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王先霈先生博聞強記，著述繁富，迄今已出版24部著作、發(fā)表200多篇論文，近期有8卷本《王先霈文集》行世，學術視野開闊，涉獵廣博，是一個成功的跨界者，典型的“斜杠”學者，集教授、作家、出版家、省作協(xié)主席、文化活動家等多種身份于一體；舉凡文藝理論、古代文論、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比較文學、中外詩學，甚至書法、音樂、美術、京劇等門類藝術史研究領域的學者，讀到他的研究論著，莫不興起會心的微笑，深感他是“同道中人”；藝術創(chuàng)作實踐者更是將其論著奉為案頭寶典，其精妙見解，往往予人啟迪，常讀常新，柳暗花明，別開生面。王先霈成功地實現(xiàn)了文藝理論創(chuàng)新與文學批評實踐的有機融合，取得了為人稱羨的學術成就，產(chǎn)生了普泛性的學術影響。我們在歷史性回溯中管窺其學術內(nèi)涵、理論主張、思想路徑、研究方法，在體會其“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的創(chuàng)造快樂的同時，也欣賞其“常在于險遠的奇?zhèn)?、瑰怪、非常之觀”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現(xiàn)，由此可以收獲難得的治學經(jīng)驗和人生啟迪。

一、“桂子山上的大樹”

王先霈的學術研究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學術史。他遵循文化傳統(tǒng)綿延創(chuàng)化、守正創(chuàng)新的學術路徑，重視教學實踐、重視啟蒙功效是其最鮮明的學術特征。曉蘇曾經(jīng)稱贊他是“桂子山上的一棵大樹”，令學生仰望、令同仁欽敬。60年來王先霈堅守華中師范大學（學院）中文系講壇，精耕細作，培育人才，樂此不疲，是不折不扣的“師范大學生的‘師范’”“人民教師的良師益友”。

王先霈1960年從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yè)，接著攻讀本校文藝學研究生，兩年后提前結(jié)業(yè)，分配至文學理論教研室擔任教師；196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進修班，受到蔡儀、馮牧、梁斌、范寧、何其芳、袁可嘉、趙樹理、周立波、林默涵、邵荃麟、張光年、陳荒煤、侯金鏡、袁水拍等名家大師的殷殷教誨和學術熏陶。在短暫地借調(diào)到《文藝報》從事寫作之后，王先霈全身心地投入了華師中文系的教學工作。

傳授知識是教師的本職所在，這就要求教師自身對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知識具備不偏不倚的態(tài)度，力求客觀公正、盡量沒有遺漏地梳理和講解，讓學生建立起初步的文學知識體系。這一點本來應該是常識，卻在鋪天蓋地的“研究型大學”建設熱潮中被人為地異化，教師“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本職工作被看輕，轉(zhuǎn)而追求論著、課題、獎項等的數(shù)量多寡、層次高低，這就要求教師具有橫斷眾流的勇氣，敢于堅持以教學工作為先。王先霈就是這樣一位好老師。

