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故地往事

一

撰寫一位作家的評傳，一般要從他的出生和故地寫起。對于作家張煒來說，這樣做似乎更為必要，因為故地不僅是他生命的源頭，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還是他始終魂牽夢繞的所在、文學書寫的中心。張煒曾在《融入野地》中說：

誰沒有故地？故地連接了人的血脈，人在故地上長出第一綹根須。可是誰又會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發(fā)現(xiàn)，一個人長大了，走向遠方，投入鬧市，足跡印上大洋彼岸，他還會固執(zhí)地指認：故地處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個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上延伸出來的。

張煒的“那一小片土地”，就是位于膠東半島西北部的龍口海濱。1956年11月7日，他就出生在那里。那一天，是農(nóng)歷丙申猴年十月初五，立冬日。

張煒的家庭有些特殊，也屢經(jīng)磨難，這家人是20世紀40年代末從龍口鎮(zhèn)（本文稱之為“龍口小城”）遷居到這里的。關于它的一些情況，我們后面將會講到。在他出生前，這個家庭里共有四個成員：外祖母、父親、母親、姐姐。他的出生，又給這小家庭添丁增口，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喜事。家人給他取名為“煒”，蘊含“光明”之意，應該是充滿期待的。

當然，那個時候應該沒有人想到他以后能成為一個作家。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和生活環(huán)境，不會讓這家人產(chǎn)生如此浪漫的想象，也應該不會有人把這個孩子與這片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甚至設想他將來能為這片土地代言。他與那個時代出生的千千萬萬個孩子一樣，都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生命。令人驚奇的是，隨著這個孩子不斷長大，他不僅成了一個優(yōu)秀作家，而且與他的故地相互影響、相互成就，共同以文學的方式走向了中國、走向了世界。

張煒曾在《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學與故地的關系》中說：“我常常覺得，我是這樣一個寫作者：一直在不停地為自己的出生地爭取尊嚴和權利的人，一個這樣的不自量力的人；同時又是一個一刻也離不開出生地支持的人，一個虛弱而膽怯的人?！?“作為一個不自量力的人，我覺得身上有一種責任，就是向世人解說我所知道的故地的優(yōu)越，它的不亞于任何一個地方的奧妙。一方面它是人類生活的榜樣，是人類探索生活方式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它也需要獲得自身的尊嚴，需要來自外部的贊同和理解?！?/p>

因此，了解張煒的故地情狀，對于理解作家本人和他的文學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二

那么，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被稱作膠東半島的地方吧。從地圖上看，它是指山東半島膠萊河以東的部分，包括煙臺、威海全部和濰坊、青島部分地區(qū)。

它的形狀有點特殊，像是泰山極頂?shù)墓氨笔较虼蠛?，遙望東方。正是這輕輕一“探”，形成了它三面環(huán)海的地理特點，北面與遼東半島隔渤海相對，東面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隔黃海相望；這輕輕一“探”，還造就了它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和交叉錯落的港灣岬角。在海岸線圍圈起來的陸地上，則山川縱橫、高低起伏。靠近中北部有牙山、昆崳山、羅山、大澤山、艾山等山脈，大多呈東西走向；半島的水系也大多發(fā)源于這一帶山區(qū)，沿山脊南北分流?？拷０毒€的地方，分布著寬窄不等的帶狀平原，其中以蓬（萊）黃（縣）掖（縣）平原面積最大。

這樣一種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天造地設，自然天成。平原的富庶、山地的貧瘠、大海的神秘，不僅造就了這個區(qū)域豐富復雜的地理風貌和頗有特色的動植物世界，也造就了這個區(qū)域豐富多彩的人文歷史、民俗風情，影響了這個地方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傾向。這些，都給張煒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xiàn)。

具體到張煒的出生地龍口，恰好兼具平原、山地和海洋的特點。它的東面與蓬萊相鄰，南面與棲霞、招遠接壤；東南部是丘陵、山地，西北部是面朝大海的海濱平原。它的地理坐標在東經(jīng)120°、北緯37°附近。據(jù)說這條緯線兩側(cè)有很多古文明發(fā)源地、古建筑遺跡，如希臘雅典、意大利西西里等；也出現(xiàn)過很多神秘的自然現(xiàn)象，如百慕大“魔鬼三角”等。這條緯線兩側(cè)，還匯聚了許多一流的葡萄酒釀造區(qū)，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著名葡萄酒莊都分布在這里。張煒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寫到了葡萄酒釀造，描繪了美好的葡萄園生活，這都是有深厚的現(xiàn)實基礎的。

但龍口作為一個縣級市，以前并不叫龍口，而叫黃縣。據(jù)說它是因境內(nèi)有黃水河而得名的，最早設置于中國秦代，后來屢經(jīng)廢立。從唐初到清末的一千二百多年間，這個縣大致都在登州治下。歷史上的登州，也是一個頗為有名的地方，據(jù)說它最早在唐初設置時，治所曾先后在文登和黃縣；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年），才在與黃縣接壤的蓬萊固定下來。

蓬萊是傳說中八仙過海的地方，以蓬萊閣和海市蜃樓聞名于世，仙道文化綿延不絕。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蘇東坡還在這里當過五天太守，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蘇公祠”的佳話。1912年初，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北方，蓬萊被同盟會起義軍攻占，革命軍政府在位于蓬萊的登州府衙宣告成立。1914年，北洋政府在煙臺設置膠東道，蓬萊、黃縣等都歸其管轄，登州作為一個行政區(qū)劃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它的存在時間既久，影響也是巨大深遠的。張煒在文學作品中常用“登州海角”這一地理概念，所指應該就是龍口、蓬萊一帶。他的長篇小說《獨藥師》，則集中寫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段歷史。

三

現(xiàn)在讓我們把目光再聚焦一下，由整個龍口市聚焦到張煒的出生地——龍口市西北部的龍口海濱。我們發(fā)現(xiàn)，那個地處海濱的龍口鎮(zhèn)才是最早的“龍口”，而今天的龍口市駐地則是原來的黃縣城。據(jù)說，1986年黃縣撤縣建市、改名龍口市時，本應將駐地遷到龍口鎮(zhèn)一帶，但實際并未遷移過去，也就形成了現(xiàn)在龍口市駐地仍在“黃城”的格局。

細究龍口鎮(zhèn)的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最早是隸屬于黃縣的一個小漁村，因為地理位置優(yōu)越，后來建成了港口碼頭，海運和商業(yè)也就發(fā)展起來，名氣越來越大。比如，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建國方略》中指出：在北方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口岸，應設五個漁業(yè)港，其中之一就是龍口。再比如，龍口粉絲是明末清初招遠人創(chuàng)造的用綠豆制作粉絲的技藝，但因為從1860年起就從龍口港裝船外運，慢慢地也就被冠名為“龍口粉絲”了。實際上，龍口當?shù)氐哪切┓劢z作坊，規(guī)模與招遠是無法相比的。張煒的長篇小說《古船》寫到了“蘆青河”入?？诟浇巴葚傛?zhèn)”的一個粉絲大廠，就其地理位置來講，應該是在龍口碼頭附近，而不是在招遠。當然，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不能這樣對號入座。

抗戰(zhàn)時期，龍口鎮(zhèn)因其重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暢達的水路交通，引人注目?？箲?zhàn)勝利后被改稱“龍口市”，直到1950年才重新恢復為黃縣所屬的一個鎮(zhèn)。據(jù)說，當年這里不僅有基督教堂，還有日本的領事館。

張煒的許多文學作品，都虛構了一個膠東半島的海濱港口城市，如《古船》中“中等城市”，《柏慧》中“登州海角的一個小城”，《外省書》中的“淺山市”，《遠河遠山》中的“這座城市”，《你在高原》中的“海濱小城”，《獨藥師》中的“港口城市”等。對于這些虛構的城市，我們很難與現(xiàn)實一一對應，也不必膠柱鼓瑟、緣木求魚，但其中有些龍口鎮(zhèn)的影子，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在《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寧珂遭受誣陷、深陷囹圄之后，岳母閔葵、妻子曲被迫離開曲府，乘坐一輛馬車離開“海濱小城”一路向東，到一片海灘荒原上投奔曲府的舊仆人清滆。龍口鎮(zhèn)與龍口海濱平原正好一西一東，在地理方位上恰好是對應的。不論是偶然巧合還是作家有意設置，都可以看出故地對張煒創(chuàng)作的影響。

四

龍口之名始見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版《黃縣志》：“龍口墩，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魏國公徐輝祖建?！本嘟褚延辛俣嗄甑臍v史。其名的由來，據(jù)說與傳說中的蜃龍有關。我們仔細看一下這一帶的地形，會發(fā)現(xiàn)它也很有點意思。在龍口鎮(zhèn)北面，是向西探入大海的屺坶島，此島寬約一公里，但東西長達十公里，并有沙堤與陸地相連。它的內(nèi)側(cè)海岸線與陸地海岸線連接起來，正好形成了一張張開的大口。“龍口”一名，或許與這一地形也不無關系。

這張大口東面，是一片海濱平原。平原近海的地方，過去曾經(jīng)是茫茫無邊的海邊叢林。當年，張煒家的那座小茅屋和那片小果園，就在這片海濱叢林里。

在這片海濱平原之上，泳汶河由南向北流過，流向大海；海面東北方向有一座島，叫作桑島。據(jù)說，這條泳汶河就是后來張煒作品中那條著名的“蘆青河”的原型；桑島也曾出現(xiàn)在張煒筆下?，F(xiàn)在，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了。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張煒的一些記述，約略尋覓一些它的變化蹤跡。

