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202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公布，坦桑尼亞（桑給巴爾）裔英國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摘得此項榮譽。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馬茨·馬爾姆（Mats Malm）在現(xiàn)場直播中對外稱，古爾納“對殖民主義的影響、大陸間鴻溝和文化鴻溝里的難民命運，做了毫不妥協(xié)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得知他獲獎的消息時，古爾納正在廚房，他相信這或許是一個結(jié)束?！拔乙詾檫@是一個惡作劇，”古爾納表示，他還在猜測誰會獲得它。畢竟，古爾納是一個英語文學教授。古爾納，于1948年出生于桑給巴爾（Zanzibar），后來遠赴英國（桑給巴爾曾經(jīng)的保護國）讀書，接受時新的英語文學文化教育，后來成為后殖民主義研究隊伍的一員。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古爾納的類自傳的虛構(gòu)作品從始至終都保持著對諸多歷史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其前后也形成了一種清晰而真實的完整性，以及一種合宜的古典主義氣質(zhì)。如此面貌在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文學世界自然并不挺括，并不新鮮，但卻呈現(xiàn)了一種有成的局面，它以寬闊的想象力擔負起無邊無盡的后殖民殘酷歷史，以及后殖民之后的可能實踐。

對于危機和改革中的瑞典文學院和諾貝爾委員會來說，此番嘗試不啻為對變動中的世界與文學的包容，更是建設和維護21世紀世界文學的開拓之舉。古爾納所涉的面向如此之廣自不待言，其與文學場域的連接也將對后殖民主義、第三世界、文化沖突等研究領域產(chǎn)生新的助力。此種諸多深刻的變化以及具體的成效則有待考察。

獲獎后，古爾納在一通電話中對諾貝爾獎推廣部（Nobel Prize Outreach）的首席科學官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再一次表達了自己的驚訝和忙亂，帶著謹慎的倉促。同時，古爾納敦促歐洲善待和接納非洲移民。歐洲國家對待非洲移民問題時不應再如此吝嗇，古爾納表示，“他們不是空手而來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有才華、有活力的人”。

古爾納及其文學：斯瓦希里語、（限度意義上的）去殖民化

古爾納有著對真理執(zhí)著的追求，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安德森·奧爾森（Anders Olsson）撰文表示，“這可能使他變得深沉和不妥協(xié)，與此同時，他以極大的同情心和堅實的承諾關注個人的命運。他的小說摒棄了刻板的描述，把我們的目光帶往多元復雜的東非，一個其他地區(qū)可能不熟悉的地方。在古爾納的文學世界里，記憶、名字、身份，所有這一切都在流轉(zhuǎn)，他的工程也因此無法實現(xiàn)任何確定意義上的完成。他所有的書都有一種由知識激情驅(qū)動的、無止境的探索……”

古爾納出生時，桑給巴爾還屬于英國聯(lián)邦政府的保護國。桑給巴爾于1963年12月10日宣布獨立，于1964年1月12日成立共和國，同年與坦噶尼喀組成坦桑尼亞聯(lián)合共和國。在1963年和1964年一系列的革命事件中，最后的蘇丹被罷免，非洲-設拉子黨（也就是后來的革命黨）取而代之，桑給巴爾演變成了有社會主義成分的民主國家，其間，阿拉伯人和南亞人被無辜迫害和屠殺。古爾納便是被迫害的族群的一員。

大約18歲時，古爾納逃離了剛成立的坦桑尼亞共和國，遠赴英國讀書，先后就讀于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學（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和肯特大學，其間他曾任教于尼日利亞的巴耶羅大學卡諾分校（Bayero University Kano），后來，古爾納任教于肯特大學，一直到他退休。從80年代開始，古爾納古出版了一系列類自傳的虛構(gòu)作品，依次為《新旅程》（Memory of Departure）、《朝圣之路》（Pilgrim’s Way）、《多蒂》（Dottie）、《天堂》 （Paradise）、《沉默》（Admiring Silence）、《在海邊》（By the Sea）、《拋棄》（Desertion）、《最后的禮物》（The Last Gift）、《礫石之心》（Gravel Heart）、《余生》（Afterlives）。

