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著名報人王韜（1828-1897）的日記《蘅華館雜錄》中，夾雜著兩份《蘅華館印譜》，其中第一冊收錄王韜所藏和自用印章達20余方。在每一方印蛻周圍，王韜都簡要敘述印章的來歷。王韜日記中這兩份突如其來的印譜，給日記研究者提出了新的問題：日記和印譜這兩類文獻之間存在怎樣的關(guān)系？日記能為印章研究帶來什么？日記中印章痕跡的存在是否可以修正人們對日記的定義？

一旦我們帶著尋找印章信息的目光去閱讀日記，可能會驚訝于日記中存在如此眾多的印章信息。日記的封面有印章，日記的首頁有印章，許多日記的天頭、地腳，甚至正文中都有印章。在日記正文中，關(guān)于印章的記載也數(shù)見不鮮。從許多方面來說，日記都堪稱“印章集散地”。我們不禁要問：作者為什么要在日記中保存這么多關(guān)于印章的信息，留下印章的痕跡？

一、作為“印章集散地”的明清日記

在古代社會中，印章是人際交往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成為人們身份、地位、所有權(quán)的標(biāo)志。在許多場合，包括買賣和交易、收發(fā)信件、表明擁有某物時，往往都需要印章。堅固的印章成為一種信念和精神寄托，擁有甚至比生命更永恒的信譽。印章有許多別稱，民國時期趙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說，“印章之名稱極繁，曰璽，曰寶，曰印，曰章，曰圖章，曰圖書，曰圖記，曰鈐記，曰鈐印，曰記，曰戳記，俗曰戳子等不下十?dāng)?shù)種，其實本體上并無少異，只是名稱之不同耳。”印章紛繁的命名往往與它的使用功能有關(guān)，而這些功能又體現(xiàn)于日常生活和社會事務(wù)之中。于是記載日常和社會事務(wù)的日記最終難免要包含印章的成分。

日記與印章有關(guān)者，大約分兩類：一類為印章圖像，是印章在日記中的“留影”，包括印蛻、摹寫的印文等；明中期以后，隨著石刻印章的普及，印蛻在日記中“出沒”的機會也越來越多。一類為文字，用以描繪印章形態(tài)，印章制作、遞藏等情況者。這兩部分內(nèi)容均十分豐富，以圖像來說，僅僅印蛻就包括日記作者所鈐及遞藏者所鈐，分布于封面、冊首、冊尾等處。如潘祖蔭（1830-1890）《潘文勤日記》冊首即鈐印累累。日記中的印章，若鈐印于日記冊首或封面者，可以幫助考訂日記的遞藏等問題。如楊堅（1923-2010）根據(jù)郭嵩燾（1818-1891）咸豐十一年（1861）二月十二日第一行頂端“蓋有一顆一公分左右見方的篆書陽文‘小樗氏’的圖章”，推測郭嵩燾部分日記曾經(jīng)郭慶藩（1844-1896）收藏。（楊堅《關(guān)于郭嵩燾日記》）另有一類，則是日記中的其他印章，包括日記作者經(jīng)眼的印章。它們或鈐印于日記冊中，或被作者用文字隨處記載。日記中的這些印章信息在考訂印章真?zhèn)巍⒗糜≌妈b定書畫等藝術(shù)作品時，有重要價值。關(guān)于這些印章材料，張小莊等人編著《清代筆記、日記中的書法史料整理與研究》《清代筆記日記繪畫史料匯編》《明代筆記日記繪畫史料匯編》《明代筆記日記書法史料匯編》已多有輯錄，盡管這些著作并未以印章為中心，卻已然鉤稽了諸如《味水軒日記》等日記中的諸多印章材料。這些從屬于書法、繪畫的印章信息，是鑒定書法、繪畫真?zhèn)?，辨明其流傳歷程的重要證據(jù)。

《潘文勤日記》冊首鈐印概況

明清日記蘊藏個體日常所用、所見印章信息，堪稱個體的“印章信息庫”，盡管這個“印章信息庫”規(guī)模有大小之別，卻承載個體印章及周邊的各類信息。如果參酌傳統(tǒng)印學(xué)的研究方法，利用這些材料，有助于解析不同印章之間的差異，有助于辨析與個人有關(guān)的其他文獻的真?zhèn)巍?/p>

日記顯示了古人對印章的關(guān)注，承載了它們研究印章的心得。在公開的印譜和筆記材料中，可見古人對印章的注意。在私家日記中，一些較為主觀的對印章的看法，保存更多。如賀葆真（1878-1949）光緒二十三年（1897）三月六日記載閱讀張穆（1805-1849）所編《閻潛邱年譜》，此書為其祖父購自河間，“首頁有潛丘居士印”，賀葆真即據(jù)此推斷“此必張石齋得其圖章，因印于每冊之上”。

日記記載印事涉及印章的篆刻、印章的購藏、用印的規(guī)則、經(jīng)眼印章的概況等。這些與官印、私印有關(guān)的信息可以增補印章研究的材料，有助于提出新的問題，也有助于推動印章研究探索新的方法。例如，徐兆瑋（1867-1940）日記就記載大量印章真?zhèn)?、刻印等事宜。有的材料涉及較為罕見的印章，如惲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記記載：“農(nóng)會例會，啟用京兆尹頒發(fā)京兆省農(nóng)會圖章（文曰‘京兆省農(nóng)會之章’）。”許多官員在日常生活，也不忘叮囑下人攜帶圖章，這是他們?nèi)粘＝浑H不可或缺的工具。如嚴(yán)修光緒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七日日記，要求下人慎重對待他人請托書寫對聯(lián)，并提醒他們攜帶圖章，表明嚴(yán)修對贈送對聯(lián)有自己的定例，這種定例不僅體現(xiàn)在贈送對聯(lián)的數(shù)量上，還體現(xiàn)在對聯(lián)是否鈐印印章上。印章也因此成為人際關(guān)系親密疏遠的分界線。

