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山鄉(xiāng)巨變》：革命“深處”的潛流

內容提要：周立波力圖反映的“合作化運動”可以從兩重維度予以把握，一是將其理解為“革命”發(fā)展的“新階段”，二是將其視為“革 命”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現(xiàn)實的進一步“深入”，正是通過對這兩重維度 整合調適，《山鄉(xiāng)巨變》才產生了新的情感形態(tài)和美學意蘊。從空間層面來看，小說故事的推進包含了“入鄉(xiāng)”“入戶”兩個層級，從而呈現(xiàn)“山鄉(xiāng)”內部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構造。就敘述形式而言，周立波著 重表現(xiàn)了“人”與“話”互為媒介的狀態(tài)，并由此鏈接出一條完整的 “革命深入”脈絡。在“革命深入”的臨界處，周立波生動揭示了隱含在“山鄉(xiāng)”生活世界中的“人人之心”層面，此一層面上“公意” 和“私心”的對流、激蕩更凸顯了中國基層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渡洁l(xiāng)巨變》標志著周立波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學“批判—反抗”的邏輯， 其對現(xiàn)實的把握方式也能在充滿“矛盾”的多重社會維度之間發(fā)揮再 媒介、再鏈接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周立波 《山鄉(xiāng)巨變》 深入生活 “合作化運動”

導論、“發(fā)展”與“深入”

在長篇小說《山鄉(xiāng)巨變》中，周立波試圖描述他在1955—1956年深度介入的“合作化運動”。對這位充滿激情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而言，“合作化運動”不僅僅是充滿挑戰(zhàn)性的小說題材，更構成了富有感召力的時代氛圍和籠罩性的現(xiàn)實感覺。早在1955年7月，毛澤東就在《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預估“新的 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 1 ，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則做 出了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決議，隨后，省、縣各級的會議緊鑼密鼓地召開，它們共同催生了“合作化運動”加速發(fā)展的強勁勢頭，也使“農村社會主義高潮” 成為中國各級干部和群眾普遍的心理感覺。但相比“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及其激蕩的時代氛圍，作為小說文本的《山鄉(xiāng)巨變》又存在某種微妙的游移。對中央、 省、縣各級密集召開的“合作化”會議，周立波要么略去不提，要么一筆帶過， 而小說的開頭甚至由“散會”起筆: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個風和日暖的下午，資江下游一座縣城里，成千的男女，背著被包和雨傘，從中共縣委會的大門口擠擠夾夾擁出來，散到麻石鋪成的長街上。他們三三五五地走著，抽煙、談講和笑鬧。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點頭、好心的祝?；蚝Φ闹淞R來互相告別。分手 以后，他們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過資江，到南面的各個區(qū)鄉(xiāng)去。

“初冬”和“風和日暖的下午”這類節(jié)令物候描寫營造出安然、寧靜的氛圍， 敘事者似乎在有意引導著讀者從現(xiàn)實世界進入文本世界——“縣委會的大門 口”尚有一些“擠擠夾夾”的局促，麻石街“三三五五地走著”的人們卻已經松弛下來，由此，令人亢奮又緊張的“運動”悄然化入了小說明快、從容的故事節(jié)奏。同時代的批評家們敏銳洞察到《山鄉(xiāng)巨變》和“合作化運動”的不契 合之處，如青年批評家朱寨即認為，《山鄉(xiāng)巨變》“對于合作化運動成為席卷 全國農村的革命風潮的氣勢表現(xiàn)不足” 2 ，而黃秋耘也指出，“充沛在《暴風驟雨》中那樣的‘陽剛之美’，到了《山鄉(xiāng)巨變》卻顯得逐漸減弱了” 3 。不 過也要承認，“不足”和“減弱”之類的斷語還是有些失之簡單，它們難以涵 容周立波在《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中極具突破性的探索，也遮蔽了“合作化運動” 本身所內蘊的歷史層次。

相比中央、省、縣各級會議在宏觀歷史層面的構想和計劃，周立波對“合作 化運動”的敘述更多聚焦在“鄉(xiāng)”這一更為基層的社會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山鄉(xiāng)巨變》既是一部“合作化小說”，也是一部“農村小說”——“合作化” 與“農村”這兩種描述自然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其背后牽涉的歷史維度和 “革命”感覺卻需要深入辨析。在中共將“合作化”稱為“運動”的背后，是馬 克思主義理論構造的“革命”史觀，它有崇高的理想性、明確的方向性和清晰的 階段性，在這樣一種“運動”的歷史進程中，“革命”連續(xù)不斷地向前發(fā)展，并 在特定“事件”標志的節(jié)點上向更高的階段躍升。正是基于這一點，中共高層領 導人才會將1955—1956年的“合作化運動”定位在兩場“革命”之間的位置上， 正如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決議所說:“我黨領導農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但是工人階級的目的，是要經過這個革命再進一步引導農民走進社會主義的革命?！?4 之于“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處在了“新的階段”上，而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運動”正可視為“革 命”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乃至“飛躍”。如果說作為 “運動”的“合作化”指涉著“革命”演進的時間維度，那么“農村”則意味著 “革命”具體展開的空間情境。在從“蘇區(qū)”到延安一系列的革命斗爭經驗中， 中共越來越認識到把握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狀況的重要性和挑戰(zhàn)性，基于此，他們也會把“革命”視為一個向社會現(xiàn)實“深入”的“認識—實踐”過 程。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共高層在1955—1956年對“合作化運動”的定位還存在 另一重維度，它不僅居于“新的階段”上，而且比“土地革命”更為“深刻”， 如有評論者所說，“合作化運動是一場比民主革命性質的土地改革運動更加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它在表面上并不一定象‘土改’表現(xiàn)得那樣劇烈、尖銳、 轟轟烈烈，但它比‘土改’斗爭更深刻和更深入” 5 。

在革命作家周立波的文學創(chuàng)作經驗中，也貫穿著上述兩重維度的起伏和交織。在1930年代，左翼作家周立波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進步文學的強烈感召，因而更強調“運動”“發(fā)展”的維度，他尤其重視“非常事變”作為歷史節(jié) 點的意義:“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的發(fā)生，給與了我們的文學的一種巨大的刺激，造成了一九三二年以后的一個飛躍的時期?！?6 但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后，周立波深受毛澤東“講話”精神的影響，并開始身體力行地展開 “深入生活”的系列實踐。需要強調的是，“革命”的“深入”以及對“革命” 更“深刻”的介入并不意味著周立波摒棄了對“革命”歷史進程的動態(tài)想象，對他而言，1930年代左翼文學時期生成的歷史感覺不僅成為他接受“講話”的“前 理解”，也為他在“講話”后“深入生活”的系列實踐提供著強勁的精神動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山鄉(xiāng)巨變》明快、從容的敘述節(jié)奏不應視為革命氣勢的“不 足”或革命激情的“減弱”，它恰恰意味著周立波在調適兩種不同的歷史維度，也在這種調適中轉換出新的情感形態(tài)。小說開篇第二段描繪了一段充滿詩意的 “過渡”場景，正可讀作情感形態(tài)轉換的隱喻:

節(jié)令是冬天，資江水落了。平靜的河水清得發(fā)綠，清得可愛。一只橫河劃子裝滿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槳，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點，把船撐開，掉轉船身，往對岸蕩去。船頭沖著河里的細浪，發(fā)出清脆的、激蕩的聲響，跟柔和的、節(jié)奏均勻的槳聲相應和。無數(shù)木排和竹筏擁塞在江心， 水流緩慢，排筏也好像沒有動一樣。南岸和北岸灣著千百艘木船，桅桿好 像密密麻麻的、落了葉子的樹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幾艘輕捷的漁船正在撒網。鸕鶿船在水上不停地劃動，漁人用篙子把鸕鶿趕到水里去，停了一會，又敲著船舷，叫它們上來，繳納嘴殼銜的俘獲物:小魚和大魚。