外祖母告訴他，在他出生前，在他們一家剛剛在這里落腳的時候，她“每天早晨起來為一家準備早餐，都臨時到屋旁林子里取回細小的干枝即可，它們在白沙上覆滿一層，全是夜里鳥兒們碰掉的。想想看，那時林子里有多少鳥兒啊”。（張煒：《張煒文學隨筆（輯錄之一）》，載《百家爭鳴》2020年第11期，第118頁）那個時候，這片林子的闊大與神秘，真是令人難以想象。但到張煒記事的時候，林子就只剩下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二了。張煒說，那是因為戰(zhàn)爭和建設都需要木材，再加上后來的開荒種地、燒炭和大煉鋼鐵等，林子被大量砍伐掉了。其后，又因為發(fā)展工業(yè)，這片林子被繼續(xù)蠶食，到了20世紀80年代，林子就只有四五萬畝的規(guī)模了。（參見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4頁）隨后，現(xiàn)代化、城鎮(zhèn)化的浪潮洶涌澎湃，這片林子很快就被工廠、礦山、港口占領了。到2003年萬松浦書院建成時，剩下的林子只有兩萬六千多畝?？墒沁@兩萬多畝也難以存留，因為海邊的空氣和風景又讓那些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垂涎而來，沒有幾年，這些林子就變戲法一樣不見了?！叭〈鼈兊氖鞘裁茨兀渴情L著荒草的沙灘，是被取沙車挖成一個一個大洞的千瘡百孔的沙原，再就是工區(qū)、工地、樓房、煙囪，和不知從哪兒匯集而來的闊大的宿舍居住區(qū)。人煙理所當然地稠密了，樹木理所當然地被排擠了。就連碧藍的大海也改變了顏色，因為有兩個造紙廠正日夜不停地往里排放褐色堿水、往里沖刷紙漿和木材草屑?！保◤垷槪骸镀咸褕@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頁）

他還在萬松浦書院一帶看到，海邊“出現(xiàn)了一片高高矮矮的樓房。從此，與這種建筑標配的丑怪就出現(xiàn)了：吸毒、假幣、斗毆、盜竊，應有盡有。它們來了，大群海鷗和鷺鳥就飛走了”。（張煒：《張煒文學隨筆（輯錄之一）》，載《百家爭鳴》2020年第11期，第119頁）好在因為建成了一座萬松浦，使書院圍墻里的一百多畝松林得以保護下來，“成了小小的綠洲”。（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3—184頁）

張煒是這片故地莽林五十多年變遷、消失的見證者和記錄者，這一滄桑變化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引發(fā)了他的深度思考。他從中看到的不僅是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更有時代變遷和人類生存方式的變化。在他眼里，接這片林野的毀壞與消失之踵而來的，是環(huán)境的惡化、民風良俗的污染、各種丑行的出現(xiàn)、人道德水準的劇烈滑坡。他進而想到，如果大地精神陷落、民間倫理損毀，人類長期積累、綿綿不絕的悠久歷史文化遭受損傷，那么人類的未來就充滿了危險與恐怖。于是，這片故地莽野以及由此推而廣之的民間大地，就成了他不斷回望和緬懷的對象，成了他心目中質(zhì)樸、純粹、崇高、圣潔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他判斷人與事物是非優(yōu)劣的標準。

在張煒那里，保護大地還是毀壞大地，遠離民間還是回歸民間，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保護大地，回歸民間，也就逐漸成了他堅定的、不容褻瀆與侵犯的原則立場，成了他所恪守的文化精神的核心。

五

故土大地上遭受毀壞和日漸消失的，當然不只是這片林野，還有眾多的歷史建筑、人文遺跡，包括那些金碧輝煌的大廟、赫赫有名的基督教堂以及當年的學校和醫(yī)院等。它們都是一方土地上的文明表征，它們的損毀令人痛惜憤怒、觸目驚心。

張煒從一些資料中看到，“有一個官僚資本家在膠東半島的府邸占地幾百畝，抗戰(zhàn)時被連夜點火燒掉了——幾百年來形成的一大片建筑，連同文化積累，就這樣一把火燒掉了。大火燒了幾天幾夜，據(jù)說光是字畫玩器就堆成了山，慢慢燃燒”。他還了解到，“那個府邸是清代很有名的建筑，現(xiàn)在史書上還有關于它的描繪。當?shù)鼗钪睦先藭{記憶描繪它了不起的規(guī)模?？傊?，好幾代人積累起來的財富，最后差不多全燒了，而今剩下的只有仆人住的邊邊角角，改成了當?shù)氐囊患也┪镳^——即便是這么小的邊角，今天看來仍然很有氣勢。仆人的一片平房，成了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如果主體部分存在，又該何等壯觀”。（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4頁）這座府邸，大概就是《你在高原》中虛構的“曲府”的原型。

張煒在《犄角：人事與地理》中痛惜地說：“許多神秘的故事，偉大的人物，不可思議的向往，都隨著這片林子一起消失了——甚至沒有多少人去記載這一切——它的歷史?！薄白蠲篮玫氖挛?，就這樣湮沒了。”

這些物質(zhì)形態(tài)的毀滅和消失，啟發(fā)張煒不斷思考物質(zhì)與文化的關系，思考人類怎樣才能讓這些積累免遭或少遭毀壞。他深深地感到，人類積累物質(zhì)財富的欲望是極其強烈的，只要給一點點太平時間，它就會迅速膨脹，而要保存這些積累，則難乎其難，因為一定會有人去折騰它、毀滅它，致使一切蕩然無存，然后從零開始。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和思考，張煒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那就是“物質(zhì)主義保證不了物質(zhì)的存在，而一定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最后保護物質(zhì)的積累”。（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5頁）那么，思想和文化的力量何在？張煒認為它們來源于大地民間，來源于可貴的人文精神。

張煒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當今世界物質(zhì)主義、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這與張煒生長在這樣一片土地上，耳聞目睹了這片土地的滄桑巨變有很大關系。因為這片土地不僅給他提供了寫作資源，也賦予了他精神底色，那就是熱愛自然、守護大地、植根民間，那就是十分警惕物欲橫流對自然、社會、人的心靈造成的巨大破壞力，并用文字表達自己堅定反抗的決心。

正如張煒自己在《穿越理性的篩子——在香港電臺的訪談》中所說：“每個人對生活的態(tài)度都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經(jīng)歷，而作品面貌的形成，自然會有更大的關系。我有一段長長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時光是那樣度過的：沉浸于大自然，有時四處奔走，有時個人獨處……我有機會對自然萬物更親近一些，所以對于童話世界格外向往。反過來，我對于人流熙熙攘攘的、極其實用主義的、商業(yè)和物質(zhì)主義統(tǒng)治下的社會，常常有自己強烈的不適應感。這種種感觸和心緒不能簡單地表達為憤怒，也不僅僅是驚愕，因為有時還會涌現(xiàn)出一些特殊的悟想，一些不能回避的反抗性——這種反抗性很可能構成我個人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使我的人生和創(chuàng)作具有了某種不同的內(nèi)容。”

第二章 文化印痕

一

一方土地的精神品格和它的歷史文化積累與影響分不開。張煒的故鄉(xiāng)，是一片有著悠久歷史、厚重文明的土地。

科學研究證明，在遙遠的遠古時代，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是連為一體的，中間并沒有一個寬寬的海峽相隔。后來這個地方發(fā)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渤海海峽斷裂下陷，形成了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遙相對望的地理格局。這個海峽，張煒在一些作品中稱之為“老鐵海峽”，這個稱謂可能與對面的大連有老鐵山有關。

這是一片具有悠久人類文明的土地。適宜的溫帶季風氣候，良好的土壤地質(zhì)條件，豐沛發(fā)達的河流水系，滋養(yǎng)了這塊土地上茂盛的植被和難以計數(shù)的動物，也為人類生存繁衍創(chuàng)造了條件。早在新石器時代這里便有先民生息，并且留下了許多文化遺存，形成了從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完整文化譜系。在此后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這里又逐漸形成了萊夷部落和后來的萊國；與之相鄰的西部地區(qū)，則形成了齊部落和后來的齊國。

新石器時代的山東半島，是東夷族居住的地區(qū)。那時的山東人也被稱為東夷人。在中國歷史上，東夷文化是長期被認為落后于中原文化的。“夷”字本身就有一點蔑視的意思。后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東夷地區(qū)在冶煉、制陶、紡織等方面，都足以代表當時中國的最高水準，被鄙夷的看法才得到改變。其中的東夷萊人，也被稱為萊夷人，他們是山東半島的土著民族，也是東夷族的重要支族。他們立國很早，大約在商代晚期就建立了萊國。西周初期萊國已經(jīng)成為山東半島東部的一個大國，其強盛的國力甚至一度超過了齊國和魯國。也正因為它的經(jīng)濟、文化、軍事比較發(fā)達，所以很受周王朝倚重，是周王朝東征、南伐的主要力量之一。不過，在進入春秋中期以后，與萊國相鄰的齊國日益強大起來，并且不斷東擴，在公元前567年吞并了萊國。

萊國的滅亡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也促進了兩個地區(qū)的交流與融合。萊國豐富的海洋、礦產(chǎn)、森林資源成為齊國的物質(zhì)寶庫；萊國發(fā)達的海洋經(jīng)濟和先進的航海、冶銅、冶鐵、紡織業(yè)，也成為齊國經(jīng)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齊國的強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同時，萊夷地區(qū)的海洋和山地文化以及獨特的方仙道文化，漸漸成為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齊國稷下學宮、稷下先生自由奔放的文化思想，也蔓延、浸染了萊夷之地。這種新的萊夷文化形態(tài)的形成，具有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歷經(jīng)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依然生生不息。（參見范慶梅主編：《山東區(qū)域文化通覽·煙臺文化通覽》，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9—81頁）

