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chǎn)花開”
2021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從石家莊出發(fā)，一路向東，去尋訪那個紅色的起點——河北省唐山市樂亭縣大黑坨村。
冀東平原，滿目豐美。寬闊平坦的道路上，奔馳著飛速的車輪；高高的線塔，牽拉起銀色的線路，把熾熱的電流輸向城鎮(zhèn)村落；田野的路旁，更是雜花生樹，油菜黃、槐花白、桃花紅。
那一片片青翠新綠和姹紫嫣紅，仿佛嬰兒的臉，宛若新娘的羞，在陽光的明媚中，搖曳著、彈奏著，咝咝咝、嗡嗡嗡、嚶嚶嚶。那是大地的吟唱，那是太陽的低語，那是生命的詩篇……
來到樂亭縣新城區(qū)大釗路，遠遠地就看見李大釗紀念館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巍然矗立的8根功績柱。功績柱高3.8米，呈六棱柱形，用淡紅色毛面花崗巖鑲砌而成。
走到近前，我伸出雙手，深情地撫摸，緊緊地擁抱。而后，邁著虔敬的步伐，登上通往瞻仰大廳的臺階。38級臺階，象征著李大釗走過的38年人生歲月。
瞻仰大廳內(nèi)，漢白玉雕塑的李大釗坐像，神態(tài)沉靜，面含深思，目光炯炯。
坐像背面，是鄧小平同志的題詞：“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先驅(qū)，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
一、紅色萌芽
李大釗9歲那年，正值戊戌變法。
有一天，他在同村鄉(xiāng)賢家看到一本書，嘖嘖稱奇，愛不釋手。在多方求書無果的情況下，便做出了一個果斷決定——抄！
這本書，正是清末著名維新派人士陳熾所譯的《重譯富國策》。
此書原文來自于英國經(jīng)濟學家福塞德所著《政治經(jīng)濟學提要》，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了西方政治經(jīng)濟的概況。李大釗抄錄的正是這本書的序言及卷一、卷二部分內(nèi)容。整個抄寫過程雖時有勾劃和重寫，但總體來看工工整整。在序言后面，附有抄寫時間及簽字落款，并蓋有印章。
據(jù)1987年《文物天地》第二期登載的《新發(fā)現(xiàn)的李大釗九歲墨跡》一文記載：“……書錄《重譯富國策》共68頁，計1.3萬余字。”
昏暗的燈光下，一個稚嫩的幼童，歪著頭，一筆一畫地認真抄寫著。一本薄薄的小書，卻像一把小巧的鑰匙，漸漸地為他打開了一扇厚重的大門，撥開了眼前恍恍惚惚的迷霧……
此真跡，現(xiàn)存中國國家博物館中。
多年以后，他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發(fā)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yè)……”
兩相印證，大釗所言非虛！
其實，大釗的童年，灰色且沉痛。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釗出生于樂亭縣大黑坨村。未及降生，父親去世。甫及周歲，母親歸天。剛剛推開生命之門的李大釗，接受的是人世間最悲涼的命運洗禮。
祖父李如珍，在艱難困苦中，不顧年老體弱，與孫子相依為命。他每天守護著李大釗，把飯菜嚼爛后一口口喂下。為此，大黑坨村至今還流傳著李大釗是吃他爺爺“奶”長大的說法。
后來，李大釗回憶自己的幼年時光，曾寫道：“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yǎng)成人。”
1899年，10歲的李大釗在家人包辦下當上了“新郎”。
新娘只有16歲，是同村趙家姑娘，名曰趙紉蘭。她纏小腳，不識字，是一個典型的鄉(xiāng)下少女。
在人們的印象中，家長強制的包辦婚姻往往是家庭不幸的根源。但在李大釗身上，這份婚姻卻演繹出了別樣的色彩。
李大釗18歲那年，含辛茹苦的祖父病逝。葬禮的費用幾乎耗盡全部家產(chǎn)。趙紉蘭，這個目不識丁的小媳婦，典當挪借，勉強維持著李家的柴米油鹽。李大釗投身革命事業(yè)之后，她更是在背后默默支持，苦苦支撐。
一朵淡雅的蘭花，默默地綻開在大釗背后……
二、“東西”求索
祖父李如珍早年曾在東北經(jīng)商，親眼目睹沙俄步步蠶食東北、國家風雨飄搖的危機。他常常滿含憂憤，給懵懵懂懂的李大釗講述這一切。每至動情處，李如珍禁不住仰天長嘆，聲淚俱下，桌上油燈的火苗也瑟瑟顫抖。
李大釗10歲那年，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lián)軍占據(jù)了樂亭附近的昌黎、灤州等地。
在大黑坨村中央，有一棵與小村同樣年齡的大槐樹。盛夏，大槐樹綻放著細密的花苞，散發(fā)著綿軟的香氣；嚴冬，它凋落一身綠衣，露出蒼老羸弱的筋骨。
