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Gurnah, Abdulrazak）。在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之后，一時間古爾納的小說洛陽紙貴，在歐美各大平臺全部售罄。古爾納的獲獎引發(fā)了不少爭論，主要集中在這位來自桑給巴爾島（Zanzibar）、用英語寫作、長期在英國生活的古爾納到底是不是坦桑尼亞作家。爭論的議題主要源于三個方面，一是桑給巴爾和坦噶尼喀的歷史區(qū)隔；二是非洲文學中有關語言的長久爭論；三是在模糊的非洲文學定義下，離散作家和本土作家之間的張力和權力關系。本文將從這幾個方面梳理古爾納的寫作背景，其作品在不同脈絡中的定位，來反思諾貝爾文學獎和文學經典化的關系。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Gurnah, Abdulrazak）

桑給巴爾作家？

當現任坦桑尼亞總統在推特上祝賀古爾納獲獎，下面立即有評論宣稱，古爾納出生成長于統一前桑給巴爾老城，在桑給巴爾和坦噶尼喀組成坦桑尼亞聯邦之前就離開東非了，不能算是坦桑尼亞作家。但事實上，古爾納是在1967年末離開桑給巴爾的（Steiner 2013, p. 158），而聯邦則在1964年成立。由此說來，古爾納或許仍可算作坦桑尼亞裔作家，但相關輿論與研究中對其桑給巴爾身份的強調，卻絕不僅僅因為近現代史中的行政演化。坦桑尼亞甚至于東非的社會、歷史脈絡構成了這些爭論和古爾納創(chuàng)作本身的整體背景。

除了地理上桑給巴爾和坦噶尼喀的天然分區(qū)，斯瓦西里海岸與印度洋周邊的密切互動和西方在東非的殖民史都造成了將兩者分開討論的傾向。桑給巴爾主要包括兩大島和一些小島，一是南邊的溫古賈島（Unguja），也是現在桑給巴爾老城和首府所在，一是北邊的奔巴島（Pemba）。自公元一世紀，已經開始有班圖人（指撒哈拉以南、非洲中部、東部至非洲南部300–600個非洲族裔的統稱）從內陸向桑給巴爾移民。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也常隨季風來訪東非海岸，進行奴隸、香料和象牙的貿易。鄭和船隊曾在15世紀初從斯瓦西里海岸帶長頸鹿回到中國。15世紀末達伽馬到達桑給巴爾，標志著歐洲在該地區(qū)的影響開始。之后葡萄牙在此維持了近兩個世紀的統治，直到阿曼蘇丹的海洋帝國在17世紀末擴張到桑給巴爾才結束。蘇丹的勢力范圍和伊斯蘭的文化影響了斯瓦西里海岸的社會風情，同時，也隨著貿易沿途深入到坦噶尼喀內陸。到19世紀，桑給巴爾是連接中非、東非和印度洋貿易的重要樞紐，但并非所有的桑給巴爾印度裔都是富有的商人階級、所有的阿拉伯裔都是地主，也不是所有的非洲裔都是奴隸。也門阿拉伯人（Hadhrami）很多是小商店主，原住民也有可能擁有種植園和奴隸（Sheriff 2001）。

隨著英帝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桑給巴爾在19世紀后期成為了英國的保護國。斯瓦希里語也被西方傳教士用來在東非傳教，并開啟了斯瓦希里語的拉丁化過程。斯瓦西里語也因此常被認為是傳教和貿易的語言。1897年，桑給巴爾蘇丹終于在英國的施壓下裁定奴隸貿易為非法，更加依靠來自非洲內陸的勞動力和印度商人的金融資本發(fā)展莊園經濟。然而，奴隸貿易的廢除并沒有消解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因為沒有土地改革或者財產的再分配，只不過將基于奴隸制的莊園經濟轉為以雇傭勞工和棚居戶（squatter）為主的殖民資本主義形式。英國殖民者為了支持地主來保證種植園產品的出口供應而加深并維護了這些分化。從古爾納的小說《天堂》中也可以看到，盡管奴隸貿易被禁止，但是擁有奴隸并不違法。