日記記載的私人評語，有助于全面認識一些歷史上刻印名家。對趙之謙（1829-1884）的刻印成就，今人稱許居多，而王闿運（1833-1916）同治十年（1871）七月十一日臨行時，趙之謙贈印，但王闿運卻在日記中：“?叔贈余名印，同人以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蓖文觊g趙之謙治印名聲甚大，但在一眾公共評價之外，王闿運私下卻認為趙之謙刀法不在行，給予十分嚴(yán)厲的批評。

日記對研究人物生平印章事跡也有諸多幫助。如吳大澂（1835-1902）《愙齋日記》揭示僅咸豐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就為郁子梅鐫“玉湖釣徒”“阿楞”“梅花似我”等印章五方，又為吳云、金方輿、金潤方、周存伯、鈕叔裳、潘椒坡、陳新甫等人治印近二十方，白謙慎在《吳大澂和篆刻》一文中即據(jù)此推斷吳大澂很早即從事篆刻藝術(shù)，風(fēng)格上既宗漢，亦有學(xué)習(xí)元人細朱文者。又如學(xué)者陳言利用周作人（1885-1967）日記中鈐印，推測周作人最早的書齋或許叫“光霽書屋”，并梳理張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苦茶庵”等印章的時間 （陳言《印章和書法里的周作人書齋》）。而一些失落的印事也可憑借日記材料鉤沉出來，如李軍利用潘鐘瑞《香禪日記》補正吳昌碩早期印譜的編訂曾獲潘鐘瑞（1822-1890）幫助。（李軍《吳昌碩早年在蘇州事跡補考——以潘鐘瑞<香禪日記>稿本為主》）。

綜上所述，日記的神奇之處在于，關(guān)于印章的各種研究，所需的諸種材料，幾乎都能從中找到。印章就其最為本質(zhì)的屬性而言，既是典章制度的產(chǎn)物，也可以是說是雕刻的工藝品。由于所使用材質(zhì)的堅固性，印章往往具有考古學(xué)的價值，人們可以據(jù)以推斷雕刻的年月，流傳的經(jīng)過。同樣，也可以就其藝術(shù)價值發(fā)表各種各樣的評判。印章畢竟是手工藝品，所蘊藏的文字，是以不同刀法刻出，所以的表面和紋理都構(gòu)成一種藝術(shù)和審美。這方面的研究當(dāng)然也讓人陶醉。關(guān)于它所使用的材料，生產(chǎn)、制作過程也同樣備受人們關(guān)注。當(dāng)然，人們最關(guān)心的還是印章背后的人，無論是印人還是印章的流通者、使用者，都展示印章何以被使用，價值何在。印章的接觸者身份各異，社會地位不等，男人和女人，官員和民眾，文人和匠人，商人和其他手工業(yè)者，每個人接觸到的印章都不一樣，許多人也不只擁有一方印章，即便一方相同的印章，不同的人也接觸到印章的不同方面。如上所示關(guān)于印章的各種可能研究方向中，與人有關(guān)的印章研究無疑是日記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沒有問題，日記是“印章集散地”；沒有問題，這一“印章集散地”有待于研究者開拓。問題在于如何開拓？本文主要以三種日記為中心，解析進入“印章集散地”的基本路線。通過高心夔《佩韋室日記》，我們試圖理清印章與日記作者的關(guān)系；通過張廷濟《張叔未日記》《清儀閣日記》，我們試圖探討的印章價格和印史懸案；通過《黃秉義日記》，我們試圖分析用印的則例。這種研究設(shè)計基于如下目的：利用日記材料增益印章研究；解決通常的印章研究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甚至提出一些從前不受關(guān)注的議題?！把刂f地圖，找不到新大陸。”最終，我們希望印章研究的成果可以反歸日記研究，促進人們對日記的新認識。

二、高心夔《佩韋室日記》里的印章信息

晚清名士高心夔（1835-1883）曾為曾國藩幕僚，又與王闿運等人同為肅順（1815-1861）門下“五君子”，喜縱談，著作中頗多情緒語，散發(fā)濃厚的文人習(xí)氣，袁昶（1846-1900）認為高心夔“心跡文詞俱類柳子厚”。然高心夔也是晚清治印名家，《再續(xù)印人小傳》稱其“擅篆刻，專主生峭，不落恒蹊，于浙皖兩派外別開生面也”。所著《佩韋室日記》中保存許多治印材料。高心夔一生嗜印，曾自言，“凡人畢生不能一無嗜好以娛閑情，予于茲事，何能恝爾?！彼麑⒖逃≈伦鳛殚e情嗜好，這種對刻印的自覺，提升了他對印章的認知。對高心夔治印的心志、情趣及藝術(shù)成就，張劍在《高心夔日記》“前言”中已有較多揭示，并統(tǒng)計高氏所刻印章達70余方，治印為曾國藩、莫友芝賞識等。高心夔將刻印、贈印、收印等印事記錄在日記中，是將印事看作生活中值得紀(jì)念的事情。印章不僅是高心夔生活中的重要物件。通過印章的記載，高心夔還在日記中搭建關(guān)于印章的生活脈絡(luò)。盡管高心夔可能無意于通過印章重整他的日常世界，但在他散亂的日記中，卻時不時浮現(xiàn)印章的影子。當(dāng)我們讀高心夔日記時，不難建立一種基本的認識，即印章是梳理高心夔生活秩序、心態(tài)變化的重要事物，是解碼高心夔日記的一條“金線”。