二

萊夷文化對張煒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也是他重要的文化基因。一方面，他對萊夷人的生存史、奮斗史、發(fā)展史有著精深的研究，對這片土地上誕生的一些著名歷史人物如淳于髡、淳于越等情有獨鐘，一直把他們作為萊夷人的優(yōu)秀代表來禮贊。他塑造的許多小說人物都是萊夷人的后代，有些干脆就以“淳于”命名，如《能不憶蜀葵》中的淳于陽立，《你在高原》中的淳于云嘉、淳于黎麗，《艾約堡秘史》中的淳于寶冊等?！赌阍诟咴返闹魅斯珜庂るm然不姓“淳于”，但他自認為與“淳于”是同屬一個血統(tǒng)的。

另一方面，他對這個地區(qū)的方仙道文化也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興趣。這種文化不僅在膠東半島，就是在整個中國也是非常獨特的。它的形成，據(jù)說與這一地區(qū)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有關：“東萊地區(qū)三面環(huán)海，日月似從大海中躍出，茫茫的大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奔騰咆哮，周而復始地退潮漲潮，都給東萊地區(qū)的先民帶來了無限多的神秘感，特別是那神秘莫測、時常出現(xiàn)的海市蜃樓，恍兮惚兮，似有若無，明滅變幻，虛無縹緲，更是激發(fā)了東萊先民那無限的遐思和豐富的想象，隨之產(chǎn)生了有著區(qū)域特色、超然浪漫、富有想象力的東萊地區(qū)方仙道文化?！保ǚ稇c梅主編：《山東區(qū)域文化通覽·煙臺文化通覽》，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82頁）秦漢時期，這種文化對秦始皇、漢武帝都曾產(chǎn)生過強烈的吸引。秦始皇三巡芝罘，漢武帝八臨東萊，在宣示他們文治武功的同時，都沒有忘記拜神仙、尋仙藥，以求長生不老。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雖然儒家文化占據(jù)正統(tǒng)，“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再未出現(xiàn)，但方仙道文化卻在民間深深扎根，形成了這一地區(qū)獨特的文化風貌。

張煒認為，方仙道文化是包括東萊地區(qū)的齊地文化的獨特內(nèi)涵，杰出的民間文學大師蒲松齡出現(xiàn)在這里不是偶然的，他筆下那些活靈活現(xiàn)的花妖鬼狐，看似荒誕不經(jīng)，其實在膠東半島民間無不為人所知。張煒說：“對于蒲松齡，我個人的閱讀感受是：他在那個地方生活了很久，對動物傳說早已耳濡目染；或者他個人就經(jīng)歷過類似于小說所描寫的那些情節(jié)、那些過程，所以才會那么滿懷深情地、逼真地轉(zhuǎn)述給我們聽。他個人非常相信這些故事，相信狐貍有異能。”（張煒：《小說與動物——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6頁）這種獨特的民間文化形態(tài)，與他從小就熱愛自然、情通萬物的情感是一致的。

不過，作為一個有高度理性的作家，張煒并沒有因此走入神秘主義的藩籬，沉溺、迷戀其中不能自拔。這集中體現(xiàn)在他對秦代萊夷地區(qū)的著名方士徐福和徐福文化的研究上。

據(jù)司馬遷《史記》記載，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后，極其渴望長生不老。于是齊人徐福等上書說東部大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面居住著仙人，可去求得仙藥。秦始皇聞聽大悅，讓他帶領數(shù)千童男童女以及五谷百工等乘船入海求仙，但徐福進入了一片“平原廣澤”后，就一去不返了。據(jù)說，今天龍口境內(nèi)徐福鎮(zhèn)（原名鄉(xiāng)城鎮(zhèn)）一帶的徐鄉(xiāng)城遺址就是徐氏族居的地方，是徐福的故鄉(xiāng)。有論者認為，張煒長篇小說《柏慧》中的“士鄉(xiāng)城遺址”、《你在高原》中的“思琳城”，就是指徐鄉(xiāng)城遺址?！赌阍诟咴分械摹安匦戽?zhèn)”，則是以徐福鎮(zhèn)為依據(jù)塑造出來的。（趙月斌：《張煒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54—55頁）張煒也曾寫道：“膠東半島一帶的人，大約有多半從小就聽聞了徐巿（福）傳說?！薄皬墓劈S縣一些村落地名看也頗有啟示?！清濉@不是個輕易可以謅出的名字；‘士鄉(xiāng)城’‘徐鄉(xiāng)縣’‘徐鄉(xiāng)城’，都是歷史上的真實名字，它們都與徐巿（福）東渡有關。徐巿（福）以采藥為名帶走的‘士’可謂多矣，‘士鄉(xiāng)城’則是他們的集結地。而據(jù)《齊乘》記載，以‘徐鄉(xiāng)’命名的縣和鄉(xiāng)，都是因為徐巿（福）求仙名聲大噪而得?！保◤垷槪骸缎鞄堅谌毡尽ふ放c口碑》，《張煒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4—315頁）

張煒在徐福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他“主持編寫了多卷《徐福文化集成》《徐福辭典》，還在《你在高原·?？驼勫蕖贰跺匏夹蹁洝贰栋鼗邸贰洞题琛贰渡漪~》《東巡》《造船》《孤竹與紀》等作品中反復演繹其人其事”。（趙月斌：《張煒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33—34頁）但他并沒有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徐福，而是在長期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上，與他的團隊得出了一些比較科學、合理的結論：“秦代方士徐福（徐市）東渡，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海外文化交流。徐福率領著包括各種工匠在內(nèi)的大批人員，給仍處于原始生活狀態(tài)的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列島帶去了造船航海、銅鐵冶煉、絲綢織染等先進技術，以及先進的耕作方式與文明的生活習俗等。徐福東渡不僅使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質(zhì)的飛躍，推動了當?shù)馗鞣矫娴奈幕M步，也拓展和繁榮了中韓日海上絲綢之路?！保◤垷槨⑵钌?、趙月斌：《徐福與海上絲綢之路考辨》，張煒著：《徐福紀事》，山東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192頁）

張煒認為，徐福不是一個喜歡裝神弄鬼的方士，也不是一個利用秦始皇祈求長生不老的心理騙取其信任的人，而是在秦皇暴政下竭力保存思想文化的“火種”，并想方設法使之傳之海外、永久流傳的有理性、有智慧的知識分子。他明確指出：“徐巿（福）是個大知識分子，……徐巿（福）抵日，使日本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從石器時代一下躍入彌生時代?！保◤垷槪骸缎鞄堅谌毡尽ふ放c口碑》，《張煒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3頁）這種認識角度，是與張煒堅守的精神文化立場一致的。他對故土大地上的一切，不論是自然形態(tài)還是人文形態(tài)，都細心尋繹其中的文化因素，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資源。

三

當然，作為一個山東作家，張煒接受的主要還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齊魯文化影響，這是由齊魯大地特殊的文化成因和豐厚的文化積累決定的。

華夏文化的中心，長期在中原地區(qū)，但到了西周時期，卻開始逐漸東移。這與周初周公旦平定紂王之子武庚反叛有關。當時武庚利用周王朝內(nèi)部的矛盾，聯(lián)合東方的奄國（今山東曲阜一帶）、蒲姑（今山東博興一帶）等商的舊屬國起兵反周，被周公打敗。周公順勢滅了奄國和蒲姑，然后由周成王封周公長子伯禽做了魯候，都曲阜；封太公姜尚做了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淄），齊、魯兩國在東方正式出現(xiàn)。這樣就形成了以鎬京、洛邑為中心的西部文化區(qū)和以曲阜、營丘為中心的東部文化區(qū)。后來，隨著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文化的迅速發(fā)展，待到鎬京殘破、東周定鼎洛邑之時，華夏文化的中心就漸漸移到了齊魯大地上。

但當時的“齊文化”“魯文化”還是并行有別的。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齊國形成了以務實、變革和開放精神為特征的齊文化，魯國則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魯文化。有論者指出：“在政治方面，齊文化尚霸道，魯文化尚仁道；在經(jīng)濟方面，齊文化講求農(nóng)、工、漁、商共同發(fā)展，魯文化講求以農(nóng)為本而抑商；在法律方面，齊文化重‘刑政’，魯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齊文化主張力興霸業(yè)、一匡天下，魯文化主張弘揚王道、平治天下?！保ㄎ航?、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7—18頁）后來，兩地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互相影響、滲透，最終形成了以“崇德尚仁”“士志于道”為特征的先秦齊魯文化。就兩種文化的抗衡較量來看，是“齊文化以它政治、經(jīng)濟上的優(yōu)勢征服了魯文化，而魯文化以它在思想、道德上的優(yōu)勢更多地征服了齊文化。所以整合后的‘齊魯文化’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更多地帶有魯文化精神”。（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8頁）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一個山東作家最為重要的文化基因。

