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山居筆記》繼續(xù)《文化苦旅》對中國古代文化利弊得失的探究，不過更為系統(tǒng)和深入，也更具整體性。該書對文明與野蠻斗爭的描述，考察其嚴酷性及文明的不可戰(zhàn)勝性，而且揭示出這種搏斗的人性和反人性斗爭的實質(zhì)。本文深入闡述了該書把感性體驗和理性思考加以融合的藝術特色，并且指出這種藝術成果對當前中國散文創(chuàng)作的引領價值。

關鍵詞：余秋雨 《山居筆記》 藝術深度 文明和野蠻 感性與知性

山居筆記》①是余秋雨繼《文化苦旅》之后又一部文化散文力作。在這本書中，他賡續(xù)著呼喚文化良知，構(gòu)建健全人格的命題，對中國古代文化又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只想藉著《文化苦旅》已開始的對話方式，把內(nèi)容引向更巨大、更讓人氣悶的歷史難題”，“想在更復雜的層面上拉著你們聊天了”。的確，《山居筆記》比起《文化苦旅》來，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探索，視野更寬闊，形制更巨大，氣勢更恢宏，考察更系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呼應更密切，在藝術上進入更為深邃的境界。

一

《文化苦旅》借山水風物與歷史精魂對話，涉及的文化問題大多是片斷性和局部性的，但到了《山居筆記》里，余秋雨對中國文化的考察則抵達了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體制的層面。《十萬進士》考察了科舉制度。在這篇散文中，他對這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延續(xù)1300年之久的文官選拔制度，進行了全方位和全過程的剖視。應該說，此文運用大量歷史資料，對這個制度的評述是鞭辟入里的。它辯證地指出了科舉制度初現(xiàn)時某些構(gòu)想的歷史優(yōu)點，更深入地揭示了因封建制度種種不可解脫的內(nèi)在矛盾，終于導致了它蛻變成為戕害文化、阻止社會進步的一個病灶。在它看來，科舉制度影響民族命運的最大惡果，就是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遽退化”。作者敏銳地發(fā)現(xiàn)，科舉制度本身存在著不可克服的悖論：一是本來“科舉制度的最大優(yōu)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quán)利的壟斷，是國家行政機構(gòu)的組成向著盡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然而“結(jié)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部抵押在里邊”，本來是“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guī)的晉升之路，結(jié)果別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zhàn)”。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萬般皆下賤，唯有做官高。為了達到做官的目的，一切手段皆可采用，一切人情皆可不顧，人性日漸萎縮，道德日漸淪喪。考前苦讀期間，“可以置那年邁的雙親于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xiāng)間”，損害了正常的人情倫理；考試時，有些考生則把考試所需的資料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里，“堂皇的經(jīng)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污黑也就與可憐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而考中后呢，當進謁座主（考官）時，作為生員的叔父竟然可以尊稱作為侄子的座主為叔父，倫常秩序已經(jīng)蕩然無存。

還有一個悖論，“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yōu)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這本來應該有利于書生的文化人格的濡養(yǎng)，但歷史事實卻走向了反面：“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本位，因為他們自認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痹诳忌鷤兊难劾?，文化只是一塊敲門磚，用以打開上升的仕途，至于文化修養(yǎng)、文化品格等等早已丟到九霄云外。正如余秋雨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說的，“本應屬于藝術范疇的文辭詩作，竟長期成為科舉手段，結(jié)果，藝術人格不得不在利祿人格、官場人格的威懾下變得疲弱不堪，可憐巴巴地充當仆從 ”②。尤其是科舉制度后來演變到以八股文取士，更是把士子的文化視野限定在一個狹窄陳腐的陷阱里，導致他們整體文化素質(zhì)和道德品格的下滑，這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傷害是極其嚴重的。至今仍未絕跡的“官本位”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科舉制度弊端的隔代遺傳，對這個千年毒瘤，還需要我們努力割除。