高心夔致莫友芝信札

嗜好印章的高心夔在生命的許多重要時刻，都會用到印章。他的日記始于咸豐庚申（1860）五月五日，這一天，高心夔躊躇滿志，知恥后勇，開始他的“佩韋室日記”之旅：

庚申夏五月五日戊戌（1860年6月23日），午驟雨，旋霽。予在淀園。是日予二十八生日矣，古圣十五志學(xué)，予將倍之，而荒惰若此，遂惕然有親書向道之意。遣奴子王慎奉書尹杏農(nóng)、李眉生兩先生，問為學(xué)之要；又致書易笏山孝廉佩紳，以易出都赴曾湘鄉(xiāng)軍，告之明年亦當(dāng)往也。主人裕亭尚書壽予玉辟邪佩印，慰導(dǎo)甚至，感不能已。予自刻“哀窈窕思賢才”六字印，蓋前一日已報朝考四等矣。

對高心夔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紀(jì)念的日子。這一天是端午，也是他二十八歲的生日，距離古人“十五志于學(xué)”的年紀(jì)即將兩倍。在前一天恩科殿試中，高心夔因為“十三元”韻上出錯，被摒為四等。這一錯誤，高心夔已經(jīng)第二次犯了。此前一年，高心夔已經(jīng)在“十三元”上犯了錯誤，直接導(dǎo)致肅順對他的提攜無從用力。由于科場緊連仕途，這次失利對心高氣傲的高心夔而言是巨大打擊，因而他選擇在這一天立志“親書向道”。一方面，他向尹耕云（杏農(nóng)，1814-1877）、李鴻裔（眉生，1831-1885）詢問為學(xué)之要，又致信易佩紳，為明年前往曾國藩處效力尋找出路。為了銘記這一刻，高心夔還自治“哀窈窕思賢才”圖章以自勉，并且選擇在這一天開啟日記寫作。

對高心夔而言，印章是自勵自勉的符號，是一種印刻生命意義的重要物件。這次朝考四等對高心夔打擊甚大，此后數(shù)天時間，他不斷刻圖章，以泄憤懣，以慰傷心。印章又成為高心夔心緒的排遣之物。對此時的高心夔而言，何以解憂？似乎惟有印章。試看他此后二十天日記的記載：

五月六日，予自刻“山澤之臞”。

五月七日，讀杜詩、鈔《莊子》，刻印二：一“誦先人之清芬”，一“石鐘山民”。

……

五月二十三日，是日讀《后漢書》、《文選》。刻印一，文曰“緣督為經(jīng)”，語出《莊子?養(yǎng)生主》。予自書篆，麓生奏刀，未竟，予又足成之，合兩人之力為此印，遂儼然杰作矣。麓生嘗為予刻“憂患之馀，有意于道”印，亦佳。晚為尹公刻印，背銘字，凡四枚。

五月二十四日，遣奴子奉印尹公。

短短二十天時間里，印章之于高心夔既是個人心緒寫照，也是舒緩心情，藉以自勉自勵的工具，同時還是他和師友溝通的重要媒介。就高心夔個人心緒而言，印章反映他情緒從低落回歸平靜，也預(yù)示他從困頓中走向堅強。五月六日，尹耕云、李鴻裔均有書致高心夔，加以慰問。然高心夔內(nèi)心十分失落，朝考四等意味著前途不妙，因而生出山澤之想，自比山澤臞仙，失望情緒溢于言表。至于五月七日，這種情緒仍然揮之不去。這一天高心夔面見皇帝，知道自己的歸宿是銓選知縣。“人窮返本”，故高心夔所刻印章印文為“誦先人之清芬”，心中不免思歸故鄉(xiāng)，故又治印“石鐘山民”。然而此時高心夔的前途已基本明朗，故他也不再幻想，此后將近十天未再以圖章化解愁悶，轉(zhuǎn)而讀《后漢書》、讀杜甫詩以壯志節(jié)，以紓愁困。至于五月二十日，高心夔治印“歡喜堅固，可以長生（安）”，語出《易經(jīng)》“乾之困”，意指不管外界如何言說，他要自守內(nèi)心堅固的城墻，從而獲得長久之安。這既可視作一種自我困頓寫照，何妨也是自信自奮的抒發(fā)。由于這種思緒的變動，至五月二十三日，高心夔進一步將自我的世界構(gòu)筑得更加完善，于是有謹守莊子保身全生的處世之道，故刻“緣督為經(jīng)”圖章。至此，就高心夔個人而言，印章已經(jīng)全面地反映他心緒的起伏流轉(zhuǎn)，從激烈歸于平靜，從憤懣趨于安寧，一種用世的激切心理暫時為平和處世之道所替代。