秦始皇掃蕩六國之后，為了統(tǒng)一思想、鞏固政權，曾經(jīng)試圖用以法家文化為主體的秦文化來征服齊魯大地。他先是禁止私學、焚毀書籍，進而坑殺儒生。當時受打擊最大的方術之士和儒家知識分子，主要就是由齊魯文人組成的，齊魯文化因此遭受重創(chuàng)。徐福想方設法東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因此，張煒認為徐福有保存文化“火種”之意是有道理的，至少在客觀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漢代吸取秦亡教訓，開始重視齊魯文化，并最終確立了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開啟了儒學從一種區(qū)域文化形態(tài)進入到中華民族文化中心部位的新時代，齊魯文化也就成了中華文化最堅固、最持久、最核心的一個部分。

張煒作為一個山東作家，齊魯文化是他的生命底色和文化底色，但因生長于龍口海濱、東夷故地，他的作品中又表現(xiàn)出濃郁的古齊文化、萊夷文化色彩，形成了他與其他山東作家既相同又不相同的獨有特色。

第三章 家族記憶

一

一方土地的地理文化因素，對一個作家影響深遠，他自身的家族血脈，同樣也是不可忽視的。了解他的家族情況，我們需從他的原籍說起。

張煒的原籍，是與龍口市相距不遠的棲霞市。兩市雖然境域相連，但地理環(huán)境大不相同。據(jù)《棲霞縣志》載，棲霞是煙臺轄域內(nèi)唯一一個不靠海的、典型的山區(qū)市，轄區(qū)內(nèi)高山層疊、丘陵連綿，據(jù)說有大小山峰兩千五百余座。其中，東部牙山和西部艾山兩大山系構成了轄區(qū)內(nèi)的地形脊背，此脊素有“膠東屋脊”之稱。

張煒的老家是艾山以西的蘇家店鄉(xiāng)潘家店村。這里地處棲霞西北部，距離棲霞縣城二十多公里，與龍口市西南部接壤。他們村東也有一座山，山尖“形如蠶蔟”，故名蠶山。這座山孤峰拔起，峰上壘峰，當?shù)赜小靶Q山戴帽，大雨來到”的說法。（參見山東省棲霞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棲霞縣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91頁）張煒后來曾到這里游走、訪察，認識了當?shù)氐囊晃粦?zhàn)斗英雄，看到了一個很大的烈士陵園。他和朋友還在山頂上找到了一種叫“脆骨石”的發(fā)青發(fā)白的石頭。朋友告訴他，當年挨餓的時候，他們就上山找過這種石頭吃。這座家鄉(xiāng)的高山，曾多次出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并在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中被他改成了“砧山”。這應該是張煒對家鄉(xiāng)的想象和懷戀。我們還可以看到，張煒雖然不是出生在這里，但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棲霞人，而把龍口看作出生地。這是由中國人深厚強大的家族觀念決定的。

不過，這個地方也只能稱作張煒的原籍，或者稱作他父親的故鄉(xiāng)。因為早在張煒出生之前，父親就因逃避戰(zhàn)亂離開了這里。他先是得到一位在青島的本家叔叔資助，在那里經(jīng)商，后來則多在東北的沈陽、大連等地從事商貿(mào)活動，并來往于東北和龍口小城、龍口港之間。他在龍口小城認識了張煒的外祖父一家人，并與張煒的母親結婚，住在位于龍口小城里的外祖父診所的大院里。

張煒的外祖父，是龍口小城里的一位名醫(yī)，在那里開了一個不小的診所。他年輕時也曾到東北的沈陽、哈爾濱等地謀生，并在那里學會了醫(yī)術，其中一位老師還是荷蘭人；后來到龍口小城安頓下來，在那里行醫(yī)。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還熱衷于飼養(yǎng)各種動物，并渴望將來能在小城里辦個動物園。據(jù)說他飼養(yǎng)過的動物很多，甚至有羚羊、龜和大蟒。他又是一個接受了新思想洗禮的、充滿熱情的愛國者，這讓他非常注重孩子的培養(yǎng)。

這里涉及黃縣的一個著名人物徐鏡心，也就是長篇小說《獨藥師》中徐竟的原型。辛亥革命時期，作為黃縣籍的“革命巨子”，他是最早與孫中山交往的山東同志，曾任中國同盟會北方支部支部長兼山東分會主盟人，當時就有“南黃（興）北徐”之稱。民國后曾擔任國民黨山東支部理事長，因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被殺害，又有“南宋（教仁）北徐”之稱。我們現(xiàn)在雖然不能確定張煒的外祖父與徐鏡心是否有過聯(lián)系，但他對徐鏡心應該是熟悉并敬慕的。據(jù)說，他后來將女兒也就是張煒的母親送入學校學習，那所學校的前身就是徐鏡心在1906年左右創(chuàng)建的一所女校。那應該是當年徐鏡心在自家油坊里創(chuàng)建的坤元女校，后來屢毀屢建，校址不斷遷移，校名也時有變化，但徐鏡心創(chuàng)立的教育根脈還是得到了長久的延續(xù)?？箲?zhàn)初期，張煒的外祖父因支持和組織抗日活動，為抗日隊伍搞武器、藥品等，遭到一股不明身份的土匪伏擊，壯烈犧牲。他雖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者”，但他身上的“革命性”卻是十分鮮明的。

張煒雖然沒有見過外祖父，也沒有直接得到過他的教誨，但大人們講述的外祖父的事跡卻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聽大人說，“有一次他騎著馬外出，回來的路上遇到了伏擊，那是一次暗殺。結果只有他的大馬回家了，它進門后就用頭去磕打木臺階，家里人覺得非常怪，一摸馬背上有血……外祖母和母親跟著馬出門，后來發(fā)現(xiàn)外祖父倒在一條路旁。這件事情讓我永遠不忘?！保◤垷?、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1頁）張煒告訴我們，小時候大人經(jīng)常對他和他姨家的孩子說：“你們長大后能成為像你姥爺那樣的人就行啊。”

張煒在1976年寫于棲霞、1982年改于濟南的短篇小說《石榴》中的那個“外祖父”形象，或許就有一點他的外祖父的影子。在這篇作品中，他把“外祖父”塑造成了一個扮作商人的革命者。在《石榴》中，他還寫到了一座港口小城，寫到了“外祖父”與港長的復雜關系、“外祖父”與“姥娘”的相愛與結合、“外祖父”的失蹤和被殺，具備了后來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曲府”故事的雛形。長篇巨著《你在高原》1988年開始動筆，歷時二十二年得以完成，實際上它的構思從很早就開始萌芽了。

1979年，他還在煙臺寫下了短篇小說《老斑鳩》，通過小說人物“外祖母”的講述，記下了另一個人物“外祖父”的經(jīng)歷：“你外祖父也是個有錢人，可他就是個好人……那年鎮(zhèn)上過好隊伍，也過壞隊伍，他給好隊伍治病，壞隊伍恨他，就把他殺了，還燒了他半個診所……”（張煒：《老斑鳩》，《張煒文集》第24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59頁）這些文學虛構與想象，自然不能與現(xiàn)實混淆，但其中大概也有些現(xiàn)實印記吧。

作為一個小城名醫(yī)之家的成員，張煒的外祖母、母親、父親和姐姐都能讀書識字，他們對張煒童年時代的閱讀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這可能是外祖父給張煒留下的一筆最為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尤其是外祖母，堪稱張煒啟蒙老師。這個家庭，應該是與張煒父親在棲霞鄉(xiāng)下的老家有所不同的。那個家庭，可能是一個山鄉(xiāng)農(nóng)民家庭，而這個家庭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城市知識分子家庭。雖然后來因為世事變遷，這個家庭命運多舛，男主人遭到暗殺，其他成員被迫離開龍口小城到海邊叢林尋找生路，但他們的文化血脈卻沒有因此中斷。張煒說，當年他們被迫離城而去時，外祖母還不忘帶上了一箱書。可見其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和良好的家風傳承的。

這一點對張煒的成長十分重要。這個在海邊叢林里長大的孩子，自小生活在一個孤獨寂寞、受人歧視的環(huán)境中，之所以沒有長成一個性格頑劣、桀驁不馴的“野孩子”，或者一個自卑自怨、自暴自棄的“多余人”，與他外祖父一家的家庭文化傳統(tǒng)和良好文化教養(yǎng)，與他的家人對他的教育熏陶有著極大的關系。一個人的精神養(yǎng)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血脈、來源于書本的。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張煒堪稱一個“大閱讀者”，他所讀過的古今中外經(jīng)典不計其數(shù)。這種閱讀習慣的養(yǎng)成，顯然來自于他的童年、他的家庭。就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來說，童年時代就有這樣的閱讀機會和閱讀經(jīng)歷的，是比較少的。這樣的家庭氛圍、閱讀經(jīng)歷，加上他的海邊叢林生活，以及彌漫于半島地區(qū)的方仙道文化的浸染，才構成了張煒獨特的童年，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學基礎和情感傾向。

2020年3月，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我們與遠在加拿大的文學評論家、張煒當年的忘年文友趙鶴翔先生跨洋討論張煒的文學創(chuàng)作，他談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在龍口見到張煒父母時的印象：父親一米八以上的個頭，沉默寡言；母親慈眉善目，談吐清麗淡雅。趙鶴翔先生記得，母親一邊說著張煒小時候讀書的往事，一邊還從窗臺下和床底下拖出兩個紙板箱子，里面裝滿了張煒用鋼筆寫下的手稿，字跡密密麻麻。趙鶴翔先生說，20世紀80年代末他再去龍口時，張煒的父親已經(jīng)去世。張煒母親2019年8月辭世，享年一百零三歲。在跨越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里，這個當年“談吐清麗淡雅”的老人，不知經(jīng)歷了多少人間風雨。她能培養(yǎng)出張煒這樣一個作家，應該也是含笑無悔的。