余秋雨從制度和體制的層面考察中國古代文化，除了擷取像科舉制度這種頗為復雜的反面典型以外，還努力尋找堪可作為歷史借鑒的正面典型?！肚晖ピ骸吠瞥隽嗽缆磿?。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里，“教育多半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庸，作為一項獨立事業(yè)的自身品格卻失落了。說是教育，卻著力于實利，著意于空名，著眼于官場，這便是中國歷代官學的通病”。而岳麓書院不同，他是由一群具有高尚品格的文化大師如朱熹、張栻、王陽明等參與的民辦最高學府。與科舉制度那種烏煙瘴氣的陰霾氣氛不同，這里是朗朗天空，清風明月。書院的教育體制是“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這三者，融合成了一體。它教育的重點是著眼于學生健全人格的培養(yǎng)”，“他們所制定的學規(guī)、學則、堂則、規(guī)條等等幾乎都從道德修養(yǎng)出發(fā)對學生的行為規(guī)范提出要求，最終著眼于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書院的教學方法采取教師傳道授業(yè)與學生自學相結(jié)合，講課與討論以至辯論相結(jié)合，營造了一種生動活潑、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學習風氣，“這種響徹戶外的書聲，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間回蕩了上千年”。岳麓書院由于教育得法，千年來為我們民族培養(yǎng)了許多杰出人才。“光從清代而論，我們便可隨手舉出哲學大師王夫之、理財大師陶澍、啟蒙思想家魏源、軍事家左宗棠、學者政治家曾國藩、外交家郭嵩燾、維新運動領袖唐才常、沈藎，以及教育家楊昌濟等等?！痹缆磿毫艚o我們的千年啟示就是：“把教育看成是恢復人性、改變素質(zhì)的根本途徑，認為離開了這一途徑，幾乎談不上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和發(fā)展?！?/p>

我們可以看出，余秋雨考察和探索中國古代文化，莫不聚焦于這樣一個重大社會問題：解放個性，豐富個性，凈化個性，提升個性，以推動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發(fā)展。

二

文明與野蠻的搏斗，是余秋雨考察中國古代文化時十分關注的一個歷史課題。在《文化苦旅》中已屢有涉及，到了《山居筆記》，他更是著重考察了這個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里把文明與野蠻的搏斗歸結(jié)為人性和反人性的斗爭，這樣就把他的文化述評伸展到一個更為核心和本質(zhì)的層次。

《蘇東坡突圍》圍繞“烏臺詩案”，描述了聲名遠揚的文化大師蘇東坡遭遇一群小人的誣陷圍攻被投入冤獄，最終被放逐到荒遠的黃州的一段生活經(jīng)歷。文章不僅勾畫了“文化群小”構(gòu)陷文化大師的種種鬼蜮伎倆和無恥嘴臉，揭露了野蠻勢力對高貴文明的摧殘，也展現(xiàn)了蘇東坡在災難中的痛苦遭遇，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無從辯解，無由申告，親朋遠離，孤苦伶仃，正如他給李常的信中所說的：“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彼麑懙囊皇住恫匪阕印芬彩谴藭r生活的寫照：“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比欢@篇散文更著重描寫的，卻是蘇東坡在災難中對生活的反思和內(nèi)心的自?。骸罢沁@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本拖袼谥吕疃耸鍟兴嘎兜?，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他30余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他的弱項所在。直到一下子面臨死亡才知道，他是在炫耀無知，到黃州后終于明白，因此此時的我才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這確實如本文所指出的，蘇東坡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回歸于清純和空靈”。于是，我們這才看清了這篇散文的真正主旨：在這場“文化群小”圍攻的鬧劇中，蘇東坡不僅是身體的突圍，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突圍：他在災難中，鍛冶靈魂，從封建主義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習俗禮儀、聲名利祿等等精神枷鎖中掙脫出來，達到修復正常人性的境地。而這正是催生他的千古杰作《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的內(nèi)在動因。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篇散文是謳歌了人性對反人性斗爭的一場勝利。