《新旅程》

在坦桑尼亞，古爾納接受的是桑給巴爾并不完全的殖民化教育，但他的第一語言是斯瓦希里語（Swahili），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殖民地英語。目前，斯瓦希里語是坦桑尼亞的官方語言，沒有其他國家將其作為官方語言，斯瓦希里語由班圖語演變而來，并摻雜了阿拉伯語要素。坦桑尼亞在達累斯薩拉姆大學（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設立有斯瓦希里語研究所，該研究所承擔了改造和優(yōu)化這門語言的任務，使之成為適于表達和傳播20世紀文明的工具。目前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等國家和地區(qū)仍有大量的斯瓦希里語作者，葛公尚等學者曾翻譯了一批斯瓦希里語作品。

斯瓦希里語有今天的地位，取決于諸多歷史契機。斯瓦希里語最早誕生于東非人和阿拉伯人的貿(mào)易往來和文化互助中，兩種文化的沖突與互助也是這片土地的常態(tài)。目前最早斯瓦希里語手稿，可追溯至18世紀早期，它們大多是所謂坦迪（tendi）史詩和《舊約》故事，這一時期的文學接近于中世紀文學，其主要功能是傳播和推廣宗教。這個歷史進程被穆亞卡（Muyaka）打破了，他寫詩聲討阿曼蘇丹們的宗主權(quán)，由此，斯瓦希里語開啟了它的世俗化階段，但這個時期的作品也大多數(shù)是坦迪史詩的衍生品，充滿大量的民族主義情節(jié)。

在德國殖民者和英國殖民者“統(tǒng)治”或威懾的時期，斯瓦希里語開始了它的拉丁化進程，原本采用阿賈米字母系統(tǒng)的斯瓦希里語轉(zhuǎn)而采用羅馬字母系統(tǒng)。這個進程加速了非伊斯蘭教主題的書寫，也加速了所謂現(xiàn)代化的進程。與此同時，一批經(jīng)典的作品產(chǎn)生了，例如《靈魂的覺醒》（Al Inkishafi），其作者被認為是Sayyid Abdalla bin Sayyid Ali bin Nasir。

20世紀初，在反殖民主義斗爭中，坦噶尼喀（坦桑尼亞的另一組成部分）作家夏班·羅伯特（Sheikh Shaaban Bin Robert）將斯瓦希里語推向了高峰，尤其以長達三千節(jié)、一萬二千行的長詩《獨立戰(zhàn)爭史詩》為標志。同一時期，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也寫出了一批經(jīng)典詩歌，其倡導的黑人性至今仍是認知非洲的主要切入點，但黑人性其實有著強烈的殖民色彩。后繼的斯瓦希里語作家著名的還有穆罕默德·賽義德·阿卜杜拉（Mahammed Said Abdalla）、賽義德·艾哈邁德·穆罕默德·哈米斯（Said Ahmed Mohammed Khamis）、穆罕默德·蘇萊曼·穆罕默德（Mohamed Suleiman Mohamed）、E.凱齊拉哈比（Euphrase Kezilahabi）、加布里埃爾·盧姆貝卡（Gabriel Ruhumbika）。

坦桑尼亞的英語創(chuàng)作的歷史由來甚晚。直到1968年，第一部坦桑尼亞英語小說，彼得·帕朗尤（Peter Palangyou）的《太陽中死亡》，才出現(xiàn)。坦桑尼亞英語作家還有巴納巴斯·卡蒂古拉（Barnabas Katigula）、色林（Sevrin）、梅·巴里斯蒂亞（May Materru Balisidya），而古爾納就屬于這個序列。

在后來的一篇自傳文章里，古爾納回憶道，他在桑給巴爾生活期間從未有過真正的創(chuàng)作的想法，這個說法或許有待商榷。對我們來說仍然存在以下問題：在桑給巴爾的古爾納接受了多大程度上的文學教育，而在肯特郡坎特伯雷市的古爾納又接受了多大程度的寫作訓練？前者和后者的差距在哪里？古爾納對前者和后者的認知又是如何？古爾納聲稱，桑給巴爾給予的文學滋養(yǎng)，僅限于報紙和廣播上的詩歌與故事，它們屬于大眾閱讀的范疇，且很可能帶有殖民色彩。但這個故事顯然被扁平化了。

