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說

棲霞山是皇帝流連、美人隱居之處，亦是名仕修身高僧修行之地。從僧俗兩界到儒釋道三家，都將棲霞山作為隱居修行之所。世事紛擾，世人在這座名山間的“出”和“入”之間揣度，實則是在俗世中進退維谷?？此瞥鋈耄瑓s有進退，亦是俯仰之間、一念之間的個人選擇。時至今日，從不過時。

出入棲霞（節(jié)選）

賈夢瑋

世間大概沒有哪國人像中國人這樣糾結于“進”“退”與“出”“入”之間。有時進不如退，有時進不得也退不得；有人以進為退，有人以退為進。漢語中的成語“進退維谷”最早見于《詩經》，很好地描繪了國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尷尬。范仲淹的名篇《登岳陽樓記》似乎最少糾結于進退之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進），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退）；但也不得不承認：是進亦憂，退亦憂；最終得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著名結論。宋朝是文人士大夫活得最好的朝代，進退尚且如此；社會動亂和極端專制的時期，進與退，免不了又成為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抉擇和精神向度?！案F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孟子的話，儒家的理念，前者隱退而修身，后者進取澤被天下。還有：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以出世之心做人，以入世之心做事，這些都是儒家的理想和要求。

南京著名的棲霞山，可以說是進與退、出與入問題的最佳詮釋。有時是去看棲霞紅葉，有時陪朋友去拜佛、看古跡，有時就是想到那兒清凈一會兒。多少年來，我一次又一次出入棲霞，睹物思人，想得最多的也是進與退的老問題。棲霞山本名攝山，因山中盛產中藥材，取“攝生”之意。1930年出版的《棲霞新志》記載的棲霞山出產的中藥材還有近600種。李時珍在南京刊刻《本草綱目》時，曾到棲霞山采集藥材標本，補充、豐富《本草綱目》的內容與綱目。中草藥食之可以攝生祛疾，“攝”乃保養(yǎng)也?！皵z”在這里是一個好詞，有名有實，但延養(yǎng)的畢竟只是人的肉身。

棲霞山后來從延養(yǎng)肉身走向涵養(yǎng)心靈，從養(yǎng)生轉向養(yǎng)心。南齊時的明僧紹是轉折性的人物，稱得上是棲霞山的開山之祖。他先是在攝山結廬修行，后舍宅為寺，因他字棲霞，寺名棲霞，山以寺名，“攝山”成了“棲霞山”。至此，棲霞山不僅和肉身相關，更與精神相聯(lián)。千百年來，棲霞山上的故事，鼓勵人退隱、出世，也激勵人進取、入世，矛盾而又和諧。

明氏為世家大族，即使到了僧紹這一代，自宋至梁，刺史就出了六位，胞兄僧胤是冀州刺史，胞弟慶符是青州刺史。但南北朝社會大動亂，亂世出英雄，“進”可能成為“英雄”，甚至稱霸、成王；但也可能招禍，甚而丟了性命，危及家庭、親族。因此，避亂世、求心安，也是明智之舉。明僧紹雅好山水，本不肯屈居人下，他六次拒絕皇帝的詔命，甘居野獸出沒的荒山野嶺，確為“逸士”，時人稱他為“征君”。由此可看出，明僧紹隱居山林不是一種姿態(tài)，不是待價而沽，不是“待詔”，其“退”，既有現(xiàn)實的原因，也有其心理和理論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退”與“出”的思想漸為人所注意：玄學是顯學，道教為中國本土宗教，佛教傳入不久，思想時有交鋒，明僧紹有自己的理性思考。他在《正二教論》中說：“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鼻笊硪饬x上的長生不老是道家之“蔽”，不但與佛理相悖，也有違老莊思想。明僧紹退隱棲霞山并不是求道問藥，期冀長生不老，而是體現(xiàn)為一種人生態(tài)度：退出俗世，遁入自我。

知音難求，知音的心趣相契也給人生帶來無與倫比的欣喜。世間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明僧紹“征君”的聲名吸引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高僧法度。他慕名來到棲霞山，在明僧紹的山舍宣講《無量壽經》，一來二往，隱士斷絕了其他的一切，走向佛教，并舍宅為寺，“千佛名藍”的棲霞寺由此成立，成為江南地區(qū)的佛教中心。先“退”再“出”是明僧紹的人生軌跡，這當然是明僧紹意義上的——不是以退為進，而是退著進，是佛家意義上的進。正如布袋和尚的《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笔嵌杉骸⒍扇艘饬x上的“進”。