《流放者的土地》表現(xiàn)了另一形式的文明對野蠻的斗爭。東北有個寧古塔，是清代被貶的官吏、學者、文士的流放地。在這個僻遠荒寒的天地里，流放者給披甲人為奴，被剝奪了作為人存在的一切權(quán)利，他們孤苦無告，一無所有。然而在彌漫于周遭的無邊黑暗中，卻出現(xiàn)了歷史的奇跡。一是流放者竟然在這里獲得了人性的復蘇。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一種新的人際關系的形成。在這里，“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jié)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同是冰天謫戍人，敝裘短褐益相親?！薄巴翘煅娜f里身，相依萍梗即為鄰?！边@些感人的詩句都顯示出：“當官銜、身份、家產(chǎn)一一被剝除，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這是一種掙脫了反人性的封建規(guī)范而出現(xiàn)的一種符合人性的人際關系，因而作者贊嘆“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chǎn)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chǎn)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二是在這塊文化貧瘠的土地上，流放者竟然實現(xiàn)了文化意義上的回歸。他們教書，向當?shù)厝藗鞑ノ幕R；他們教耕作和商賈，向當?shù)厝藗魇谵r(nóng)耕技術，培養(yǎng)市場意識；他們進行文化考察，創(chuàng)造了許多具有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chǎn)學的學術價值的文化成果。這是人性對反人性的又一次戰(zhàn)勝，因此作者在文中指出：“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p>

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搏戰(zhàn)以一種特殊形態(tài)展開，是《遙遠的絕響》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它著重描寫了在魏晉這個無序的黑暗的亂世脫穎而出的魏晉風度。在這個充滿權(quán)謀機變、明爭暗斗的混濁亂世里，文人學士都置身于封建統(tǒng)治者刀鋒的邊緣，“但畢竟還有一些人從驚嚇中回過神來，重新思考哲學、歷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風范，便從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此文從此類魏晉名士中推出了兩位代表人物。一位是阮籍。這是一個性格怪異、特立獨行之人。在那個黑暗時代，我們聽到他駕車尋路、路盡而返的嚎啕哭聲，我們也聽到他在楚漢相爭的廣武山頭那“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仰頭浩嘆。他鄙視官場，而給予官場一種游戲般的調(diào)侃。朝廷請他做官，他只提出要擔任北軍的步兵校尉，原因是步兵校尉營的廚師善于釀酒，而且聽說還有三百斛酒在倉庫里，而他到任后，除了喝酒，竟一件事也沒有管過。阮籍還有一個怪異行為，就是輕慢禮法。你說男女授受不親，他偏要在嫂嫂回娘家時，“大大方方地與她告別，說了好些話，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對話的禮教”。有一個極有才華又非常美麗的兵家女孩死了，他認也不認識 ，卻趕去吊唁，在靈堂大哭一場，他這眼淚“不是為親情而灑，不是為冤案而流，只是獻給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此文推出的另一位魏晉名士是嵇康。我們知道，阮籍喜歡白眼向人，而嵇康卻獲得他的青睞。這也是位行為怪異之人。他的人生主張是“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一切陳規(guī)舊習在他那里都不起作用，他心中自有另一種人生境界。他鄙視官場和仕途，友人山濤推薦他出仕，他卻與之斷然絕交；大官鐘會特來拜訪，他卻不理不睬，使之敗興而歸。作為一個稀世的大學者、大藝術家，他竟然在洛陽城外開了個鐵匠鋪，天天在大樹下打鐵，“他給別人打鐵不收錢，如果有人以酒肴為酬勞他就會非常高興，在鐵匠鋪里拉著別人開懷痛飲”。百無禁忌的嵇康卻十分忠于友誼和道義，最后竟然因此而遭到司馬昭的殺害。這篇散文通過阮籍和嵇康這種異于世俗的生活形態(tài)和驚世駭俗的行為方式，表現(xiàn)了他們在那個不正常的亂世中對正常人性的堅守。其實阮籍和嵇康這些魏晉名士，其生活風范的終極目標，不過是“擺脫約束，回歸自然”，“要以生命的名義索回一點自主和自由”。

