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笛福 資料圖片

杰弗里·喬叟 資料圖片

一、關于疫病的文學印跡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讓人們回憶起歷史上相似的疫情，也讓人們開始重新閱讀反映疫情的文學作品。從14世紀開始，瘟疫就在西方流行，并以各種方式出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以英國文學為例，我們看到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在《寬恕者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提到了1348年席卷倫敦的瘟疫；托馬斯·納什（Thomas Nashe）在《薩默的遺言》中描述了一位1592年死于瘟疫的人物，他唱的那首歌謠《霍亂時期的禱告》人們耳熟能詳。1603年肆虐倫敦的瘟疫造成3萬人死亡，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亞的兒子。疫情迫使劇院關門，托馬斯·德克爾（Thomas Dekker）不得不放棄戲劇，轉而撰寫小冊子。本·瓊森（Ben Jonson）的《煉金術士》也將場景設置在霍亂橫行的1816年。

英國遭遇的最嚴重的瘟疫當屬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日記》（1722）中就記載了這次疫情的故事。敘述者亨利是一位倫敦人，他在小說中以目擊者的身份講述那恐怖的一年所發(fā)生的事情。亨利聲稱英國與歐洲大陸頻繁的貿易往來是瘟疫暴發(fā)的原因，疫情通過貿易傳到了英國。雖然衛(wèi)生機構采取了各種嚴格的措施，但疫情仍然如野火一般在城中蔓延。

在西方文學中，作家對瘟疫的解讀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首先，瘟疫被視為一種懲罰，是上帝在用瘟疫懲罰罪人。這種解讀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荷馬史詩和戲劇，《俄狄浦斯王》中的瘟疫就是上帝懲罰的典型案例。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父娶母，違背了天倫，因此瘟疫在他的國家肆虐。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說，以前人們用比喻來解讀疾病，那是因為人們不了解疾病的性質，因而產生了許多有關疾病的動機想象。在后來的基督教書寫中，這種解讀更為普遍：瘟疫被廣泛應用于強化道德、譴責邪惡、弘揚善行。在基督教時期，瘟疫更是被賦予了道德、政治和宗教意義。

文學對瘟疫的另一種解讀是把它視為對全人類的警示。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鄧恩（John Donne）的作品《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便是這種解讀的經(jīng)典案例。雖然這一作品不是詩歌，而是一篇布道文的節(jié)選，但是它體現(xiàn)了鄧恩所代表的“玄學派詩歌”的多數(shù)特征。海明威曾經(jīng)借用其中名句“喪鐘為誰而鳴”作為小說的題目，使之名聲大噪。如果將其讀作一首詩，它的核心內容便是“人類是大陸、個人是孤島”。他用這個奇喻暗示，沒有人可以像孤島一樣獨立存在，所有生命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像大陸一樣是一個整體。

作品中所強調的是團結：當我們面臨可怕疾病的威脅時，我們要用一個更大的集體來增強我們自己的力量，人性將我們團結在一起。換言之，正因為我們是一個整體，一個人的死亡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這個整體中一個部分的死亡。鄧恩說：“任何一個人的死亡都會削弱我，因為我與整個人類息息相關?！睆倪@個角度來看，這首詩表明，我們是同呼吸共命運的整體。在疫情期間，當死亡成為一種日?，F(xiàn)象的時候，對于失去親人的人們來說，鄧恩對人類團結的強調顯然是一種安慰。因此鄧恩說：“不用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被蛘哒f，它為我們所有人而鳴。

鄧恩對瘟疫的解讀可以說是一種“團結意識”或“集體意識”的體現(xiàn)，在我們今天表現(xiàn)新冠肺炎疫情的詩歌中，這兩種意識都廣泛地存在。它們集中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1）共同面對新冠肺炎威脅；2）保持社交距離，維護封鎖措施；3）傳遞善良，號召無私奉獻。在這些詩人中有著名詩人和職業(yè)詩人，但更多的是普通民眾。他們來自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也來自其他說英語的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馬來西亞、尼日利亞等。他們平時可能不寫詩，但是疫情的災難激發(fā)了他們的想象力，使他們有感而發(fā)，有感要發(fā)。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普通的民眾詩人可能更能夠代表海外大眾的感受。