桑給巴爾，石頭城，舊奴隸市場的紀念碑

與此同時，現坦桑尼亞的大陸部分坦噶尼喀，是在瓜分非洲的柏林會議（1884-1885）之后，才正式成為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地。1890年，英國和德國簽署了英德條約，互相承認各自的殖民勢力范圍。一戰(zhàn)結束后，德國戰(zhàn)敗，巴黎和會通過《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殖民地進行了再分配，坦噶尼喀被置于英國的委任統治之下，成為其非間接統治的殖民地。受制于國際聯盟（leagues of nations）條約，英國在坦噶尼喀的統治在土地、管理等諸多政策上受到國際社會以及德國殖民所留下的系統的制約，與作為保護國仍為蘇丹統治的桑給巴爾多有不同。

二戰(zhàn)過后，在籌建獨立的君主立憲制桑給巴爾國的過程中，主要有兩個黨派在進行政治競爭。一個是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Zanzibar Nationalist Party，ZNP），該黨將伊斯蘭作為全島社會統一的基礎。另一個是非洲-設拉子黨（Afro-Shirazi party，ASP），它更關注如何將桑給巴爾從阿拉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統治下解放出來，并認為社會政治團結應該建立在種族而非宗教之上（Burgess, 2019, p.202-203）。ZNP的成員巴布（Abdulrahman Muhammed Babu）在受到蘇聯和毛主義的影響，對ZNP不滿，決定離開，并在1963年建立了烏瑪黨（Umma），逐漸與ASP的主席卡魯米（Abeid Karume）接觸。1964年一月，在桑給巴爾獨立一個月之后，ASP青年團推翻了ZNP政府，廢黜蘇丹。該黨派之前關于種族對立的政治敘述很快演變成了對阿拉伯裔和印度裔的種族暴力和屠殺。有學者認為桑給巴爾革命并不是簡單的受壓迫的非洲大眾取代了長期統治的阿拉伯裔少數，而應將其看作是一個缺乏民族國家成立基礎而引發(fā)的內戰(zhàn)（Sheriff 2001, p.313）。之后，ASP主席卡魯米成為桑給巴爾總統，親社會主義的巴布成為外交事務和貿易的部長。巴布與蘇聯、東德和中國的密切往來，在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引起了英美的高度關注。不久，卡魯米與1961年獨立的坦噶尼喀總統尼雷爾（Julius Nyerere）出于各自的政治考量，達成協議，同意桑給巴爾和坦噶尼喀統一，建立坦桑尼亞聯邦。巴布希望將桑給巴爾變?yōu)榉侵奚鐣髁x模版的獨立國家，也因此被邊緣化。 

但是，政治上的統一并不能消解歷史延續(xù)下的社會文化分隔。在英國殖民時期，溫古賈方言被采用為標準斯瓦西里語的基礎。坦桑尼亞建立之后，斯瓦希里語標準化的工作，轉交給尼雷爾支持下的全國斯瓦希里語委員會（Baraza la Kiswahili la Taifa ，BAKITA）。斯瓦希里語在坦桑尼亞解放和國族構建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只不過，以溫古賈方言為基礎的標準斯瓦希里語給予了桑給巴爾人在文化和語言上高于內陸人的優(yōu)越感。同時，桑給巴爾人也會抱怨標準斯瓦西里語如何腐蝕了“真正的”斯瓦希里語。

古爾納1948年出生在桑給巴爾老城區(qū)，成長于1950年代，正好是二戰(zhàn)過后的短暫繁榮階段。與他年齡相仿，曾任桑給巴爾副總統、后參與到坦桑尼亞政治的賽義夫·沙里夫·哈馬德（Seif Sharif Hamad）在回想起那個年代時，承認自己當時有很強的桑給巴爾民族主義，認為桑給巴爾人有別于其他東非人，他們更文明、更先進、更開放和多元（Burgess, 2009, p.183）。桑給巴爾民族主義，與坦噶尼喀的復雜關系，以及桑給巴爾群島內部的張力可以追溯到阿曼帝國時期，但是桑給巴爾革命加劇了將語言、文化和族裔敘述變?yōu)檎喂ぞ叩倪^程。古爾納是不是坦桑尼亞作家的輿論紛爭即是歷史影響和身份政治化的產物。同時，古爾納的小說其實也在嘗試超越這些敘述，從個體視角闡述與民族國家敘述不同的生命體驗。