高心夔這一心路歷程，不僅通過自刻印章實現(xiàn)，也通過為他人刻印完成。在這一過程中，他曾為尹耕云刻“珠玉為心以奉君”等印章，向朋友剖白自己心跡。這些印章的刊刻既是友人對高心夔的印章技藝的認可，也可能是對郁悶的高心夔的勸慰。其中一些作為禮物的圖章的完成，并非高心夔獨立制作，他的同館友人黃沄（麓生）曾與他合作治印，不斷為高心夔修飾印章。這種藝事的合作，也不妨視作友誼的慰藉。

作為藝事之“物”、“身外之物”的印章，對文人而言，在許多時候具備和詩文作品共同的功能。閱讀詩文，與繪圖、刻印，對文人心靈世界而言，可能有著相同意味。對高心夔而言，檢點印匣，是舒緩心緒的必要舉措。這種舉措與讀書紓困在心靈療效上似乎不分軒輊。咸豐庚申（1860）七月，英法聯(lián)軍進攻天津，高心夔對此十分關(guān)注。聽聞僧格林沁率軍與洋人戰(zhàn)事不利，高心夔連續(xù)兩日日記書寫心境，聊將日記作為排遣之法：

七月六日，是日收拾印匣文具，憂悶特甚。夜聞僧軍又挫矣。閱《程氏編》。

七月七日，是日閱《程氏編》，晚誦魏武“對酒歌”，深有所感。不聞天津事，悶絕。

愁緒難遣，憂悶難排，高心夔索性收拾印匣文具，做起枯燥的整理工作。這種物理性質(zhì)的勞作，與讀書遣懷，吟誦“對酒當(dāng)歌，人生幾何?！我越鈶n，唯有杜康”，看來并無高下之分。同樣有所感慨，同樣是“借酒澆愁愁更愁”。誠如高心夔咸豐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日記所言：

是日有煩惱事?？逃”匙帧Ｓ嘈允饧?，有憂悶恒不能自寬釋，然用心頗一，故遇拂意事，每刻印、臨帖，消遣紛慮，久之乃平。雖或自克之道，亦其嗜好然也。

對文人而言，一些習(xí)慣性的行為或許如讀書作詩一般同樣值得。過去人們關(guān)注文人心態(tài)，總是有意無意將目光鎖定在文人讀何書、引何書上面，以為這樣更容易把握心態(tài)的“內(nèi)容”，至于心態(tài)的外圍，那些有意無意的“行為”，往往一筆帶過。人們認為想要在“心態(tài)’和“行為”之間建立直接關(guān)聯(lián)，需要諸多佐證去完善，而心態(tài)“內(nèi)容”和文本內(nèi)容、文本思想的關(guān)系似乎更加理所當(dāng)然，因而此類研究往往獲得優(yōu)先位置?？墒?，回到高心夔日記來看，這兩組對應(yīng)關(guān)系恐怕無高下之別。一種行為模式（譬如刻?。?yīng)一時期的文人心態(tài)，在日記中有時有確切的說明。既然作者已經(jīng)如此公開訴說他一系列行為的周遭與環(huán)境，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他的心態(tài)和行為模式揭示而出呢？

高心夔《佩韋室日記》書影

印章既是高心夔的日常藝事，也逐步成為他的重要記憶之物。當(dāng)高心夔將這些關(guān)于印章的故事和回憶記錄下來時，日記也就成為他關(guān)于印章的生命敘事，成就了他的心靈修復(fù)之旅。生活里的印章，就是這樣進入生命，進入文字書寫，成為可貴記憶，最終緩緩從日記中道出。作為“物”的印章進入日記的歷程，揭示文人“雅玩之物”如何進入生命史，如何進入藝術(shù)史的過程。也正由于日記如此詳細記載了“物”如何進入個人生命，以及這種過程如何被敘寫，或有助于我們認識為何歷代文人如此精心營構(gòu)他們的“身外之物”。那些看似無聊的藝術(shù)實踐，看似消磨時間的“玩意兒”，譬如圖章，何以令他們奮不顧身，有時如癡如醉，有時須臾不可離。如高心夔這樣的日記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根據(jù)《高心夔日記》，可厘清一些印章歸屬問題。如《簡明篆刻辭典》“高心夔”詞條時，鈐印有“聲父”二字方印，揆諸該書其他條目，此印章似為高心夔所用印。然而高心夔日記明確記載，“聲父”一印實為咸豐十年七月二十日，高心夔為翁同龢（1830-1904）所刻，此印章刻者為高心夔，歸宿則在翁同龢。

張劍整理本《高心夔日記》

另外，由日記記載印章信息，也有助于解讀日記中散落的印蛻。高心夔日記中一些印章嵌在日記的天頭、地腳，并非收藏章，僅僅是一些試驗的印蛻。譬如日記中鈐印有“懷新閣”，實際為高心夔為李鴻裔所刻印章，不過因為自覺所刻愜人心意，于是鈐印在日記中，以為紀(jì)念。在一般的印章使用場景中，這類“隨意”印著玩的情況可能存在，但今存材料中幾乎都不見蹤影。這類“隨意”鈐印的行為，表明印章在實用性、一本正經(jīng)的藝術(shù)欣賞外，還有一些不可捉摸的意義，如高心夔此處鈐印，既不為表達什么，也不為標(biāo)記什么，甚至也不為記錄這枚印章（與下文有意鈐印以求記錄有別），只是因內(nèi)心一時喜愛，或是為了試驗刻印的效果，而偶然鈐印。日記中此類鈐印行為，因其隨意而顯得珍貴。

