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共識度·生長點·世界性 ——五年來的詩歌述評
詩歌從時間序列、精神向度上構成了一個國家的語言編年史和總體性意義上的時代啟示錄,正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整體性的時代大勢面前,“新時代”已然成為評價當前詩歌的一個重要歷史裝置,這不僅是歷史的批評原則,也是美學的觀照原則。
對于五年來的詩歌來說,繁多的詩歌現(xiàn)象以及處于變動之中的詩歌現(xiàn)場使得任何言之鑿鑿的定論都不可能是完備的,但一個顯豁的事實是,在新時代背景下,詩歌美學及其生產和傳播形態(tài)以及多樣化的文化功能、社會作用呈現(xiàn)出越來越多的可能性,新詩、舊體詩詞、散文詩、兒童詩以及少數(shù)民族詩歌、詩歌譯介和國際化傳播出現(xiàn)協(xié)同發(fā)展、相互學習、彼此促進的共生局面。詩歌不單是密室獨語和精英意識的產物,詩人的寫作身份越來越呈現(xiàn)出非專業(yè)化和大眾化的特征,詩歌介入時代以及大眾參與詩歌的程度不斷增強。
詩人與新時代:內在與外部的彼此激發(fā)
“新時代”呼喚“新詩歌”,“大時代”需要“大詩人”“大作品”?!皶r代”是復雜的動態(tài)結構,而“新時代”與詩人之間的相互砥礪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詩歌發(fā)展的時代訴求和內在命題。每一個時代的最初發(fā)生或轉型都亟須新的創(chuàng)造者、發(fā)現(xiàn)者、凝視者和反思者,而詩人正是以綜合視野來整合時代命題和人類境遇的特殊群體。在大國重器、量子科技、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云計算、物流樞紐、快遞服務、農村新變、數(shù)字經濟、媒介革命、速度景觀、產業(yè)轉型背景下,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出現(xiàn)了諸多前所未有的新話題、新現(xiàn)象以及新素材,這都對詩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新的時代發(fā)展使得詩人的社會身份、現(xiàn)實經驗以及創(chuàng)作主題、寫作方向都要予以調校、更新。
新時代詩歌首先需要強化共識、加強引領。在中宣部指導下,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號召,又適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5周年之際,由中國作協(xié)主辦的全國詩歌座談會于2019年10月28日至29日在京召開。這是進入新時代之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規(guī)模的詩歌座談會,也是新時期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詩歌座談會。全國詩歌座談會旨在回顧和梳理百年新詩,總結新中國70年來詩歌創(chuàng)作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厘清和回應相關熱點問題,明確新時代詩歌發(fā)展的坐標和方向。全國詩歌座談會聚焦“新時代詩歌”的五個議題:“新時代詩歌的人民性和主體性”“新時代詩歌的時代精神與現(xiàn)實抒寫”“新時代詩歌如何從高原走向高峰”“新時代語境下的長詩現(xiàn)象與總體性寫作”“新時代詩歌的大眾傳播、對外交流與譯介互動”。