相比充滿亢奮和緊張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周立波似在著意書寫“水落了” 的資江，它“平靜”“清得發(fā)綠”“可愛”。隨后是艄公“過渡”時的一系列動作——挽，點，撐，轉，蕩，這些用詞氣息連貫、動勢十足，“沖”的力道甚 至更猛，且引出“清脆的、激蕩的聲響”——相對于《暴風驟雨》的“陽剛之 美”，《山鄉(xiāng)巨變》更為內斂、蘊藉，將“席卷全國農村的革命風潮”融入了 “柔和的、節(jié)奏均勻的槳聲”。接下來的描寫則更富意味:排筏“擁塞”于江 心，“水流”變得“緩慢”，“過渡”仿佛戛然中止，以至“排筏也好像沒有動 一樣”。而伴隨“過渡”的中止，原本明確的方向感也消失了——“南岸和北 岸”同時入目，“桅桿”被比喻成密密麻麻的“樹林”，又像是連成一圈的籬笆，將朝向遠方流淌的資江圍了起來。段落最后定格于“水深”之處的鸕鶿船: 鸕鶿被“趕到水里”，又銜著大魚和小魚“上來”——在這里，原本居于水平維 度的“過渡”轉換到垂直維度的“深入”，后者是帶反復性和日常性的動作，它標志著周立波對民眾“生活世界”的發(fā)現(xiàn)。

對《山鄉(xiāng)巨變》時期的周立波來說，“深入生活” 7 的實踐工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的有機環(huán)節(jié)，甚至充滿生活氣息的“深入”過程本 身也非常詩意地呈現(xiàn)在小說文本的字里行間。所以相比《暴風驟雨》，《山鄉(xiāng)巨 變》中的“和風細雨”意味著更為充沛的歷史能量——周立波不是把“山鄉(xiāng)”裹 挾于“巨變”的洪流，而是反過來，將“巨變”激蕩的主體激情蘊蓄在“山鄉(xiāng)” 這個具有高度現(xiàn)實性和詩意化的空間情境之中。

一、“深入”的空間層級:“入鄉(xiāng)”與“入戶”

《山鄉(xiāng)巨變》首章標題為“入鄉(xiāng)”，“鄉(xiāng)”也構成了“革命”深入的第一層空間。但相比1955年國家政治層面高度自信的表述，周立波筆下的“入鄉(xiāng)者” 卻表現(xiàn)出某種心態(tài)上的猶疑:“鄧秀梅有這個毛病，自己沒有實際動手做過的 事情，總覺得摸不著頭路，心里沒有底，不曉得會發(fā)生一些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故。”對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諳熟并不意味著她能直接把握“鄉(xiāng)”的現(xiàn)實狀況，而“鄉(xiāng)”似乎成了令“入鄉(xiāng)者”感到不安的未知地帶，兩者的關系也需要進 一步辨析。

在鄧秀梅“入鄉(xiāng)”的行程里，周立波插敘了一段關于土地廟的描寫。這座 妙趣橫生的土地廟并非向壁虛造，傳記材料提示，周立波“到大海塘鄉(xiāng)工作時， 天天要經過村頭的西牛山土地廟”，他也曾“向許多老人打聽土地菩薩的有關情況，得到了許多有趣的知識” 8 。在《山鄉(xiāng)巨變》開篇處，周立波將現(xiàn)實中的西 牛山土地廟“挪”至鄧秀梅“入鄉(xiāng)”的中途，甚至將其設定為所“入”之“鄉(xiāng)” 的界標。不過，與其把土地廟的界標意義定位于地理、行政或社會等實體范疇， 倒不如將其放置在“認識”的環(huán)節(jié)中予以把握——土地廟既提示著“入鄉(xiāng)者”已經抵達了自身“認識”的臨界點，也意味著一個“再認識”的起點。對此，廟兩邊墻上那副“古老的楷書對聯(lián)”構成了某種強烈的暗示:

天子入疆先問我

諸侯所保首推吾

這副口氣頗大的對聯(lián)是土地菩薩所表征的“山鄉(xiāng)”對“入鄉(xiāng)者”提出的挑戰(zhàn)。如果說鄧秀梅這個人物關涉著“合作化運動”從宏觀的歷史運動向具體實踐 工作的落實，那么土地菩薩“先問我”的吁請則拉出了一個先于“實踐”的“問”的環(huán)節(jié)。由此，看似在認識上明確清楚的“山鄉(xiāng)”被問題化了，而鄧秀梅這個“入鄉(xiāng)者”推動“合作化運動”的種種實踐過程必須伴隨著對“山鄉(xiāng)” 的認識過程。在《山鄉(xiāng)巨變》中，正是這個認識過程而非實踐過程成為敘述的 重心所在——一方面，鄧秀梅在清溪鄉(xiāng)的具體實踐工作并不突出，她遇到了各 種各樣的挫折(在續(xù)編中，這個人物甚至消失了);另一方面，這個在行動層 面缺乏力量的人物，卻是一個充滿熱情、好奇心和高度責任感的“觀察者”。鄉(xiāng)界上的土地廟是她“觀察”的起點：

走到一座土地廟跟前，看看太陽還很高，她站住腳，取下背包，坐在 一株柞樹下邊的石頭上，歇了一陣氣。等到呼吸從容了，她抬起眼睛，細 細觀察這座土地廟。

“細細觀察”幾乎貫穿了鄧秀梅“入鄉(xiāng)”后的所有活動，她那雙“全神貫注 的閃閃有光的眼睛”被周立波不厭其煩、反反復復地書寫。不過，鄧秀梅并 不是一個超越于“山鄉(xiāng)”之上的特殊存在，她的眼睛也沒有俯瞰眾生的全景 視野。她常常觀察、打量人，但也常常被人觀察和打量，她的目光更像是一 個引子，既引領著讀者熟悉“山鄉(xiāng)”內部農民的生活，也把讀者置于一個人 們彼此熟悉的“山鄉(xiāng)”生活世界。在這里，鄧秀梅的目光和“山鄉(xiāng)”世界中 的民眾交織在一起，觀察者和被觀察者、打量者和被打量者的身份已經無法 指認。由此可見，鄧秀梅這個“入鄉(xiāng)者”的“認識”過程并不存在一種穩(wěn)定 的“主客體關系”:一方面，“入鄉(xiāng)者”作為“認識主體”的身份在不斷地 消散，鄧秀梅非常自覺地滌蕩著自己身上既有的觀念和認識，然后如饑似渴 地讓“山鄉(xiāng)”的生活世界充盈自己;另一方面，“山鄉(xiāng)”從未安居在被動性的對象位置上，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山鄉(xiāng)”才是真正的主體，它在借助 鄧秀梅“細細觀察”的眼睛纖毫畢現(xiàn)地呈現(xiàn)著自身。

接下來的問題是，周立波筆下的“鄉(xiāng)”究竟意味著什么呢?這里不妨再回到 土地廟那副妙趣橫生的楷書對聯(lián)上。所謂“天子入疆先問我”，究竟所“問”何 事?對此，《嘉慶高郵州志·輿地志》中一段與“天子入疆”相關的表述頗值得 參考:“矧以江淮要沖，屢邀圣天子入疆問俗之盛典，專城攸寄，其曷以保障之 哉?” 9 “天子入疆”，其意乃在“問俗”。由此也可以聯(lián)系到《禮記·曲禮》的說法:“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0 這里不打算對典籍本身 的意義展開討論，只是傳統(tǒng)文獻中這些習見的表述提示我們，周立波首章標題所 用的“入鄉(xiāng)”與中共自身時常號召的“下鄉(xiāng)”存在微妙的語義區(qū)別，其中至關重 要的點即在于“入鄉(xiāng)”之后所接續(xù)的“問俗”二字。