印章是高心夔心路歷程的寫照，也是他的人際網(wǎng)絡(luò)的一種連接物。由“印章之眼”出發(fā)，高心夔的日記不再是零碎的，不再是不易歸納的文字組合，而具有心緒流動的節(jié)奏在。印章在日記中的浮沉是高心夔心緒的反映，能夠串聯(lián)起散亂日記片段，使得根據(jù)印章對高心夔日記作分段處理成為可能。對復(fù)雜的日記而言，在許多時候，除去利用日記時間加以區(qū)分之外，往往很難對日記進行分段處理。在此前處理中，人們通常以某件事情的始末作為截取日記的根由，然由高心夔日記出發(fā)，則揭示了印章等物件也是為復(fù)雜日記進行分段的參照。

三、張廷濟日記中的印蛻和印章價格

張廷濟（1768-1848）為嘉道時期著名金石學(xué)家，所著《張叔未日記》《清儀閣日記》《張叔未日記雜稿》等分藏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地，部分日記已有影印本和整理本面世。張廷濟日記記載印章相關(guān)信息較有特點，茲舉其要如下。

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儀閣日記》

首先，《張叔未日記》記載諸多古印信息。日記中的印蛻，反映作者欲給印章“留真”的觀念。除去后來者所鈐遞藏章外，日記中印蛻大體可分三類，一是作者自鐫印章，二是作者購藏或借閱的印章，三是作者使用的印章。在不同的日記中，這三類印蛻的數(shù)量有所區(qū)別。高心夔日記所載作者自鐫與使用的印章較為豐富，而在張廷濟日記中，個人使用或購藏的印章則占據(jù)主流。如張氏嘉慶九年正月十三日記載“嘉興張廷濟字叔未行三乾隆戊子生嘉慶戊午科浙江鄉(xiāng)試舉第一”一印，這方印為高勉齋為張廷濟所刻。張氏獲得此印，在日記中記上一筆，且鈐印于此。此外，還有一些自用印章，也鈐印于日記中。如張氏嘉慶九年（1804）正月十二日日記中抄錄自撰《戴昆玉先生小引》一文文后，鐫有閑章兩枚，一為“廷濟”，一為“廷”“濟”連珠印。這種印章的使用或許是為了宣示文章的所有權(quán)，或許僅僅為了給這篇文章作標(biāo)記，以便利用日記編纂文集時方便抽取此文。

日記作者購買的印章，無論是久遠的古印還是今人之印，也被鈐印到日記中。人們鈐蓋他人的印章，或許出于這樣一種動機：一旦把古印或經(jīng)手的印章鈐印到自己日記中，自己便也部分地“擁有”了那些印章。張廷濟嘉慶九年正月二十日購得“西畯真賞”印章一枚，即鈐印于當(dāng)日日記中。對于雅好金石的群體而言，古印在群體之間流轉(zhuǎn)借觀，云煙過眼，并不能購買，也不能長期持有，那么，鈐印于日記簿冊似是上乘選擇。張廷濟日記中有數(shù)次借印而私鈐的記載。嘉慶二十一年（1816）閏六月廿三日條下蓋有“司馬氏”古玉印印蛻一方，文字云：“玉印，黝如純桼，覆斗鈕。嘉慶丙子又六月廿三，晉齋帶視，印此。”因友人趙魏（號晉齋，1746-1825）攜帶此印過訪，“雁過留聲”，張廷濟便留下此印蛻。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條下有一方印蛻，旁行文字云：“銅印，壇鈕。丙子七月十一葛春嶼嵩寄視，當(dāng)付還之。叔未張廷濟記?！苯栝営≌拢j印于日記中，與張廷濟所編《清儀閣古印偶存》有關(guān)。日記記載此事，一方面?zhèn)洳?，為歸還印章等事留底，另一方面，也給日記增添別樣意味，日記由此成為印譜編纂的工作檔案，甚至是編纂印譜的草稿。

張廷濟《清儀閣日記》書影

在攝影技術(shù)、復(fù)制技術(shù)尚未發(fā)達之際，清人保存印章信息除去拓印、鈐蓋印譜之外，只能更多地求諸文字描摹。此外，對于僅見印蛻的印章，他們也熱衷于摹寫。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張廷濟曾抄錄翁方綱（1733-1818）寫給文鼎（1766-1852）的一封信，張廷濟不僅全文抄錄于日記中，還在信末摹寫了翁方綱的“彝齋”方印。日記記載許多印章信息，但并非所有印章都有幸在日記中“留真”。嘉慶九年正月廿一日，張廷濟獲得錢順甫帶回的諸名印，嘉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從姚友處買‘王禹私印’漢印一方”，李小舟為張廷濟所刻“蘭亭亭長”等，但這些印章均未在日記中鈐蓋。

此外，日記中還有一些印蛻，讀者無從確知其意義。如嘉慶九年八月廿七日日記中張廷濟所抄錄的陸游《磚硯銘》后，有“張叔未”陰文方印。我們無從推測作者的愿意，或許他只是隨意蓋印，或許他別有深意，總之在日記中如何蓋印，日記作者或后來的遞藏者有最大程度的自由，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承認他們蓋印的自由度。何況，張廷濟別有印譜存世。那些未在日記中留痕的古印，在張氏《清儀閣古印偶存》中多有痕跡。