2020年是決勝全面小康、決戰(zhàn)脫貧攻堅的關鍵之年,是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的意義重大的一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輻射全球而中國人民共克時艱的一年。眾多詩人抒寫時代之變,并通過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融合的總體性視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新時代”語境下關注時代趨勢、社會主潮、現(xiàn)實題材的詩歌大量涌現(xiàn),尤其是“抗疫詩歌”“扶貧詩歌”“新工業(yè)詩歌”“新時代詩歌”成為主導性的寫作潮流?!对娍放c中國詩歌網推出“戰(zhàn)斗在抗疫一線的詩人”“奮斗在扶貧第一線的詩人”“歌詠新中國”“建黨百年詩歌”“新時代詩歌”“新工業(yè)詩歌”等專輯以及“走向小康詩歌輕騎兵”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其中王單單結合了“抗疫”“扶貧”雙重視角的主題組詩以及詩集《花鹿坪手記》受到業(yè)界廣泛認可,“更為厚重、集中、強烈,更能給人一種知性的啟迪與情感的沖擊。毫無疑問,這部詩集不只表明王單單詩歌創(chuàng)作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對當下詩壇而言,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建設性意義”(吳思敬《花鹿坪手記·序》)。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國作協(xié)推出“百年路·新征程”詩歌創(chuàng)作工程,《詩刊》以“慶祝建黨百年專號”的形式推出其中的代表作品。在新工業(yè)加速發(fā)展的過程中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的產業(yè)工人以及代表性的詩歌作品,豐富而嶄新的時代經驗以及精神質素亟須從評論、出版和傳播的各個領域予以觀照和總結,為此,中國工人出版社在2021年推出詩選《先鋒:百年工人詩歌》。
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世界的一年,也同時改變了詩人和作家的世界觀、寫作觀。吉狄馬加的長詩《裂開的星球——獻給人類和所有的生命》不僅對人類災難予以精神和思想層面的剖析與反思,而且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回應了世界命題,“這首詩是一個關于我們的地球母親和人類以及世界未知的命運的偉大而動人的故事。它仿佛一條豐沛寬闊的河流,自詩人的心臟和靈魂中噴涌而出?!保╗塞爾維亞]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維奇)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時期的詩人都必須接受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挑戰(zhàn),而疫情時期或后疫情時代我們需要的正是具有人類總體意識的整體性、方向性寫作。總體來看,“抗疫詩歌”在個人與疫情、詩學和社會學的深度對話中重新激活了及物能力以及現(xiàn)實精神。這是詩人和生活在現(xiàn)實感應、回響中建立起來的語言事實和精神化現(xiàn)實,它們最終匯聚成的正是精神共時體。這最終達成的正是詩人之“真”和詩歌之“真”,也即所謂的“詩性正義”。
詩人與時代的關系不是簡單地對等關系和直線型地呈現(xiàn),而是要更為復雜。我們要審視“新主題”“新題材”“新倫理”“新道德”的決定論傾向,歷史已經證明,二元對立的思維是不符合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和復雜要求的。寫作者不能為題材為主題寫作,更不能唯題材、唯主題寫作,而應該在社會景觀的嬗變和時代的多棱鏡中,回到詩歌的內部機制和個體主體性、詩歌本體性的根基上來,時代和現(xiàn)實必須內化于精神、思想、語言和詩性。
歷史化經典與當代文本的共識度、增長點