土地廟自然關聯(lián)著民俗，在湖南益陽地區(qū)，土地菩薩崇拜是頗為流行的民間信仰:“地方上習慣于每年春秋兩社日及新谷登場時，用雞豚祭祀。也有 舉辦‘廟會’的，合伙上演木偶戲或皮影戲酬謝‘土地’保佑?！?1 不過，從 “中國革命”的歷史脈絡來審視，“民俗”在《山鄉(xiāng)巨變》中的出現(xiàn)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在“大革命”時期的湖南地區(qū)，令周立波興味盎然的土地菩薩乃是 “封建社會”的“神權”象征，更是“革命”欲除之而后快的“迷信”，毛 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描述了1920年代湖南地區(qū)“禁迷信、打菩 薩”的風潮。12 1930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實際上共享了“大革命”的感覺和認 識，左翼作家筆下包括土地菩薩在內的民俗信仰總是和農民的不覺醒狀態(tài)關聯(lián) 在一起(如周立波的益陽老鄉(xiāng)葉紫即在小說《懶捐》中有相關描述)。周立 波本人自然也不例外，直到1939年湘西之行時，他還在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 “宗教”的論述將鴉溪天王廟歸于“神權統(tǒng)治”13 。從這個意義上說，周立 波在《山鄉(xiāng)巨變》中對土地菩薩的正面敘述必然要依托某種感覺和認識上的 轉換，而這一轉換的前提則是對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激進政治及左翼文 化“批判—反抗”邏輯的突破。對周立波而言，新的感覺和認識可追溯至延 安時期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深入生活”主張。正是在此之后，周立波開始將那些原本視為“封建”的東西轉入“民間”這一嶄 新的認識范疇，而隨著“深入生活”實踐的不斷展開，周立波對“民間”的理解 也越發(fā)寬泛，在1962年關于“講話”的文章中，他甚至認為“毛澤東同志講的一 切生活形式，包括很廣，做道場也算在里面”14 。對大海塘鄉(xiāng)西牛山土地廟的民 俗學興趣也可以在“講話”所開啟的“深入生活”的脈絡中予以審視，正是依托 毛澤東“講話”中有關“生活形式”的表述，他才將1949年后已經“列入迷信， 廟毀祀止”15 的土地菩薩視為別有意味的“民俗”。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土地菩薩所指涉的“民俗”不僅僅是文化層面的民間 信仰，更關聯(lián)著中國以及湖南地方社會基層的“鄉(xiāng)治”傳統(tǒng)。據(jù)益陽地區(qū)文史資料所載:“民國時期，按陰陽對口的邏輯，各地照保甲制配備廟王、土地，故土 地神屬基層官，級別低，與民最親近?！?6 《山鄉(xiāng)巨變》提及的土地廟對聯(lián)中也 有“諸侯所保首推吾”的說法，正如“與民最親近”的土地菩薩掌管百姓家戶里 的大事小情，與之對應的保甲制度也與“家戶”有密不可分的關聯(lián)。在中國社會 的基層結構中，“戶”構成了“鄉(xiāng)治”的基本面，國民黨在湖南等地推行的保甲 制度也多“以戶為單位，而不以人身為單位”17 。但在近代中國革命的視野中來 看，作為保甲基本單位的“家戶”也關聯(lián)著毛澤東所說的“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 制度”，它常常成為桎梏鄉(xiāng)土社會活力并導致社會劣質化的重要原因。如在國民 黨治下的湖南等地，現(xiàn)代國家的政治權力就在地方宗族勢力面前止步，與政治問 題伴隨的文化困境則表現(xiàn)在，國民黨在推行“新生活運動”時只能征用僵化的儒 家倫理，而無法觸及更具生命力的“新文化”。與國民黨不同，中共所領導的革 命在更大程度上繼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脈絡，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和農民 運動直接對“封建的宗法的制度和思想”予以攻擊，這恰恰意味著中共的革命實 踐突破了國民黨政治未能穿透的“家戶”壁壘，而獲得了重建中國基層“鄉(xiāng)治” 的契機。作為革命作家的周立波顯然內在于這一革命的脈絡，正因如此，《山鄉(xiāng)巨變》中“深入生活”的過程并未止步于“入鄉(xiāng)”，周立波也大量寫到“建社” 時由“串聯(lián)”主導的“入戶”過程。由此可以說，復數(shù)的“戶”實際上構成了 “鄉(xiāng)”之內部更為復雜的空間層次。

與對“民俗”的態(tài)度一樣，《山鄉(xiāng)巨變》文本中對“入戶”的描寫也不是自然出現(xiàn)的，其中關聯(lián)著周立波在觀念認識和身心感覺層面的變化。在1920年代的 “大革命”時期，“家戶”常常被新生的青年群體視為“封建的宗法的制度和思想”，也常常成為民眾運動激烈沖擊的對象，在這種情形之下，作為革命主體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尚無意識也無能力從實踐層面深入農民的“家戶”內部。對 周立波而言，這種狀況甚至持續(xù)到延安“整風運動”前夕。周立波在后來的回憶 中提及，自己在延安魯藝任教時曾和農民“比鄰而居”，但整整四年間“沒有到農民的窯洞里去過一回”。18 直到“講話”后展開的“深入生活”系列實踐中， 周立波才逐漸習得了“入戶”的能力，到寫作《山鄉(xiāng)巨變》時，他不僅能夠“走 鄉(xiāng)串戶”，還能與農民“同屋共居”，更開始“直接研究農民的日常家庭生活， 了解他們的心理，學習生產知識”19 。正是以這些“深入生活”的實踐經驗為基礎，《山鄉(xiāng)巨變》才能在文學層面將“革命”推至更為“深入”的空間層次，由此，讀者才能看到“山鄉(xiāng)”民眾最為切身的生活情境，也看到了他們在這切身情 境中充滿煙火氣息的生活本身。

二、“深入”的環(huán)節(jié)：互為媒介的“人”與“話”

就《山鄉(xiāng)巨變》力圖呈現(xiàn)的“深入”過程來說，各個層級的干部起著非常重 要的作用，其中有區(qū)委書記朱明、“入鄉(xiāng)”干部鄧秀梅、鄉(xiāng)黨支部書記李月輝， 也包括村、社級的劉雨生、陳大春等，以及盛淑君這類更加外圍的積極分子。由 于在“深入”過程中所處的層次不同，周立波的著墨也輕重各異，如鄉(xiāng)級干部李 月輝和入鄉(xiāng)干部鄧秀梅所占篇幅較多，區(qū)級干部朱明的描述則非常少。這其實表明，周立波的敘述聚焦于干部與群眾直接互動、博弈的層面，基于這一點，還須 在“入鄉(xiāng)”和“入戶”之后加入一個“入人心”的環(huán)節(jié)，只有這三者一起，才能 串聯(lián)出一個完整、連貫的“深入”過程。對干部與群眾的互動、博弈，周立波尤其擅長使用“生動活潑的語言”，通觀《山鄉(xiāng)巨變》的整體敘述，可把其中與人 物相關的“語言”分為三種類型:相對官方和正式的“會上的話”，新鮮活潑的 “口頭的話”，以及表現(xiàn)內心活動的“心里的話”。需要說明的是，周立波筆下的各種“話”并不與“人物”形成直接的對應性，兩者實質上拉開了一個微妙的 幅度。具體來說，“話”與“人”兩者彼此交疊又互為媒介，它們在“入鄉(xiāng)—入戶—入人心”的“深入”過程中排列成一個“插花的陣勢”20 ，也共同將“合作 化”的故事向“現(xiàn)實深處”層層推進。

首先來看“會上的話”。所謂“會上的話”，關聯(lián)著中共之于“合作化運動”的政策、方針，它們由“上面”而來，也會通過文件、報告、廣播等具體的形式“下達”，因而帶有較為濃厚的官方色彩甚至意識形態(tài)屬性。在《山鄉(xiāng)巨變》中，“會上的話”大多是以間接引語呈現(xiàn)，如小說首章關于省區(qū)書會議和縣 三級干部會議的描述:

省委開過區(qū)書會議后，縣委又開了九天三級干部會，討論了毛主席 的文章和黨中央的決議，聽了毛書記的報告，理論、政策，都比以前透徹 了;入鄉(xiāng)的做法，縣委也有詳細的交代。

另一個例子是小說第七章所寫的婦女工作會議，周立波寫到婦女主任“做了 一個簡短的報告，號召大家支持合作化”:

她說:做媽媽的要鼓勵兒子報名參加，堂客們要規(guī)勸男人申請入社， 老老少少，都不作興扯后腿。她又說:姑娘們除開動員自己家里人，還要 出來做宣傳工作。

這里雖然使用了“她說”“她又說”之類的表述，但對所說的話未加引號，內 容也只涉及一般性的交代、說明。在這種“會上的話”前后，周立波常常會插 敘一些更具生活氣息和喜劇意味的文字，如周立波寫婦女主任報告之前“把那 屁股上有塊淺藍胎記的她的孩子，按照慣例，放在長長的會議桌子上，由他亂爬”，這個并置的場景令那些乏味的“會上的話”略帶反諷性。在某些時候， 周立波甚至對“會上的話”流露出一些負面的態(tài)度，如小說第八章末尾寫道:

這時候，從王家村的山頂上，喇叭筒傳來一個女子的嘶喉嚨。她告訴 大家，鄉(xiāng)政府今天登記入社的農戶，大家趕快去申請。

“話”的內容頗為明確，但包含著迫切的催促語氣(“趕快去申請”)，而 “喇叭筒”和“嘶喉嚨”所形成的聲音感覺略顯刺耳，也渲染出某種令人反感 的情緒。

從上述特點可以看出，“會上的話”與“山鄉(xiāng)”社會生活并不貼合，只有將 其與更具日常性的“口頭的話”相結合，才能被基層民眾更順暢地理解和接受。在《山鄉(xiāng)巨變》中，“口頭的話”數(shù)量更多，新鮮活潑的程度也更高，它們大多 是人物之間妙趣橫生的對話，在形式上則以直接引語的方式呈現(xiàn)。就“深入”的 環(huán)節(jié)層次來說，鄧秀梅正處在這兩種“話”之間，并在相當程度上承擔了鏈接兩 者的媒介角色。

這里不妨舉出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鄧秀梅在“入鄉(xiāng)”路上與亭面糊初逢時的對話。總體來看， 這段占了大量篇幅的對話是一系列的“問答”，鄧秀梅是發(fā)問者，而亭面糊則是 回答者。最初的發(fā)問是相互的，系兩個陌生人在初逢時的寒暄，亭面糊問鄧秀梅“同志你進村去嗎?”鄧秀梅則問老倌子“你是清溪鄉(xiāng)哪一個村的?”“貴 姓?”“臺甫是?”而當鄧秀梅的目光“落在路邊的三根楠竹上”時，“對話” 的性質則發(fā)生了變化。由于砍竹子賣的行為涉及“合作化運動”引發(fā)的現(xiàn)實狀 況，鄧秀梅的發(fā)問也帶有了明確的目的性，甚至變成了“調查研究”性質的“追 問”。而當鄧秀梅問及亭面糊的成分問題(“你是貧農吧?”)時，亭面糊卻誤 以為對方輕看自己的家境，并滔滔不絕地講起了自己并未實現(xiàn)的“發(fā)家史”。在這個時候，“對話”幾乎變成了亭面糊一發(fā)不可收拾的“自說自話”。亭面糊 所說的正是新鮮活潑的“群眾語言”，即與“會上的話”截然不同的“口頭的 話”。這種“話”有如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口頭的話”雖然新鮮活 潑、生動形象，但常常失之于啰唆。例如，亭面糊對自己“發(fā)家史”的講述占了 太多篇幅，或許是由于擔心“話”太多令讀者厭倦，周立波甚至會在中間插敘與 談話內容毫不相關的枝節(jié)文字。如在亭面糊講到婆婆要算命的關節(jié)時突然停頓， 然后便沒來由地說了句“一只竹雞”。在讀者愣神的片刻，周立波才補敘道:

盛佑亭眼睛看著路那邊的山上的刺蓬里，撲撲地飛起一只麻灰色的肥 大的竹雞，眼睛盯著它說道:“好家伙，好壯，飛都飛不動?！?/span>

這段文字旁逸斜出，與亭面糊“話”的內容毫不相關，不過為博讀者會心一 笑，讓他們能在啰唆的“話”暫停時歇一歇氣。第二，“口頭的話”缺乏意識 形態(tài)的規(guī)定性，而民眾對那些表述為規(guī)范化語言的方針、政策常常是懵懂和遲 鈍的。如前文所提及的，亭面糊暢談自己“發(fā)家史”的契機是鄧秀梅問到的 “成分”問題，而在言談話語之間，他對政治上落后乃至反動的富農、地主身 份仍有毫不掩飾的欣羨。第三，“口頭的話”不會限定于特定的主題，所以有 意或無意地“扯”便成了習見的現(xiàn)象:“正經話”常常被“扯”成“閑話”， “大事”常常被扯到“小事兒”。

鄧秀梅本人并不擅長“口頭的話”，面對包括亭面糊在內的“山鄉(xiāng)”民眾， 她更多扮演著“傾聽者”的角色。這種傾聽自然帶有高度的自覺意識，而以此為目的的“發(fā)問”既是對民眾的邀請，也是帶著目的性的引導，對民眾口頭出現(xiàn)的 政治偏向，她也會予以堅決而委婉的矯正，如亭面糊得意地吹噓自己“只爭一點，成了地主”時，鄧秀梅便會“笑著插斷他的話”:“做了地主，斗得你好 看!”在政治層面把握方向性的同時，鄧秀梅也在敘述層面調整著對話的節(jié)奏， 這使得她與亭面糊的對話帶有一點民間曲藝的形式感——她的“插話”“搭話” 和“問話”類似相聲中的捧哏，句子都很短促，而錯落在亭面糊的“自說自話” 中，卻能使那些啰唆的語言變得張弛有度。在這種話語方式的背后，是“入鄉(xiāng) 者”鄧秀梅對民眾高度的耐心和對“山鄉(xiāng)”生活世界充分認知的渴望——正是通 過亭面糊的啰唆，他的家世歷史、社會關系以及村里人對“合作化”的態(tài)度才能 為鄧秀梅所了解。

第二個例子出現(xiàn)在小說第三章，周立波描寫了鄧秀梅在鄉(xiāng)支部會上的報告。相比“傾聽者”的角色而言，鄧秀梅在“說話”的方面遠沒有那么擅長，《山鄉(xiāng)巨變》的首章即寫到她生平第一次在會上“當人暴眾”講話時的失敗經歷:“站 在講桌前，她的兩腳直打戰(zhàn)，那是在冬天，她出了一身老麻汗?！倍诘谌滤?寫的鄉(xiāng)支部會上，周立波又寫到了鄧秀梅報告的失敗，這幾乎是她對自己生平第一次“在會上講話”時失敗經歷的重演:“她又好象是第一回發(fā)言，腳桿子有些 發(fā)顫，眼前也好象蒙了一層薄霧?！睆摹吧钊搿钡倪^程來看，這次失敗的報告顯 然屬于“會上的話”，它無法令“山鄉(xiāng)”里的干部群眾順暢接受。周立波對它的 描寫同樣使用了間接引語的側寫方式:

鄧秀梅看看筆記，開始報告了。初到一個新地方，不管怎樣老練的 人，也有點怯生。鄧秀梅臉有點熱，心有點慌了。眼望著本子，講得不流 利，有幾段是照本宣科，干枯而又不連貫，沒有生動的發(fā)揮和實例。