二、病毒激起“潮涌般的同情”

首先，許多詩歌將新冠肺炎疫情視為致命病毒的“入侵”，而將抗擊疫情視為與這一無形殺手的“戰(zhàn)爭”。英國詩人約翰·里德（John P. Read）在《保持安全》（Keep Safe）一詩中警告人們不要握手，因為這一簡單的行為會傳播致命的病毒。“僅僅是手的簡單一碰／我們便被污染、被傷害。”在他看來，“我們的世界正處于戰(zhàn)爭／盡管敵人無影無形”。他呼吁人們勤洗手、講衛(wèi)生，因為“衛(wèi)生是我們唯一的保護”。這里所使用的戰(zhàn)爭比喻是為了說明疫情的嚴重性，說明抗擊疫病的艱巨性。它呼吁人們團結起來，以贏取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

醫(yī)生詩人伊麗莎白·米切爾（Elizabeth Mitchell）的詩歌《啟示》（Apocalypse）將抗擊新冠病毒比喻為《圣經(jīng)》中描述的“最后的決戰(zhàn)”。在詩中，一位醫(yī)生正在為抗擊這一可怕的疾病做準備，她將黃色的醫(yī)用大褂從身后系上，將長發(fā)全部束進護士帽。像一名戰(zhàn)士即將與惡魔展開決戰(zhàn)，她戴上保護口、鼻和眼睛的護面鏡，走上了醫(yī)院的崗位。這場生死決戰(zhàn)的對手不是魔鬼撒旦，而是一個更致命的對手：細菌。它微不可察，潛伏在手柄或水槽上，并“伺機侵入我們毫無防備的手、嘴和眼”。

印度的教師詩人安妮·V.M.（Annie V. M.）將新冠病毒比喻為新殖民者，因為英文中的新冠病毒（novel corona）和新殖民者（novel colonizer）是諧音。在《致新殖民者》一詩中，她說，新冠病毒是吸血鬼，它“限制我們的行動，奪走我們的工作，傷害我們的喉嚨，將我們有些人化為灰燼”。對于曾經(jīng)被殖民的印度來說，殖民者的殘忍可能仍然記憶猶新。另一位印度的教師詩人杰琳·吉娜（J. M. Jerlin Jeena）甚至將新冠肺炎的來襲比喻為外星人的入侵。在《星際新冠》（Stellar Corona）中，她說這個病毒“正在入侵我們的國家”，它的無差別進攻“不分等級、信仰、宗教，不論貧窮還是富有”。人們不能去教堂，不能去學校，不能朝九晚五，不能乘公共交通，不能旅行，不能乘飛機等等，如此種種限制，依舊沒有安全的保障。

雖然新冠病毒來自自然，但是人們仍然沒有弄清它的來源和宿主，它的傳播機制和變異機制依舊撲朔迷離。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說，面對這些未知，人們的想象被啟動和釋放了。難道它是上帝的憤怒嗎？是對人類的懲罰嗎？許多新冠肺炎題材的詩歌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僅僅從這些詩歌的題目中，我們就能夠看出它們對新冠肺炎的“隱喻性”解讀。疫情是“王冠的怒火”還是上帝的“特洛伊木馬”？它“亦邪惡亦神圣”，不知是“報應還是復仇”，是“恩賜還是禍根”。更多詩人認為它是“大自然的報復”，因為人類的行為已經(jīng)使“大地母親受夠了”，人類也“該聽聽自然的呼喚了”。甚至有些人還要給新冠病毒寫信，告訴它，它是“不受歡迎者”。