我們可以看到，《山居筆記》在表現(xiàn)文明與野蠻的交戰(zhàn)中，常以一種悖論作為構(gòu)思的軸心。野蠻勢力是強大的，或壓制，或圍攻，文明處于被野蠻的摧殘之中，然而在這種不利的態(tài)勢下，文明依然在掙扎，在堅守，在復蘇，在無邊黑暗中放射出一線光明，這顯示出堅持文明的艱難，也更顯示出堅持文明的可貴。而且這些散文又深一步指出，文化的良知和健全的人格，乃是源于美好的人性而又是人性美的呈現(xiàn)，這就使這些文明與野蠻的陣仗透過一時一地的具體事件而具有超時空的普泛意義。

三

知性與感性的結(jié)合，是《山居筆記》在文體構(gòu)建上最大的亮色。這本散文集，把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淵博的歷史知識與高深的文化素養(yǎng)、銳利的理論眼光融為一體，構(gòu)成一個絢爛多姿而又意味深長的藝術結(jié)晶。追求知性與感性的結(jié)合，是中外散文的一個優(yōu)秀傳統(tǒng)。我國古代許多優(yōu)秀的散文，如諸葛亮的《出師表》，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韓愈的《送李愿歸盤谷序》，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蘇東坡的《赤壁賦》等等，法國蒙田和英國培根的許多隨筆，都在這方面顯示了創(chuàng)造性的努力。那么，余秋雨在《山居筆記》的創(chuàng)作中，是如何努力達到知性與感性結(jié)合的呢？

《山居筆記》里的散文在整體構(gòu)思上有一個總的特色，那就是現(xiàn)實和歷史相交融。它們探索古代的文化，都是為了推進現(xiàn)代文化的發(fā)展。它們總是根據(jù)現(xiàn)實的需要，去確定歷史資料的取舍和重點的選擇，以達到現(xiàn)實與歷史相呼應的目的 ，這樣就使散文創(chuàng)作籠罩著一層理性的光輝。譬如《千年庭院》一文，并沒有孤立地去表現(xiàn)岳麓書院那清溪茂林間的朗朗書聲，而是與“文革”中的教育亂象構(gòu)成鮮明的對照，這樣既頌揚了那傳承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又徹底否定了顛覆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倒行逆施，而且又從這種歷史與現(xiàn)實的反差中，引出一種深重的憂患意識：“誰能說，歷代教育家一輩子又一輩子流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養(yǎng)出文明的花朵，而這些花朵又永不凋謝？……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體素質(zhì)特別在文化人格上，我們究竟比朱熹、張栻們所在的那個時候長進了多少？”這種由歷史與現(xiàn)實的對照而生發(fā)出來的憂患意識，比盲目的樂觀更能激起我們對文化發(fā)展命運的理性思考。