英語作家？

古爾納用英語而非母語斯瓦希里語進行創(chuàng)作，這更激化了人們關于他究竟算不算坦桑尼亞作家的爭論——盡管英語也是坦桑尼亞官方語言之一。

題為“英語如何？斯瓦希里語如何？”（habari ya English？how about Swahili？）的工作坊在2011年的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舉辦。工作坊邀請了來自東非和德國的作家和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角度討論東非斯瓦希里語和英語文學的發(fā)展軌跡。在工作坊上，古爾納在演講中解釋到，他的父親可以說流利的阿拉伯語。在他成長的周圍可以聽到索馬里語、波斯語、還有印度古吉拉特邦和科摩羅的各種方言（2015, p.28）；他自己也在上了古蘭經校之后才學習了英語；他還會聽塔拉勃樂（Taarab），印度歌曲和貓王（2015, p.28-29）。在這種氛圍下，他認為英語和斯瓦希里語從來不是一個對立的兩極，而是有著更復雜的關系。古爾納想通過這種較為世界主義的視角來描述自己的狀態(tài)：與歐洲共處（live with），但同時在想象的界域中仍生活在（live in）他出生和成長的地方（2015, p.32）。

對于非洲文學語言的討論，古爾納（1993a, p. vii）實際上也在另一篇文章做過闡述。他認為，從1962年尼日利亞作家瓦里（Obiajunwa Wali）發(fā)起的有關非洲文學和語言的討論到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的“思想去殖民”（1986），非洲文學語言討論的核心，不在于倡導本土語言呼聲是否是文化民族主義或者是否面向“非洲”讀者問題，而是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者的語言會使文本陷入對其依賴之上。古爾納不否認英語的帝國主義性質，但他贊同阿挈貝的重新構建（fashioning）這個語言的可能性，即被殖民者對于殖民語言的應用可以位移（displace）后殖民主體與殖民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系（Gurnah 1993a, p.viii-ix）。

這也體現在古爾納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中。桑給巴爾和東非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幾乎是古爾納所有小說的底色。在古爾納小說中，《古蘭經》、《一千零一夜》，以及斯瓦希里語的表述方式，并不比來自西方的文學典故少見。從古爾納的小說中可以看到阿拉伯、印度和來自其他非洲地區(qū)的各色角色。參與貿易的奴隸和被雇傭的勞工，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和等級。這顛覆了將非洲與奴隸相連的敘述，以及只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到來才帶來雇傭勞力的迷思。同時，古爾納認為用英語寫作可以增加與其他非洲地區(qū)的文學交流。在這個意義上，古爾納仍是在“逆寫帝國”，只不過他并沒有完全“用主人的工具去拆主人的房子”，而是更多地將指涉框架轉移到本土和亞非文本。像邁爾斯所說，“古爾納流亡海外，但他好像一直生活在一個想象的故鄉(xiāng)離港候車室，一個離散的空間“（Myers 2011, p.173）。

但是，古爾納的解釋恐怕忽略了不同語言文本在流動中的不平等。在同一個工作坊中，坦桑尼亞的著名作家凱奇拉哈比（Euphrase Kezilahabi）的觀點與古爾納針鋒相對。凱奇拉哈比不否認，國家官方語言在實行中的霸權主義，壓縮了方言和其他語言的空間，但是他更強調民族語言對于外來霸權文化的影響起到的防護作用（2015, p.45）。

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

回看經常被拿來與古爾納做比較也多年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的恩古吉，雖然恩古吉自己實踐并提倡用本土語言寫作。但是，他如果之前沒有通過英語文本出名，那么，他的名字和作品恐怕很難被人知曉。并且，恩古吉用吉庫尤語創(chuàng)作的同時也改變了吉庫尤語。語言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的容器，而是不斷開放、互動的生成。恩古吉如今的文學作品雖然宣稱是由吉庫尤語創(chuàng)作然后翻譯到英語，但他的離散身份，加之英語全球霸權和新自由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文學市場，使得恩古吉向英語的“回歸”不可避免。

有意思的是，古爾納的作品，在英語文學，包括后殖民英語文學、世界文學和經典化了的非洲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處在相對邊緣的位置。同樣，在東非文學界，古爾納又因為用英語寫作，相比較于更經典化了的斯瓦希里語作家，如夏班·羅伯特（Shaaban bin Robert）、凱齊拉哈比、穆罕默德·賽義德·阿卜杜拉（Muhammed Said Abdulla），也是邊緣（原文來自O’okwemba, 引用自Murray 2013, p.151）。因而，雖然古爾納在進入2000年之前就已有5本小說，但是同時代對他的研究屈指可數。有學者甚至評論說，古爾納是一名學者而不是作家（Bardolph 1997, p. 77）。