評價一個時期、一個時代的詩歌,必須放置在“歷史”“當代”和“同時代人”的綜合認知裝置之中。關于新詩百年的總結在2017年和2018年成為增生點和討論熱點,比如《詩刊》社編選的《中國新詩百年志》(作品2卷、理論2卷),北京大學舉辦的“中國新詩百年紀念大會”。從詩歌史敘事的角度來看,謝冕耗費十年心血撰寫的《中國新詩史略》,謝冕、吳思敬主編的《中國新詩百年紀念文集》(2卷),謝冕總主編的《中國新詩總論》(6卷本)從詩歌理論與批評的角度總結和展示了百年新詩的成就,對新詩經典化焦慮癥也予以了緩解。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詩刊》《揚子江詩刊》《星星詩刊》《詩歌月刊》《詩選刊》等詩歌類專業(yè)期刊推出“新時代”“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年詩選”“新時代詩歌座談會”“新時代詩歌十論”“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歌吟新時代,抒寫新安徽”“朦朧詩以來:中國現(xiàn)代詩精選”“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燕趙大地”等專欄,涉及新詩體制、詩歌場域、文化背景、選本文化、傳統(tǒng)資源、整體生態(tài)以及詩歌史敘事,還涉及對一百年現(xiàn)代轉型期中國社會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評估。2018年是穆旦誕辰100周年,中國人民大學等學術機構主持了相關的研討和紀念活動,其中談論最多的是現(xiàn)代性、中國性、譯介、本土經驗和原創(chuàng)力等詩學問題。
較之已經固化和經典化的古詩詞的評價體系,現(xiàn)代詩的標準和評價則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綜合系統(tǒng)和不穩(wěn)定的動態(tài)結構。目前現(xiàn)代詩的體式和形式非常多元和復雜,這對于讀者來說是巨大的挑戰(zhàn)。正是這種體式的多樣、復雜和不穩(wěn)定性使得評價標準一直缺乏最大化的共識。而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2014—2017)的成功評選(獲獎者為湯養(yǎng)宗、杜涯、胡弦、陳先發(fā)、張執(zhí)浩)為進一步確立詩歌的標準、建構典范意義上的詩歌文本、推動優(yōu)秀詩歌的傳播和普及起到了建設性作用。第十二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詩歌獎授予馮娜、馬占祥、滿全、扎西才讓、張遠倫。“70后”和“80后”已經成為少數(shù)民族詩人群體的中堅力量,他們的詩歌也打破了人們慣常意義上對少數(shù)民族詩歌的印象,呈現(xiàn)出更為開闊和獨特的生命意識、存在景觀以及新時代視域下族裔的新的生活狀態(tài)和地方文化景深。通過閱讀發(fā)表在《民族文學》《詩刊》《西部》《西藏文學》《回族文學》《滿族文學》《民族文匯》《青海湖》《朔方》《滇池》《草原》《廣西文學》《邊疆文學》《金銀灘文學》《白唇鹿》《章恰爾》《康巴文學》《香格里拉》《貢嘎山》《通天河》《玉樹文藝》《格?;ā贰堕L白山》《佛頂山》等刊物上的詩作以及《許你一世格?;ㄩ_——雪域高原21人詩選》《中國少數(shù)民族詩人詩選2018-2019卷》《中國新疆少數(shù)民族原創(chuàng)文學精品譯叢》(至2017年已經出版40卷)《藏族青年優(yōu)秀詩人作品集》(10卷)《中國彝族當代母語詩歌大系》(收錄310位彝族詩人作品)《游動的群山(詩歌卷)》等選本,很多少數(shù)民族詩歌寫作無論是在精神型構、情緒基調、母題意識,還是在語言方式、修辭策略、抒寫特征以及想象空間上都對生存、生命、文化、歷史、宗教、民族體現(xiàn)出敬畏態(tài)度和探詢姿態(tài)。這種本源性質的精神象征和相應的語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向民族、傳統(tǒng)和母語致敬和持守的意味。綜合來看,五年來的少數(shù)民族詩人的“民族之詩”“地方之詩”以及“日常之詩”“現(xiàn)實之詩”因為個體境遇的差異而充滿了諸多可能的空間。