在現(xiàn)實和歷史的往還中，作者注意鎖定個人的視角，即用我的眼睛去觀察，用我的頭腦去思考，用我的筆墨去表達，因而《山居筆記》的文本，能在理性的光照下浸潤著個性的色彩。作者行文采取了個人與歷史對話的方式，不是純客觀地復述歷史，而具有評述歷史的特質(zhì)。這種對歷史的評述，常常具有對生活的獨特發(fā)現(xiàn)，表現(xiàn)了作者深入歷史底蘊的智慧。從微觀來說，作者常能從一個個看似尋常的生活細節(jié)中，敏銳地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在含義，從而引發(fā)出富有歷史縱深感的思考 。從平遙西大街“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巖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里，作者立即“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駝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jīng)濟血脈的大流暢”。（《抱愧山西》）從河姆渡的陶器上煮食人肉的圖案，作者又敏銳地發(fā)現(xiàn) “遠年的榮耀負載出遠年的惡濁，精美的陶器儲存著怵目的殘忍”，因而想到“使故鄉(xiāng)名聲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著大量無法掩飾的蒙昧和野蠻”。（《鄉(xiāng)關何處》）從宏觀來說，作者也能根據(jù)歷史事實，從中提煉出某種與眾不同的真知灼見。譬如《一個王朝的背影》作者就根據(jù)清朝康熙皇帝的種種作為，對流傳久遠的“民族正統(tǒng)論”提出了質(zhì)疑，“因為無數(shù)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又如《天涯故事》，作者從海南島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提煉出一種“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的觀念，認為“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的最終魅力，在于尋常形態(tài)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態(tài)的人道民生”，因而提倡一種關注人情物理，不忘人道民生的思維方式，以便使這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得以返璞歸真。顯而易見，《山居筆記》的這種對歷史和生活的新穎獨特的見解，是極富個性又極富于理性的，這些異于常人的思考和發(fā)現(xiàn)，有利于啟示讀者也以不從凡俗的思考方式對生活奧秘作出新的領悟和發(fā)現(xiàn)。

《山居筆記》在文本的具體展開中，則是把理性思考與感性體驗結(jié)合起來進行富有藝術性的描寫。余秋雨認為“文學的亮點在于沉淀著文化感受的靈氣閃耀”，③他說自己從事散文寫作“主要是為了傾吐一種文化感受”。④所謂文化感受，包含著感情的激發(fā)和悟性的閃耀。《山居筆記》從文化感悟出發(fā)走向?qū)ι钜庀蟮谋憩F(xiàn)。這些散文對意象式的生活描寫，采取了多種方法。一種是托出富有歷史現(xiàn)場感的生活畫面。例如《遙遠的絕響》中有當時朝廷寵信的貴公子鐘會來拜訪嵇康的一個生活場面：“鐘會把拜訪的排場搞得這么大，可能是出于對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為了向嵇康顯示一點什么，但嵇康一看卻非常抵拒，這種突如其來的喧鬧，嚴重地侵犯了他努力營造的安適境界，他掃了一眼鐘會，連招呼也不打，便與向秀一起埋頭打鐵了，他掄錘，向秀拉風箱，旁若無人。”作者對此不著一評，但對嵇康那傲視王侯品格的贊美之情便蘊含其中。另一種是由生活小故事抽引出理性的認知。例如《歷史的暗角》中，先寫了楚國大夫費無忌偷梁換柱獻媚楚平王的小故事，然后由此概括出小人的種種行為特征引導讀者的認識由感性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理性境地。還有一種是用夾敘夾議的方法，從生活細節(jié)中點化出其隱含的深遠意蘊，例如在《流放者的土地》里，先敘述了吳兆騫經(jīng)過顧貞觀等友人歷經(jīng)數(shù)年的努力終于從寧古塔回歸江南，在歡迎宴會上有友人寫詩道：“二十年詞賦窮邊老，萬里冰霜匹馬還。”隨后作者感慨地說了一句：“ 但這一萬里歸來的‘匹馬’真把人間友誼的力量負載足了?！庇秩缭凇短K東坡突圍》中，先敘述了當蘇東坡被投入獄中，“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水都準備了”，然后作者又品評了一句：“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背诉@些亮點紛呈的生活意象描寫之外，《山居筆記》 值得稱道的還有那燦如珍珠的意象式語言。這種意象式語言在書中也是異彩紛呈的，或是以反問式的排比句來渲染岳麓書院的莊嚴氣氛：“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么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種用途，但他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著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詳，也許這兒曾經(jīng)允許停駐一顆顆獨立的靈魂？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兵營。這兒肯定出現(xiàn)過一種寧靜的聚會，一種無法言說的斯文，一種不火爆，不壯烈的神圣。”或是以否定式的排比句，來發(fā)泄對小人的憎恨 ：“既然歷史上那么多高貴的靈魂一直被這團陰影罩住而欲哭無淚，既然我們民族無數(shù)百姓被這堆污穢毒害而造成整體素質(zhì)的嚴重下降，既然中國在人文領域曾經(jīng)有過的大量精雅構(gòu)建都已被這個泥淖搞臟或沉埋，既然我們好不容易喚起的慷慨情懷一次次被這股陰風吹散，既然我們不僅從史冊上，而且還能在大街和身邊經(jīng)常看到這類人的面影，既然過去和今天的許多是非曲直還一直被這個角落的嘈雜所擾亂，既然我們不管白天還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會機體的這個部位就情緒沮喪，既然文明的力量在與這種勢力的較量中常常成不了勝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紀我們在社會發(fā)展的各個方面還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暗礁，既然人們都遇得到了這個夢魘，卻缺少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把夢魘暫時驅(qū)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qū)除有助于增強人們與這團陰影抗衡的信心，那么，為什么要回避呢？”或是以一連串的博喻來謳歌蘇東坡精神上突圍的勝利：“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被蚴前研蜗蠡c抽象化的語詞組合起來，抒發(fā)對歷史的深長感慨：“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扎著一個世界級的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比绻f這類語言是驚雷火爆式的，那么還有一類卻如表面平靜的湖水。譬如在《遙遠的絕響》中，以這樣的文字寫了嵇康被殺害的場景：“刑場上一片寂靜，神秘的琴聲鋪天蓋地。彈畢，從容赴死。這是公元二六二年夏天，嵇康三十九歲。”緊接著，文末又寫了這樣幾句：“寫作此文，與嵇康彈完《廣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樣是炎熱的八月，其間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边@樣的語言是白熱化的冷，看來平淡的文字中卻激蕩著、洶涌著對千古悲劇多么強烈的慨嘆和激憤。由此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山居筆記》對語言的抒情性，也賦予了多種多樣的形態(tài)。