事實上，學界對古爾納的關注多出現在千禧年之后，伴隨著連接非洲和印度洋研究的興起，在文化多元主義背景下移民文學的升溫，以及后殖民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德國殖民史的發(fā)掘。相較于被關注較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印度洋研究挑戰(zhàn)并復雜化了大西洋研究范式中奴隸和種族的敘述，呈現出非民族國家主導下，新舊離散主體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相遇和不同世界主義交叉的圖景（Hofmeyr 2010）。在這種情境下，古爾納與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肯尼亞出生、坦桑尼亞長大、后移居加拿大的印度裔作家莫耶茲·瓦桑吉（Moyez G. Vassanji），在印度洋文學研究中被重視。古爾納也常被定義為“島嶼作家”或印度洋作家。 

不能忽視的是，盡管古爾納之前并未受到很高的重視，但他（以英國寫作、跟布盧姆茨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有著長期合作關系、又曾得到布克獎提名）跟其他仍居住在非洲大陸、更本土的作家相比，擁有無可比擬的更多資源優(yōu)勢。同樣是有關印度洋的阿拉伯語或斯瓦希里語文學，例如亞當姆·沙菲·亞當姆（Adam Shafi Adam）、哈吉·格拉·哈吉（Haji Gora Haji）有關潮汐、帆船（dhow）和情感的歌謠和小說則很少跨過海洋，到達世界大都市。

移民/難民作家？

諾貝爾獎頒獎詞模糊不清地暗示，古爾納是為躲避1964年桑給巴爾革命大屠殺而來到英國。事實上，古爾納在1969年帶著400磅和他的兄弟通過旅游簽證進入英國，這離桑給巴爾革命已有五年之久。古爾納（2001）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他不會把自己描述為難民，因為不論是法律意義上還是實際情形中，他都不是。當古爾納被標注為難民作家，他作為教授、學者、獎項評委的身份被完全掩蓋，也忽略了他文本本身的復雜性。這種敘述其實利用并加深了圍繞“難民”一詞的各種刻板想象——似乎只有經歷極端苦難和危險，只有不斷訴說這些創(chuàng)傷，才值得“北方”國家所謂的人道主義關懷。這種標注，也顯示出這些文化和社會本身的排外基調。

古爾納的小說《在海邊》中有一個情節(jié)，講述者薩拉赫·歐瑪爾（Saleh Omar）在到達英國后拒絕說英語，盡管他之前在桑給巴爾時就是一名擅長跟歐洲人打交道的家具店店主。當他終于開口之后，幫助他的法律援助問他“你為什么決定成為難民？告訴我，你的生命并沒有真的處在危險之中，不是嗎？”歐瑪爾回答到，“我的生命在危險之中已經很長時間了，只不過直到現在，她英國女王陛下的政府才看到它并給我避難所”（2001, p.67）。到底什么是危險？當德國、英國殖民者來到東非，當地人的生命是否沒有危險？在奴隸貿易繁盛的背景下，生命是否沒有危險？為何只是在冷戰(zhàn)的背景下，隨著桑給巴爾革命的暴力，政治風向上朝共產主義的偏轉，坦桑尼亞人的生命才被英國承認是在危險之中？

非洲作家？后殖民作家？

古爾納的《天堂》曾入圍1994年的布克獎短名單，《在海邊》入圍2001年的布克獎長名單，《拋棄》入圍2006年的英聯邦文學獎短名單。入圍這些獎項雖然給古爾納帶來一定的聲譽，但他自始至終都并沒有受到這兩個獎項的青睞。盡管小說《天堂》中包含了很多被后殖民研究奉為圭皂的“雜糅性”（hybridity）元素，1994年的布克獎評委仍認為《天堂》沒有“表現出有關歐洲殖民的后殖民故事”（Nasta 2005, p.336）。古爾納的作品被認為不夠非洲（Murray 2013, p.141）。

布克獎評委對《天堂》的評論顯示出一種對非洲敘事的刻板期待和審美評論霸權。2013年來自美國的尼日利亞裔作家托普·弗拉辛（Tope Folarin）獲得了第14屆非洲寫作的凱恩獎，立即引發(fā)了巨大爭議。到底離散作家是不是非洲作家？埃塞俄比亞-美國作家門蓋斯特（Maaza Mengiste 2013）認為，要問的不是誰是非洲作家，而是誰決定了誰是。如果讓她選擇自己是埃塞俄比亞還是美國作家，就好像讓她去決定她是個來自媽媽還是爸爸的孩子。作家塞拉西（Taiye Selasi 2015）也非常厭惡這種以出身來標注的分類。似乎一個作家來自的地方和膚色決定了他/她的創(chuàng)作，而并不是其在文學上所達到的造詣。這種身份政治本身就是權力關系的體現。更吊詭的是，不論是描寫非洲的街頭流浪兒童還是富裕的中產階級，這些作者不是被攻擊在兜售“饑餓色情”（poverty porn）就是被批評沒有講述“人民”的故事。塞拉西（2013）也因此拒絕承認非洲文學存在，因為這種根據族裔、地理、國族和膚色來定義文學就是一個空洞的指涉。將非歐美、非白人作家真空包裝送到國際大都會的讀者和學者面前，就是在重復以歐美經典化了的文本作為普遍性范式的權力結構，并加深了中心對邊緣地區(qū)的刻板想象。