不過，鄧秀梅短暫間歇后的第二次報告卻取得了成功，“她竟舉出了本鄉(xiāng)的實例，這使李主席驚奇，也引起了大家的興致”。當涉及“本鄉(xiāng)的實例”時， 間接引語消失了，鄧秀梅的話變成了一系列以直接引語表達的問句，這又引來現(xiàn) 場其他人熱鬧的應答。在這里，更為活潑的、與參會人形成順暢交流的“口頭的 話”被激活了。

事實上，這場支部會議標識出一個“深入”的節(jié)點，處于“會上的話”和 “口頭的話”之間的鄧秀梅抵達了自己的臨界位置?！吧洁l(xiāng)”出身的干部鄧秀梅在周立波筆下總是帶有揮之不去的知識分子氣，她似乎從未嫻熟掌握新鮮活潑的 “群眾語言”，而她虛心的、帶有“調查研究”性質的“發(fā)問”也常常在山鄉(xiāng)民眾的家戶之內遭到冷遇乃至反彈。例如，在到陳先晉家做入社工作時，鄧秀梅只 能跟陳媽談話，而“老倌子一句話不說，低著腦殼，只顧吃飯”，且在飯后便 “弦也不彈，自己走了”。而在菊咬筋夫婦這類抵觸“合作化”的中農那里，帶 有明顯干部口吻的發(fā)問更招來背后的惡罵:“曉得哪里來的野雜種?穿得男不 男，女不女的，是樣的東西都要瞅一瞅，不停地盤根究底:‘倉里有好多谷呀? 豬有好重?牛的口嫩不嫩?’問個不住嘴，是來盤老子的家底子的么?婊子痾的 鬼婆子!”正是在鄧秀梅“深入”的臨界點上，李月輝這個人物才會出現(xiàn)。在小 說第三章鄧秀梅報告的“失敗”和“成功”之間，鄉(xiāng)黨支部書記李月輝起到了至 關重要的媒介作用。當鄧秀梅陷入窘迫狀態(tài)時，正是他“宣布休息”，這使得 “大家就一哄而散，好象是下了課的小學生，各人尋找各人喜愛的娛樂”。這些休息時的“娛樂”真正結束了鄧秀梅講話失敗帶來的沉悶和尷尬，也營造出了令 鄧秀梅第二次報告時感到輕松的熱鬧氛圍:“打了一場牌，跟幾個人混熟了一些，她不像從前，由于人地生疏，心里感到那么緊張了?！?/p>

從“深入”的層級來看，鄉(xiāng)黨支部書記李月輝處于比鄧秀梅更“低”的位 置上，這首先即意味著他離“國家”更“遠”，對包括“合作化運動”在內的大政方針缺乏明確的理解和方向性的把握，他會為鄉(xiāng)里的“小事”跟區(qū)委書記 朱明爭辯，也時常遭到朱明的申斥。但相比鄧秀梅，縣級領導對李月輝的倚重 程度更高:犯右傾錯誤時，縣委毛書記即認為他“錯誤輕微”，并力保其“繼 續(xù)擔任這工作”，而在鄧秀梅準備“入鄉(xiāng)”時，“毛書記又個別找她談了一回 話，并且告訴她:清溪鄉(xiāng)有個很老的支部，支部書記李月輝，脾氣蠻好，容易打商量”。事實上，李月輝也是令鄧秀梅本人高度倚重的重要人物:“鄧秀梅 又從許多知道李月輝的同志的口中打聽了他的出身、能力和脾氣，知道他是一個很好合作的同志。想起這些，她又安心落意了?！庇腥さ氖?，在李月輝令鄧 秀梅“安心落意”之后，周立波緊接著便寫到了土地廟，其對土地菩薩的具體 描寫極富意味:

正面，在小小的神龕子里，一對泥塑的菩薩，還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們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傳他們沒有養(yǎng)兒女，一家子只有兩 公婆。土地菩薩掌管五谷六米的豐歉和豬牛雞鴨的安危，那些危害豬牛雞 鴨的野物:黃竹筒、黃豺狗、野貓子，都歸他們管。農民和地主都要來求 他們保佑。

細細比對，能夠發(fā)現(xiàn)李月輝這個基層干部的形象正與土地菩薩形成高度的互文性。周立波對李月輝和堂客之間感情的描寫神似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他們也 都是慈眉善目、溫和親切的人物;也像土地菩薩一樣，李月輝始終關心各個家 戶中的“小事”和“閑事”。相比鄧秀梅這個“外來者”，他與鄉(xiāng)里的干部群 眾更無隔閡，也更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如鄧秀梅需要通過盛家翁媽自己的講 述了解她令人同情的辛酸史，但李月輝則能洞察到她最迫切的生活需求并予以 解決:“大姆媽，你還需要什么?柴有燒的嗎?”鄧秀梅對陳先晉不愿入社的 原因不明就里，甚至在入戶串聯(lián)時遭到冷遇，而李月輝卻心知肚明，老倌“倒 不怕別人看不起，他是怕社搞不好，又舍不得那幾塊土”。在這里，鄧秀梅和 李月輝在認識深淺程度上是有巨大差別的，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前者的認識狀 況介于“會上的話”和“口頭的話”之間，而后者卻突破了“口頭的話”的層 次，而切近了山鄉(xiāng)干部群眾“心里的話”。

相比“口頭的話”，“心里的話”并不具有直觀的聲音形態(tài)，它很難被外來 者，尤其是那些帶著特定政治訴求的“入鄉(xiāng)者”把握。如在第十二章寫“離婚” 時，劉雨生問張桂貞孩子歸誰，張桂貞回答:“歸你，你不是喜歡他嗎?”但在 這個明確的回答之后，周立波又補述了一段:

在清溪鄉(xiāng)一帶，有“搭頭”的女子，找對象要為難得多。張桂貞為了 自己，想把孩子摔給劉雨生。

周立波把這段話放在了雙引號之外，這意味著它并未出之于口頭，只是張桂貞 在“離婚”時關乎自己未來生計的一點盤算。所以對包括張桂貞在內的“山鄉(xiāng)”民眾而言，“心里的話”是他們不愿說、不敢說乃至覺得不必說的心思、 念頭。不過，“心里的話”并非隱藏于深不可測的個體“內面”，它們總會通 過各種可見的形式流露出來，或是表情，或是動作，甚至可能是“口頭的話”攜帶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作為外來的“入鄉(xiāng)者”，鄧秀梅更多通過“發(fā) 問—傾聽”的方式展開工作，她常常借助出之于口頭的“話”才能理解那些 她原本陌生的人，但與民眾朝夕相處的李月輝卻能夠直接體察到人的種種心思、念頭，也能洞悉“口頭的話”并非全然可靠的媒介。

回顧這樣一個“人”與“話”互為媒介的“深入”過程，能夠看出中國革 命以及與之匹配的革命文學在把握社會現(xiàn)實狀況時遭遇的種種挑戰(zhàn)。由于在“深 入”過程中所處的層級位置不同，需要面對和回應的問題也不同，三種不同的 “話”也自然會在形態(tài)上差異巨大——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幾乎可以理解為三個 不同的“語種”?；诖耍蛟S有人會把《山鄉(xiāng)巨變》中“人”與“話”互為媒 介展開的“深入”過程視為一場“跨語際實踐”，在這個過程中，處于不同層 級的干部似乎扮演著翻譯者的角色——他們要把“會上的話”翻譯成“口頭的 話”，把“口頭的話”再翻譯成“心里的話”，這種“翻譯”也對應著“合作化 運動”自上而下、層層落實的整體機制。當然，這種逐層的“翻譯”也常常發(fā)生問題，比如語義的流失和扭曲，或者“話語”之間關系的松動、偏移乃至抵牾，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引發(fā)“翻譯”鏈條整體的斷裂。不過，《山鄉(xiāng)巨變》和它 所提供的“歷史”可能存在著更為復雜的層次，而對周立波來說，“深入”的過 程不是單向度的，他的努力毋寧是要建立不同“話”之間、不同“人”之間的鏈 接，從而在各個環(huán)節(jié)上形成雙向的互動。相比“翻譯”來說，這更類似文獻學意 義上的“校勘”:或許會確定一個“底本”，但“底本”也并不意味著絕對正確 的“定本”。在這個意義上，各種“話”之間的層級并非等級，它們能夠在共時 性的結構中相互參照、彼此矯正，“匯?！背鲆环N帶有兼容性的“雜語”。更重 要的是，“對勘”和“匯?！辈⒉粌H僅是語言之間的關系，更意味著以語言為媒 介對各個層面“現(xiàn)實”狀況本身的激活與聯(lián)結。也就是說，所謂“跨語際實踐” 并不僅僅要跨越“語種”，更要跨越“語言”本身，進而重建“語言”和“現(xiàn) 實”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