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段風云變幻、動蕩不安的特殊歲月。在那樣一個時代，張煒的外祖父和父親兩家人都經(jīng)歷了難以預料的生離死別、顛沛流離之苦。父親后來與母親走到一起，算是獲得了暫時的安穩(wěn)。但隨著外祖父被暗殺，診所大院也就漸漸冷落下來。他們一家在龍口小城難以立足，就委托外祖父的一位舊友在海邊買了一塊荒地，舉家遷往那里。

他們一家遷入海邊叢林的時間，大概是1948年或1949年，是張煒出生前七八年的事情。當時的情況應當是相當嚴峻的，他們最后落腳的海濱叢林，實際上就是一片荒野。林海茫茫，荒草叢生，野獸出沒，無助孤單，但也只有這里才可以讓他們獲得短暫的休養(yǎng)生息。他們就在這片荒原林子里扎下根來，依靠外祖父舊友事先搭建的幾間小泥屋，暫且遮風避雨；植樹種果，開荒種地，艱難生存。他們是這片林子里唯一的人家。

但這種狀況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因為隨后就建起了國營園藝場，他們一家辛苦栽植的小果園被劃入了園藝場中，成了它的一個小小的角落。父親在動蕩歲月里蒙冤受難，被迫前往南山水利工地，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的勞動力；小果園被吞并，又失去了基本的生產(chǎn)和生活資料。外祖母、母親和姐姐，孤兒寡母，艱難度日。更加讓人窘迫的是，被占去了小果園的一家人，卻不能成為這個園藝場的一員。母親只被安排了一個園藝場臨時工的工作，一般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家里只剩下外祖母照看家庭和孩子。

這就是張煒出生前的基本家庭狀況。這樣一家人的處境是多么艱難：他們早已被迫離開城市，失去了城市居民的資格；辛辛苦苦建起的小果園被強占，卻沒有被賦予相應的園藝場工人身份；因為住處不靠近哪一個村莊，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nóng)民。他們落入了時代的縫隙之中。

張煒后來回憶：“我一睜眼就是這樣的環(huán)境：到處是樹、野獸，是荒原一片，大海，只很少看到人。父親長年在南部山區(qū)的水利工地，母親去園藝場打工。我的大多數(shù)時間與外祖母在一起。滿頭白發(fā)的外祖母領著我在林子里，或者我一個人跑開，去林子的某個角落。我就這樣長大，直到上學。”（張煒、趙月斌：《張煒訪談：茂長的大陸和精神的高原》，趙月斌：《張煒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283頁）這是一個在時代縫隙里長大的孩子獨有的生活軌跡。

三

這種模糊身份，必然影響到一個孩子的心態(tài)，讓他產(chǎn)生一種不踏實、不穩(wěn)定的漂泊感，一種孤獨感和疏離感。隨著張煒一點點長大，他會慢慢知道自己家庭的與眾不同，知道因為父親給家庭帶來的痛苦和麻煩，并因之產(chǎn)生一種牢固的童年經(jīng)驗，深藏于心，影響終生。

于是，他只能在緊張的人際關系之外尋找一種新的心理平衡，那就是在外祖母、母親和姐姐那里獲得知識與溫暖，在自然萬物之中尋找理解和同情。因為他除了自然和書本，幾乎沒有多少可以暢所欲言的朋友，他得到更多的是冷眼、歧視、蠻橫和霸道。在他后來的文學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對溫暖、美好情感的熱情贊頌和強烈渴望，與自然萬物的情同手足、互愛交融，以及對人間丑惡的強烈義憤、絕不寬容，都與他的童年生活經(jīng)歷不無關系。他甚至認為，動物比人更可靠、更容易親近，自然世界比人類世界更讓人輕松愉快。張煒后來曾經(jīng)寫出了一些被認為是自然文學、生態(tài)文學甚至環(huán)保文學的作品，我們結合他的童年生活經(jīng)歷就會知道，這樣理解顯然失之淺顯了。因為這對他來說并非有意為之，而是一種從小就形成的情感傾向。張煒曾在《時間里的神秘蘊含——答香港〈讀書好〉》中說：“‘自然生態(tài)環(huán)保文學’這個概念，我?guī)缀鯖]有想過。因為文學在我這里就是文學，它們不會從題材上區(qū)分得這么清楚。作家關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詩意。是社會的不公平，苦難和愛情，是這些。”

他對自己的童年經(jīng)歷，也沒有什么抱怨和不滿，甚至還從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難得的好處。后來，他在回顧總結了諸多中外作家痛苦的童年生活經(jīng)歷后，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充滿感慨地寫道：“有一些孩子的確是比較沉默的，是旁觀者。對普通人而言，一般來說這未必是好事，他會有心理障礙，交流不暢，融入社會的能力很差，甚至變?yōu)槿松拇蠹?。但是在作家這里就未必如此，有時候非但不是大忌，還有可能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長處。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礙，轉(zhuǎn)化自己的‘弱項’，于是在這個過程中就變成了一個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來的宣講者。作家在童年擁有的特殊視角，真的會影響一生。他早早將自己置于對集體的審視位置，保持一種疏離的關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機會，也獲得了更多判斷和比較的機會。作家有時處于邊緣地帶是一件幸事，因為超脫與距離，對他來說很重要，旁觀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長的意味。”在這方面，他也是有切身感受的。

張煒甚至認為，這種“疏離感”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他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即使有人小時候過得熱鬧，好像得意、順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后也會補上‘疏離’這一課”。他借蘇東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說明“如果沒有這樣的視角的切換，他們對社會與人生的很多問題都難以看得更加清晰。許多時候作家需要是一個熱情的參與者，但更多的時候也還需要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熱烈與參與是一度的，退離和冷寂則是長期的。這是作家工作的特質(zhì)，也是心靈的特質(zhì)”。

看來，一個人的童年是幸還是不幸，得看他將來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對于張煒來說，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這樣的童年又是幸運的。

四

張煒一家輾轉(zhuǎn)來到海邊林子里時，棲霞老家還有他的叔父和別的一些親人。在他出生之前，叔父曾經(jīng)來過這片林子，來過他們家。這是后來外祖母告訴他的?！澳菚r她說有一個大果園，一角上有三五棵梨樹和桃樹被流沙埋住了，就由我從山里來的年輕的叔父用筐子將它們一點點提走，解放出一棵棵的果樹來。后來又淤塞了，叔父又從南山趕來，再一次把它們提走……那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張煒：《文學討論會（濟南，1985年11月，〈黃沙〉討論會）》，張煒：《周末對話》，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0頁）

那時，他的父親不在家，叔父就抽空趕來幫忙干些重體力活了。叔父到這里要翻過橫亙在龍口和棲霞之間的高山，要走很長的路，但不論多高的山、多長的路，都割斷不了血脈和親情的聯(lián)系。他雖然沒有見過叔父年輕時的樣子，但從外祖母的口氣里，他聽出了感激和敬佩之情。后來張煒在中篇小說《黃沙》里塑造了一個“坷垃叔”，一張口便是“它們淤滿了，我就把它們再提走。我使的是土筐，一筐一筐把它們提走了……”（張煒：《黃沙》，《張煒文集》第22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頁）這里面可能就有一點叔父的影子。

張煒長大以后，因為社會環(huán)境和生活所迫，被父母送到棲霞老家投奔叔父。但在海邊叢林中長大的張煒，很難適應那里的生活，在叔父家沒待多久就離開了，開始了在膠東半島上的游蕩生活。張煒對棲霞老家的記憶是模糊的，但因是祖根所在，又一直無法忘懷。

在張煒的寓所里，有一幅大大的彩照。照片近前是水灣、大樹和叢生的灌木，后面是天空，是滿天彩霞。彩霞倒映在一灣碧水之上，上下天光，異彩紛呈。中間是凸起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峰頂又再凸起，的確有點蠶繭的樣子。這便是張煒老家的蠶山。張煒非常喜歡這張照片，經(jīng)常要向造訪的朋友介紹一番它。他內(nèi)心深處那種“祖根”意識，應該是持久、強大的。我們看看一些關于他的介紹，也常常寫著“山東棲霞人，生于龍口”。老家棲霞，后來也與父親勞動的龍口南部山區(qū)合為一體，構成了他文學作品中“南山敘事”的主要地理空間。

第四章 林中歲月

一

讓我們再回到那片林子之中吧，回到那片位于龍口西北部、瀕臨大海的荒原叢林，回到張煒童年和少年時代成長的地方。茂密的林子自生自長，長期保持了自然、原始的風貌。林子里樹種很多很雜，最多最大的是橡樹和白楊樹，還有洋槐、合歡、柳樹、榆樹、椿樹、桃樹、梨樹等，靠近大海則是無邊無際的松林。這是一個樹的世界、草的世界、花的世界，也是一個動物的世界，地上跑的，樹上爬的，天上飛的，無所不有。這片林子，這片林中的那個小果園，小果園里的那個小院，是張煒的兒時天地。

2018年3月，張煒曾經(jīng)給我們手繪過一幅“少年時代環(huán)境還原圖”，來描繪他的故家和林野的狀況：在一片小果園里，是一個樹木圍繞的院落；院落東南側(cè)有一個木柵欄院門。院落里面，是幾間北屋和東屋，呈拐尺狀；屋子西北不遠，是一座破敗的小泥屋。院落周圍是小果園。小果園東北緊連著國營園藝場，小果園就是那個園藝場的一角；西南方向，是龍口林場。這個小小院落，就處在國營園藝場和龍口林場之間的一片莽莽叢林之中。