不論是將古爾納標注為難民作家或者不斷強調他的東非背景，而不去討論他作品本身的豐富和多元，其實是否認了古爾納文本本身的文學性以及諾貝爾文學獎所代表的話語霸權。從諾貝爾文學獎1901年成立至今，來自占世界大多數人口的亞非拉作家加起來的獲獎的次數甚至低于法國一國。諾貝爾文學獎宰制了我們如何思考、閱讀、欣賞和購買文學。從過去的一個世紀直至當下，西方中心視角的轉換，對邊緣作家的關注，不論是讀者還是學界，都來得實在是太過遲緩、太過局限。同時，不論是當年莫言獲獎還是當下的古爾納，國族情緒在這一刻的高漲，體現出一種最終被西方認可的自豪感，但這也恰恰加固了以西方為中心的認同等級框架。似乎只有取得了西方認可才算是勝利，而邊緣間的“相互凝視”（程瑩 2019）無關緊要。在東非較為著名的肯尼亞塔文學獎（Kenyatta Literary Prize）、馬巴蒂-康奈爾非洲斯瓦希里語文學獎（Mabati-Cornell Kiswahili Prize for African Literature），甚至于日本的野間非洲當地出版獎（Noma Prize for Publishing in Africa）的書籍，不論英語還是非洲本土語言，都鮮有文本進入到中文語境。

蘇丹作家兼學者的塔班·羅·立勇（Taban lo Liyong，2003）曾把作家分為三類：狗、貓和變色龍。“狗”作家是那些投評委會所好而創(chuàng)作的作家，尤其是當諾貝爾文學獎在冷戰(zhàn)時期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副獎”；“貓”作家是那些自愛和愛文學的作家；變色龍作家則是那些跟著風向但實際上沒有什么內容的作家。立勇（2003, p. 2）呼吁到，盡管諾貝爾文學獎是“他們”的獎項，但是如果要選“我們”的作家，那應該由“我們”來決定。因而，作為中國讀者，應該問得是，文學的標準到底是由誰來決定？為什么古爾納的小說之前我們沒有看到，盡管里面常常提到中國？是什么遮蓋了我們的眼睛，讓我們沒有看到他，沒有看到他背后來自那個大陸更多豐富多彩的故事？我們桌邊的書籍是否只有經過英語、經歷了西方的認可和歐美市場的出版流轉才能進入中文，到達我們的書房、桌邊？

學者哈根（Huggan 2001）曾將出版界對于邊緣作家的市場化，將不同馴服為陌生，對文本主題、風格和背景的獵奇，稱為“后殖民的異國情調”（postcolonial exotic）。作為教授后殖民文學的學者，熟諳后殖民理論和術語的古爾納，卻并沒有完全遵循有關非洲的后殖民寫作套路。古爾納在他敘述中并沒有陷入到身份政治或者后殖民獵奇的陷阱，而是關注邊緣空間內部的復雜動態(tài)。這也是他對之前非洲書寫的回應。古爾納在他自己編著的《論非洲的書寫》中（1993a, p. vii）寫道，以阿挈貝為代表的第一代非洲英語作家，仍然陷入了與法語文學中抵抗殖民和種族主義、提倡黑人意識的“黑人性運動”（Négritude）相似的非洲與西方的二分；以恩古吉為例的第二代非洲英語作家，雖然對獨立后的國家產生幻滅，但仍呈現出另一種民族主義，即通過浪漫化非洲的過去來對抗歐美的帝國書寫。然而，非洲的過去也并不都是玫瑰色的美好。古爾納（1993a, p. xi）認為，文學對歷史的再書寫不應只是被用來逆寫帝國、澄清事實真相，而是應展現更多非洲的當地的社會范式，讓敘事重新回歸非洲。因而，古爾納的創(chuàng)作區(qū)別于其他經典化了的后殖民寫作。他將敘述重點從歐洲對非洲的殖民史，轉移到更為廣闊的印度洋視野之下，探索多種形式和主體間的聯系和互動。