在桑給巴爾時期，古爾納表示，“我只能把寫作看作是一種偶爾的、模糊的、無意義的活動，除了我描述的這種輕浮的方式，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嘗試一下文學”。但更可能的事實是，古爾納的文學啟蒙恰恰來自于桑給巴爾帶有殖民色彩的文學教育，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古爾納的文學帶有一種發(fā)蒙的現(xiàn)代主義氣質(zhì)，我們可以在發(fā)生過和發(fā)生著現(xiàn)代化啟動或現(xiàn)代化重啟的地區(qū)發(fā)現(xiàn)類似的作品，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反殖民運動時期的文學浪潮，另外一個不為人知的例子是世紀初在現(xiàn)代主義前沿地帶發(fā)生了現(xiàn)代化重啟敘事，現(xiàn)代化重啟，而不是原初的現(xiàn)代主義或者現(xiàn)代主義先鋒派，主導了二戰(zhàn)后的現(xiàn)代主義浪潮。

在桑給巴爾，書店很少，圖書館很少，書籍很少且很貴，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斯瓦希里語作品，比如莎士比亞譯作。當時，古爾納囫圇吞棗，閱讀了他能找到的一些作品，后來就成了他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一大源頭。曾經(jīng)的經(jīng)驗是如此貧瘠，尤其是在和后來的經(jīng)驗相對照的情況下?！霸谟喿x的機會似乎是無限的，慢慢地，英語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個寬敞的房子，它用它無所顧忌的熱情容納著寫作和知識?！惫艩柤{寫道。更為重要的是，在表面上的國家、語言、事實的差異之下，對古爾納來說，更多時候還是一種內(nèi)在的連續(xù)，正是這種連續(xù)性的經(jīng)驗促使他完成了現(xiàn)代主義的自我分化，以及任何意義上的完成。

“大多數(shù)年輕人在學校里獲得和儲備的知識，在當時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但這一切都產(chǎn)生了一些有用的東西 [……]我從這種學校教育中學到的東西正是，英國人如何看待世界，英國人如何看待我。我不是一下子就學會的[……]我也從清真寺、古蘭經(jīng)學校、街道、家庭、無政府主義式閱讀中學到了很多，有時候，它和學校教育相矛盾[……]它有時是痛苦和羞恥的[……]從中產(chǎn)生了拒絕和排斥的能量，我也學會了堅持和保留?！痹趯W術的表達中，這種情況是主體間性，但它具體的表達又是超主體的，神秘的，但無論如何，它帶來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后果：古爾納變成了一個作家。

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種副產(chǎn)品。在古爾納成為理想主義作家的同時，他似乎也成了一個既不后殖民主義，又不非殖民化的作者，后者啟動于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熱切呼吁，他在《殖民化心靈》（Decolonising the Mind）中詳述了他的創(chuàng)見，作家本人也返身肯尼亞躬身實踐。很顯然，古爾納已經(jīng)完成了去殖民化，但他卻沒有堅持后殖民主義或者非殖民化的立場，他顯然認為語言問題不應該走得太遠，而恩古吉顯然過了火。 

古爾納處在欽努阿·阿契貝和恩古吉之間。阿契貝聲稱，英語是高貴的，恩古吉則聲稱，非英語是高貴的，古爾納永遠持保留態(tài)度。作為對比，這里有必要將恩古吉的觀念作一個展開。恩古吉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在他看來，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隨后，恩古吉顯然將之極端化了，也就是說，他在后殖民時期，試圖尋找殖民主義的痕跡，其結(jié)果可想而知，恩古吉把英語看作是殖民主義，不僅是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英語，還有尼日利亞、南非，以及廣闊非洲大陸上的英語，英語毫無例外是一種控制和剝削?！霸诤⒆又赡鄣木袷澜缰?，與母語關聯(lián)的是卑微、恥辱、體罰、智商低、能力弱，或者是徹底的愚蠢、費解和野蠻?！倍鞴偶凇斗侵尬膶W的語言》中寫道?；诖耍鞴偶x擇回到了基庫尤語的世界，他“不想看到肯尼亞的孩子成長于帝國主義強加的傳統(tǒng)之中，蔑視由他們身處的群體和歷史所創(chuàng)造出的交流工具”。恩古吉希望以超越殖民主義的方式，在一個后殖民時期實現(xiàn)對去殖民化的更進一步。