現(xiàn)代詩需要通過優(yōu)秀文本來建立評價標準的共識度?!扒啻涸姇笔侵袊鲄f(xié)《詩刊》社的知名品牌,自誕生至今發(fā)掘了一大批優(yōu)秀詩人,推動了中國青年詩人的成長。2020年是“青春詩會”創(chuàng)辦40周年,為了總結這一光榮的詩歌歷史,《詩刊》社編選了《致青春:“青春詩會”40年》(8卷)和《青春回眸詩歌大系》(5卷)。每年的十幾種詩歌排行榜和年度選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傳播優(yōu)秀詩歌的作用,但是也進一步擴大了詩歌美學的差異性?!扒啻涸姇妳病?、“中國好詩”、“中國桂冠詩叢”、“東大陸青年詩叢”、“無見地”青年詩人詩選、“六詩叢”、“漂移叢書”以及《天天詩歷》《陽光打在地上——北大當代詩選1978—2018》《有聲詩歌三百首》《中國當代詩選》《20世紀中國百名詩人作品集》《中國先鋒詩歌:“北回歸線”三十年》《一首詩的誕生》《新世紀詩典》《山湖集》《新世紀先鋒詩人三十三家》《2007—2017中國詩歌版圖》《中國鄉(xiāng)村詩選編》等試圖從不同角度呈現(xiàn)和總結當下整體的詩歌創(chuàng)作。以“90后”“Z世代”為代表的青年詩人寫作群體引發(fā)越來越多的關注,青年詩人已然成為文壇的新的持續(xù)增長點,也為我們提供了嶄新的認知裝置。這既與其整體性的寫作面貌有關,又離不開各種平臺的大力推介,比如《我聽見了時間——崛起的中國90后詩人》(上下卷)《中國首部90后詩選》《中國90后詩選》《貴州90后詩選》《中國大學生詩歌年選》等相關詩選以及《詩刊》社的“青春詩會”和“新時代與90后詩歌”研討會、《星星》的大學生詩歌夏令營以及《中國詩歌》的“新發(fā)現(xiàn)”詩歌夏令營等。
長詩創(chuàng)作與寫作的總體性視野
從“新時期”到“新時代”,中國詩歌正在走向成熟,而我們亟須有效的“時代之詩”和“總體之詩”,亟須人類命運共同體前提下“我”和“我們”的靈魂式對話和叩訪。因而,長詩創(chuàng)作成為五年來詩歌發(fā)展的持續(xù)增長點。
在碎片化的時代,寫作越來越成為個體的行為,詩歌也越來越成為窄化的自我遣興和自閉的修辭練習,詩人不再是大火中的淬煉者,不再是引領時代精神的燈塔和風向標。這時最需要的正是總體性詩人。長詩可以作為一個時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綜合性指標,也最能考察詩人全面的寫作能力,這是對語言、智性、精神體量、思想能力、想象力、感受力、判斷力甚至包括體力、耐力、心力在內的一種最徹底、最全面的考驗。從一個更長時效的閱讀時期來看,長詩與總體性詩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難度以及長久影響力上都最具代表性。
五年來的長詩創(chuàng)作頗為壯觀,體現(xiàn)了詩人向總體性寫作努力的豐富實踐,比如《裂開的星球》《遲到的挽歌》《大河——獻給黃河》(吉狄馬加)、《偉大的思想實驗》(張學夢)、《黃土嶺》《金山嶺》《上甘嶺》(劉立云)、《化念山中》《松鶴圖》《修燈》(雷平陽)、《埃及行星》《庚子祭》《宿墨與量子男孩》(歐陽江河)、《蝴蝶》《沉香》(胡弦)、《莫斯科札記》《大象十章》(于堅)、《窗口》(陳燦)、《卡爾·馬克思》(舒潔)、《山海間》(陳人杰)、《周莊傳》(谷禾)、《釣魚城》(趙曉夢)、《關于李白》(姚輝)、《沙灘上》(蔣浩)、《大河簡史》(田君)、《序曲》(陳東東)、《在飛機上俯瞰花鹿坪》(王單單)、《坐上高鐵,去看青春的中國》(劉笑偉)、《玫瑰莊園》(鄭小瓊)、《敦煌紀》(葉舟)、《德清散章》(沈葦)、《黃河詩篇》(曹宇翔)、《大江》(龔學敏)、《長江九章》(王自亮)等。
其中,吉狄馬加的《裂開的星球》已被翻譯成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俄、葡萄牙、瑞典、匈牙利、羅馬尼亞等17種文字,多個國家出版了單行本或在重要的文學刊物上第一時間推出,在國內17種文字的合集也已正式出版。劉立云的“戰(zhàn)爭三部曲”《黃土嶺》《金山嶺》《上甘嶺》是“歷史之詩”,也是歷史時間和生命時間以及求真意志同時降臨與相遇的過程,它們激活和碰撞出來的場景以及詞語本身更具有長效的生命力和活力。這是立足于個人但又最終超越了個人的對過往以及未來的彼此對視,是“英雄史詩”和“命運交響曲”。張學夢的長詩《偉大的思想實驗》則凸顯了詩人對新時代的深入思考,體現(xiàn)了詩人對時代命題和人的命題的雙重回應,揭示了詩人極其敏感和準確的對時代場域的總體發(fā)現(xiàn)能力。歐陽江河的長詩《庚子記》讓我們看到了詩人的精神能力和思想載力以及面對人類災難的語言焦慮和陣痛體驗。