任何事業(yè)，貴在有后繼者，事業(yè)與精神因此才能長久?！伴L久”是中國傳統(tǒng)最重要的理想之一。繼其父志，“傳明氏家業(yè)”的是明僧紹的次子明仲璋。按照父親的遺囑，他與法度一起在棲霞山造無量壽佛及二菩薩，傳導佛法。自此，佛教之義與“征君”之名吸引了大批王公貴族和士大夫紛紛來棲霞山造獻佛像，成就了江南名窟——棲霞山千佛巖。

為明僧紹“樹碑立傳”的是他的五世孫明崇儼。但這位明氏后人卻是精神意義上的不肖子孫。他因為擅長“方外之術”，得到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寵信。“方外之術”乃道家的末流，“守生者蔽”，他的先祖明僧紹肯定是反對的。此為不肖者一。他為了“光宗耀祖”，求高宗李治為明僧紹撰寫碑文，實質是借祖榮己，本質上還是為了一己的“進”與“入”，為儒家的末流，至少違背了祖宗的修持善業(yè)的高逸精神。天底下最貪戀長生不老之術的，莫過于皇帝，天下為他所有，“死”意味著失去那巨大的所有。所以，皇帝最看重兩種人：一是為他打江山、管理江山的人，一是能幫他長壽，甚至長生不老的人。但是，因為皇帝見多了積極要求進步之人——那些在他面前盡力表現(xiàn)，求官求財的人。因此，皇帝心中最欣賞的一定不是這些人。也許，那些能放下一切的高逸之士，才有可能讓皇帝心動。有了上面這些原因，唐高宗才肯為了一個正諫大夫的遠祖寫下“明征君碑”的碑文。而這位明崇儼后來竟被人刺殺，年僅33歲。有歷史考證者認為，他是死于太子李賢的謀殺。武則天曾請他為幾個兒子相面，看哪個兒子更有帝王命相，明崇儼說了太子的壞話。他是忘了明家的祖訓，入世太深，進取失據，妄議皇家家事，斷了自己的退路。

明征君碑倒是一直保留下來，是目前棲霞寺內國家級文保單位之一。此碑建于唐上元三年（676），高宗李治親自撰文，衛(wèi)尉少卿高正臣書寫，朝散大夫王至敬篆額。碑陰有“棲霞”兩個鎏金大字，傳為李治所書。碑文書寫了明征君當年的事跡，是褒揚，歷代有人把它當成一種提醒。

南北朝時期，僧祐、僧朗、吉藏等高僧為發(fā)展棲霞寺做出了杰出貢獻。僧祐不僅是律學名僧，而且利用自己在僧、俗兩界的影響力，使棲霞寺千佛巖初具規(guī)模，現(xiàn)存的幾尊大佛造像，都是由他親自設計。劉勰在南京寫成《文心雕龍》也是依靠僧祐的幫助，據《劉勰本傳》記載，劉勰“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可見僧祐對劉勰的影響。劉勰的文藝思想和僧祐的佛家教義的關系，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有人甚至認為《文心雕龍》也對《高僧傳》等佛家經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段男牡颀垺分饕匀寮宜枷霝橹笇?，但佛教思想的影響也很明顯。如《文心雕龍》認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道”和“神”是決定客觀世界變化的無形的、最終的依據，此點實與佛理相通，也與柏拉圖的理念說類似。劉勰早年即浸染于佛教，并協(xié)助僧祐編撰《出三藏記集》。《文心雕龍》得到宰相沈約的賞識，推薦他出仕為官，擔任過“太子通事舍人”等官職。梁昭明太子去世后，據說劉勰內心傷悲，請求出家，但梁武帝不準；劉勰燒發(fā)明志，在南京定林寺出家，并在此圓寂，實現(xiàn)了出世的理想。

僧朗主要功德在棲霞山（攝山），被稱為攝山大師，棲霞寺三論宗的祖庭地位的基礎主要由他奠定。據《神僧傳》記載，僧朗不避酒肉，常伴在僧朗左右的是一猴一犬，進餐時，僧朗必與它們分而食之。吃完后，猴把吃飯的缽套在頭上，騎上狗，仍不離僧朗左右。動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能與動物和諧相處，符合中國人天人合一的理想。人類過“進”，必然要役使自然，形成佛家所反對的貪與欲。這位僧朗，講經時聲震如雷，聽眾往往只見他的唇吻在動，多數人不能辨明內容。三論宗與禪宗一樣，重神會不重語言，也不需要聽得那么清楚。洞山良價禪師說：“我不重先師到得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辈徽f破才給他留下了心會、心領的空間，“心領”才是真正的得到、得道。