雖然新冠病毒的來源不清，但可以說它肯定是“平等主義者”，它的攻擊不分種族、階級、性別和年齡，它無差別地侵害所有人?；蛘哒f，我們人類面臨的是共同的威脅，我們應該共同面對，因為只要最后一名患者還未治愈，新冠肺炎就不會消失。這是一場人類對抗共同敵人的戰(zhàn)爭，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詩人們心中喚起的“團結意識”和“集體意識”。

美國詩人瑪莎·沃倫·密特曼（Marsha Warren Mittman）在《近乎天啟》（The Almost Apocalypse）一詩中說，新冠肺炎雖然給人們帶來了災難，但同時也給世界帶來了積極的變化。它在人們心底釋放出一種“潮涌般的同情”，和一種新的合作、援助與愛的精神?！叭藗儾迳狭顺岚颍彼f：“他們團結起來／互助互幫，樹立榜樣／鼓舞精神，提供希望?！痹谶@首詩中，新冠肺炎疫情與其說是一場災難，不如說它是一聲號角，喚醒“我們每個人內在的善”。它讓世界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甚至“近乎天啟”。詩人認為，疫情不是在“割裂我們”或“摧毀地球”，而是將我們聯(lián)系得更加緊密。

三、集體意識驅散現(xiàn)實黑暗

新冠肺炎疫情給人們生活帶來的最重大的改變可能是“社交距離”。澳大利亞詩人格倫·菲利普斯（Glen Phillips）用男士如廁時站成一排的尷尬，來說明社交距離的重要性。在《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一詩中，他表達了對過去的詩人退隱山林的羨慕之情，渴望回歸大自然的天堂，從而實現(xiàn)獨處的理想。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人們被要求不聚集、不走動、不下餐館、不上酒吧，當疫情突然終止了社交，他們才開始意識到社會和集體對他們來說有多么重要。

美國詩人杰西卡·薩菲亞（Jessica Salfia）的詩歌《隔離期間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第一行集錦》（The First Lines of Emails Received While Quarantining）匯聚了她所收到的數(shù)封電子郵件，這些郵件都顯示：“很多人在掙扎”。雖然這個標題表明這首詩是一首“拼接詩”——由不同電子郵件的首句拼接而成，但它實際上是圍繞疫情中的人們及其生活狀況精心編織而成。疫情生活的特點包括：遠程教育、食物短缺和幽閉癥。從最后一點可以看出，“遠程”造成了“幽閉”。雖然隱私和獨處在以前是那么重要，但疫情期間與世隔絕、無法外出的狀態(tài)更讓人難以忍受。人們一方面不得不適應這種“新常態(tài)”，另一方面又渴望再次相聚的時刻快快到來。

美國詩人查爾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的《新冠狀態(tài)》（Covidity）也描寫了隔離給個人造成的孤單和痛苦。詩中的敘述者帶著一個大口罩，保持著社交距離。他“感覺就像獨行俠”。人們所說的社交距離，對他來說就是“靈魂的痛苦”，這痛苦是“太沉重的負擔”。標題“新冠狀態(tài)”一詞在英文中不存在，它是作者創(chuàng)造的一個新詞。對他來說，隔離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生存狀態(tài)的最痛苦的特征。敘述者在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tài)下，試圖給“你”打電話——“你”似乎就是他在這場可怕的危機中最后的依靠和希望，但“你”卻遙不可及，因為電話并未接通?！蔼毿袀b”這個比喻將敘事者刻畫成一個正在被壞人追殺的逃亡者。他到處躲避，“躲在被窩下，躲在大廳里”。這種對被發(fā)現(xiàn)、被殺死的恐懼，在詩中如影隨形：“新冠病毒會找到我/遲早的事”——這給敘述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幾近崩潰。如果有人在身邊提供支持，這個孤獨的敘述者可能會更有力量和勇氣來抵御恐懼。