三、“人人之心”與“公”“私”對流

在對《山鄉(xiāng)巨變》的整體構思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占據(jù)著至關重要的位置， 周立波坦言:“我著重地考慮了人物的創(chuàng)造，也想把農業(yè)合作化的整個過程編織在書里?！?1 在這里，“農業(yè)合作化的整個過程”組成了長篇小說情節(jié)的敘事 架構，而人物則是這個過程的驅動者，也是“入鄉(xiāng)”“入戶”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的銜接 者，更是其“深入”過程最終抵達的核心層面。也正因為此，《山鄉(xiāng)巨變》力圖 描寫的“深入”過程呈現(xiàn)為某種“發(fā)散”狀態(tài):“合作化運動”伴隨著鄧秀梅 “入鄉(xiāng)”的腳步從縣城散入“山鄉(xiāng)”，再隨著干部和積極分子們的“串聯(lián)”工作 散入各個“家戶”，最后落實在每一個人物的具體生活和身心狀態(tài)上。不過，周 立波這種敘事方式招致了讀者對《山鄉(xiāng)巨變》頗為復雜的態(tài)度:一方面，他們對 周立波刻畫人物的功力贊譽有加:“作品中寫了好多個人物，個個生動逼真，活 靈活現(xiàn)，一出場就很自然地吸引了讀者。”22 另一方面，他們又會認為這種圍繞 “人物”展開的敘述導致了故事情節(jié)的松散:“雖然整個作品的中心是圍繞‘建 社’問題，但在具體的故事情節(jié)方面，缺乏一個中心線索貫穿全篇?！?3 對這一 批評，周立波本人的回應顯得別有意味:“新與舊，集體主義和私有制度的深刻 尖銳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貫穿全篇的一個中心的線索?！?4 周立波將“矛盾” 視為“貫穿全篇的一個中心的線索”不僅僅是藝術層面的構思，還必須以特定 歷史情境中對人與社會關系的認知方式為基本前提。揆諸1950年代創(chuàng)作《山鄉(xiāng)巨變》時的語境，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重視。

第一，周立波筆下的人物雖然面目不同、性格各異，所思所想也千差萬別， 但不能據(jù)今天通行理解將其指認為有“個性”的獨立“個體”?！渡洁l(xiāng)巨變》的 敘述中當然不乏“個體”的痕跡，如鄧秀梅在劃子上“低著腦殼”的“自言自 語”(第一章)，盛淑君被暗戀對象陳大春訓斥后的“出神”(第七章)，乃至 劉雨生在妻子離婚后陷入的“沉思”(第十二章)，等等。但對這些“孤獨時 刻”，周立波不會有太多渲染，甚至會采用各種敘述方式予以消解。在鄧秀梅這 里，“孤獨時刻”的消解常常顯得生硬，她特別愛用“全力以赴地、頑強堅韌地 工作”祛除自身的煩惱，甚至還曾用“全心全意，投身到工作里邊”的話去“安 慰”因離婚而“思前想后，心緒如麻”的劉雨生。相比鄧秀梅而言，“婆婆子” 李月輝對“孤獨時刻”的消解顯得更加妥帖，當盛淑君“出神”或者劉雨生“沉 思”時，他會適時地出現(xiàn)，窺破并“治理”他們“心上的創(chuàng)傷”——盡管排遣煩惱的方法仍然是“工作”，卻更具有生活化的內容(如請劉雨生去動員同樣被愛 人拋棄的盛佳秀入社)。在很多時候，周立波對“孤獨時刻”的消解常常是通過巧妙的藝術手法實現(xiàn)的。如周立波在寫盛淑君與陳大春月夜幽會一節(jié)時個人情感恣肆，其歐化的語言甚至有違“全部作品明朗樸素的風格”25 。但是，這浪漫而令人迷醉的“山里”一章卻接續(xù)著驚心動魄的“追?！?，而大春和淑君的柔情 蜜意也被治安主任極具喜劇性的出場“撞破”了:“村里這樣子緊張，你們躲在 山里，講私房話，好不自在。”這半是責備半是調侃的語氣，再加上隨后“不是 偷牛的，是偷情的”的嘲笑令盛淑君“又羞又惱”，也使她和大春沉浸在愛情中 的“自我”化入山鄉(xiāng)生活的煙火氣息。在周立波筆下，“撞破”幾乎是一種高頻 度的“偶然”，而“窺探”和“偷聽”也并不全然是刻意和惡意，那些詼諧的文 字也在提示我們，周立波筆下的人物雖然面目不同且心思各異，但在“山鄉(xiāng)”朝 夕相處的共同生活中，他們又形成了深度交織的關聯(lián)性。對周立波而言，“山 鄉(xiāng)”中人與人之間的關聯(lián)性正是通過“矛盾”得到了最為生動的展現(xiàn)。那些千差萬別的人物常常處在彼此的“矛盾”關系中——夫妻、戀人之間的矛盾，父子、 兄弟(兄妹)之間的矛盾，干部與群眾之間的矛盾，乃至干部自身和群眾內部的 矛盾，等等。這些紛繁復雜的“矛盾”彌散在小說敘述的各個段落中，它們導致 “運動”不斷阻滯、停頓、偏移、岔開，難以串聯(lián)出一個完整的、不斷向前推進 的“歷史進程”;但當這些“矛盾”被周立波描述為吵嘴、頂撞、置氣、“鬧場 合”或者“相里手罵”的生動場景時，它們又散發(fā)出“火性”十足的生活氣息?？梢哉f，“矛盾”使得“矛盾”中的人物彼此關聯(lián)，也使他們煥發(fā)著充沛淋漓的 生命能量，如周立波本人所說的那樣，“人物在矛盾中，自然會活起來的”26 。

第二，將“矛盾”視為“貫穿全篇的一個中心的線索”還必須以中共在“合 作化運動”時期對“斗爭”認識的復雜變化為前提。在1955年中共七屆六中全 會的決議中，“土地改革”被界定為“農村階級斗爭”和“農民同地主階級斗 爭”，而正在興起的“合作化運動”是“農民同富農和其他資本主義因素的斗爭”和“關于發(fā)展社會主義或發(fā)展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斗爭”27 。與“土地改 革”時期范疇明晰的“農民”相比，“合作化”時期“農民同富農”的表述顯得 有些含混，同樣，與“土地改革”時期“地主階級”相對應的也不是“合作化” 時期的“資產階級”，而是難以直觀的“資本主義因素”。這種文件表達層面的 變化意味著“合作化運動”的“斗爭”蘊含著比“土地改革”更為復雜的矛盾。這種變化自然也會影響到《山鄉(xiāng)巨變》的創(chuàng)作，周立波曾在后來的回顧中表示:

“寫《暴風驟雨》是階級斗爭，斗爭單純而激烈，就得金剛怒目，環(huán)境也是很尖銳激烈的。寫《山鄉(xiāng)巨變》，是內部矛盾，斗爭復雜了，但表現(xiàn)比較溫和，環(huán)境 也不同?！?8 相比后來的回顧，《山鄉(xiāng)巨變》的文本敘述則有更多歷史現(xiàn)場的 參差性:如小說中的區(qū)委書記朱明在講話中宣稱“合作化運動是農村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個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舊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生產關系的這番劇烈尖銳的矛盾”，而鄧秀梅則說“合作化運動是一場嚴重、復雜和微妙的斗爭”。結合小說敘事來看，區(qū)級干部朱明的表達有更強的理論性，也更強調“矛盾”的 “劇烈尖銳”，而入鄉(xiāng)干部鄧秀梅雖未忽略“斗爭”的“嚴重”，但其所遭遇的 種種挑戰(zhàn)則更多偏向“復雜”的一面。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嚴重”和“復雜” 之外，鄧秀梅還為“斗爭”前綴了“微妙”這個極富意味的限定詞。對此，周立 波在1963年的講話中也有類似的表述:“《暴風驟雨》矛盾顯明一些，《山鄉(xiāng)巨變》矛盾則微妙一些。”29 如果說“嚴重”和“復雜”更多對應著中共高層在政 治層面對“斗爭”的認識，那么“微妙”則有更多的周立波特色，也關聯(lián)著他在 “深入生活”時文藝工作者的身份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體性。

“微妙的斗爭”發(fā)生在具體的人之間，涉及他們所處的生活情境，也包括 其“心里和身外”的種種思慮。“微妙的斗爭”更標志著“合作化運動”對中 國基層社會“深入”的程度，如周立波所說，它“必然波及每一個家庭，深入 每一個人的心底”。需要強調的是，周立波所說的“每一個人”既不是今天流 俗意義上的“個人”，也不能簡單等同于“民眾”“群眾”這類抽象的集體名 詞。從《山鄉(xiāng)巨變》具體的敘事來看，“每一個人”高度關聯(lián)著周立波所意識 到的“微妙的斗爭”，它指涉著某種內蘊“矛盾”又以“矛盾”彼此連帶的社 會人際網絡——這里不妨將其稱為“人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周立波力圖表 現(xiàn)的“入人心”環(huán)節(jié)并不是深入“個人”的“內面”，而是深入一個“群己交 織”的“人人之心”層面。在《山鄉(xiāng)巨變》中，“公意”與“私心”交織糾纏 的“人人之心”成為蘊含豐富經驗的社會現(xiàn)實，如小說第七章所寫的清溪鄉(xiāng)青 年對陳大春的印象:

村里的年輕人，青年團員們，都敬重他，但也畏懼他。自然，誰人背 后無人說?就是他這樣的人，也是有人議論的。有個追求盛淑君的后生子說他實行家長制，動不動罵人。后生子發(fā)問:“哪一個是該他罵的呀?”

陳大春年輕氣盛、脾氣暴躁，“動不動罵人”更是他令人側目的“毛病”，所 以后生子的議論和“發(fā)問”都是有道理的。但問題在于，后生子對大春的意見 隱藏著“追求盛淑君”的“私心”，這就使得“公意”挾帶了幾分對“情敵” 的嫉妒，也出現(xiàn)了“實行家長制”這類上綱上線的字眼。另外，后生子的發(fā)問雖然也部分契合著年輕人群體對大春的態(tài)度，但這種“公意”并未在“公開” 場合表達，而只能在大春并不全然知情的“背后”散播。由此可見，周立波筆 下的“人人”關系并無“群己權界”的截然判分，而“公意”和“私心”的交 疊、互滲也全面塑造了“山鄉(xiāng)”生活世界的形態(tài)。

隨著“深入”程度的加深，“合作化運動”終會抵達這個充滿復雜層次的 “人人”層面，而“公意”和“私心”交疊、互滲的狀況也會從生活世界蔓延至 政治工作層面，更增加了干群關系的不確定性。在“合作化工作”具體展開的實 踐環(huán)節(jié)上，“人人之心”的社會關系網絡提供了必要的契機。小說第十一章“區(qū) 上”寫了天字村召開的各鄉(xiāng)碰頭會，區(qū)委書記朱明提及農業(yè)社的發(fā)動工作應采用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方法，即干部不必親自出馬動員落后分子，而是要“找 跟他合適的人去”。這種方法也被鄧秀梅和李月輝借鑒至本村的貧農陳先晉身 上，他們請來老倌信任的外甥詹繼鳴，進而做通了他入社的工作。在這里，工作 的成效來自干部們摒棄了抽象理論、空洞說辭和強制性命令，而借助“山鄉(xiāng)”社 會“人人之心”自有的人情網絡找到工作的突破口。當然，“人人之心”層面對 “合作化運動”的挑戰(zhàn)也是難以回避的。如上村互助組組長劉雨生在與張桂貞鬧 離婚時，就很難再去做大舅哥秋絲瓜的動員工作，而由于父子之間緊張的關系， 陳大春對父親的說服工作也無從展開。

在《山鄉(xiāng)巨變》續(xù)編里，“人人之心”內蘊的沖突得到更為充分的凸顯。相比第一部所寫的“建社”過程，續(xù)編則寫到了常青農業(yè)社成立后的“內部矛 盾”30 。在農業(yè)社最初發(fā)動時，“人人之心”中的“私”并無太大的破壞力， 所謂落后分子最多不過表現(xiàn)為對干部的躲避、抵觸，而其后果也只是暫時拖延辦 社的進度或拉低入社的數(shù)字比率。但當“人人之心”所內蘊的矛盾成為“社”的 “內部矛盾”，“公意”與“私心”之間調和、回旋的余地大大縮小了，于此，那些原可被寬容以待的“私”，以及那些看似幽微的盤算、心思都可能成為引動 “內部矛盾”公開爆發(fā)的導火索。續(xù)編開篇即從常青社“無人調擺”的亂局起 筆，行文至第四章，“分歧”就公開化了。沖突的起因在于常青社統(tǒng)一分配茶 油的會議，沒有茶子山的上村人一致贊同，而產油的下村人則“沒有一個作聲 的”，“兩村對壘，空氣一時緊張”。正是在“社”的“內部矛盾”中，常青社 干部、副社長謝慶元摻雜著“私心”的“公意”產生了巨大的破壞性:

謝慶元發(fā)動這一次吵架，并不完全是為了茶油，他自己的茶油是非常少的。他起來說話，為的是籠絡下村的人心。他想把他們連成一氣，結成 一體，作為對抗社長的基本的力量。他心里明白，辦互助組以來，由于賬目手續(xù)不清楚，自己欠了好多人的錢，又不克己，他在下村的威信是成問題的，借這個茶油問題，他想把自己在下村的地位鞏固一下子。

就《山鄉(xiāng)巨變》續(xù)編的整體敘述而言，第四章的“分歧”既不是開始也 不是結束，大大小小的“內部矛盾”貫穿著常青社工作推進的整個過程，更時時將其推至危機之中。隨著小說情節(jié)的推進，謝慶元身上種種“毛病”漸次凸顯，而他與整個常青社的矛盾也在不斷加劇，吞水莽藤自殺這一惡性事件標志 著沖突所達至的白熱化程度。區(qū)委書記朱明曾對謝慶元的“自殺”做了明確的 政治定性:“這是叛黨的行為，就是死了，也是個叛徒，要開除黨籍?！本忘h 性政治原則而言，朱明的定性沒有任何問題;但從對“山鄉(xiāng)”現(xiàn)實狀況的認識 和把握來說，這一定性的有效性卻非?？梢?，它意味著朱明只看到了明處的 “事件”，卻無從洞悉“事件”背后錯綜復雜的“人人之心”。事實上，“自 殺”事件的淵源可以追溯至謝慶元引動“私心”將秧苗偷偷賣給單干戶秋絲瓜 的舉動。盡管這個舉動被社長劉雨生等人發(fā)現(xiàn)并“壓”服，但謝慶元在取消與 秋絲瓜的交易時依然對他心存愧怍:“米賬清了，還吃了人家的臘肉;吃了 茶，巴了牙，秧沒分成，害得秋絲瓜沒得法想?！边@時候，他不得不嘗試通過 秋絲瓜的妹妹張桂貞與之套近乎，更附和別有用心的龔子元堂客給張桂貞多評 工分——在這里，幽微的“私心”竄入了“公意”之中。需要強調的是，“私 心”并不集中于謝慶元一人，它彌散于“人人之心”的整體關系中——給張桂 貞多評工分的提議也得到了積極分子陳雪春的應和、婦女主任盛淑君的默許，

