥、聶珍釗主編的《外國文學史（1-4）》，為在世界文學背景下闡述西方文學發(fā)展史進行了有益嘗試，但也還沒有完成“提供世界文學的整體面貌”的設想。書中最早的世界文學概述是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這樣前希臘的世界文學就沒有被提及。需要強調(diào)的是，不管采用哪種體例，一旦選定就要貫穿始終。王向遠、陳惇、劉象愚等主編的《比較世界文學史綱（上中下）》三卷三主編三體例，時而按文體標準，時而按區(qū)域標準；時而是整體的世界文學，時而是分立的東、西方文學，可能給讀者接受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難。

外國文學時空跨度大，作家作品浩如煙海，一部史著要分為若干卷冊，但即便如此還是難以完成全面闡述的重任，仍需其他輔助書籍，組成供讀者自主選用、靈活實用的配套系列。作為使用量最大的高校教材，文學史可用于課堂教學，配套書可用于自學拓展研究。因課時限制目前大部分中文專業(yè)的外國文學課只把西方文學列為必修課，東方文學還只是選修課。史著分東西方文學兩部分更方便實用，但應添加世界文學的背景以及相互影響關系的內(nèi)容。例如，南開大學出版社的外國文學史著系列中有《外國文學史》歐美卷（2014年）、亞非卷（2001年）兩部，有方便教學與自學的崔寶衡、張竹筠編著《外國文學史導讀（歐美卷）》（2014年），還有作品選讀崔寶衡主編《外國文學名篇選讀（上、下）》（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當然如果再配有名著批評史、中外文學交流簡史作為延伸閱讀本會更理想。

外國文學作品選讀，最好以史話的形式整體突出文學鑒賞性。徐葆耕的《西方文學之旅》（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在這方面做出有益的嘗試。突出文學鑒賞性不是局部改變，更不是只有形象題目的標題黨。何峰主編的《外國文學教程新編》為了強化“感性化”新特征，“具體章節(jié)不再以概述、作家作品命名，一律改為能概括本章節(jié)重點內(nèi)容及特征的標題”，如“人類童年時代的美麗幻想——古希臘神話”“倒在舞臺上的喜劇大師——莫里哀”，但正文還基本沿用舊制。其中個別形象化標題的準確性值得商榷，如“沖破中世紀陰霾的曙光”不是《神曲》而是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標題，把整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喻為“曙光”明顯欠妥。編寫時感性的自由與理性的嚴謹要盡可能統(tǒng)一。

最后談談文學史具體內(nèi)容問題。幾部影響較大的外國文學史都有修訂本問世，如南開版的《外國文學史（歐美卷）》已出第五版。其實無論是編寫還是修訂，在內(nèi)容方面面臨的問題都是相同的。目前各種外國文學史的章節(jié)、代表作家作品比較一致、穩(wěn)定，但還有值得商榷的內(nèi)容，如把海涅歸入浪漫主義，把莫泊桑歸于自然主義。此外還要增補具有發(fā)生學意義的內(nèi)容，比如根基和延展部分。著史者一般都持有“薄古厚今”的立場，但對“古”也要辯證分析，對待根性本質(zhì)的部分一定要“厚”，以便更好地理解種種衍生現(xiàn)象。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分別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理性、信仰和習俗三大基本要素，忽視任何一方都不能準確把握歐洲中世紀乃至近代文化。希臘文學尤其神話傳說的世俗性、哲理性和命運觀，孕育了希臘文化的人本思想、理性精神及悲劇精神，代表西方重理性、重現(xiàn)實的文化模式。希伯來人的六大宗教觀念創(chuàng)世觀、博愛觀、救世觀、平等觀、彌賽亞觀念、原罪觀均為基督教接受，對西方文學產(chǎn)生深廣的影響。以尚武冒險進取實干、個人主義、尊重婦女為突出特征的日耳曼精神，也給西方文學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騎士制度與騎士風度、血親復仇、勇高于善的價值觀、永遠追尋的人生觀等。同是日耳曼文化背景的英格蘭和德意志，分別孕育出資產(chǎn)階級上升時期在物質(zhì)、精神領域的追尋者魯濱遜、浮士德。遺憾的是大部分文學史只在中世紀文學概述中簡介《埃達》《薩迦》《貝奧武夫》幾部作品，鮮有論及日耳曼文化根基。

對延展內(nèi)容的編訂十分重要，如梳理作為浪漫主義先聲的盧梭的創(chuàng)作、狂飆突進運動、感傷主義等，福樓拜的客觀中立說、一字說與作家隱退、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的關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思想意識與詩學藝術和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關系等。此外，還應注意作品之間互文影響關系，如“荷馬史詩”與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格林兄弟整理、巴塞爾姆戲仿的同名童話《白雪公主》，由此揭示或隱或顯的發(fā)展脈絡。列為專節(jié)的作品應是公認的體現(xiàn)作家創(chuàng)作風格的代表作。入選標準要公允客觀，兼顧思想性和藝術性，既不能標新立異，也不能片面失準。如有的文學史不選《哈姆萊特》而選《羅密歐與朱麗葉》，有的舍棄最能體現(xiàn)狄更斯整體創(chuàng)作風格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而只從思想性角度考慮選擇反映勞資矛盾的《艱難時世》。

有價值的文學史要求“史”客觀準確，“論”深入有效。盡管文學史不是文論史，但也要運用、更新重要批評理論，如巴赫金的復調(diào)小說。但并非多用理論就能保證質(zhì)量，理想的途徑是理論內(nèi)化為編寫者的批評鑒賞能力，用簡明易懂而非生僻晦澀的語言剖析本質(zhì)，有效啟發(fā)讀者。比如分析《簡·愛》，既要充分肯定男女平等主題的意義，也要指出解決平等的空幻性：一場大火、一筆遺產(chǎn)只能解決一個簡·愛的平等，而不能解決千百萬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女性的平等。分析《玩偶之家》要講清為什么娜拉的抗爭代表馬克思主義以前西方婦女解放的最高峰，她帶著對社會、道德、法律的全面質(zhì)疑勇敢出走，震撼了資本主義社會家庭根基。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的深層主題并不是資本主義入侵農(nóng)村小農(nóng)經(jīng)濟破產(chǎn)的悲?。ㄖ皇潜尘埃?，而是深刻揭示男女貞操觀不對等的誤區(qū)。

總之，外國文學著史任務艱巨，其導向、導學的意義重大，希望出版方、編寫者共同努力，以更科學嚴謹?shù)木幣朋w例、合適的文體形式、充實深刻的內(nèi)容，完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高質(zhì)量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