如果說，阿契貝的選擇必然導致了對尼日利亞的貶損，并將其帶向宿命論，那么，恩古吉的選擇似乎屬于情理之中，已然不能產(chǎn)生如其所述的具體效果，但在極端化事態(tài)蔓延的今天，仍然不失為有益的創(chuàng)想。古爾納是關注效能的人。古爾納很好地理解了將要發(fā)生的事實，恩古吉的肯尼亞回鄉(xiāng)之旅必然要自取其辱。在答Magill訪問時，古爾納提到，局限于肯尼亞，并不能走很遠。這在恩古吉后來的作品中有著強烈的表現(xiàn)，他的作品缺乏一種自然的深度。后來他在“Ufahamu：非洲研究”等訪談中再次重申了這個觀點。對古爾納來說，文學不是從肯尼亞或者桑給巴爾出發(fā)的國際化之旅，而是一種先然的國際化，也就是說，文學不需要回到某種具體的所在，也只有這樣，文學才能啟動其國際化的勢能。但這并不意味著古爾納支持發(fā)生在英語世界里千篇一律的后殖民方法，這顯然是另外一回事。

非洲的心靈：重憶往昔、解構(gòu)雜粹

誠然，古爾納的作品展現(xiàn)了對多種議題和維度的關注，比如東部非洲、穆斯林、殖民歷史、同性戀、移民、內(nèi)部殖民等等，但作為文學研究者，古爾納更為清楚的是，在后殖民諸種問題之下，究竟什么才是文學內(nèi)涵。另一方面，古爾納在其類自傳作品如是承接來自故地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恐怕也是一種保守的策略，這種保守在新近的文學研究中往往成為干擾因素，但在書寫的空間，它卻能帶來一種清新和本質(zhì)的內(nèi)容。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古爾納的作品可以說是古典主義，或者理想主義，凡此正契合諾貝爾文學獎的初衷。恰如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呈現(xiàn)的，“每年給予那些在上一年為全人類最大利益作出貢獻的人。[……]一份給予在文學領域朝著理想的方向（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創(chuàng)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文學獎由斯德哥爾摩的學院頒發(fā)[……]我明確希望授予獎勵時不考慮（獲獎人的）國籍，它將獎勵頒給最有價值的人，不管他們是否是斯堪的納維亞人?！敝劣谟纱死硐胫髁x，或者人道主義所延伸開來的內(nèi)容，每個人都有所不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nèi)∫粋€比較平均的值，對于文學、后殖民主義、世界文學，也自然如此。

閱讀古爾納的作品需要兩個視角同時進行，其一，追隨老古爾納追憶往昔，其二，追隨青年古爾納走出東非。這兩個視角不僅存在于閱讀的場域，還存在于寫作的場域，后者的重要性要高于前者。事實上，追憶往昔的視角的介入，也使得古爾納區(qū)別于阿契貝、恩古吉，以及沃爾·索因卡，他們作為探索者，無法卓有成效地反躬自省，但古爾納不同，他有優(yōu)越的知識和方法，也有一顆包容的心。在諸多訪談中，古爾納批駁恩古吉和索因卡的態(tài)度或者立場，他們或過度或不足，但這種批駁既不是反叛，也不是猖狂，而毋寧說是，基于知識系統(tǒng)的自我完善。基于平均和完善的知識系統(tǒng)，在今天或許是最重要的條件，它看似中庸，卻足以成為如此多元而易變的世界文化的度量衡，其意義正與二戰(zhàn)前后的現(xiàn)代主義高峰時期的先鋒派的意義相同，只不過，在其舞臺中心是高度自足、探索性極強的實踐。

在肯特，古爾納陷入了沉思，陌生感驅(qū)使著他追尋屬于他的故事。他剛來英國不久，先拿了旅行簽證，后來取得了學生簽證，在學習之余，在醫(yī)院打工?！拔议_始隨意地寫，”古爾納回憶道，他沒有計劃，只遵循敘說的欲望，不久之后，古爾納就停了下來，他開始審視了如此多書寫的欲望，以及隱藏在這之下的失重生活。在這被拋棄的生活的背后，“我”在哪里，“我”以何種方式存在，古爾納問自己。在先前答騰訊文化的訪問時，古爾納回應道，“我也不斷在探索如何去描述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以及記憶和歷史是如何運作的，生活在別處的后果，如何向他人和自己去解釋清楚自我究竟是什么。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處理的是相當親密、私人的事情?！?/p>