尾聲：哪里是天堂？

古爾納的小說的題目“天堂”（paradise）最早來源于波斯語，本意是指花園。小說的主人公、作為奴隸的尤瑟夫看到主人阿齊茲家的花園，認為那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管理花園的花工哈姆達尼（Mzee Hamdani）的母親是奴隸，他自出生起也是奴隸。阿齊茲的妻子在她結婚時把哈姆達尼帶到了阿齊茲家。服務多年之后，女主人想把恢復自由身作為禮物送給哈姆達尼，但哈姆達尼拒絕了。年輕的尤瑟夫非常不解，便跑去問他為什么，哈姆達尼回答到：

“他們把自由作為禮物送給我。她確實做了。誰告訴她，她有這個權利？我知道你所說的自由。那種自由自我出生起就擁有了。當這些人說你屬于我，我擁有你，這就好像一天內下過的雨、落下的日，不管他們喜不喜歡，第二天太陽都會照常升起。這就和自由一樣。他們可以把你關起來，給你帶上鐐銬，踐踏你所有小小的向往，但是自由不是什么他們可以拿走的東西。哪怕他們用完你了，他們也離擁有你還差得遠呢——你們之間的關系和你出生那天時沒有區(qū)別（2001, p.223-224）。

哈姆達尼的話和尤瑟夫的選擇相互映照。通過關注個體，古爾納用小說的虛構去映照歷史和現實（Bremen 2013），跨越時間和區(qū)域構建出一個帶有東部非洲色彩的文學世界。

在小說的最后，經歷了不實指控、不知未來走向、作為奴隸的尤瑟夫，看到街上維護德國殖民統治的民兵（Askari）隊伍，就跑去加入。整部小說在此戛然而止。尤瑟夫在小說結尾處的選擇被很多批評家詬病，但是歷史上除了被迫協助殖民統治的當地人，像尤瑟夫這樣為了逃避奴隸制而主動加入的人不在少數。去年出版的《余生》（Afterlives）繼續(xù)了尤瑟夫的故事，通過之后的德國殖民和原住民的馬及馬及叛亂（Maji Maji Rebellion）進一步思考尤瑟夫在那一刻的決定。古爾納的書寫讓人反思并去重新定義殖民、帝國，甚至于后殖民。殖民對被殖民地究竟意味著什么？每個不同的個體在社會和歷史轉變的關口面臨著怎樣的可能與不可能？歐美中心之外的聯動又會呈現出怎樣相似又不同的模式？在此意義上，古爾納在進行后殖民書寫的同時，也對后殖民框架作出了挑戰(zhàn)，離開大西洋中心范式下有關非洲的敘述，聚焦于更為在地的，本土的歷史和日常。

古爾納的小說經常虛實交織，采用非常有政治性的現實主義，通過不可靠的敘述角度，不斷的打斷、閃回和交叉。他依賴寓言性片段式的插入和超現實的荒誕感來顛覆敘事，讓邊緣聲音發(fā)聲的同時又否定這種邊緣。在他的筆下，非洲從來都不在任何意義上是一片空白，西方的殖民史也不都是千篇一律，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從不是統治和反抗的簡單二分。古爾納對個人的關注，使他著重描寫對話、物和環(huán)境，將歷史的動蕩起伏埋入日常點滴。讀者也因此能在細節(jié)的無聲處和敘述的留白處聽到驚雷、看到繁花。古爾納迫使讀者去思考，大環(huán)境之下個體有意無意的選擇到底意味著什么、又可能如何作用于事件發(fā)展。

那么，在海洋另一邊的我們，如何超越西方主導的理論框架去理解爾古納？如何看到被遮蔽的敘述、具體的個人和在地的故事？如何理解亞非之間的歷史和現在？古爾納的獲獎或許是一個契機，促使我們思考該如何“思想去殖民”，在避免針對西方的妒恨政治和重復冷戰(zhàn)的簡單二分（陳光興 2006）的同時，如何將被普遍化的西方特殊化，而看到更多西方中心之外的“全球南方”/“第三世界”，通過與邊緣“共振”，建立起一個更多元、開放和平等的知識結構和體認體系。希望看到古爾納和認識到其背后更廣闊世界的存在，只是這路上的一個小小開始。

（感謝葉葳對本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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