張廷濟《清儀閣古印偶存》的編纂歷程，在其日記中多有反映。該書道光十五年（1835）跋語中，張廷濟記載編纂印譜的艱辛歷程，自稱得于師友所助者甚多。跋云：

數(shù)十年銖積寸累，仁和趙晉齋魏、嘉定瞿木夫中溶、秀水文后山鼎、嘉善沈幼清恪曾、孫戢齋圻，海鹽黃椒升錫蕃、錢寄坤以發(fā)、家質(zhì)夫開福，平湖錢夢廬天樹、同里葛見巖澄、葛春嶼嵩、葛向之時徵、徐籀莊同柏諸君子之力為多。而汪友鐵庵，來自吳門，金友蘭坡，來自邗上，所攜致皆佳好，是亦可識也。

由日記中趙魏、葛嵩等人提供印章供張氏鈐蓋的記載來看，可知張廷濟跋語所言“銖積寸累”并非自夸，而是編纂實錄。嘉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附錄他為錢天樹所編《漢印私譜》序云：“予藏漢印少，而經(jīng)眼者亦止數(shù)百品?！睆埻詹赜≌虏⒉回S富，他能編成皇皇的印存著作，得益于江浙地區(qū)的金石氛圍。從張廷濟日記記載來看，借閱、傳觀、談?wù)撚≌?，在嘉興等地已經(jīng)成為一種風(fēng)氣。受益于這種印章密集流轉(zhuǎn)的大環(huán)境，張廷濟得以查缺補漏，通過借閱等途徑補充所藏不足，并且悉心將所見記錄下來。

其次，《張叔未日記》所保存的印蛻，有助于廓清印史上的一些懸案。如朱彝尊（1629-1709）之子朱昆田（笛漁，1652-1699）的印章“西畯真賞”，為1962年夏天，葛書征捐贈西泠印社的“四十三方印”之一（事見葛賢鐄《葛昌楹捐贈“四十三方印”之考證》）。這批印章多數(shù)見于《傳樸堂藏印菁華》《丁丑劫余印存》《明清名人刻印匯存》等印譜中。然而，“西畯真賞”一印“未輯拓于上述諸印譜或鈐于拓摹貼于扇，故至今未能探尋得其‘留痕’所在。”前所述張廷濟于嘉慶九年正月二十日購得“西畯真賞”印，至嘉慶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篆刻家文鼎造訪張廷濟。是日日記內(nèi)，即增加兩方印蛻。其中一方即是“西畯真賞”，旁有一行字云：“朱笛漁先生之印，張廷濟藏，文鼎勒款?！辈粌H再度表明葛氏所捐印即此方，且給這方印留下了1804年的“痕跡”。當(dāng)日日記中保存的另一方印蛻為“竹田深處”，旁又文字云：“《說文 》：‘篁，竹田也?！逦唇庠有麦蚶?，覃溪翁先生署其戶曰‘竹田深處’，秀水文鼎篆刻其印并記?！睆埻⑽从涊d文鼎何時為刻印勒款，但由上述日記所載，可初步推測“西畯真賞”或是在這一天由文鼎勒款的。

《張叔未日記》“西畯真賞”印章書影

再次，張廷濟日記還記載不少印章的價格，為研究嘉道時期金石學(xué)的市場流通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茲將張廷濟日記中相關(guān)印章價目表排列如下：

張廷濟日記所載部分印章價目表

從張廷濟日記所載來看，嘉道年間，漢代印章的通常價格是洋錢一元至兩元一方，如果品質(zhì)出眾，如涂金龜鈕“騎督之印”則價格至五個銀元。批量的印章價格也在每一方兩個銀元左右，如浙江海鹽張氏所售者即是。由于清代銀元的購買力往往不容易測定，因此我們以張廷濟日記中其他書籍和藝術(shù)品的價格作為參考，以便對張廷濟購藏印章的支出有一些直觀印象。由張廷濟嘉慶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日記記載可知，《東都事略》價格一洋錢又一百文，《鄭康成年譜》一百文，明人詩札十件（文征明、唐寅、唐順之等）價十洋，翁方綱書“祗平居”扁價一洋。一方漢印的價格與一部近代規(guī)模較大的史書如《東都事略》價格相仿，是小本書籍如《鄭康成年譜》的十倍以上，也相當(dāng)于明代名人手札一件，或相當(dāng)于翁方綱等當(dāng)代書法大家的題匾。

從上表還可推斷，由于金石之學(xué)的興起，印章逐步成為可以交易的商品。不過印章交易這一市場尚不算十分活躍。張廷濟購買印章，也有從友人（熟人）手中獲得者，可見印章市場確實還處于發(fā)育階段。此外，張廷濟購買印章很少在鄉(xiāng)間，而多半購自嘉興縣城和杭州，表明杭州和嘉興是浙江金石交易的中心。從中還可見，印章仍是藝術(shù)品中的小宗，在較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流通，而一般古董商和書畫商人上門販?zhǔn)鄣亩嗍菚?、書畫作品。需要指出的是，鄉(xiāng)居的張廷濟在與書估和其他古董商的交易中，已建立熟悉的人際網(wǎng)絡(luò)，他的印章服務(wù)于印譜編撰，因而往往可以通過借閱獲得，而不必購買。