事實上，自我的問題，或者身份的問題，不單單是一個起因，更是習作反復回到的一個原點。而維系這一切的動力，則是那些被平均主義言辭所遮蔽的東西。古爾納在《沉默》中如是總結(jié)道，“在這個交易中，你的部分是被殖民、同化、融合，忍受文化的沖突，贏得一面國旗和一首國歌，變得腐敗，挨餓，抱怨這一切。這是一筆不錯的交易，我們盡了我們卑微的才能，但這不足以滿足過度敏感的愛國者……”和古爾納一樣，他的作品總有些人物從東非來到英國。從東非到英國，這是一個旅程，也是一種人生的深沉注目，更是一種對殖民主義的質(zhì)詢與儉省。離家旅行提供了距離和視角，以及一定程度的廣度和解放，古爾納后來總結(jié)道，“它強化了回憶，這是作者的腹地[……]一種生活被拋棄的感覺，一種人們被隨意和輕率地拋棄的感覺，一種永遠迷失的地方和方式”。在這個旅程中，沒有人真正離開故地，故地與“我”總是一衣帶水、骨肉相連。這當然是一個浪漫的想象，現(xiàn)實中，古爾納也不再與故地有親身的張力，除了他在尼日利亞任教那幾年。

在一個又一個故事中，文化的強力重新施加在個人身上。在《沉默》中，自我的問題以文化的沖突表現(xiàn)了出來。在英國事業(yè)有成的他，二十年后返回故地，但等待他的卻是新的距離，新的陌生。那個本質(zhì)的質(zhì)詢，再一次回來了：這個可憐的家伙過著怎樣的生活！接下來，就是一個新的故事。正如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所指出的，“當國家和民族身份被純粹地表現(xiàn)和投射時，暴露在差異之中會使他們受到稀釋的威脅，并使他們珍視的純潔受到永遠存在的污染?！比欢绱撕甏蟮南胂笠苍僖淮嗡榱蚜?，事實上，古爾納所秉持的仍然是那個遙在桑給巴爾的穆斯林青年的信念，他是穆斯林，也是非洲穆斯林，但這遠遠不是故事的全貌。

“當然，我們在自己人之間談論這些事情，但我們談論的方式并不是體驗它們的感覺。當我們談論它們時，我們簡化了我們所感受到的復雜的傷害，被貶低的感觸，亂糟糟的不公正，以及吝嗇的不理解，”回到故地的拉希德在《拋棄》中如是寫道，“在這時候，我們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我們自己的和別人的，小的和大的，喬裝打扮，描述我們這些局內(nèi)人的小肚雞腸。我們不明白，我們抗議尖叫聲早已經(jīng)被預料到了，我們被認為是嬌氣，被認為有性格缺陷?！?/p>

“如果桑迪普在身邊，他就會負責罵英國人。他的眼睛閃閃發(fā)光，他有苦說不出來。他在英國生活的時間最長，也最不正經(jīng)。[……]他用一種殘酷的口吻肆意謾罵：聽著，他們是人渣。[……]他們吃血，吃蹄子，吃皮毛，還和動物做愛。當你聽他們說話時，你會認為是他們發(fā)明了這個世界。詩歌、科學、哲學，這些都是從我們這里學來的?！?/p>

在這些故事的深處，似乎都有一個熱腸的人，他從未出現(xiàn)，卻是歷史的幽靈，他像古爾納所試圖講述的故事一樣，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和信念，卻在新的主體形成之時，立刻消失得無蹤影?；蛟S正如《在海邊》中的薩利赫·奧馬爾 （Saleh Omar） 所言，“人們畢竟太虛弱，無法抗拒我們靈魂的渺小和破爛……我無力抗拒的記憶，它以我無法預料的模式來來去去”。

在后殖民主義的新近版本中，霍米·巴巴在主體／客體、自我／他者、本質(zhì)／現(xiàn)象的基礎上，批判發(fā)展了矛盾、分裂、雙向、模棱兩可等概念，以之為雜粹（hybridity）。巴巴說，“要抓住雜交的模棱兩可性，必須區(qū)別哪種本源是真正的‘效果’的顛倒之論?！睆呐兄趁裨捳Z的立場上說，雜交的效果主要是動搖了殖民話語的穩(wěn)定性，“它們以驚人的種族、性別、文化、甚至氣候上的差異的力量擾亂了殖民話語權(quán)威表現(xiàn)，它以混亂和分裂的雜交文本出現(xiàn)于殖民話語之中”。