中國，這個古老國度曾經(jīng)的榮與枯，一如大槐樹身上的春夏與秋冬。
然而，中華民族的春天，又在何方呢？
大釗常常凝望著這棵老樹，兩兩相顧，久久無言。
1907年夏季，從永平府中學堂畢業(yè)的李大釗放棄進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的機會，決定報考更加符合個人理想和志向的新學堂。
他回憶說，當時有三所學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軍醫(yī)學校，一系長蘆銀行專修所，一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败娽t(y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素志，故皆決然棄之?！庇谑抢畲筢摏Q心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幸被錄取。
早在永平府中學堂求學的兩年中，李大釗已經(jīng)開始系統(tǒng)地接受新思想。他閱讀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作，表現(xiàn)出對國家命運異乎尋常的關(guān)注。而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才符合他“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的理想要求。
1908年開始的國會請愿活動，是李大釗早年參加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政治活動。請愿活動試圖通過持久而廣泛的群眾運動迫使清政府設立國會，進而成立責任政府。
1910年12月，第四次國會請愿運動爆發(fā)。21歲的李大釗參與了全部重要活動，并成為該校請愿活動的重要領(lǐng)導人之一。
當時，學界三十余人前赴諮議局，與議長等商定活動行期。在談及本次請愿前途渺茫時，在座眾人無不痛心疾首，激憤異常。學生金毓黻毅然拔刀斷指，鮮血淋漓，眾人大驚；學生李德權(quán)持刀割股，血流如注，一時血濺諮議局。兩人忍住斷指割股的劇痛，尋來白紙，眼含熱淚，以鮮血奮力疾書“至誠感人”“請速開國會”。
“那種悲慘激昂的光景，我終身不能忘?！崩畲筢撟鳛檎堅复?，被這番場景深深地震撼了！
國會請愿最終未能成功，但學生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深深嵌入了李大釗的靈魂深處。
1914年，李大釗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學習。
當時，社會主義伴隨著多種思潮來到日本。李大釗很快就熟練地掌握了日、英兩種文字，多方面接觸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并對馬克思主義漸漸產(chǎn)生了興趣。留學期間，他廣泛接觸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安部磯雄等人。他們或者給李大釗上過課，或者其文章、譯作對李大釗產(chǎn)生過影響，有的還同他保持密切關(guān)系。
這些作品和思想在他的腦海中燃燒起來，熊熊火光讓他熱血沸騰，也漸漸照亮了一條之前湮沒在黑暗之中的大路。
當時在國內(nèi)，正是清政府下臺后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的時候。1916年5月，李大釗未及畢業(yè)，就提前結(jié)束在日本的留學，投入火熱的反袁斗爭。
在全國人民洶涌澎湃的憤怒聲討下，袁世凱大病不起，帝制遂付諸流水。
就在這時，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
李大釗敏銳地認識到這不僅是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且是自由的勝利，民主主義的勝利，并認為這些都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他對民主主義做了新的解釋，認為民主不但是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jīng)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文學上也要求人人機會平等。
而那時的歐洲，正是“一戰(zhàn)”后的滿地焦土，西方先進的知識分子也在冷靜地反思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群眾運動、社會貧富懸殊分化、寡頭高度壟斷，成為西方社會頭上沉甸甸的三座大山，也成為西方人心頭難解的困惑——這是我們追求的世界嗎？