在教學實踐中，王先霈始終堅持“求真”與“求好”的完美融合，既追求理論知識的歷史真實性，也追求傳授知識過程中的良好效果，在數(shù)十年的教學實踐中與時俱進不斷探索累積經(jīng)驗，最終形成完備的教學理論體系。作為教學實踐的理論成果結(jié)晶，王先霈出版了國內(nèi)第一部文學批評教材《文學評論教程》，這本書將文藝學的研究范疇界定為“文學理論、文學史學和文學批評學”，詳細“介紹有關文學批評的理論”“介紹文學批評學的基本內(nèi)容”，“所討論的文學批評，是以一定的文學觀念、文學理論為指導，以文學欣賞為基礎，以批評家所面對的當代各種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接受和文學理論批評現(xiàn)象，而以具體的文學作品為主）為主要對象的研究活動；它的目的和任務是對文學現(xiàn)象作出判斷、評判，指出其思想上、藝術上的得失和所以得失的原因；文學批評探究并確認所論作家作品的獨特之處，確認其在文學發(fā)展歷程縱線上的位置和在當前文學景觀的橫斷面上的位置，發(fā)現(xiàn)、認定正在形成、擴展中的文學思潮并判定其性質(zhì)，分析它在文學發(fā)展中的正面和負面作用，以此對作家、作家群和當代文學整體的發(fā)展施加影響?！痹诖嘶A上，他接受教育部編寫“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的任務，結(jié)合多年教學實踐經(jīng)驗，主編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原理》《文學文本解讀》等系列教材，最終修訂為包括《文學理論導引》《文學批評導引》《文學欣賞導引》和《文學發(fā)展論》在內(nèi)的“文藝學系列教材”，成為第一批國家級精品課程的重要內(nèi)容。王先霈說過：“我在教材編撰和教學研究上投入了頗多的精力。在教材中力求客觀準確全面地介紹國內(nèi)外學術研究的已有成果，對這些成果作梳理和綜合，給予恰當?shù)脑u價。”這是大學教育的根本，是知識傳授的題中應有之義，王先霈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而知識傳授并非冷冰冰的理性授予與接受，人文學科自具感性的吸引與審美的魅力。王先霈在知識傳授中，始終貫穿審美教育理念。如隸屬“中學生美學文庫”的《文學美》，重在啟蒙，志在培養(yǎng)中學生對文學的興趣。所憑借的就是“文學的美”。考慮到接受對象主要是中學生，他以深入淺出明白曉暢的語言，娓娓道來，細致分析詩歌、小說、散文各種文學作品的美。比如他將李廣田的詩作《一棵樹》，與曾卓的詩作《懸崖邊的樹》和勃洛克的詩作《槭樹》作對比性閱讀闡釋，突出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意蘊豐富性、情感復雜性、時空背景的層次性，進而揭示出文學美的奧秘，“并不只是在語言，它還同別的一些因素相關聯(lián)，其中包括作者從獨特角度所攝取的生活內(nèi)容，他對生活的思考和體驗，以及作品的種種技巧”，以此提升受眾群體的文學感知力。

一般認為，詩學的內(nèi)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指對詩歌的寫作技巧的研究，二是指文學理論或文學藝術理論，三是指人類對精神家園的尋求，是詩意的、詩化的哲學”?！吨袊糯妼W十五講》重點討論第二種含義的詩學，同時也兼顧第一種和第三種的詩學；在第二種含義的討論中，又以文學理論為主，同時兼顧繪畫、書法和音樂理論等，出入自由，體貼文本，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力求使讀者“感受到本土文論的無窮興味，體會到古代很多文論著述有助于我們對一切文學的欣賞，有助于我們對音樂、美術乃至于對風煙云樹、花卉草木、巖壑溪流的欣賞，大有利于除煩祛躁，大有益于心理的純凈和精神的升華”。而這正是文學的“無用之大用”的獨特性功能。毫無疑問，王先霈的詩學研究成果著意于培育和提升讀者的審美感受能力，由此構(gòu)成其美育教學實踐的重要內(nèi)容。

根植于數(shù)十年的教學實踐，王先霈推出的系列理論研究成果，接地氣、近人心、重審美、線索清晰、知識豐富——這就迥異于近期學術界流行的以課題為中心的功利性的成果生產(chǎn)方式——它緩慢、執(zhí)著、堅定、安靜，卻具有穿透時間重重迷障的無窮力量。

二、文藝理論實踐派

文藝理論研究成果雖然常常以理性邏輯的推演形式呈現(xiàn)，但文學批評實踐的起點卻往往來源于最初文本閱讀的直覺和感受。正如李澤厚在《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一文中所說的那樣：“評論首先要有感覺。沒有感覺，拉上一些概念和理論套將下去，那是不行的?！闭\哉斯言！文學評論實踐的真實感覺，來源于反復的閱讀、對抗性的細讀、深潛的體味和理解的同情。