從這幅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水渠從小院東側(cè)向北流去，穿過小果園和小院東北的國營園藝場，一直流向大海。這條水渠給這片林子帶來了無限生機，也給他留下了長久的回憶：“我們屋子的東邊，有一條水渠，它日夜嘩嘩流淌，奔向大海；渠底游魚，清晰可辨。青苔、水藻，常年不斷。藻下有螺，渠岸上一排排洋槐樹臨水解渴，所以就越長越茂，夏天繁花似錦?！保◤垷槪骸镀咸褕@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頁）張煒是一個善寫林中萬物、寫河寫海的作家，這大概是他童年見到的第一條河。

院落的北面、西面、南面和東南面，張煒用筆畫標出，是茂密的林子和林子里的水泊。樹高林茂，幽深莫測，水泊就像里面明亮的眼睛。許多年后，他曾在《葡萄園暢談錄》中寫下過這樣動情的文字：“這片林子即便在白天進入也昏暗如陰，真正是遮天蔽日啊。橡樹、山楂在楊樹之間油黑堅硬?？蓯鄣南饘嵔Y在樹上，引誘我們?nèi)ヅ试?。記得我們曾?jīng)把它誤認為板栗，放在火里燒烤。成熟的橡實在沙地茅草間滾動，讓我們愉快地撿拾一個秋天。我們耳旁至今還響著風吹樹林的嗚鳴聲，響著林場工人的呼叫，響著姑娘們的亮笑?！?/p>

隨著張煒的畫筆繼續(xù)往北，那里的林子變得稀疏了，漸漸變成了起伏連綿的沙崗。不用說，那兒已經(jīng)離海不遠了。張煒說，那誘人的大海離他家大概有五里半路，但大人是不允許小孩子過早地接觸大海的。他第一次見到海，是在五歲的時候。五歲之前他幾次想去看海，都因路途遙遠曲折而沒能如愿。童年和少年時代，對于這片沙嶺，他也曾有過許多神秘的想象：“這片林場的北面就是連綿無邊的沙嶺，上面長滿了無人管理的雜樹；這片雜樹間有無數(shù)新奇的玩意兒，好像里面有一萬種野果子也說不準。這片灌木林雜生著一株株喬木，似乎是更有誘惑力的去處。我們在林子里迷路，那是常事。至于藏在林子里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就數(shù)不勝數(shù)了。在那里面什么事情不可以發(fā)生。如果說從沙嶺的叢林間走出一位仙女或者天上的老人，或者是一只會飛的豬，都不算奇怪?！保◤垷槪骸镀咸褕@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5頁）

在這幅圖中，張煒還特意標出了位于龍口林場中的一個小村——西嵐子。這是離他們家最近的一個村子，但也要穿過長長的林中小路才能走到。這是一個由外地流浪人組成的小村，只有二十來戶，人員大多來自遙遠的藤縣（今滕州市）。他們與當?shù)厝瞬⒉皇且粋€風俗，甚至口音都有很大不同，但對張煒來說，西嵐子卻是一個神奇、美好的存在。因為他們家當年來到叢林時，也與流浪者無異，現(xiàn)在父親常年不能回家，家里除了外祖母、母親和姐姐，平時能夠見到的只有那些偶爾路過的獵人、采藥人和打漁人，他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張煒說：“因為孤獨，我常常穿過一片林子到小村里玩?！薄拔易钣淇斓氖虑榫褪呛托〈謇锏暮⒆觽円粔K兒捉鳥、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戶人家我都熟悉——吃過他們的煎餅，喝過他們的水。”（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頁）多年之后，他還依然記得小村里面的許多故事：他們拿出因海邊潮濕而發(fā)霉、長了綠毛的地瓜干來晾曬；一個叫張啟祥的人，跋山涉水從藤縣老家背回了一個攤煎餅的鏊子；當?shù)厝丝床黄鹦〈迦耍瑢⑺麄冚p蔑地稱為“鯅鲅”（一種劇毒海魚?！髡咴凇毒旁略⒀浴分械脑ⅲ┑?。這些，后來都被他寫入了長篇小說《九月寓言》中，張啟祥就是小說里“金祥”的原型。

這個小村和他們家那個小院，現(xiàn)在早已不復存在了，張煒對它們十分懷戀。他曾說：“我小時候距離最近的那個小村，就是西嵐子，現(xiàn)在沒有了。那個地方后來采煤、建醫(yī)院、建城區(qū)，完全是一片樓房了。有一次上海的朋友來這里，一定讓我想辦法找到過去生活的那片林子和房屋的位置。這很困難，全是樓房。我們在一所醫(yī)院那兒找到了原來的位置，他照了很多照片。西嵐子村，那一次我們也發(fā)現(xiàn)它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動物園，有猴子在里面跳，朋友也拍了照片?？傊?，一切都變了?！保◤垷槨⒅煊挚桑骸缎姓叩拿詫m（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72頁）這段記述，也印證了這片海邊叢林的消失和變化。

二

如果對照張煒手繪的“少年時代環(huán)境還原圖”，張煒家的茅屋應該就是那座拐尺形的屋子。在張煒的記憶中，它們就像海邊農(nóng)家那些常見的草房一樣，是就地取材建成的，“石基泥墻”，上面“鋪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外祖母還告訴他，這座茅屋是一家人專門為了迎接他的出生而修建的，因為家里原來那座小泥屋實在太小了，不足以迎接一個“新人”的到來。（參見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3—4頁）

聯(lián)系張煒一家的生活經(jīng)歷，我們實在不能簡單地看待這座“茅屋”和原來的“小泥屋”。對于一個被迫遷居于此、艱難求生的家庭來說，它們不僅是一個寒陋的居所，更是他們與命運抗爭的“掩體”和“堡壘”，是他們的生之希望。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堅定地活下去，并且活出生命的尊嚴和質(zhì)量，大概就是這座寒蹇茅屋中的人的內(nèi)心所念。一處簡陋的居所，正是一家人自強、自尊、自重、自愛的象征。

張煒的童年就在這里開始了。林子里的孩子不會過于嬌慣，也不可能過于嬌慣。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樣，他很快就度過了自己的襁褓期、搖籃期，可以在小院子里蹣跚學步，慢慢地開始自由奔跑了。但外祖母的管束非常嚴格，不允許他自己邁出小院的那道木柵欄門，因為外面可能隱藏了危險；也不允許他獨自進入茅屋后面那個半塌的小泥屋，因為擔心泥屋年久失修，會突然倒塌。可是，孩子天性不受約束，他多么渴望能夠走得遠一點、再遠一點，每天都能看到新奇的東西。

好在茅屋旁邊有一棵大李子樹，可以讓張煒與比他小兩歲的弟弟爬上爬下、盡情玩耍。張煒后來回憶，那棵大李子樹“就在我們房子后面，偏右一點，下面是一口甘甜的、永不枯竭的水井。大樹分開幾個巨杈，樹干需要數(shù)人才能合抱過來”?！坝浀帽任覀兊姆孔痈叨嗔?。我回憶小時候的環(huán)境，馬上就會想起它，它代表了童年的全部爛漫、向往、迷茫和未知，總之一切都包容在那棵樹里了”。（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3—54頁）

張煒記得，每年春天繁花盛開的時候，整個大李子樹就像一座“花山”，一嶺一嶺的花，頂?shù)蒙弦淮笃钭恿帧８鼮橹匾氖?，這棵大李子樹比外祖母的年紀還要大，是全家的“護佑神”。外祖母告訴他，當年他們一家人流落城外時，一直往東走，終于走到了這片海邊叢林。可是究竟在哪里落腳才好呢？他們看到了這棵大李子樹，就再也不想走了。母親告訴他，因為有這棵大樹的保護，一家人遇到的所有難事都挺過來了。父親也說，只要這棵大李子樹在，我們什么都不怕。（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198—199頁）

這棵大李子樹，后來在張煒的傾心描摹下，成了這個小院和外祖母的象征。它最早出現(xiàn)在張煒1979年寫下的短篇小說《老斑鳩》中。1988年5月，他又在詩歌《大李子樹》中將這棵樹與“外祖母”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外祖母和一棵樹/今生不再分離/一個完美世界/兩個偉大靈魂//她們越來越多地/相依共處/一對慈祥老人/攜扶成群兒孫//頭頂閃爍春陽/銀發(fā)綴滿花瓣/曠野上/印滿她們的目光。”這一時期，是張煒離開家鄉(xiāng)多年之后，回到龍口掛職市政府副市長之時。重回故鄉(xiāng)，無數(shù)的童年記憶接踵而來，作家展開豐富的聯(lián)想和想象，寫下了像《滿地落葉》《荒原》《遠行之囑》《三想》《問母親》《我的老椿樹》等許多小說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都有這棵大李子樹。

張煒說，這棵樹后來也被無情地砍伐了，因為那里要蓋樓房、工廠。樹被砍伐之后，他曾在那個殘留的大樹墩面前停留了很久，心情惡劣到了極點。他后來每想起此事，都會產(chǎn)生一種極其憤怒的情緒。因為那棵樹完全可以移栽，因為大自然要培養(yǎng)這樣一棵大樹，不知要費多少年工夫，這不是三年四年的事情，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可是根本就沒有人顧及和考慮這些。他在短篇小說《問母親》中，不僅根據(jù)真實記憶寫到了這棵樹，而且還從“居所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如實記錄了林子”，他希望“在將來的一天有人會恢復它”。雖然他知道這可能是個“永久的夢想”，但他從未放棄做夢的機會。（參見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32頁）

