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直至今天，西方文藝理論與思潮推陳出新、如火如荼。從20世紀初的形式主義批評和結構主義思潮，到當下學界對后現(xiàn)代理論、“后理論”和后人類理論等的思考，新的思潮和對傳統(tǒng)理論的挑戰(zhàn)一波接著一波。但這期間，西方理論界也經(jīng)歷了對理論的反思、質疑和挑戰(zhàn)，甚至美國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了“反理論”口號，認為學界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后理論”的時代；更有個別極端論者斷言“理論已死”，由此引發(fā)了西方和中國學界對理論的反思性大討論。西方著名學者如J. 希利斯·米勒、喬納森·卡勒、保羅·德曼、特里·伊格爾頓等，都對理論的現(xiàn)狀、危機和發(fā)展趨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理論的發(fā)展狀況在英美學界和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個時差。20世紀80年代西方理論界開始自覺地反思理論的問題時，中國學界的理論熱潮卻還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即使到了90年代，理論的引進和實踐在中國也依舊如火如荼。直到21世紀初，中國理論界才開始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對過度理論化現(xiàn)象提出質疑。如2004年在北京舉辦的題為“批評探索：理論的終結？”國際研討會，其主題就透露出當時中國學界對理論的危機意識和反思；也有國內學者如王寧、盛寧、周憲等開始意識到西方學界對當下文學理論的反思已成蔚然之勢，故積極撰文對此動向加以介紹和深入探討，就有關“后理論”和“理論之后”等話題在中國學界掀起了討論。

從世界范圍來看，20世紀文藝理論的興盛期無疑是在90年代之前。而在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直到21世紀的頭十年，我們的理論熱其實還正處于繁盛期。西方提出理論的危機問題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而中國出現(xiàn)所謂“后理論時代”的危機意識則是在2005年前后。當然，中外理論意識的差距是有社會歷史原因的。20世紀初我們剛剛接觸到西方的浪漫主義、表現(xiàn)主義、象征主義、現(xiàn)代主義等西方文藝思潮不久，這股包含文藝實踐與理論引介的熱潮很快就讓位于有利于保種圖存、民族救亡的現(xiàn)實主義思潮。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主導性文藝理論是蘇聯(lián)影響下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直到改革開放的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學術界才有機會關注來自西方的文藝理論思潮。在歐美的文藝理論就要盛極必衰之時，我們的文藝理論界對其卻依舊趨之若鶩、流連忘返。于是，我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匆匆走過了西方學界近百年的理論歷程。

泛濫與匱乏：西方文論批判與本土文論渴求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西方文藝理論對中國文論界的影響非常重要，幾乎是無處不在?，F(xiàn)代主義、象征主義、精神分析學說等思潮先后于20世紀初和80年代兩度席卷中國文論界，其他理論如存在主義、英美新批評、現(xiàn)象學、詮釋學、符號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神話原型批評、讀者反應理論，直至在后結構主義語境下產(chǎn)生的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第三波浪潮）、生態(tài)批評等，無一不在中國文藝理論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記。這些理論對于激活我國文藝理論界的氣氛、拓展我們的理論視域、豐富我們的文藝批評實踐、建構我們的文論話語和學科體系等，都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但如此之多的各種理論在短時間內紛至沓來，也必然在“本地化”的過程中產(chǎn)生很多生吞活剝、食洋不化的問題。我國很多學者都看到理論在過去所遇到的重重困難，尤其是在面對中國語境和中國文本時的“脫節(jié)感”。很多國內學者對這些詰屈聱牙的西方理論（尤其是某些漢譯本）十分厭惡，也有的國內學者對西方后現(xiàn)代理論的自我演繹十分反感，認為這些空洞無物的宏大理論沉溺于能指鏈的持續(xù)延宕，最終導致闡釋力的喪失；有人明確反對中外理論上的貿(mào)易逆差，反對國外理論在中國的傾銷而導致的本土理論的低迷；有人則指出套用西方理論論述中國文學多流于過度詮釋，故而提倡建構中國自己的文論話語體系。國內近三十年來在這些方面的討論十分熱鬧且不乏深刻見解。