張廷濟的金石書畫鑒藏活動十分豐富，然而，這一過程是漸進發(fā)展的，是按照時序逐步累積起來的。張廷濟日記中的材料，提供了嘉道時期一位金石學(xué)家誕生的歷程，也勾連起古老的金石學(xué)傳統(tǒng)。印章活動作為張廷濟金石書畫鑒藏生涯的一部分，為理解一位金石學(xué)家如何收編金石，從事研究，最終建立自己在金石書畫領(lǐng)域的聲望，提供了觀察的窗口。而日記是提供這種理解的關(guān)鍵，它所展現(xiàn)的嘉道時期的金石學(xué)面貌，具備一些特殊性，譬如印章市場、價格、印譜編撰的過程等，為理解嘉道時期金石學(xué)興起提供了可以觀測的變動背景。

四、私人用印規(guī)則的公開化

印章一旦被使用，關(guān)于它的使用規(guī)則就成為必須考量的因素。中國古代關(guān)于官印的使用，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這套完善的用印制度影響到私人的日常用印。在書畫作品中，人們在鈐印之前，就已經(jīng)十分關(guān)注用印的形式、數(shù)量、大小等，這些規(guī)則有時明言，有時候需要觀賞者自行揣摩。而這，也是關(guān)于印章使用研究的大宗。對于存在復(fù)雜文藝交往和日常事務(wù)的文人而言，其日記往往保存較為復(fù)雜的印章記載。通過印章的使用規(guī)則傳遞信息，表達身份，或傳達自己內(nèi)心的喜怒哀樂，這是文人常用的手段。不過這些隱晦的心理并不適合公開表達，而其中繁復(fù)和細微的變化，又使得他們自己常?；煜≌碌氖褂靡?guī)則，有時候自亂其例，于是在日記中將這些內(nèi)心的想法記載下來，就顯得十分必要。

王韜日記中保留諸多本人的印章信息，僅臺灣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蘅華館雜錄》六冊，就保存王氏“蘭卿”“蘅華館主”“家住吳淞第六泉”“瑯邪珍賞”“蘅華溪館”“遯叟藏書”“長洲王韜”“紅蕤閣女史”“淞北倦民”“此心聊與此山盟”等印。王韜《蘅華館雜錄》第四冊咸豐三年九月至咸豐四年五月之間，存有《蘅華館印譜》一種共11頁，鈐印20方，每一鈐印均記載印章釋文，印章來源概況等。如印譜第一頁，“眉珠小庵華曼居士印”，釋文“此印乃甫里曹氏舊物，余售之于洢人師手。紐刻一獅，極為細巧，字乃許錦父所鐫。壬子仲秋燈下志。”這些都是印章研究足資采用的材料。

王韜日記中的《蘅華館印譜》

僅就王韜用印的規(guī)則而言，在印譜中也有體現(xiàn)。在第一種印譜中，王韜記載了一方“平安家信”印章，印譜記載云：“是印刷乃葉文照耀所刻，余以百文得之，印諸書札上，使老親見之，喜動顏色也?！钡诙N 《蘅華館印譜》存印38方，也記載一方“但愿生生世世為夫婦”印，補注云：“私札往來，用以示信，亦佳讖也?！辈贿^，總計58方印章的印譜只此兩印記載用途，可見王韜并不愿意過多地在印譜中顯示自己的用印規(guī)則。

但在日記中，作者實際上可以毫無保留公開自己使用印章的規(guī)則。正如奧斯卡?王爾德的所言：“一切藝術(shù)既是外觀的展現(xiàn)，又具有象征意義?！睂糯娜硕?，個人印章的來源、用途等均有自身特色，這一整套與印章有關(guān)的信息往往并不公開宣示，有時候需要深入細致地歸納推斷，才能捕捉一些印章所蘊藏的意義，而日記則將印章的其他信息與予以披露。

例如在浙江臺州人黃秉義（1874-1920后）日記中，就清晰記載了印章的使用規(guī)則。黃秉義丙午（1906）正月初二日日記記載：“余自本月初一日起，與友人來往信件名字之‘頓首’草字中蓋一‘侶’字篆字小戳一方，與長輩來往信件名字之下書‘謹肅’，或‘叩首’字上蓋一‘秉義謹肅’篆字圖書一方，以作記號?！碛泄倜皠e字號等及一切圖章蓋用余書篆字或行書用，均不得為憑也?！笨梢婞S秉義使用印章十分謹慎，僅僅書信中的印章，就因收信人的輩分、信件的重要程度等，而使用不同印章；即便是信套，黃秉義也用不同印章加以區(qū)分。在私人信件之外，對于借貸憑據(jù)、收條等，黃秉義又使用另外一套用印規(guī)則，以此作為憑據(jù)。

黃秉義日記的用印規(guī)則介紹

或許因為這些用印規(guī)則過于繁復(fù)，不便記憶，黃秉義又將印章鈐印在日記天頭位置，再作說明，以便自己用印時不至于出錯。盡管黃秉義沒有明言，但這些鈐印在日記中的印章連同說明文字，實際構(gòu)成小型印譜。不過這個小型印譜較為特殊，即它主要說明印章的用途：