然而巴巴的描述或許在很多維度上，存在過度取平均值的傾向，這一點在他通常會使用“……是……”來敘述便可以看出來。從“他者”的潛造、創(chuàng)造、維系、內(nèi)部化的歷史流程來說，巴巴完成無非是一個他者內(nèi)部化的工作，這里當然采用了巴巴所特有的語法。但是，巴巴所提供的某種敘事圖景卻值得我們加以借鑒，比如他給弗朗茨·法農(nóng)的《黑皮膚，白面具》所撰寫的前言中，巴巴如常提出了巴巴式的洞見，“種族世界的這種矛盾身份……將人的思想變成了他的異己圖像，不是自我和他者，而是銘刻于殖民身份顛倒重寫之中的自我的他者性。”在巴巴的視域中，他者化所提供的其實是一個遍在的事實，同時它也是一個未完成的事實。

在他者問題上，巴巴并沒有走太遠，事實上，他所關注的還是一個分化了的主體問題，這個問題映射到文學上，就是寫作者和他的環(huán)境，與寫作者相對照的是模仿人，與環(huán)境相對照的是雜粹，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主體間性。如此看來，巴巴的理論摹本仍然是一個移民作家群落的平均值，它幾乎接近我們對移民作家的通俗認知。毋庸置疑，平均值在文學世界通常是無效的，或者這個 方法似乎過于簡化。當然，它同時也承載著另一個或許更為重要的事實，平均值總有盡頭，但人與環(huán)境的平均值幾乎沒有盡頭。也就是說，巴巴的第三空間從來都是第一空間的衍生罷了。巴巴的理論在闡釋諸如V.S.奈保爾的作品時，展現(xiàn)了強有力的解釋力，甚至于對奧爾罕·帕慕克這樣的典型的居間作家也是如此，但它在執(zhí)著于“第二空間”的作品那里幾乎是失效的。也就是說，當一個作家不再同時占據(j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時空，巴巴的主體間理論世界可能只是一個虛幻的概念，或者精致的模型。

作為文學研究者，古爾納多次反駁世界文學、后殖民主義、區(qū)域文學的概論想象，這似乎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為什么在經(jīng)典學術體系里被視為定論的世界文學、后殖民主義、區(qū)域文學，被認為是錯誤的，或者說起碼是不完全的？古爾納給我們的啟示是非常重要的。那些關于世界文學、后殖民主義、區(qū)域概念的敘事，它們有清晰的弊病和局限，甚至淪次成為科學和當代精神的從眾。如果揭開這個敘事，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世界充滿了裂縫，這或許就是更為本然的事實。它不只是關于東非，關于穆斯林，更關于我們自身。

當然，我們無法將古爾納遐想成東非的符號，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古爾納在何種程度上屬于東非、屬于穆斯林群體仍然是值得商榷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在新殖民主義的加速局面之中，也在移民文學的濫觴中，古爾納的確提供了一個中庸但有益的方法，它是穆斯林返鄉(xiāng)文學的當代版本，也是成長小說和后現(xiàn)代歷史敘事的雜糅版本，但卻不同于移民文學的模棱論調(diào)，因為它有一個強盛但隱在的主體。從種種元素看來，古爾納，而不是其他移民作家，似乎更值得當代中國借鑒，我們共享了同一個內(nèi)在敘事，關于成長，關于英雄，更關于失落。

在克萊爾·錢伯斯 （Claire Chambers）策劃的穆斯林作家訪談系列中，古爾納說：“東非是一個非常分散的社會，人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語言和宗教，人們相互協(xié)商，共同生活。我相信這是一個寬容的，甚至是令人羨慕的社會，其中沒有一個主導群體。然而，在小說中，天堂被諷刺地呈現(xiàn)出來，因為它被壓制了，被擊敗了。此外，我想表明，這個由善意、禮貌、和平共處所構(gòu)成的天堂，其內(nèi)里也有丑陋的一面，這便是對其他群體的壓迫。這尤其涉及財富和權(quán)力，尤其是婦女兒童仍然被父權(quán)制主宰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