事實上，西方理論在引入中國語境時確實造成了很多問題，尤其是西方理論與中國的文學文化實踐不能很好地契合的問題。就是說，即使我們在理解西方理論時不存在誤讀或以偏概全的問題，也仍舊存在著外來的理論與本土文本不兼容的問題。譬如很多國內學者就看到了盲目崇拜并濫用西方文藝理論對中國學界造成的后果：曹順慶教授等提出了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問題，張江教授提出一些人“搬用”西方理論對中國文本進行“強制闡釋”的問題。曹順慶強調我們的文藝理論由于照搬和套用西方文論話語因而失去了中國本土的傳統(tǒng)文論語言，進而喪失了我們自己特有的思維能力與言說能力，主張回到傳統(tǒng)的文論話語。張江在其論著中指出，“強制闡釋”就是西方的各種（非文學）理論“主動預設立場、模式和結論，并通過有結論的闡釋去證明結論”，這些理論大張旗鼓地入侵文藝研究領地，以其預設立場和前置結論去強行闡釋文學文本，從而消抹了文學本身的美學和文學價值，導致了理論與文本的脫節(jié)和理論的自我復制，理論于是使文學淪為其奴仆。張江認為，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從中國文學實踐出發(fā)，堅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國語境并充分吸納中國傳統(tǒng)文論遺產(chǎn)。

但也應該看到我們在“拿來”西方理論時主動性的一面，也就是要公允地看待歷史，要看到我們在學習和借鑒外來理論時的“主體性”特征。在筆者看來，中國知識界對外來理論的兩次最突出的大規(guī)模引進，從根本上講是中國的理論匱乏狀況所造成的。尤其是20世紀末中國對西方理論的大量集中引介，其實是在經(jīng)過國內大約30年的信息封閉之后的一種正常反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些學者認為，我們直至今日也一直處在對理論的渴求階段，處于“那種真正的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啟迪與穿透力的理論”的“缺失狀態(tài)”。針對學界所指責的理論過剩、理論與文本結合度差、文本解讀的無效性或非法性等問題，蔣承勇教授就曾經(jīng)指出：理論熱的根源是我國理論界對理論的渴求和需要，其出發(fā)點和動機都是好的，打破了理論界原來的僵化局面并為其注入了思想活力；對西方各種新理論、新方法的探索和試用，開啟了我國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多元化的新局面，也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因此，“剖析和批判現(xiàn)當代西方文論的缺陷，反思、批評我國理論熱之狂躁、膚淺以及種種失范是必要的，但在理論主體身上尋找先天與后天的原因和不足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有助于理論主體的自我‘調治’與‘修復’”。蔣承勇警示我們：“理論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不能因為曾經(jīng)的理論熱之誤而因噎廢食，輕視理論提升、理論應用和理論建設?！?/p>

總體而言，筆者認為西方理論的引介、試用甚至挪用，對于中國文論的發(fā)展和建設是有益的，其作用是積極的。在這里，我們不應該僅僅看到西方理論泛濫和生搬硬套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而是更應該看到我們在百年來尤其是40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理論的引入，打破了改革開放前蘇聯(lián)文藝理論一統(tǒng)天下的單調局面，人們的理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內有改革開放的新政策，長期禁錮之后的學術界同仁開始將目光投向世界甚至走向世界；外有哲學、社會學、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幾乎所有學科的理論著作的譯介。這些理論的輸入和借鑒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和學界的繁盛狀態(tài)。因此，我們決不能忘記獲取外來理論的主動性和主體性?？梢哉f，無論是20世紀初以救亡圖存為目的的西方文化大引進，還是20世紀80年代解放思想的西方理論大引進，都體現(xiàn)出中國知識界對外界知識的渴求，反映出我們借取西方文化思想開啟民智、富國強民的欲求。

盲從與反思：通往中國特色文論的曲折之路

在現(xiàn)階段，我們需要做的恐怕不是摒棄一切西方理論而閉門造車，而是進一步提高我們自己的理論素養(yǎng)，繼續(xù)開拓理論視野，進一步強化我們作為中國理論工作者的主體性，方能如愿以償?shù)亟嬈鹬袊奈乃嚴碚撛捳Z。在當前的中國語境下，我們需要在反思過去和現(xiàn)狀的基礎上不再盲從西方理論或者唯西方理論馬首是瞻。這就要求我們回歸中國的語境，以中國的文學文本和文化文本為核心思考對象，而不是以理論為中心、用文本去適應理論。對于這方面的問題，國內眾多知名學者都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高建平教授指出，我們應該堅持理論的“復數(shù)性”“對話性”“當代性”和“實踐性”等原則，既不能走全盤西化的道路，也不能對外國文論一概拒絕，“中國文論話語的建設，要在當代實踐的基礎上，廣泛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在交流對話中發(fā)展中國文論”。筆者認為，這種交流和對話既是橫向的交流，包括對外來理論的譯介、運用、修正、發(fā)展；也是縱向的對話，我們需要從傳統(tǒng)文化中吸收優(yōu)秀的文論資源，將其融合進當下的文藝理論話語建設中來。