直到2010年5月，張煒在香港接受采訪時還說：“在我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個自然環(huán)境更美的地方了。我的這個意識很固執(zhí)，以至于我常常覺得自己有一半多的使命就是為了講述它，它的所有故事。我甚至想，在未來的一天，如果人們厭煩了現(xiàn)在的建設——這一天總會有的——就會按照我書中對那個環(huán)境原貌的記錄，去重新恢復那片原野。”（張煒：《時間里的神秘蘊含——答香港〈讀書好〉》，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56—257頁）

三

張煒認為，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有一個有趣的“外祖母現(xiàn)象”。許多作家的童年都是與外祖母一起度過的，或者深受其影響，比如普希金、高爾基、魯迅等；有些作家雖然不是跟隨外祖母，比如馬爾克斯跟隨外祖父，杜甫跟隨姑姑，韓愈跟隨嫂子，但他們也都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這是很有道理的。

人們常講“嚴父慈母”，這對后代的成長至關重要，起到了一種相互補充的作用。因為嚴厲的父親更多地體現(xiàn)了人的社會性，體現(xiàn)了“規(guī)矩”；慈愛的母親則更多地體現(xiàn)了人的自然屬性，體現(xiàn)了人性中最純粹、最溫暖、最無私的愛。對一個作家來說，后者可能更為重要。而就一個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外祖母是母親的母親，是母性之根，她集中體現(xiàn)了人世間所有的慈愛、溫暖與美好?！巴庾婺脯F(xiàn)象”，對一個作家的養(yǎng)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外祖母無一不是講故事的高手。張煒認為：“這可能與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淵源有關。無論他們知識教養(yǎng)怎樣，是否有閱讀的習慣，一律都能講出別致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這些故事內(nèi)容不同、講述方式不同，但總能對外孫形成強烈的吸引力和引領力，從小培養(yǎng)起訴說和傾聽的習慣?！保◤垷槪骸锻辍膶W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天涯》2020年第3期，第11頁）所以，一位作家從小跟在外祖母身邊，一生都會帶上這段生活的印記，他的心靈可能會變得更柔軟一點，他的文字、講述的口吻和態(tài)度，都會受到影響。

張煒曾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一個寫作的人回憶與外祖母一起度過的時光，往往是非常美好的，有那么多值得依賴的寶貴情感。外祖母用生動的語言、柔軟的心地、無比的慈愛，去彌補一個孩子因為離開父母而經(jīng)歷的孤單無助和難過郁悶，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zhì)上，都在有意無意地為孤獨的外孫做很多事情。這對一個處于不幸狀態(tài)下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援助，所以讓孩子印象深刻?！薄拔疑钌钍芤嬗谖业耐庾婺?。有這種感受的人不僅僅是我，許多人也都如此。即使有人不從事寫作，對外祖母的依戀之情也會異常深厚，且具有別一種色彩。所以在膠萊河以東的半島地區(qū)，人們總是強調(diào)童年對姥姥家的深刻記憶，說起那里聽到的故事和吃到的東西，而較少說到奶奶。大家知道，阡陌小路縱橫交織，曲折漫長，哪怕要拐許多彎才能走到姥姥家，小孩子卻是走不錯的，再遠、再細小的路徑都能找到。外祖母未必比奶奶更溺愛孩子，但在外祖母和外孫關系之中鍛造出來的奇特的血緣關系、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或許就是人類學的奧秘了?！?/p>

這是我們在閱讀張煒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讀懂外祖母，就像讀懂他筆下的小茅屋、大李子樹一樣重要。在張煒心里，這些都是故鄉(xiāng)的標志、情感的皈依，是他的創(chuàng)作生命的無盡動能和力量源泉。

四

隨著張煒的慢慢長大，奔跑的腳步已經(jīng)無法遏制，因為院子外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和寶藏，是他急于見識和知道的。更何況，那些偶爾路過的采藥人、獵人、打漁人和地質(zhì)勘探隊員們，在喝口水、歇歇腳、抽袋煙的工夫，又給他帶來了許多令他難以想象的趣聞逸事。尤其是那些地質(zhì)隊員，更讓他感到新奇。他們常年工作、生活在野外，戴著太陽帽和黑眼鏡；他們從來不住在老鄉(xiāng)家里，走到哪里都是木板一鋪、帆布一扯，就成了一個神秘的帳篷。他們的服裝、口音也與當?shù)厝瞬煌?，一個個就像天外來客。他們講述的故事，則超越了這片叢林，超越了這個孩子的想象，飛向了林子以外的神奇、闊大世界。

就這樣，張煒腦子里裝下的東西越來越多，對外面世界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他渴望看到他們講述的怪鳥、從未見過的四蹄動物，吃到那些野果，喝到清冽的甘泉。他尤其渴望品嘗一個采藥人講述的林中野宴：“幾棵大白楊樹下有一個老大的樹墩，上面鋪了白楊葉兒，葉兒上擱了一個個大螺殼兒、木片、柳條小籃、樹皮，全盛上了最好的吃物，什么花紅果兒、煮花生、栗子核桃、炸魚和燒肉、冒白汽的大饅頭，還有一壺老酒……”（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頁）采藥人告訴他，這是林子里的精靈要請客，因為有一年他救了一只斷了后腿的老兔子，現(xiàn)在老兔子成了精，要報答他了。

再也沒有什么能擋住張煒的腳步了。他把外祖母的所有告誡都拋之腦后，悄悄地越過了小泥屋，越過了泥屋北面那幾棵黑蒼蒼的大橡樹——那是外祖母給他劃定的活動邊界。他不斷往北走，走進了密林深處。他認識了柳樹、楓樹、合歡樹和野草莓，與喜鵲、黃鼬、野兔、刺猬、老鷹、柳鶯、七星瓢蟲和一種鉆在白沙里的小蟲“蟻螄”成了好友。有時候，他在這個神奇的林子里會混淆了現(xiàn)實和幻覺，覺得自己變成了那個采藥人，并且遇到了精靈，飽餐了一頓林中野宴。他相信這個無邊的林子里無所不有，什么神奇的事情都會發(fā)生。

這種林中生活和生動想象，給張煒幼小的心靈灌輸了一種“萬物有靈”的思想，并且與他后來接觸到的方仙道文化一起，影響了他的思想情感和文學創(chuàng)作。他相信外祖母給他講過的狐貍與獵人的故事是真的，做壞事一定會有惡報；相信小時候遇到的一次“蛇懵”也是真的，而不像老師所說是因恐懼而產(chǎn)生的錯覺；他也相信黃鼬附身的傳說，相信一個叫“老李花魚兒”的人與狐貍精的故事。后來，他把這些傳說和故事都寫進了自己的文學作品之中。他認為：“人在茫茫自然界里，在大千世界里，需要了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有很多詭譎、詭秘還需要人類去發(fā)現(xiàn)。我們沒有能力去理解的事物，不見得它就不存在”。（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79頁）所以他不認為《聊齋志異》中的故事都是編出來的，也不認為那是蒲松齡為了“刺貪刺虐”而寫成的，因為那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真實發(fā)生的。

這種萬物有靈的思想，不僅激發(fā)了張煒的文學想象、滋養(yǎng)了張煒的浪漫情懷，也增強了他的道德觀念和愛憎意識，因為這些故事不僅奇幻、神秘，也有很濃的教育和訓誡意味。張煒覺得，這片林子里一定會有一個能力超凡的小動物在做我們的知己，我們做什么事情它都會看到。張煒說：“我離開了林子以后，這個幻想偶爾還要出現(xiàn)——直到長大了的時候，還會覺得所做的一切事情，暗中都有那么一雙眼睛在看著——這雙眼睛不一定是神的眼睛，但同樣是超自然力的。從小受到的童話式的教育和熏陶，真的會起到長遠的作用?！保◤垷?、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1頁）

不僅是動物，就是那些植物他也覺得都有自己的眼睛、感覺、印象和記憶，都會記住人間的美好與丑惡、歡樂與痛苦。張煒在《植物的印象》中堅定地認為：“所有植物都有一顆心靈，它們比人更執(zhí)拗也更正直。它們會長久地保留起自己的情感，以待有機會傾訴出來。它們善惡分明，有著經(jīng)久不變的道德觀。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它們的注視之下，所以我們真的應該謹慎。我們應該好好地約束自己?！?/p>

五

作為一個1956年出生的中國作家，張煒經(jīng)歷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物質(zhì)極度匱乏的時期，經(jīng)歷過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災難、大饑荒，經(jīng)歷過人們長期填不飽肚子的年代。但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他對“饑餓”的描寫要少一些，程度也相對淺一些。這與他當時年齡尚小、記憶不深有關，更與他童年、少年時代在林子里生活有很大關系。這片海濱叢林地處平原、海邊，比貧瘠的南山有著更多的生存優(yōu)勢，地里出產(chǎn)，林中所有，加上海中所獲，他們可吃的東西是比較多的。這是大自然的無私饋贈，也是對這個不幸家庭的些微補償吧。

這片林子里可吃的東西，是那些林子外邊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小孩子又總是貪吃，味蕾留下的記憶可能比眼睛還要深刻、長久。張煒后來在《葡萄園暢談錄》中回憶：“我們房子四周是品種齊全的茂密高大的果樹。有各種各樣的杏樹——你知道杏樹分好多好多品種；有一種桃杏，味似紅薯，杏皮上滿是絨毛，紅撲撲宛如少女臉頰；還有一種杏子小巧玲瓏，潔白如雪，近乎透明，咬一口甘甜如蜜。還有一種‘血桃’，咬一口紅汁四濺，鮮氣蕩漾。這種桃樹葉片烏黑發(fā)亮，枝冠茂密，最適宜攀緣游戲捉迷藏。我們記得家里老人為了引誘我們多吃這種桃子，就說‘閉著眼睛，看誰嘴巴張得更大?！覀儚埓罅俗彀?，她就將一枚桃子塞入我們口中……”