“侶”：此方圖書與平輩來往xx蓋用，亦是通用，還是余書信函為記。

“勤以補拙”：此有緊要函件蓋此圖書。

……

“質(zhì)誠”：此方圖書蓋用余書篆字，或行書用，本不另記，因與上塊方式“質(zhì)誠”圖章均是同字，分別詳記。此方長式圖章，不足為憑。

對黃秉義而言，這份小型印譜是他收發(fā)信件、辨別信件重要性的憑證，也是他收發(fā)物件、認定券據(jù)的判斷依據(jù)。這份小型印譜集中這些印戳，是日常事務(wù)逐步增多，黃秉義不得不加以處理的必然產(chǎn)物?？梢?，印章進入日記，并在日記中占據(jù)越來越多篇幅，是日常生活中印章發(fā)揮作用的體現(xiàn)。此外，這份印章還提醒研究者注意，清人使用印章有許多隱性的規(guī)則，這種規(guī)則往往只有他個人清楚，很少對外宣揚。畢竟，印章這些不僅涉及人情的深淺，也涉及田產(chǎn)、銀錢等重要經(jīng)濟問題，故而個體往往甚少宣揚印章的使用規(guī)則。也正因此，日記中此類材料才顯得可貴。

也正由于一般人不太公開印章的使用規(guī)則，故而日記是否記載用印的規(guī)則，有時也可以測定日記私密性的指征。許多日記都是私人寫作的產(chǎn)物，但是一些日記從寫作起就預(yù)備給人瀏覽。日記的公開程度與私密性如何區(qū)分，邊界在哪里，往往不容易把握。除去一些公開性的日記閱讀記錄之外，人們很難斷定一部日記的作者是否打算公開他寫的日記。然而，對于日記印章規(guī)則的詳細介紹，可能作為測定日記私密性程度的一個標(biāo)志。即，如果一部日記記載詳細的用印規(guī)則，那么作者寫作日記時往往無意于公開日記。畢竟，向外人公開私人印章的使用規(guī)則，對個人的生活構(gòu)成潛在的風(fēng)險。

五、日記一定是“寫”出來的嗎？

印章進入日記，首先對日記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問題：日記必須是“寫”的嗎？現(xiàn)存的大多數(shù)日記都是作者一手寫就的，偶爾有別人代筆或者抄錄，甚至有有一些圖像、卦象或其他符號是手繪而成的，然而不管怎樣，都可以看成是“寫”就的?！皩懭沼洝背蔀槲覀兛创沼浀囊环N直觀印象?？墒怯≌逻M入之后，日記就不完全是“寫”的，至少有一部分是“鈐印”而成?！扳j印”由此也成為日記生產(chǎn)的一種方式?！扳j印”成為日記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式以后，顛覆了日記是寫出來的刻板印象，卻揭示日記之于作者的一類本質(zhì)功能。即日記作者總是想要努力把生活記下來，如果條件足夠豐富，他們可能試圖將生活的一切都記載進日記。寫是一種手段，鈐印也是一種手段。印章的加入使得日記突破了書寫的范疇，一定程度上為日記增添了視覺化的要素，從復(fù)制和組合的角度實現(xiàn)對日記傳統(tǒng)的發(fā)明和文化再創(chuàng)造。

印章進入日記之后促使人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作者要在日記中散落地記載印章信息，而不是以印譜或其他方式將印章信息集中顯現(xiàn)？換言之，日記為何能給印章及其周邊營造“印章氛圍”。探討這一問題應(yīng)該回到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去理解印章。誠如孫慰祖先生所言，中國的印章不僅是一種藝術(shù)現(xiàn)象，它“首先是深刻地參與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活動的制度之器。這種兩重身份使它與其他藝術(shù)部類如書法、繪畫的研究方法與解析角度很不相同?！蚨?，要比較全面地揭示中國印章歷史發(fā)展的狀況，闡釋具體作品，都不能僅僅關(guān)注它外在的表現(xiàn)，尤其需要探究深層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因素及其自身淵源這條暗線”。印章在中國古代社會有著重要作用，在明清契約社會中，更有著廣泛應(yīng)用，已經(jīng)滲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層面。明清時期的印章較以往更為繁復(fù)，外加金石學(xué)復(fù)興和璽印收藏風(fēng)尚的推動，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難離開印章。這就使得一旦日記試圖比較完整記載耳聞目見，記載日常生活，就很難不涉及印章信息。可以說，日記中“印章氛圍”的形成，不過是印章在日常生活中應(yīng)用的反射。

“印章氛圍”的營造是日記無意為之的結(jié)果，然而執(zhí)著于記載日常生活的日記最終必然涉及印章，并不可避免制造“印章氛圍”。這就揭示日記的一項特質(zhì)：隨著某項事物不斷涌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它必然走進日記。甚至不妨推論：生活的界面有多寬，日記記載的邊界就有多廣。而新的事項進入日記，也不斷修改日記的定義，例如關(guān)于日記的生產(chǎn)，印章的進入就促使人們思考日記必須是“寫”的嗎？日記這種功能的變化，最終也可能影響新事項的界定。就印章而言，日記的介入提醒人們注意印譜的一種生產(chǎn)模式，即日記是印章從進入紙本的“過渡空間”，印譜可能需要經(jīng)過日記這一中介而生成，例如王韜《蘅華館印譜》就是一例子。日記也為觀測新事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窗口，為新事項（例如印章）走向?qū)ｉT的著述展示了較為完整的“滴定”過程 。

就以往研究而言，日記并非研究印章的必備材料，但增添日記新材料無疑有助于印章研究。就日記研究而言，將日記中的印章信息抽離出來，有助于測定日記這一新材料的功能及其邊界。這種將印章信息從日記中抽離、進而復(fù)歸日記的研究思路，對日記研究和印章研究都是一種利好。由于這些印章信息本來蘊藏于日記內(nèi)部，因而無論就“印章之眼”觀看日記，還是從“日記之眼”觀察印章而言：日記都可以自為一種研究方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