在僧祐、僧朗的基礎上，吉藏將三論宗發(fā)揚光大，成為一大宗派，并流布至海外。他們都是真正的出家人，與“進”“入”沒有關系，或者說，他們的“進”與“入”是佛家的進與入，是普度眾生的思與愿。三論宗以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與提婆的《百論》為教義，倡導“諸法性空”，入世間、出世間與有為、無為皆為因緣所定。

盡管如此，無論是進、退，出、入，都還有高下之分。佛教有宗派，可以爭論；僧有高低，就高不就低。唐代詩人鄭谷有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奉赦撰寫《宋高僧傳》的贊寧原為吳越國僧統(tǒng)，入宋后，獲皇帝賜予紫衣，充僧統(tǒng)，做了僧界的領導，致使《宋高僧傳》不敘僧人不事王侯事，有媚上、媚世的嫌疑。歐陽修《六一詩話》載，一次安鴻漸遇贊寧與數僧行走于街上，嘲諷說：“鄭都官（指鄭谷。——引者著）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辟潓幏磻?，應聲道：“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边@倒是說出了媚僧與俗儒之間的共通之處，確有警醒意義。禪宗十三祖有言：“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绷鹆У钌蠠o知識，佛家不入權貴之門。即使是佛家認識清醒，仍還須時時警示，可見進與入、退與出矛盾的調和之難。

君臨天下做皇帝大概是“進”與“入”的最高階梯了吧。但即使皇帝，心里也免不了有“退”與“出”的思想?；实鄣摹八资馈笨梢詽M足各種欲望，但也無法避免“煩惱”。這樣的矛盾存在于每個人的內心。棲霞寺舍利塔，不僅是棲霞寺最重要的文物，也是南京最重要的南唐舊物之一。始建于隋代，南唐改建為石塔，并遺留至今。隋文帝楊堅登基之前，神尼智仙贈予舍利數百顆。登基后的楊堅回憶往事，相信自己能君臨天下是佛護佑的結果，所以兩次下詔在各地選址建塔，安放舍利，棲霞寺是首座獲建舍利塔的寺廟。此次建起的木塔，毀于唐會昌滅佛。重建舍利塔要等到南唐時期?！段鍩魰范啻斡涊d“江南國主”請僧說法、襄助佛事，保留至今的石質舍利塔是南唐襄助佛事的最有力證明。這“江南國主”，要么指李璟要么指李煜，作為南唐偏安江南的兩位皇帝，一方面承受著來自北宋的巨大壓力，行動上對佛教的倡揚，也是祈求菩薩保佑“國泰民安”與李家江山吧；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時空內也免不了“浮世”之慨，內心偶爾也會有“厭世”之情，動“出世”之念。但作為皇帝，實際上已是退無可退，對佛教的態(tài)度，也證明了他們只能在進與退之間糾結、掙扎。一位官員問馬祖道一禪師：我吃不吃肉呢？禪師答：吃是你的祿，不吃是你的福。即使是普通人，這“福”與“祿”都很難取舍，皇帝的那塊“肉”，那可是天下最大的“祿”。

皇帝“進”“退”，天下震動。順治皇帝幾次三番要出家，甚至剃度成為落發(fā)皇帝，舉國震驚。雖然出家之事被勸阻，不了了之，皇帝出家心切卻是事實。痛失愛子愛妃（這本是他進取的個人動力），使他心灰意冷，厭倦俗務（皇帝的工作當然也是俗務），一意要遁入空門。

雍正皇帝崇佛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他“用”佛已達一定的“境界”，自號“圓明居士”“破塵居士”，曾作《自疑》詩一首：“誰道空門最上乘，謾言白日可飛升。垂裳宇內一閑客，不衲人間個野僧?！辈恢摹耙吧被实郏此埔婚e人，自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佛家皇帝。登上皇位后竟自稱“釋主”，不僅要做人間的皇帝，而且要為佛教的教主。佛教只是雍正的借口和統(tǒng)治工具——臣民清凈無為，就更好統(tǒng)治了。但曾與雍正過從甚密的僧人結局都不是太好。這些僧人一旦失去了利用價值，或者成為一些人走近皇帝的媒介，抑或竟想假借皇帝之名，那下場就不會好了。