不難看出，不論是意象式的生活描寫，還是意象式的語言運用，其中既有感情的燃燒，也有智性的閃耀，既有生活的實感，又有想象的飛躍，它們組合成一個富有詩性的多重結(jié)構(gòu)，可以幫助我們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地領悟歷史和生活的真諦。這種將審美和審智統(tǒng)一起來的散文，帶給讀者的不是一時的情感愉悅，而是長遠的心靈濡養(yǎng)和思想啟迪。總的看來，《山居筆記》的多數(shù)篇章，在藝術上都達到了這種要求，不過也有個別作品，比如《脆弱的都城》和《歷史的暗角》，則顯得學術性稍濃而文學性稍弱，這大概是出于知性和感性的比例不夠恰當?shù)木壒省?/p>

余光中在評價《山居筆記》時，特別稱贊了知性與感性的結(jié)合，這是抓住了當前散文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問題。時下有許多散文，爬行于生活的表面，陷于生活的膚淺描繪和瑣碎記錄，而缺乏深入生活底蘊的開掘和深刻思想的發(fā)現(xiàn)。為了改變散文創(chuàng)作的這種平庸狀態(tài)，近年來不少優(yōu)秀的散文家如梁衡、王充閭、夏堅勇等等都做出了許多努力 ，而他們努力的焦點就是力求知性和感性的結(jié)合?！渡骄庸P記》通過知性與感性的結(jié)合，追求一種富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大格局和大境界，創(chuàng)造一種融學養(yǎng)知識與藝術形象為一體的、既富有審美情趣又富有哲思啟迪的、能夠長久感化人心的深邃的散文藝術，正是糾正散文平庸的創(chuàng)作潮流的一種呈現(xiàn)。可以說，《山居筆記》的藝術追求和創(chuàng)作成就，對于我國散文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是有推動作用的。

注釋：

①余秋雨：《山居筆記》，臺灣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文中所有引文，均引自該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②③④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273、2頁。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