毋庸諱言，一段時間以來，部分文學批評家擅長揮舞西方理論武器，不顧本土創(chuàng)作實際，喜好大詞新詞，追新逐奇迷途忘返，沉溺于理論空轉(zhuǎn)的快感，實際上卻是脫離具體文本實際的“不及物”批評，這就造成了理論話語的大面積失效，讀者對文學批評信任感的匱乏，即人所共知的批評失語。王先霈熟諳中西文藝理論，但他絕不濫用批評理論資源，而是執(zhí)著于文本實際，采用看似笨拙實則最為有效的細讀方法，有一說一，堅持文本細讀——文藝批評——理論提升的實踐路徑，堪稱文藝理論的技術派。堅持實事求是是王先霈的根本人生態(tài)度，他教育孩子不要好高騖遠，而要立志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對《左傳》這部中國敘事學的“元典”所下的細讀功夫，就令人驚嘆，如對申生、急子、壽子等人堅守道德規(guī)范與創(chuàng)建歷史功業(yè)之間的矛盾的解讀；楚成王不殺重耳的政治與道德之間的倫理困境的解析；對《春秋》“謹嚴”向《左傳》“浮夸”轉(zhuǎn)向的敘事方式的審美性解讀，足以新人耳目?！段膶W文本細讀講演錄》縱向梳理漢代經(jīng)生的細讀——微言大義和穿鑿附會、六朝文士品詩評文——印象主義的細讀、明清評點家的細讀、英美新批評派的細讀等研究方法，借鑒人類文化史上優(yōu)秀的細讀傳統(tǒng)，對具體文本進行示范性的解讀，頗見功力：在詩歌文體中，古詩如杜甫《登高》、白居易《長恨歌》、賈固《醉高歌過紅繡鞋·寄金鶯兒》，新詩如朱湘《采蓮曲》、林徽因《別丟掉》、田間《堅壁》、海子《答復》等，俱下了細致深入的解析功夫，由此凸顯詩歌創(chuàng)作的審美性本質(zhì)。而對譯詩的對比性細讀，如堪稱意象疊加的示范作品的龐德詩作《在地鐵車站》，杜運燮譯為“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一般顯現(xiàn)；濕漉漉的黑色枝條上的許多花瓣”，鄭敏譯為“這些面龐從人群中涌現(xiàn)，濕漉漉的黑樹干上花瓣花朵”，余光中譯為“人群中，這些面孔的鬼影，潮濕的黑樹枝上的花瓣”。究竟哪個譯本好？意象疊加具體美在哪里？王先霈循循善誘引導讀者或聽眾細辨文字的微妙之處，在美學天地里流連忘返。在小說文本細讀部分，分別對《世說新語》《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法國和俄羅斯19世紀小說予以細讀，對盧梭《懺悔錄》、司湯達《紅與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列夫·托爾斯泰《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尤利西斯》等進行解讀，分析其精湛的創(chuàng)作技巧，比如敘述角度、敘事節(jié)奏、話語模式等的精心設置，及其產(chǎn)生的藝術效果等。在散文文本細讀部分，解讀先秦諸子散文，現(xiàn)代散文蘇雪林《溪水》，外國散文如丘吉爾《講演》，霍?！洞喝者t遲》等篇什，分析散文創(chuàng)作技巧，如文章氣脈、起承轉(zhuǎn)合、談言微中等。在戲劇文學文本細讀部分，重點解讀傳統(tǒng)戲曲京劇《罵閻羅》，現(xiàn)代戲劇丁西林《壓迫》，莎士比亞《李爾王》，戲劇技巧如系結(jié)和解結(jié)、巧合、悲劇性與喜劇性的融合，等等。此種細讀，既需功力，也需耐心，更需精微的審美感知力。

建立在大量的個人閱讀感悟基礎之上的理論提升，因其腳踏實地而令人信服，成為研究者和創(chuàng)作者的指導性理論，實踐性和可操作性較強，如《小說技巧探賞》分析小說創(chuàng)作的實用性技巧，具體到“長篇小說的開頭”、“短篇小說的結(jié)尾”等操作層面的技法處理，選擇的細讀分析對象皆為中外文學史上的名著，普通讀者耳熟能詳，經(jīng)過畫龍點睛的提示，凸顯小說創(chuàng)作技巧的精妙，令人擊節(jié)三嘆。《徘徊在詩與歷史之間——論小說的文體特性》梳理、勾勒小說文體觀念演變的歷史軌跡和未來趨向，分析小說與歷史的關系、小說家的歷史哲學問題、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歷史內(nèi)容表現(xiàn)、小說虛構(gòu)與歷史真實問題，由此將小說文體界定為歷史內(nèi)容的開掘與詩的意蘊的探尋，這是有關小說文體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之作。立足本土實際，重視歷史材料，是王先霈堅守實事求是的文藝理論研究態(tài)度的具體表現(xiàn)?！睹髑逍≌f理論批評史》重點研究胡應麟、李贄、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凌濛初、金圣嘆、蒲松齡、紀昀、曹雪芹、林紓、王國維等人的小說理論主張，爬梳重要史料，勾勒發(fā)展線索，突出小說理論發(fā)展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這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在于，既能為“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供思想資料”，也能“對于今天的小說創(chuàng)作，有所助益”，還“有助于文學史的研究和對古代小說作品的欣賞”。不忘本來，借鑒外來，面向未來，這部著作堪稱重構(gòu)中國文藝理論自信的示范性成果。