皇帝流連，美人隱居，確實給游客想象棲霞留出了巨大的空間。雖然風流逸事與精神性關系不大，但從中倒也可以見出精神向度和價值取向。

天下名山僧占多，古寺名剎一般選址在云蒸霞蔚的深山老林，山以寺靈，寺以山名，佛教喜好自然，僧人向往融入自然，身處寂靜清幽的山林，有利于潛心修煉、護持身心。對這樣的好事，皇帝當然不肯置身事外?；实燮綍r住在闊大高聳的宮殿里，威嚴有余，舒閑不足，既然出了京城，當然山水悠然最好。乾隆六次南巡，有五次駐蹕棲霞山；第一次南巡就游覽了棲霞山，但因為棲霞行宮其時還未建好，未能留駐。兩江總督尹繼善為了吸引、討好乾隆皇帝，四次增修棲霞行宮，勞民傷財可以想見。當年的乾隆行宮建筑面積有兩萬多平方米，前后花了六年的時間建成，是乾隆南巡行宮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處。乾隆駐蹕棲霞行宮期間題詩119首，書寫楹聯(lián)、匾額50余副、塊，御碑三塊，可見乾隆在此心情大好，而且頗為悠閑?；实圩≡谒律剑h離紫禁城，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退”；休整好了以后，當然是為了更好地“進”?；实鄣慕綇膩聿皇氰F打的，乾隆鐘愛的棲霞行宮被太平軍一把火燒了，淪為廢墟，現(xiàn)在稱為“乾隆行宮遺址”，為棲霞山增添了一些花絮。

有的人是從官場退隱山林，有的是從商場退出江湖，而李香君竟然是從情場金盆洗手，舍情取義，落發(fā)為尼，歸隱棲霞，終老桃花澗。如今的桃花澗有李香君墓。桃花澗本是棲霞山美景，明代《棲霞小志》記載桃花澗：“春末夏初，則紅英綠蔭，錯落左右，游人行其下，衣袂皆有香色。然知者亦少，非耽于山者，不能久宿?！笔篱g“耽于山者”終是極少數。李香君“故事始于桃花扇，傳奇終之桃花澗”。作為秦淮八艷之一的李香君，乃一代佳人，選擇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為人生歸宿，侯、李之愛，情動天下，為一時佳話。在明清易代之際，在權貴的威逼之下，剛烈女子李香君以死抗爭，一頭撞向梳妝臺，血濺她與侯方域的定情之物桃花扇……清軍兵臨金陵城下，李香君避入棲霞山的葆真庵，遁入空門。而此時的侯方域已降順清朝，做了貳臣。國破家亡之際，“青樓皆為義氣女，英雄盡是屠狗輩”。后來侯方域尋至葆真庵，李香君當面撕碎了那把濺血的桃花扇。李香君以肉身的出世，保證了精神的入世，舍個人私情，保民族大義，為棲霞山涂抹了別樣的色調。

為棲霞寺增進事功的當然主要還是高僧，近代以來最為得力的當屬宗仰上人。宗仰上人與帝師翁同龢是常熟老鄉(xiāng)，上人幼年時曾受業(yè)于翁同龢。翁看了他的文章后曾對他說：“君習舉子業(yè)，住著自縛；倘入緇門，慧海之舟楫也。”翁同龢是從他的文章和氣息看出了他的慧根。翁是廟堂之上的“進”“入”之人，對“出”“入”氣象倒是最敏感的。宗仰天資超群，此后確實一心向內，潛于內典，不再仕進向外，16歲便剃度出家。但他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以出世的精神憂時濟世，以出家人的身份從事著革命者的事業(yè)。19至20世紀之交，國家內憂外患，宗仰聯(lián)絡眾多革命者，編輯出版革命報紙，加入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成立中國教育學會，鼓吹革命，資助革命事業(yè)。后來的國民黨要人高度評價宗仰：“跡其生平，襟懷磊落，德性堅定，聞義必先，避免若浼，實佛門之龍象，吾黨之瑰奇。”佛門龍象、黨之瑰奇，這樣的評價用在一個人身上，大概是絕無僅有的。