雖然獨處很重要，但陪伴是一種本能需求，這種需求在疫情期間被放大，被人們深切地感受到。特別是在生死離別之時，陪伴就顯得更加不可或缺，因為死亡是一種更加痛苦的隔離。醫(yī)生詩人克雷格·斯賓塞（Craig Spencer）在《死亡時間:晚上7:19》（Time of Death: 7:19 pm.）一詩中，記錄了一個病人沒有親友陪伴、孤獨死亡的過程。四周唯有醫(yī)生和護士，而他們還在忙于搶救其他病人，陪伴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在詩中，醫(yī)生和護士天然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此時被喚醒。當“輸液停止了，呼吸機關閉了”，醫(yī)生和護士們自發(fā)地站在了這位垂死的病人周圍。一個護士情不自禁地抽泣，有人開始祈禱。盡管“這不是我們的工作”，詩人說，但是我們仍然“守著，等待著”。他們在替病人的家屬行使責任和義務，在他臨終前給他一點最后的尊嚴。這也讓我們想起約翰·鄧恩的名言，一個人的死亡會“削弱”我們所有人，喪鐘不僅為垂死的人而鳴，也為我們所有人而鳴。

四、值得銘記的自我犧牲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集體主義被認為是東方社會的特征，個人主義被認為是西方社會的特征。因此西方關于“集體主義”的哲學爭論往往將集體與個人相對立，從而被賦予一層消極意義。

然而，西方應對新冠肺炎的失敗促使人們對“個人主義”進行再思考，同時也在提倡一種“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的《封鎖》（Lockdown）一詩講述了1665年大瘟疫時期發(fā)生在英國中部伊姆村的故事。那場可怕的瘟疫通過裁縫從倫敦購買的布匹傳播到這個村莊，引起了村民的恐慌。一些人想逃離，但被村里的牧師阻止了。牧師說，我們不應該傳播病毒，而應該傳播善良。在牧師的帶領下，整個村莊開始實施自我隔離，即所謂的“封鎖”。封鎖措施中斷了村莊內部的流動，也切斷了與外界的來往。正是因為他們的自我隔離，他們成功地將瘟疫控制在村莊內部，阻止了它向英國其他地區(qū)的蔓延，但是伊姆村300多位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個故事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英國抗疫史上的傳奇，被視為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范例。故事中的一對戀人因為隔離而不能見面，直到女孩走到生命的盡頭。這對戀人的感人故事凸顯了村民們所經(jīng)歷的巨大苦難以及瘟疫帶給個人的悲慘境遇。但是，它也凸顯了個人為了集體而自我犧牲的偉大行為。

阿米蒂奇撰寫該詩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詩歌本身也不僅僅是趣聞軼事?！胺怄i”一詞在2020年被許多國家定為“年度詞匯”，選擇它作為標題表明這首詩所關注的不是歷史，而是當下的疫情。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確實對生活造成了巨大沖擊，但要戰(zhàn)勝疫情，需要我們所有人團結起來，共同努力。當人們走上街頭去抗議封鎖政策和強調個人權利時，人們是否也應該回望歷史，吸取一些經(jīng)驗和教訓呢？為了集體的利益，我們能否做出一點個人的犧牲呢？雖然這不是詩歌直接闡述的觀點，但這一層意思卻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集體思維”是大局思維，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現(xiàn)實需求?！凹w意識”是一種更深遠的智慧，它意味著將他人視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視為朋友，而不是視為威脅?！凹w思維”——如果我可以這樣稱它的話——是一種促進世界團結和諧的思維，在17世紀約翰·鄧恩的詩歌中有所體現(xiàn)，在21世紀西蒙·阿米蒂奇、查爾斯·伯恩斯坦等詩人的詩歌中也有所體現(xiàn)。這種“集體思維”有別于西方地緣政治和議會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對抗思維”。后者只會放大差異，分化世界，從而造成兩極對抗。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不僅是面臨新冠肺炎這樣的大規(guī)模災難時才需要“集體思維”，我們一直都需要它。

（作者：張劍，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