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偉肯定是當代最富有創(chuàng)新性的小說家，強悍的哲學思辨力、充裕的想象力、廣闊的學術視野，使得他的小說文本呈現(xiàn)出堅硬的質地，其間布滿硌人的硬塊。他似乎拒絕流暢，著迷于頻繁的跳躍和切換。他習慣于對現(xiàn)實與科幻進行塊狀組接。借用科幻因素，他會從遙遠的未來穿過現(xiàn)實，回溯到過去。由此，他總是在末世論的陰影中尋求人物命運的某種可能性，將個體性的向死而生置換成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思考。

與李宏偉先前的名作《國王與抒情詩》一樣，《月球隱士》中的寫實性與科幻性等量齊觀。不同于一般的科幻小說，李宏偉的小說依然給寫實主義預留了相當?shù)钠?，以保證小說與社會現(xiàn)實的直接聯(lián)系。但是他的寫實主義總能讓人疑竇叢生，現(xiàn)實中的個人命運無時無刻不被一種神秘、鬼魅的力量所牽引。在他的筆下，個人與其說生活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縫隙之中，不如說生活在不同文明的撕裂中。而這些不同的文明，竟由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物種所代表，它們被李宏偉強行壓縮、并置到一起，讓他們發(fā)生關聯(lián)。奇異的是，不同人物、不同種類又都分別具有善惡之心。善與惡的對抗，在小說中被空前放大了，上升到對人類命運的拯救與毀滅的程度?？紤]到作者將作品中的月球隱士塑造成了一個類似古希臘神話和中國遠古神話中的超級英雄，那么英雄所需要的強烈的對抗性就具備了一種統(tǒng)攝性力量，反復切割的敘事片斷也由此粘聯(lián)到了一起，最終形成現(xiàn)實與科幻、現(xiàn)代與洪荒相交織的斑斕的敘事效果。

此類作品在中國新文學的譜系中如何定位，實在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撇開中國遠古神話不談，我們或許有必要重新檢索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另一個傳統(tǒng)，即幻想小說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部科幻小說《月球殖民地小說》（荒江釣叟著），以及最早翻譯成中文的科幻小說《環(huán)繞月球》（凡爾納著），都將月球、星際空間作為故事發(fā)生的最重要場所。李宏偉熱衷于講述月球故事（他另有《月相沉積》以及《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等小說），或可看成他是在對這個傳統(tǒng)遙向致敬。需要說明的是，魯迅先生也是個科幻迷，他不僅從日文轉譯了凡爾納的月球小說，而且對凡爾納的小說做出了很高的評價，對凡爾納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推崇備致。魯迅對科幻小說如此重視，當然是因為他與同時代的敏感的知識分子一樣，對科技在未來中國的意義有著清醒的認識，這與他的文學的啟蒙觀念是一致的。不然我們很難理解他除了翻譯科幻小說，熱衷于科幻電影，還要親自撰寫科普文章。甚至，我們今天所說的“侏羅紀”“猿人”“地質”等詞語，都是魯迅先生率先翻譯和使用的。不僅如此，我們甚至能夠在《故事新編》中分明看到科幻小說的因素。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么我們或許可以說，至少從文學譜系上講，中國科幻小說曾經有過一個相當“高大上”的傳統(tǒng)，只是這個傳統(tǒng)被五四以后的寫實主義傳統(tǒng)遮蔽了，成為了一種潛流。

但是，寫實主義在中國的正式提出，與科幻小說在中國的發(fā)生或許具有相近的意義，即對科技的提倡。事實上，寫實主義本來就屬于科學主義，因為寫實意味著遵循科學的認知方法，對人物命運或事件的發(fā)展過程進行窮形盡相的描述。也就是說，五四以來的寫實主義小說，不僅意味著某種科學的描述方式，同時還有科學主義的訴求，即同樣隱含著科學救國的意義。進一步說，科幻與寫實竟然在中文語境中奇妙地擁有了相同的主題。順便補充一句，魯迅對果戈理的推崇，重要的原因就是嘆服果戈里偉大的寫實本領，而果戈理既是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又是一個幻想文學的大師，從這個角度看，魯迅的《狂人日記》的寫作也未必沒有受到幻想小說的影響。更有趣的是，將“寫實派”這個詞帶入中文的梁啟超，本人就是近代幻想小說的鼻祖（《新中國未來記》）。

我們現(xiàn)在可以看到，在李宏偉的小說中，寫實與科幻的等量齊觀，以及寫實部分與科幻部分的相互并置、切換、滲透，實在值得探究。當然，這一切都是嚴格遵循小說的敘事邏輯，從人物身份的轉換角度化入的。小說對月球隱士的身份，進行了委婉而曲折的透露，因為敘事視角的變化，小說還同時引入了成長小說的主題，這同樣是中國新文學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也就是說，在這樣一部中篇里，李宏偉集成性的，不僅融納了新文學以來各種文學范式、主題和傳統(tǒng)，使得小說的敘事空間猶如一個廣袤而鬼魅的星際空間，并獲得了一種可貴的整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