如果說文本細讀更多地體現(xiàn)為文藝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那么，“圓形批評理論”則是王先霈治學的標志性理論“符號”。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蓖跸撒J為，治學的“預流”，“不是追逐一時之風氣，而是仰承學術發(fā)展的主脈，參加到本時代重大問題的探討、思考和解決的攻關之中”。如何建構(gòu)20世紀的本土文學理論，如何在古今中西文化傳統(tǒng)背景下將域外理論有效地“中國化”，這些都是他一直思考并努力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他認為最需要本土化的西學資源，在于“問題意識”和“問題情境”，而非淺層次的“表述方式”，即重實質(zhì)輕表相?！拔膶W理論不同于自然科學理論，現(xiàn)成地沿用西方的尺度，來衡估、解析、闡釋中國的詩歌、散文、小說，總是難以盡善盡美的，總是無法使人滿足的。文學理論的本土化，關鍵是不停止于把外國人的思想‘翻譯’為中國式的表述，而要從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從現(xiàn)代中國人的‘情緒化存在’中，提煉出自己的話語，并且融入本民族的語言體系，與本民族精神形式的傳統(tǒng)相銜接”。王先霈針對本土文學批評中慣見的橫向移植西方哲學、美學、文藝學學派理論成果的現(xiàn)象，批評其為偏執(zhí)的“直線批評”，進而倡導融合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感性因素與西方文學批評的理性因素的“圓形批評”?！皥A形批評”既是一種融合感性與理性的審美批評觀念，同時也是一種批評原則與闡釋方式，“貫穿在批評活動之中，貫穿在文學批評主體對批評對象的把握過程之中，貫穿在主體思維活動的形態(tài)之中”。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圓形批評，最有代表性的有兩大類：一種是司空圖式的得環(huán)中而超象外，依倚主體接觸作品的瞬時覺態(tài)和其后的沉潛涵詠，突出一種味覺美感，而將自己的印象與感受用美妙的文字傳達出來。另一種是劉勰式的圓照之象，要求廣博的學識、豐厚的鑒賞經(jīng)驗和深邃的理性智慧，而將自己的深思細究所得用清晰縝密的文字敘述出來”，傳統(tǒng)批評的優(yōu)點在于審美意蘊豐厚，語言優(yōu)美，思維綜合，整體把握，缺失在于細節(jié)分析、解讀不夠，因此需要吸收西方文學批評的長處，尤其是闡釋學的體貼具體文本的優(yōu)長，將傳統(tǒng)文學的“審美的智慧”與西方文學批評的“科學的智慧”融會貫通，“從而使得文學批評的世界無限的豐富多彩”，“在歷史中融合，在歷史螺旋發(fā)展的每一個點上，達成意義的客觀性與解釋的主觀性的統(tǒng)一”。王先霈撰寫了《圓形批評論》《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等系列論著，系統(tǒng)闡發(fā)“圓形批評”理論，產(chǎn)生了重大的學術影響。這種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工作，迄今仍在路上，本土特色的批評理論之建構(gòu)依然任重道遠。毫無疑問，王先霈先生在此領域首開風氣，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如同王國維“三重證據(jù)法”、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顧頡剛“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李澤厚“實用理性”、楊義“還原研究”等，“圓形批評”已然成為王先霈特色鮮明的理論符號。

三、文化闡釋空間與治學風格

王先霈治學立足于本土文化傳統(tǒng)，根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肥沃土壤，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學一直是其文藝理論闡釋的重要背景和文化空間。

《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研究“由和而樂”的儒家藝術心理思想基調(diào)，“由忘到適”的道家藝術心理思想基調(diào)，“發(fā)憤”說與“興論”的心理機制，玄風影響下人性的自覺與詩性的自覺，佛學對藝術心理思想的影響，理學與反理學思潮下的藝術心理思想等等問題，是以現(xiàn)代意識對過往文化史、藝術史、藝術心理思想史的重新觀照、發(fā)現(xiàn)、闡釋與評判，蘊含著熱烈的建設現(xiàn)代“精神”“心理”的拳拳“用世之心”。論著視野開闊，闡述本土藝術心理思想時，時時不忘與域外藝術心理思想作比較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歸納出中國藝術心理的幾個民族性特點：以倫理為中心；非主流知識分子的超脫心理給民族藝術心理打下深刻烙印；宗法社會的組織形式與運作方式對不同藝術類型的發(fā)展、文體心理、形式美感影響至大；抒情文學為正宗、主干，以種植為主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模式?jīng)Q定了藝術心理的模式和類型；傳統(tǒng)哲學方法論重內(nèi)向認識、重瞬間體悟，輕視外向認識、較輕精細持久的觀察，影響了傳統(tǒng)文藝創(chuàng)作重詩畫、短文和書法，輕戲劇、敘事作品，這些學術論斷是令人信服的。