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思潮，作為醫(yī)治當時社會的良藥，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接受。
而李大釗的選擇，無疑是站在了時代潮頭！
三、赤旗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街頭積雪深深。一輛馬車從城內(nèi)疾馳而出，向東而去。趕車者是一個身穿棉袍的中年男子，車里坐著一位紳士模樣的人。
這倆人，正是李大釗和陳獨秀。
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被捕后，李大釗便著力營救。陳雖出獄，但北京風聲仍緊。為了防止意外，李大釗喬裝打扮一番，親自駕車送陳獨秀去天津，然后轉(zhuǎn)赴上海。
車外嚴冬蕭索，陳獨秀卻激情似火：“應該組織起來！要想辦法把志同道合的人組織起來！”李大釗說：“是啊，我也在想！今后我在北你在南，革命該怎樣繼續(xù)下去？我們需要成立一個組織，像列寧那樣建立一個黨，把中國的無產(chǎn)者團結(jié)起來！”
四目相對，雙手緊握。
1920年春季，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來華，李大釗熱情接待，并介紹他趕往上海會見陳獨秀，籌備建黨事宜。
1920年6月，陳獨秀在上海決定成立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chǎn)黨”。但眾人圍繞命名問題爭論不休?？鄲赖年惇毿阒滦爬畲筢?，征求意見。李大釗沉思良久，遂提筆定音，主張定名為“共產(chǎn)黨”。
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擁有了自己的名字。
這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chǎn)黨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
10月4日，李大釗在北京也成立了共產(chǎn)黨組織。
南陳北李，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兩把熊熊燃燒的紅色之火。
1921年6月初，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
7月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成立。
這時，李大釗除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圖書館主任外，還兼任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議主席；陳獨秀任國民黨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在籌款辦學。兩人均因事務繁忙，未能出席會議。
1923年6月，李大釗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和毛澤東都堅決主張共產(chǎn)黨員要加入到國民黨中去，組成和壯大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
國共合作如野火燎原，爆發(fā)在嶺南大地。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大釗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會委員。
此后，他直接擔負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實際領(lǐng)導工作。
李大釗曾長期在北大任教。為了節(jié)省房租，他特意選擇在離學校稍遠的西城租房。每天清晨上班，他都要步行很長一段路。即便這樣，他也從不肯花錢乘坐人力車。中午，他常在辦公室里卷上一張大餅、兩個窩頭充作午飯。
有人曾去李大釗家里拜訪，見他女兒身穿一件大紅的粗布小棉襖，外套粗布小藍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氣，活像一個鄉(xiāng)下瘋跑的野孩子，完全不像一個北大教授的女兒。
客人對此很不理解，李大釗只是淡淡一笑：“孩子們應當從小養(yǎng)成吃苦的習慣，免得長大了什么也不會做?！边@種樸素作風，在北大教授中實為罕見。