為總結長詩寫作,中國作協(xié)詩歌委員會專門舉辦“新時代新史詩與長詩創(chuàng)作研討會”,與會者認為在史詩式微的時代詩人的總體感知至為重要。《揚子江詩刊》2018年第1期刊發(fā)關于當代長詩創(chuàng)作及文體的對談《“當代”長詩:現(xiàn)象、幻覺、可能性及危機》。《漢詩》2019年第1-3卷分三期連載長詩研究專論《從“世界的血”到“私人筆記”——我的長詩閱讀札記》。近年來,向杜甫致敬的中國詩人以及相應的詩歌和文論越來越多,這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的雙重回聲?!稉P子江詩刊》2020年第5、6期推出長篇對話《“我們的杜甫”:同時代人與“藝術的幽靈”》,從文學中的晚年與晚期風格、同時代人與精神共時體、史傳傳統(tǒng)與無邊的現(xiàn)實主義、世界文學和跨文化語境中的杜甫正典以及涵括萬象的終極詩人等五個方面深入探討了杜甫的當代意義。韓作榮的《李白傳》、師力斌的《杜甫與新詩》則從傳統(tǒng)與當代對話的角度,對新詩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和整體反思。實際上,杜甫的詩歌寫作也拓展了我們當代人對詩歌、現(xiàn)實和時代的多元理解,“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寫作,現(xiàn)在詩歌變成一個小玩意兒了,這是讓我很悲哀的。大國寫作從來不是舉國體制的問題,但絕對不是小語種小國家的寫作,不是小格局,大國寫作是寫作中的宇宙意識,千古意識,事關文明形態(tài)”(歐陽江河《電子碎片時代的詩歌寫作》)。
新媒介傳播矩陣、電子化生產、人工智能
五年來,詩歌的活動化、傳播的日?;?、公眾化和電子化詩集出版的多元渠道以及體量龐大的創(chuàng)作人口和詩歌產量成為令人關注的增長點。五年來,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譯介)的紙質詩集在4500種左右,此外還有1000多種詩歌內部刊物和交流資料。截至2019年12月23日,詩歌類微信公眾號的訂閱用戶已超過1000萬,古詩詞的社團組織2000多個,從事古體詩詞的寫作人數(shù)高達350萬人。
新媒介的參與和各種電子化的詩歌平臺使得詩歌重新回到了大眾視野,“詩歌升溫”“詩歌回暖”成為持續(xù)討論的熱點話題。詩歌與日常生活、公共空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詩歌文體的融合還是詩歌的跨界傳播,其跨學科、跨文體的對話能力是前所未有而又有目共睹的。詩歌越來越呈現(xiàn)出與新媒體和技術緊密互動的發(fā)展趨勢,因此詩歌的生產、傳播、閱讀以及整體生態(tài)都發(fā)生了變化,詩歌越來越突出了即時性、視覺化和影音化的特征,尤其是詩歌的云直播、短視頻使得大眾化的參與程度進一步提升。
傳播介質的改變和傳播技術的迭代更新,使詩歌的傳播形式相應發(fā)生了變革,形成了“刊+網+微信公號+詩人自媒體+短視頻+云直播”的立體生態(tài)鏈和傳播矩陣。中國詩歌網微信公眾號的訂閱范圍已經覆蓋了全球137個國家和地區(qū)?!对娍飞缗c央視電影頻道、“學習強國”學習平臺等聯(lián)合主辦的融媒體全網直播“青春詩會”一經播出就登上微博熱搜,瀏覽量過億。為推動詩歌出版與傳播媒介的深度融合,中國詩歌網積極打造中國電子詩集數(shù)據(jù)庫,豐富和拓展詩歌的數(shù)字出版和閱讀?!对娍飞缗c央視電影頻道、學習強國等媒體合作推出“青春詩會——春天里的中國”融媒體直播,節(jié)目總觀看量高達2.25億次,7次登上微博熱搜。2021年,《詩刊》社與快手短視頻平臺合作,推出“快來讀詩,一起讀《詩刊》”的詩歌朗誦活動,除了詩人之外,很多行業(yè)的詩歌愛好者參與其中,目前已推出2500多個視頻,播放量超過1.5億次。