我國理論界在21世紀對理論的反思無疑是一件大好事。西方理論界提出的“反理論”或者“后理論”論題，恰好給我國理論界一個深刻反思的機會。在西方學界，雖然也有很多人對理論有著重重的質疑，但其理論的合法性并未受到多少影響，理論仍將在未來的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中占據(jù)不可或缺的地位。理論大家諸如德曼、米勒、卡勒等都對理論的未來抱有堅定的信心。德曼在其《對理論的抵制》中指出，有些人以“倫理價值和美學價值”之名對理論所做的抵制其實恰恰反映出他們對理論之力量的焦慮與恐懼，因為“理論反對包括美學在內的哲學傳統(tǒng)，理論會打翻已經(jīng)建立起來的文學經(jīng)典，會模糊文學話語與非文學話語的界限”。他認為理論有助于更深層次的文學閱讀，不僅不會導致文學的終結，而且將持續(xù)在文學批評實踐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米勒則推崇一種批判性的“修辭性閱讀”，認為只有這種去神秘化的解讀才能讓讀者看清文本的內涵及其背后潛藏的有關種族、性別等的不公正假設?？ɡ崭侵赋觯m然理論遭到了貶低，但實際上理論已經(jīng)取得了勝利，“因為到處都是它的影子”。

在我國文論界，雖然過去幾年來也有人唱衰理論，但我們依舊欣喜地看到一些國內學者對理論十分重視，并在理論建設的學術道路上不斷取得可喜的成績。如曾繁仁教授融合西方生態(tài)美學與中國傳統(tǒng)的美學思想提出了“生生美學”的理論概念，曹順慶教授立足于中國古代文論并修正西方的比較文學思路從而提出了“比較文學變異學”，傅修延教授突破西方敘事學傳統(tǒng)而建構起關注中國傳統(tǒng)的“中國敘事學”，聶珍釗教授在借鑒西方倫理批評和中國道德批評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學倫理學批評”，張江教授在批判西方“強制闡釋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闡釋學的主張，胡庚申教授受生態(tài)學的啟發(fā)而提出了“生態(tài)翻譯學”，曾大興教授、鄒建軍教授等基于對文學與地理環(huán)境關系的研究提出了“文學地理學”，成為近十幾年來中國文藝理論界的亮點。總覽中國文論界這些新的理論生長點，可以看出幾個共同特點。一是跨學科。文學倫理學、生態(tài)翻譯理論、文學地理學等都是穿越不同學科并在學科雜糅之后生發(fā)出來的新理論。二是對話與交流。既包括中外理論也包括古今理論的對話交流，如生態(tài)美學、中國敘事學、符號學、世界詩學等。三是既立足文學又關注社會現(xiàn)實，如生生美學、文學倫理學、中國闡釋學等。這無疑也為我們今后的理論探索提示了一些發(fā)展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一方針及時而極富遠見。我們的文藝理論研究，就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一樣，現(xiàn)在正處于一個至關重要的新發(fā)展階段，上百年的學術積累、數(shù)代學人的探索與追求，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chǎn)和深厚的學術積淀。我們當然不能忽視當前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但也決不能用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眼光去看待歷史上學界前輩們的探索歷程。我們需要做的恰恰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xù)攀登高峰。而我們現(xiàn)在之所以能以后來者的優(yōu)勢和視角去審視過去，恰恰要歸功于前輩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膽識和勇氣，是他們開辟了一條曲折但最終通往中國特色的學術之路。

2021年是“十四五”規(guī)劃的開局之年，我們需要把握好這個歷史機遇，未雨綢繆，力爭讓人文學科和哲學社會科學在未來的五年里邁上一個新的臺階。文藝理論界亟須做的，是要在反思過去西方文藝理論引進、實踐、探索的基礎上，吸取前人的教訓和經(jīng)驗，立足中國的文化語境，關注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與發(fā)展特征，努力把握時代的變化和脈動，預測我國以及世界的發(fā)展方向，深刻分析我國民眾在社會轉型期的特點與需求，“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是文藝理論界義不容辭的職責，也是我們有能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