遇“義”而進，面“名利”而退，無反顧，不猶豫，絕不拖泥帶水，這才是宗仰最讓人感佩處。民國建立以后，當年的革命戰(zhàn)友飛黃騰達，孫中山根據宗仰上人對革命的貢獻請他到民國教育部任職，宗仰堅持不受，仍以“佛”為其宗旨，托跡叢林。但仍舊關注國家大事，宋教仁被刺，袁世凱意欲稱帝，宗仰上人撰下《宋殺憤言》和《討袁篇》，儼然革命斗士。宗仰就是這樣：以佛家弟子身份，時時為革命施以援手，但絕不入戲?！段鍩魰份d，徑山道欽禪師對他的徒弟說：“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睂⑾唷柏摾邸碧啵谘霾豢蠟椤皩⑾唷?，卻是真正的“大丈夫”。有和尚問大珠慧海禪師：“儒釋道三教異同如何？”禪師答：“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zhí)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弊谘隽⒆阌卺?，兼取儒、道，足稱“大量者”。

也許在宗仰上人看來，如果入世，俗世的事情沒弄好，國破家亡，民不聊生，大概很難有出家人的出世與救世吧。北宋天臺宗學者智圓認為“非仲尼之教，則國無以治，家無以寧，身無以安”，而“國不治，家不寧，身不安，釋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中庸子傳·上》，《閑居篇》卷十九）這用在宗仰身上頗為合適。1919年，宗仰上人到棲霞山尋覓僧紹遺蹤。此時的棲霞寺經歷了太平天國戰(zhàn)火等災難后，已是破敗不堪。宗仰上人在眾人的請求下，決定駐錫棲霞寺，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能力，重建古寺，紹隆佛種。孫中山聞知宗仰出世興法，以歸還宗仰當年資助革命款項為名，為棲霞寺?lián)芸钜蝗f銀圓。受此影響，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普通信眾，紛紛為修復棲霞寺捐款。但修復工程諸事浩繁，勞心勞力。宗仰上人終因勞累過度，心力交瘁，在主體建筑即將落成之際圓寂。由于宗仰上人的努力，棲霞古寺得以中興。為紀念宗仰上人，棲霞寺和臺灣佛光山均建有宗仰上人紀念堂。

抗日戰(zhàn)爭中，南京城為日本侵略者所破，棲霞寺冒著被滅寺的危險，義無反顧收治傷殘的中國軍人。在民族大義面前，退無可退?！艾F(xiàn)在輪到我們前進，我死，你們生。”這是西哲柏拉圖著作的大主題，也是《申辯篇》的結語。哲學家的向死而生和永恒判斷與死亡靈魂的生分離開來。蘇格拉底說：“我們當中誰采取的路線更好，這對所有人都是隱藏的，除了神?！保ā栋乩瓐D與亞里士多德》）中國儒教與佛教的舍生取義，與西方哲學教義不謀而合。有的人是退著進步，比如佛教的勇猛精進；有的人卻是進著退步，比如那些儒教的末流，那些蠅營狗茍的名利之徒。當然還有那些在“進”與“入”道路上傷痕累累的失意彷徨之人，那些身在江湖、心懷魏闕的“待詔”之輩，他們對“進退維谷”體會最深。這些，神都知道。

明代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禪師說：“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保ā逗┥酱髱焿粲稳肪砣拧秾W要》），打通儒道兩家。在真正的高人那里，儒釋道沒有截然分野。

經過了人生的諸多“進”“入”與“退”“出”之后，最高的境界，大概是“不進不退”。正如《五燈會元》所載玉泉曇懿禪師的自問自答：“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什么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依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p>

好一個“閑持經卷依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只是，我們現(xiàn)代人住在公寓樓的“鴿子籠”里，家門口已無松可依；而且，也已經沒有山林給你結廬隱居。我的一位小學同學，在塵世左沖右突，最終以“和尚”為業(yè)。談起僧俗兩界，他竟幽幽地說：“都差不多?！甭牬苏Z，我也是幽幽的，沒好再問他在何處駐錫。進、入與退、出，我們現(xiàn)代人只能在“心”上做文章。連高僧都說：莫學佛法，但自修心。

……

（全文見《花城》2021年第5期）

【賈夢瑋，文學博士，現(xiàn)任《鐘山》主編，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有散文隨筆、文學評論若干見于報刊，結集出版的有散文隨筆集有《紅顏挽歌》（岳麓書社1999年版）、《往日庭院》（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南都》（華文出版社2017）等。獲多種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編輯、文學評論獎項?！?/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