詩歌已進入“微民寫作”和“二維碼時代”。在碎片化、電子化和APP移動臨屏閱讀語境下即時、交互性的詩歌寫作、閱讀和批評都輕而易舉地實現(xiàn)了即時性、日?;痛蟊娀?。多媒體、自媒體平臺下的詩歌在提供了寫作熱潮、熱點話題的同時,也讓我們思考其現(xiàn)實境遇和可能性前景。媒介即認識論,媒體即世界觀。尤其是互聯(lián)網社交平臺、移動自媒體的沉浸式傳播,使得詩人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詩歌樣態(tài)、生產方式、傳播機制以及詩歌秩序、文體邊界都發(fā)生變化。傳播介質的改變和傳播技術的迭代更新以及傳播速度、廣度、深度減弱了對好詩人、好作品遮蔽的幾率,但也帶來一些副作用和負面影響。比如,快餐式的淺閱讀和及時性、新聞化、表層化的創(chuàng)作傾向,使得詩歌標準駁雜不清。大量的庸詩、偽劣詩歌泛濫,詩歌的傳播、甄別以及評價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這都需要各方面通過合力和有效的手段加強監(jiān)管和引導,突出主流媒體、重要詩歌刊物以及具有影響力的新媒體的引導作用。
與此同時,具有驚奇效果的科技自動化和人工智能邏輯正在改變人與環(huán)境、人與人以及人與機器之間的固有關系,甚至技術革命已然成為新世界的主導精神和宏大敘事。2018年,歐陽江河的長詩《宿墨與量子男孩》處理的是近乎抽象的“科學”命題,而詩人對此完成精神對位并不斷深入探問的過程體現(xiàn)了一個當下詩人介入現(xiàn)實的能力以及對未來時間和可能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人工智能跟詩歌的互動是最直接的,機器人讀詩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隨著人工智能和算法寫作成為熱點,當寫詩機器人“小冰”“小封”出現(xiàn)并先后推出各自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2017)、《萬物都相愛》(2019),當北京大學王選計算機研究所研發(fā)出小明、小南、小柯以及清華大學研制的薇薇、九歌等寫作機器人批量出現(xiàn)的時候,甚至谷臻小簡這樣的評詩機器人也已登場。盡管人工智能寫詩還不太讓人滿意,但是我們并不能認為“人工智能”寫作就是“次要問題”,因為它已然是人類文學發(fā)展鏈條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了,已然成為人類文化變遷的一部分。既然文學是通過語言來實現(xiàn)的,那么人工智能寫作就是這一特殊語言方式的必然組成部分。
國際視野、譯介文化與“世界詩歌”
詩歌的開放性必然體現(xiàn)在詩歌的跨語際、跨區(qū)域、跨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中。尤其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的出版機構和長效出版計劃、譯介項目對詩歌譯介和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加之各種社會文化力量的參與,中國詩人較之以往已然獲得了更多的世界視野和發(fā)言機會,詩歌也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種族觸角和語種文化的層面。這是以詩歌為基點而輻射到文化、政治和國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進來”的跨語際、跨文化、跨國別、跨民族的多元對話過程。這一過程不僅與中國詩歌譯介及其影響和效果史有關,還與中國對所謂的世界文學體系的想象、參與、反應和評估有關。
