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很多地方談“震”色變。我所在的知青點搭起一排排地震棚，知青們晚上大都住在防震棚里。防震棚里一是人多，過于嘈雜；二是稻草地鋪，沒有桌椅，我一人躲在宿舍里寫作。聽到關于“近幾天有地震”的傳言，就趴在床底下寫……多年后，和當年同宿舍的知青聚會，我把自己的幾本書送給他們時，一位室友感慨地說，那時候就覺得你一定能成作家。久久為功，你堅持下來了。四十多年過去，我一直是“業(yè)余”創(chuàng)作。無論崗位如何變化，無論工作多么繁忙，無論處境怎樣艱難，無論壓力何等沉重，我從沒停下手中的筆。有一次到京外調研，十天時間馬不停蹄，回來后，除了撰寫調研報告，不久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同行的同志無不驚訝：你小子天天晚上是在房間里干“私活”呀？還有一回隨團出國考察，也是十天的時間，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滿，我利用晚上的時間把那些觸動我、感動我的人和事用散文隨筆記下來，有時一晚上寫一篇，有時一晚上寫兩三篇，回來不久，也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久而久之，創(chuàng)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說是生命的一部分。寫長篇的時候，我給自己定一個規(guī)矩：白天不管多忙多累，晚上必須完成計劃的寫作任務。到出版社工作前，我以為到了出版社可能會有更多的時間搞創(chuàng)作。沒想到幾乎所有的白天（包括節(jié)假日）都用在了工作上，選題策劃、作者交流、審讀書稿、圖書營銷、文稿起草、理論學習、思政工作、日常事務……晚上回到家，吃罷飯把碗一推，坐到書桌前，打開電腦開始寫作，往往一坐就是四五個小時。一行行、一個個文字，漸漸積累成幾百萬字。這幾百萬字，是心血的結晶，是時間的回報。我同時認為，這也是感情的收獲。不能想象，如果一個作家對文學、對文字、對寫作沒有深厚的感情，不是發(fā)自內心地去愛，即使“業(yè)余”也當作一種事業(yè)去對待，怎么可能孜孜不倦，怎么可能身心投入？我曾讀過一本寫某位科學家的書，書中介紹這位偉大的科學家二十八年默默無聞搞研究。其實，哪個作家不是幾十年如一日地“爬格子”？

2012年2月22日，我曾在《文藝報》發(fā)表過長篇小說《漂二代》的創(chuàng)作談《感情是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重要元素》。文學來自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現(xiàn)，在我看來，它更是作家感情的流露和體現(xiàn)。作家筆下的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如果不是真正動了感情，傾注感情，很難讓人物鮮活，很難讓故事動人。而這種感情的積累相比起時間的累加，需要更持久、更深入?！镀凡⒎俏业谝淮?、更不是最后一次寫生活在京城的北漂一族。這之前，我已經(jīng)發(fā)表過中篇小說《北京戶口》，這之后發(fā)表的北漂一族題材的小說更多，人物涉及洗車店小工、街頭修鞋匠、環(huán)衛(wèi)工、小區(qū)收破爛的、停車場收費的、高檔寫字樓保潔員、攔車乞討的、進京上訪的、大學畢業(yè)漂在北京的……有人問我為什么對這樣一個群體情有獨鐘，而且十多年來一直在寫這類題材。其實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已有很長時間。改革開放以來，經(jīng)濟發(fā)展，大規(guī)模外來人口與大量流動人口的進入，讓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市呈現(xiàn)出“雜色”，各種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匯和融合，使城市擁有了新鮮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樣性。城市發(fā)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者，同時勞動者也是消費者，然而又難以保證城市外來人口享有同等待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這些進城務工人員被稱之為“農民工”，甚至一度被稱之為“盲流”。我清楚記得，每到重大節(jié)日前夕，城市就開始驅趕這些“無戶口、無房子、無固定職業(yè)”的“三無”人員。他們一個個、一群群從我面前走過時，投來的目光有無奈、有求助、有怨恨、有憤怒，讓人不敢與之對視。我單位一位大學畢業(yè)漂在北京的同事氣憤地說：“這叫什么事？我手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說著，眼淚奪眶而出。這種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靈深處。這種較為突出的不公平現(xiàn)象，對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有過一定的影響，但并不是很大或者說不很嚴重。