為了儲存食物，父親從南山回來時還專門在茅屋后面挖了一個地窖。地窖又深又大，踏著臺階下去，里面又隔成幾個隔間，可以分放不同的東西；墻上也掛滿了吃物。地窖里冬暖夏涼，一年四季都可貯藏。秋天里，大小壇罐都裝得滿滿的，這樣在白雪封門的隆冬，他們也能享用到肉和魚了。張煒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回憶：“冬天是悶頭大吃的日子，所以我在這個季節(jié)里總是最胖。媽媽從園藝場回來，隔著棉衣捏捏我，每一次都非常滿意。她給爸爸寫信，念給我們聽，上面有一句讓人忘不了的話：‘孩子就像小豬。’”

是海邊叢林幫助了他們一家，至少是減少了過度的饑餓之苦。后來，我們曾與張煒談及此事，他既贊同我們的看法，也表示家里的食物并沒有想象得那么豐富。因為童年回憶總有一種“美顏”功能，實際情況要比回憶差得多。他還記得在園藝場做工的母親將剩下的一塊窩頭帶回家中，讓他很長時間都覺得香味無窮；父親從南山水利工地回來后，到海邊拉網(wǎng)時帶回的一小捆刀魚，也是令他記憶深刻的美味。他的姐姐還告訴他，當時家里困難的時候，曾經(jīng)煮過一種海水卷上來的海菜，那種菜實在是難以下咽的。所以，他記憶中小時候食物“豐盈”是相對的，只是較少挨餓而已。

張煒還記得小時候外祖母給他弟弟“包水餃”的一件往事：“那時的‘水餃’怎么做？我看到外祖母用一個籮，把玉米面和地瓜面篩到托盤上，再把蘿卜絲和野菜做成的小團子放在上面，均勻地晃動，讓菜團子沾上薄薄的一層；然后把水燒開，像下水餃那樣把它們放進去?！本褪沁@樣一種粗劣“水餃”，也讓他顧不得燙，伸手就抓。可是，他被外祖母攔住了，因為那是給弟弟吃的。知道自己不該與弟弟搶食的張煒，羞愧地對外祖母說：“我不是吃，我是要看一看；我不過是想替弟弟拿一會兒……”這句話，外祖母許多年后還在向他重述。（參見張煒：《寫作是一場遠行——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19頁）這也說明，那時候他們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照顧小孩的“美味”也不過如此。

但從總體上看，張煒對饑餓的記憶并不是特別深刻。他記得小時候到海邊，看到人家捕了那么多魚；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用蚊帳布做一張網(wǎng)，到淺海里兜一圈也能逮到一堆魚；還看到海邊有浪涌上來帶來的很多海蛤、各種各樣的海鮮、大量的海菜。他甚至不明白海邊的人為什么會餓死。后來他從老人們口中才知道：“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些食物是容易獲得的；可是當年大家都餓壞了，都四處找吃的東西，想吃樹葉，樹葉早就捋光了，連樹皮也剝盡了；想到水里去捉魚？那時的人餓得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看到魚也抓不上來；再說搜尋食物的人那么多……人已經(jīng)餓得沒有生存能力了，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越?jīng)]有糊口的東西，就越是沒有力氣去獲取它。為了搶一堆蘿卜，有的村子之間竟然開了槍?！保◤垷槪骸秾懽魇且粓鲞h行——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20頁）這些饑餓的回憶，大多來自間接的講述，而不是親身的體驗。

這份童年記憶，也對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張煒曾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壓抑和屈辱引起的后果既長遠又嚴重，但它們是千差萬別的。如果創(chuàng)傷關乎自尊、精神，那么這個人會變得格外敏感，而且剛健頑韌；如果是物質(zhì)方面的，比如說貧困，食物匱乏，甚至到了難以為繼的乞討地步，毫無尊嚴可言，或許會讓他變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質(zhì)的誘惑下顯出自己的軟弱。小時候物質(zhì)的煎熬很難讓其忘記，后來即便變得富有也不會輕視錢財，往往過分倚重甚至貪求。反之童年時期沒有物質(zhì)艱困的人，財富欲望會較為稀淡，有時身無分文也并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窮人?！痹趶垷樐抢铮馐艿膲阂?、屈辱顯然比物質(zhì)貧困要多得多，這在后面我們將會談到。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張煒的文學作品雖然也有生活苦難的書寫，但他顯然是把心靈和精神苦難看得比生活苦難更重。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無緣無故的，這與他的童年生活經(jīng)歷有著極大的關系。

六

日子每天都在流逝，生活每天都在繼續(xù)，隨著張煒的慢慢長大，他的疑惑也在增多。他最疑惑的是長年見不到父親，一個孩子怎能沒有父親呢？母親和外祖母告訴他父親在南山里打石頭、開山洞，可是父親為什么老不回家呢？

嚴寒的冬天來了，外出的時間少了。待在茅屋里的張煒，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親了。他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寫道：“冬天是想念爸爸的日子。我從外祖母和媽媽的話中想象著大山，晚上夢見一個男人光著膀子，不停地掄錘，眉毛和頭發(fā)上落滿了石粉。我把夢境告訴外祖母，她嘆一聲：‘野物還要冬眠，他們還不如野物。’她最擔心的是爸爸沒有充足的吃物，卻要對付鐵一樣的石頭?！薄皨寢層幸荒晖嚼锼土艘恍┡D腸，這是她和外祖母親手做的?；貋頃r媽媽說：‘人太多了，他們每人分了拇指那么大，他不能一個人吃。’她說山里的冬天干冷，男人們就不停地掄錘打釬，用這個方法取暖。我問：‘爸爸什么時候才能回來？’媽媽說：‘那得等一座山打穿了時?！?/p>

此時的張煒，還不知道父親為什么要到那座遙遠的大山里勞動，也不知道父親去大山之前是干什么的。他問外祖母，外祖母語焉不詳，只是說：“他到處走，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他一輩子走的路太長了?！保◤垷槪骸段业脑笆⒀纭?，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7頁）于是他常常爬到高高的樹上，往南遙望，他能看到遠處的樹和村子，在天晴的時候還能看到一道山影。他確信父親就在那里，沒白沒黑地用一把大錘對付鐵硬的石頭。

這些童年記憶，也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張煒的心頭，影響到了他此后在文學作品中塑造的“父親”形象：一個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他要用自己長長的文字，揭開“父親”的秘密，還原真實，還給一個人應有的尊嚴。當然，在他文學作品中的那個“父親”，已經(jīng)超越了生活中的具體人物，已經(jīng)成為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的象征，一個在任何風霜刀劍下都永不屈服的“男子漢”的象征。這是顯而易見的。

張煒認為，一個作家一生都在寫兩封長信，一封是寫給母親的，一封是寫給父親的。寫給母親的溫柔、內(nèi)斂，寫給父親的則充滿了男子漢的粗音，是只有成人的聲帶才能發(fā)出的。張煒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這聲音足以證明自己。在這逞強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時很難分得清針對父親本人，還是他所代表的那個社會?！?/p>

在張煒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寫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他也被稱為一個善寫女性的作家。但越到后來，他作品中父親的形象、男子漢的形象就越突出。聯(lián)系張煒的童年生活經(jīng)歷，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這個變化過程——這是一個從母性的溫柔、美好向“男人的歌唱”的變化過程。

七

林中歲月，對張煒的影響是深遠的。他與那些尋常家庭里長大的孩子，慢慢顯示出了很多不同：他的世界無限闊大又無比狹小，他有無數(shù)歡樂又有無邊寂寞，他有很多問題無法找到答案、很多秘密沒法對人訴說。他孤獨、悲傷、落寞，快樂、自由、奔放；他既生活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又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有時候想象遠遠大于現(xiàn)實。

敏感、好奇、疑惑，溫暖、美麗、痛苦，裝滿了這個小小的腦瓜。這是生活的賜予，還是命運的不公？不論是賜予還是不公，都將化成生命的根基和永久的珍存。張煒在《周末對話（上篇）》中說：“人生是由多個側(cè)面組成的。一個人總有不悅、消沉，有絕望和痛苦。他即便在童年，也有欺凌和壓迫。誰能一直歡笑地走完童年……不過有人歡笑多一些，有人哭泣多一些。每個人都是幸運和不幸的。所以只能說：童年并不輕松，但卻讓人一生緬懷，是人生的根基。”

張煒還曾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過：“作家的童年時代對其一生的成長與書寫都是極重要的。就人生來說，童年生活是一個開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個重要階段。雖然童年經(jīng)歷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記憶的一個‘老巢’，各種各樣的生活都從那里開始，都堆積在那里。那時的記憶尤其新鮮，所以也最難忘記?！薄巴杲?jīng)歷會深深地影響一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的現(xiàn)在和未來?！币虼?，他在《對世界的感情》中寫道：“我的全部作品都在寫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寫林子和海之類。后來寫了鬧市甚至國外，也是由于有了對林子與海的情感。它們在情感上支持我，讓我成為一個能夠永遠寫作的人?！?/p>

（本文節(jié)選自即將出版的《張煒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