新詩如何能夠達成個人性、本土性、漢語性和世界性的融合,顯然還將是一個長期實踐的過程。“譯介的現(xiàn)代性”或“轉譯的現(xiàn)代性”是我們談論中國詩歌的必備話題,而詩歌譯介確實對中國新詩的歷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年來的詩歌譯介和研究大體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籍、詩歌經典在外國的譯介,民間文學、口頭文學以及少數(shù)民族詩歌在國外的翻譯,新的翻譯模式比如“合作自譯”現(xiàn)象,百年視野下的詩歌對外翻譯,對譯介的媒介、途徑、渠道和形式的討論,海外漢學家譯介中國詩歌的情況,翻譯的現(xiàn)狀、生態(tài)、新變以及出版市場,自譯和“以譯代作”現(xiàn)象,翻譯的技巧、語言問題和文化問題,民族文學、文學傳統(tǒng)、抗譯性和交流性問題,譯介的多層次以及重心的轉移,“一帶一路”“講好中國故事,講中國好故事”背景下的詩歌翻譯工程對塑造中國的海外形象以及建構本土化文學體系的作用等等。
目前來看,“從國外譯入”和“向外語譯出”在中國詩歌這里是不對等的,占明顯優(yōu)勢的仍是前者。而這一不對等的關系加之區(qū)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覺的意識形態(tài)性,就影響到不同國別詩人的判斷力和自信程度。以20世紀世界詩歌譯叢、新陸詩叢、巴別塔詩典、藍色東歐、“詩歌與人”、雅歌譯叢、雅眾文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典詩歌文庫、磨鐵詩歌譯叢、俄爾甫斯詩譯叢、荷馬獎章桂冠詩人譯叢、小眾書坊、紅狐叢書、鏡中叢書、當代譯叢、詩苑譯林、浦睿文化、桂冠文叢等為代表的詩歌翻譯工程不再是以往歐美詩歌的一統(tǒng)天下,而是向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墨西哥、哥倫比亞、羅馬尼亞、圣盧西亞、巴西、智利、日本、印度、韓國、葡萄牙、秘魯、黑山共和國等更多的國家拓展。此外,第六屆中國詩歌節(jié)、國際詩酒文化大會、“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詩歌譯介與國際傳播論壇、中國詩歌網的“漢詩英譯”“譯典”欄目、2020年海洋詩會暨第五屆“一帶一路”背景下當代詩歌研討會、第四屆成都國際詩歌周、第四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峰會,都聚焦于全球化時代的詩歌傳播和譯介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題。
結 語
任何一個時代都在嚴格地篩選著詩人,詩人也在自己的時代創(chuàng)造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五年來,人們對新詩的熱望、肯定與批評、不滿同時存在,而詩人也應該躬身自省、砥礪前行。無論詩歌是作為一種個人的遣興或純詩層面的修辭練習,還是做一個時代的介入者和思想載力的承擔者,一個好詩人必須具備語言能力和思想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新時代需要新的傳統(tǒng)和個人才能。人們往往更為關注的是外部的活動、生產、傳播、影響,更多是從傳播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在評價當下的詩歌,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詩歌的自律性和內部特征。平心而論,抗疫、扶貧、新工業(yè)、新時代等聚焦社會熱點的主題性詩歌是難度更高的寫作,甚至隨著人們閱讀水平的提升,大眾對詩歌的審美期待也越來越高。其中不乏優(yōu)秀的直抵現(xiàn)實、直擊靈魂的作品,但是也存在大量的同質化的表淺文本。詩人應該時刻提醒自己既是“現(xiàn)實公民”又是“時間公民”和“語言公民”,詩歌是詩學和社會學的融合體,是時代啟示錄、精神共時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