《佛語哲思》以生動形象活潑的語言講述佛教典故、禪宗公案，落腳點卻在于建設現(xiàn)代文化生活，“尋求精神的愉悅和樂趣”。比如“一絲不掛”章，在講解了佛教典故的基礎上，分析其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性，進而延展至學術研究與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引用《明儒學案》卷五十八高攀龍的《與周季純》：“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共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時，即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鼻宕芰凉ぁ蹲x畫錄》談及藝術精髓，“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又引歷代詩文大家如蘇東坡、黃庭堅、馮夢龍、朱自清等人著述中關于“一絲不掛”的經(jīng)典論述，視野極其開闊，予人諸多啟迪，藉此指示出一條借鑒佛學哲理性思維在現(xiàn)代生活中安頓勞累的身心、尋訪般若智慧、追尋宇宙和人生奧秘的有效路徑。

王先霈治學葆有從容平和的態(tài)度，待人接物有謙謙君子風度。在數(shù)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多次與作家展開對話，持續(xù)性地關注本省創(chuàng)作前沿，對徐遲、方方、池莉、曉蘇、徐魯、劉醒龍、熊召政、鄧一光、何存中、陳應松、何祚歡、管用和、楊書案、周濯街等人的創(chuàng)作實踐給予指導和鼓勵，采用與作家“結(jié)對子”的方式指導武漢作家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是作家的良師，亦是“諍友”。在劉醒龍農(nóng)村題材的開掘、熊召政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的修改、鄧一光“父親”題材的轉(zhuǎn)向、洪洋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王先霈都曾給予過及時而具有洞察力的指導和建議。對湖北文學、武漢文學創(chuàng)作的持續(xù)關注和熱心參與，為他贏得了作家朋友們的普遍愛戴。

沉靜謙和的治學心態(tài)，讓王先霈自覺地遠離了文壇紛爭和學術界的“意氣之爭”。他對文壇官司“不僅是厭煩”，“有時竟生出憎惡”，這絕非愛惜羽毛的“潔癖”。魯迅當年活畫出的“隱士”肖像——“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茍有議及自己或他們一伙的，則雖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于宇宙之滅亡者”，與筆墨官司中的“斗士”們十分接近。但這并不表明王先霈是個面對紛爭常常不置可否的“好好先生”，事實上，他對文壇中某些人的“無名火”不乏諷刺地批判，對被“無名火”中傷的無辜對象抱持真誠的同情，如針對錢鐘書《致彭祖年》中所說的反對為其父親錢基博做紀念會的“三個工整的排比句”——“無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閑人，談講不痛不癢之廢話，花費不明不白之冤錢也”，評論說：“彭老師乃樸誠君子，一輩子處境不很順暢，退休后生活貧窘，仍不忘先師恩德。我雖屬同校，因資歷淺、學力低，沒有參與紀念會的資格，不了解其中詳情；而會議邀請的是否是不三不四的人，用的錢是否來路不明，錢鐘書先生千里之外何以預知？錢基博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在中華書局出版，由他的愛婿、我校石聲淮教授承擔整理之職，那可是相當繁難的學術工作。這事錢鐘書先生是知道的。我們這里還有一批錢基博的認真的研究者。倘說此話是泛指流行之紀念會，非特指彭先生等所籌備的紀念會，則無名之火為何燒向無名之彭先生？須知年邁而無權(quán)無勢之人，奔走辦會瑣事，殊非易事，很需要同情和理解?！蔽淖植粠Щ饸?，卻具仁者無畏擔當?shù)墓饷?，學者的人格風誼往往于此等人間瑣事的關懷中得以呈現(xiàn)。王先霈與人論學，追求“平等對話、相互切磋、取長補短、求同存異”的“知性樂趣”，殊少劍拔弩張的激憤，而是就事論事，坦率陳述自己的學術觀點與理論認知，具海納百川包容萬有的開闊學術胸襟，立足于寬廣的文藝理論批評實踐基礎，得出的研究結(jié)論令人信服，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發(fā)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