因為“進城打工掙點錢，回家蓋新房子，改變一下生活現(xiàn)狀”是大多數(shù)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的基本訴求。而對他們的后代即“漂二代”學習上、事業(yè)上、工作上、生活上特別是精神上的打擊和危害是十分嚴重的。他們出生在都市，或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父母來到城市，盡管他們中有不少人住在廉價的出租屋里，但他們看到的是都市的天空，呼吸的是都市的空氣，行走的是都市的大街，腦海中不停翻騰的是都市景象。更重要的一點是，不管他們的父母在都市從事哪一種工作，都是在為這座都市和都市的人服務，為這座都市出力流汗……忽然有一天，在入學、就業(yè)、購房、買車等事關他們切身利益的事情上，因為戶籍而遭到嚴厲和無情地拒絕，可以想象他們的痛苦、不滿和無奈。索爾·貝婁曾將他筆下身份缺失的主人公稱為“掛起來的人”，我把筆下這些人稱為“漂著的人”。那幾年，每年都有找我咨詢或幫助給孩子找學校辦入學的老鄉(xiāng)、朋友。他們大都淚眼汪汪地說：“孩子不送回去沒書讀，送回去又沒法子照顧，這不是難為人嗎？”這就是我寫中篇小說《北京戶口》的生活來源。還是在十多年前，北京北四環(huán)外北沙灘橋下十字路口每天都可見到攔車乞討的人群，雖然有人在驅趕他們，我想的是他們來自哪里，為什么冒險穿行在車流之中做這種事情？于是，我通過幾次努力，終于約到一個男孩子。那天晚上，我和他坐在馬路牙子上喝啤酒。紅燈亮時，他起身去乞討。每討到一張面額不大的“票子”，他就會洋洋得意、眉飛色舞。漸漸地，又有幾個孩子也湊了過來。他們互相調侃，互相嘲諷，互相對罵，開心起來好像生活并非不容易。聽了他們不同的講述，我了解了他們，理解了他們，同時也被深深地觸動。此后，我對“京漂一族”投入了很多時間、很多精力，很多心血。中國作協(xié)組織作家定點深入生活，我申請到北京市朝陽區(qū)重點采訪和調研外來務工人員工作和生活情況。我認為，我關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這樣一個群體，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當然，我不是簡單地為這一群體貼標簽，而是要提示，身處此種社會境況之中，他們的存在是無法回避的，也是不容忽略和忽視的。因為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一旦從大都市消失，大都市的呼吸甚至生命健康都會受到嚴重影響。作為一種在階層/政治規(guī)約下的經(jīng)濟/生活共同體的“北漂”一族，留給他們的，已經(jīng)不僅僅是制度和社會問題，更是引發(fā)了深層次的內心選擇和價值取向的精神危機。因而我認為，所謂底層立場和平民意識，其本身也是立體而豐富的，不能簡單地歸之于某種顯而易見的傾向性。我試圖將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所應面對的期許與反思、想望與審視統(tǒng)統(tǒng)呈現(xiàn)出來。當然，在寫作的時候或者說在下筆的時候，在堅守底層立場和平民意識時，我努力保持理性審視的力量，以求使之從一種普通的情感上升到心理層面的映射，甚至精神層面的反思。而且在寫作過程中，我所著意側重的是他們各自的個性乃至主體性，想寫出他們身上的溫情與愛意、無奈與苦痛、困惑與迷惘、追求和向往。漸漸地，我與現(xiàn)實中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有了感情，與我筆下的人物有了感情。這種感情，源于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同時源于一個作家對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現(xiàn)實感”，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既有對生活實感和命運遭際的書寫，又不乏對內心世界和精神體驗的敘述。須知任何形式的現(xiàn)實主義，表面上看是關注外部世界現(xiàn)實狀況的書寫傾向，實際上，感情的介入往往同時摻雜其間，也唯其如是，才能避免對小說寫作的簡單化理解，才能還原事物本身的豐富性和立體感。

對類型生活的特定關注是我持續(xù)不斷甚或是逐漸升溫的寫作嘗試，尤其對底層人群的生活樣態(tài)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筆力，這也許與我關注各種生存狀態(tài)中的平民意識，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流露的平民感情息息相關。如此這般的感觸和思考，構成了某種難以名狀的情結，一直縈繞在我的心中，揮之不去。直到今天，這個群體還是我持續(xù)投入情感、持續(xù)寫作的對象，鮮活地走進了我的小說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嶄新而偉大的時代?！稗r民工”的稱謂被“新市民”替代，大都市向他們敞開寬廣和無私的胸懷，其中不少漂一代、漂二代躋身于各個領域、各個行業(yè)，有的事業(yè)有成，孩子們也可以同都市的孩子一樣享受教育的機會，北京北沙灘十字路口攔車乞討的人群早已消失了……然而，我發(fā)現(xiàn)文化融入還需要漫長的時間，這，就是我仍然在努力用文學反映和表現(xiàn)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