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時，起初月薪120元，后增至240元。但他把大部分錢用在事業(yè)上，還要拿出相當一部分接濟學生。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時，沒有活動經(jīng)費，李大釗當場宣布每月從自己的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經(jīng)費。
李大釗的慷慨經(jīng)常造成家庭經(jīng)濟困難，常常是孩子無法交學費，冬天不能買煤。好在夫人趙紉蘭深明大義，再苦再累，不發(fā)一言。
北大校長蔡元培得知后，專門囑咐會計科：每月發(fā)薪時，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親手交給李夫人。
四、赤血
國共合作后，李大釗越來越忙。
北方工農(nóng)運動迅速高漲，南方國民革命轟轟烈烈。因兩黨都與蘇聯(lián)支持直接相關(guān)，所以當時北洋政府把李大釗稱作“北赤”，把孫中山稱作“南赤”。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北京，四處彌漫著白色恐怖的氣息。大街小巷里貼滿布告：“宣傳赤化，主張共產(chǎn)，不分首從，一律死刑?！崩畲筢摳潜辉偃ň?。形勢所迫，李大釗攜兩黨機要遷入蘇聯(lián)使館舊兵營里的一座小院繼續(xù)工作。
1927年4月6日，軍警突然闖入。李大釗被捕。
但自始至終，他都堅貞不屈。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報》披露了李大釗遇難的詳細過程：“昨日下午黨人20名已被絞殺決矣……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臨刑前，李大釗神態(tài)從容。
祖父朦朧的淚眼，仁人志士的鮮血與怒吼，無數(shù)人的前仆后繼，都是為了世界東方這片輝煌而偉大的土地，都是為了讓這片土地重新發(fā)出它本應擁有的榮光。
臨刑的李大釗堅信，這個艱難的答案已經(jīng)找到。救國救民的道路，在他眼中從未如此清晰過，一扇全新的大門正在緩緩打開。一個全新的中國，就要屹立在世界東方！
“你們可以絞死我，但你們永遠絞不死共產(chǎn)主義！”
五、魂歸熱土
李大釗去世后，靈柩多年停放于宣武門外一個廟宇內(nèi)。
1933年4月23日，家屬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為他舉行葬禮，將靈柩安葬于北京萬安公墓。由于李家久無積蓄，北京大學教授紛紛為其捐款。
一個月之后的5月28日，傷心過度的趙紉蘭，追隨李大釗而去。
多年以來，李趙兩人雖聚少離多，但始終不離不棄。最艱難時候，趙紉蘭咬牙堅持，供養(yǎng)了李大釗在天津六年的求學。李大釗歸國成為教授，更是對妻子關(guān)愛有加。定居北平時，為了讓妻子適應，李大釗竟然依照老家臥室模樣，建造一個大土炕。于是，冬日寒冷，一家人圍坐在溫暖的土炕上，任憑歡聲笑語在小屋里來回蕩漾。
北平凜冽的寒冬中，仿佛只有這里，才是醉人的春天。
整整半個世紀后，北京萬安公墓專門辟出李大釗烈士陵園，將李大釗和趙紉蘭雙墓并葬在一起。
而絞死李大釗的絞刑架，則被隆重地送入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編號為0001！
六、“共產(chǎn)花開”
我采訪的時候，是暮春初夏交接時節(jié)。不少鮮花已經(jīng)綻放，但絕大多數(shù)果樹、菜蔬的花期仍在沉睡。在大多數(shù)人的觀念里，春天只是開花和播種的季節(jié)。
但是，在大黑坨村一帶，卻是一派收獲景象。紅紅的桃子成熟了，紫紫的葡萄下架了，綠綠的黃瓜落蒂了，更有甜瓜、尖椒、芹菜、茄子、西紅柿等，紛紛走向市場。
是幻覺嗎？不，是現(xiàn)實。
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溫室大棚，敢教日月?lián)Q新天，人工可以造春秋。
大黑坨村黨支部書記告訴我，全村2108人，680戶，1600多個大棚，人均收入21000元。
是的，大黑坨村所在的胡家坨鎮(zhèn)，胡家坨鎮(zhèn)所在的樂亭縣，樂亭縣所在的唐山市，唐山市所在的河北省，也大致如此呢。
的確，不管是李大釗的鄉(xiāng)鄰，還是全中國的農(nóng)民，如今都已經(jīng)脫離貧困，過上了新生活。他們的臉上，都在綻放著幸福的花朵。
這，不正是當年李大釗和諸多共產(chǎn)黨人認定信仰和主義后，不惜用青春和鮮血澆灌“共產(chǎn)花開”的理想之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