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戲劇或影視作品中，階段性的故事結束后，若再需要交代什么，每以“尾聲”言之，而這與中國古典小說常用的“楔子”異曲同工。

“楔子”也罷，“尾聲”也罷，無非指故事的前因或后來的事。在現(xiàn)實生活中，在民間，前因往往說是“先前”，“尾聲”則簡言為“后來”。

若以文學語言而論，此書的“楔子”，當然必定是中國面向農村的全面脫貧之大動作。無此大動作為前提，便斷無書中那些事，書中諸人物也斷不會有那種種非比尋常的關系。

并且，此書雖為書，卻實在毫無文學性。內容也難以“故事”言之，不過是“農村扶貧”大背景下一些人和事的生活化的呈現(xiàn)而已。

的確，它是非文學的，然而是很生活的。書中的人和事，雖非“紀實”，卻也并不是憑空虛構，在那一時期的現(xiàn)實中不乏其例。

既然它主要是生活的，那么就讓我完全以民間的說法來做一番必要的交代吧。

當上了縣委書記的沈垌，嘗到了從未經(jīng)歷過的孤獨滋味?！胺鲐氂肋h在路上”這句話，既使他感到了責任更大，同時也使他感到壓力更大。當縣長時，他的壓力可由鄭家華分擔一部分。往往無須傾訴，鄭家華早已看在了眼里，并且已開始為他排憂解難了。當上縣委書記以后，再沒有人常對他說“一切責任我來負”了，倒是有許多人希望常聽到他這么說了，他也確實這么說過，但說時底氣是不足的，他在官場上沒有鄭家華那么廣的人脈，也沒有鄭家華那種“紅色基因”作為游刃有余的資本。韓書記一調走，官場上沒了既賞識他的能力又愿出面保護他的人。鄭家華一死，他這位非本縣人的書記，面對的盡是本縣干部了。他多次感覺到，他們對他并非像對鄭家華那樣口服心也服。而縣長是從別的縣提拔到岐縣的，對岐縣的各種情況尚不了解，幾乎事事向他請示匯報。如果他不說該怎樣不該怎樣，縣長同志就不知如何決斷了。總之，縣長不是當年的他，要求縣長獨當一面為時尚早，更不能指望對方像他一樣，反過來為書記分擔多少壓力。他的壓力也不能向縣長傾吐，那是作為一把手的大忌。

正是責任和壓力，使他常出現(xiàn)在鄭家華的墓前。那時他甚至很懷念自己是二把手時的歲月，于是意識到，自己與鄭家華之間那種一、二把手的關系，在官場上是多么幸運的事。

壓力也同樣體現(xiàn)在劉康、吳永新、李思遠等農民身上。“自己給自己發(fā)工資”這話說起來感覺挺好，做起來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們是中國極少數(shù)仍愿做農民的農民，這是由他們的生命基因所決定的，也是由他們的具體情況所決定的，他們的年齡使他們明白，自己確乎已不再適合外出務工了。于是，仍做農民成了不二選擇，或也可以說是沒得選擇的選擇。他們生命中那種依戀土地的基因，一度也確乎退化了，但與土地的新的關系，又使那種基因復蘇了。實際上，土地入股在岐縣已不足為奇，但以農民的身份擁有屬于自己的花木公司，他們在岐縣仍屬獨一份，并且他們把那事兒做得還不錯，更有信心了。

他們又恢復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比之于從前是農民的時候，必須親力親為的事多了，操心的事多了，也得更勤快了。稍有粗心大意，造成的任何損失都只能由自己兜著了。普通的農民又有誰不是這樣呢？對于他們，不同之處在于，一旦損失成為事實，不僅對不起自己，還對不起同一公司的別人。這一種責任意識，是他們以前所沒有的。

然而，他們成了甚有成就感的農民。李家村由于他們的作為，村里村外一年四季到處可見鮮花。特別是春夏兩季，地里開著各種各樣的花，樹上也開著花，大棚里還是散紫翻紅的花，村口村尾都生長著花樹，村中家家戶戶的窗臺上、院子里、院門外也常擺著花。某些月份，地里村里，花香四溢。

“真是一個留得住鄉(xiāng)愁的村子??！”從縣里、市里到李家村散心的人每每這么說。

他們高興聽到外人這么說。

那話會使他們眉開眼笑。

獲得好收成的農民笑起來幾乎全一樣，憨憨的，甚至也可以說萌萌的。只有容易知足的農民臉上才會呈現(xiàn)那么一種笑。

但誰要細端詳他們的笑臉，準會看得出來，除了知足常樂，還有別的什么憂患在他們臉上……

（摘自《田園賦》，梁曉聲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