前者是出于天真的“維護婦女的立場”，而后者則不愿反對“自己的朋友兼小 姑”。除了竄入“公意”的“私心”，“公意”本身的“非公共性”也構成謝慶元“自殺”的催化劑。評工分的會議本是一個公共性的空間，但因張桂貞多得工分引發(fā)的不滿卻沒有通過“講公道”的方式出現(xiàn)在公開場合。相反，人們大多是通過“私下”的議論表達對謝慶元的不滿，并將矛頭指向了他與張桂貞之間并不存在的“男女私情”上。這段子虛烏有的“私情”作為謠言散播開 來，它先是引起了謝慶元堂客桂滿姑娘的誤會，繼而引發(fā)了桂滿姑娘與發(fā)小與張桂貞的沖突，最終引出了謝慶元夫妻自身的家庭矛盾。而“牛傷”事件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令陷入內外交困的謝慶元吞水莽藤自殺。

與區(qū)委書記朱明不同，鄉(xiāng)黨支部書記李月輝和常青社社長劉雨生更明了“人 人之心”層面上“公意”和“私心”對流、激蕩的復雜狀況，而在具體的工作 中，他們不得不以“為公之私”的方式去應對謝慶元“入公之私”的問題。面對時常犯“冷熱病”的謝慶元，李月輝常常給予特殊的“照顧”，這既包括情緒上的安撫，也包括經濟上的接濟。相比李月輝，常青社社長劉雨生與謝慶元在工作 上有更多的交集，他也會更直接地面對謝慶元的種種問題。劉雨生在生產上的能 力并不太強，但他“舍得干，又沒有私心”，所以在面對謝慶元不斷發(fā)作的毛病 時，他能夠寬容、忍讓，也不時予以安撫和鼓勵。兩人之所以采取這種“靈活” 工作方式，是因為謝慶元是合作社在組織生產時必須倚重的干部，高超的“作 田”技術令他在陳先晉、亭面糊等好農民那里有威信，也只有他的種種“調擺” 才能夠使得常青社的“生產”過程保持連貫性。但問題在于，李月輝和劉雨生 “無私”的“公意”并不是萬能的:一方面，出之于“公意”而轉化為人情的寬 容、忍讓不僅無法根除謝慶元自得、自滿的心態(tài)，反而會令他變本加厲;另一方 面，當謝慶元的問題觸犯原則時，“公意”也只能出之以冷酷無情的黨紀國法， 這又使會使“婆婆子”性格的李月輝和溫和的劉雨生不得不亮出與朱明同樣嚴厲 的態(tài)度。

在《山鄉(xiāng)巨變》生動呈現(xiàn)的合作社里，充滿期待的“共同生活”總會 伴隨著不斷滋生的“內部矛盾”，因此，不能把“人人之心”視為“革命 深入”的終點。事實上，“革命”對社會的“深入”以及作家依托于此的 “深入生活”實踐都應視為不斷往復的歷史過程——不斷“深入”的革命經由“認識—實踐”完成了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改造，但被改造過的現(xiàn)實本身又 會成為“再認識—再實踐”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周立波在抵達“革命 深處”時所揭示的“人人之心”層面，正是“革命來處”即已出現(xiàn)，也將在 “革命遠處”反復遭遇的結構性問題。

結語

就當代作家“深入生活”的實踐方式及其生成的文學形態(tài)而言，《山鄉(xiāng)巨 變》表現(xiàn)出諸多獨屬于周立波的特色。這里不妨將其與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作一個 橫向的類比?！秳?chuàng)業(yè)史》和《山鄉(xiāng)巨變》都表現(xiàn)了“合作化運動”在鄉(xiāng)村社會中展開的“矛盾”，但無論是對待“矛盾”的態(tài)度，還是表現(xiàn)“矛盾”的方式，兩部作品又存在諸多明顯的差異。柳青對“合作化運動”的理解遠不只是對某種政治情勢的把握，而是上升為帶有倫理維度的精神信仰，基于信仰的真誠與熾烈， 柳青所理解的“矛盾”乃是“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在 “理想”之光的燭照下，柳青筆下的“現(xiàn)實”成為一種堅硬的、充滿困境和難題 的對象物，而小說敘述也充滿著高度的緊張感和未完成性。而周立波則坦言，自 己在“深入生活”的程度上“不如趙樹理、柳青”，而他所理解的“現(xiàn)實”也 呈現(xiàn)了與柳青截然不同的形態(tài)。早在1930年代接受“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過程 中，周立波就尤其強調其中“浪漫主義”的層面，在他的意識中，“浪漫主義” 關聯(lián)著某種主體能動性，而“現(xiàn)實”也能夠被“理想”帶動、打開乃至構造。31所以對周立波來說，“現(xiàn)實”本身就內蘊著“理想性”，這種“理想的現(xiàn)實” 固然會超出主體的認知、把握能力，但作為有待認知、有待把握的對象，它也 在不斷激發(fā)主體無窮的求知渴望和盎然的探索興味。不可否認，《山鄉(xiāng)巨變》 常常把最尖銳、最具挑戰(zhàn)性的“矛盾”處理成充滿“喜劇性”的“微妙的斗 爭”，這使得周立波的敘述很難具有《創(chuàng)業(yè)史》的現(xiàn)實穿透力。但從革命文學 自身的脈絡來看，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提供了一種既不同于政治又可與政治 互為參照的“現(xiàn)實”構造方式，而那種看似回避問題的“喜劇性”也不乏對早 期左翼文學“批判—反抗”邏輯的突破——在以獨特方式激活的“生活世界” 中，周立波獲得了反觀“革命”和“政治”眼光。回到1950年代末不斷趨于激 進的中國政治情勢來看，《山鄉(xiāng)巨變》也確實蕩開了一個可供歷史中人緩沖、回旋的余?？臻g，而在充滿“矛盾”的各種現(xiàn)實維度之間，其“喜劇性”的品格 也發(fā)揮著再媒介、再鏈接的積極意義。

注釋：

1 毛澤東:《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中央文獻出 版社2011年版，第49頁。

2 5 朱寨:《讀〈山鄉(xiāng)巨變〉及其它》，李庚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 1966)·評論集》，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00、195頁。

3 黃秋耘:《〈山鄉(xiāng)巨變〉瑣談》，李華盛、胡廣凡編:《周立波研究資料》，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6頁。

4 27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決 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242頁。

6 周立波:《中國新文學的一個發(fā)展》，《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年版，第115頁。

7 近年來，中共“深入生活”實踐及其與當代文學作家作品之間的關系已經有了很多重 要的進展，如劉卓《不被“對象化”，保持“獨立性”——談談〈柳青隨筆錄〉的反 思性》(《長安學術》2018年第1期)，程凱《“深入生活”的難題——以〈徐光耀日 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2期)，薩支山《喜看稻菽 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重讀〈山鄉(xiāng)巨變〉》(《文藝爭鳴》2020年第5期)，等 等。本文在論述上依托了上述先行研究的進展，而將討論更多集中在小說文本敘事對 “深入”過程的呈現(xiàn)方面。

8 胡光凡:《周立波評傳》，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頁。

9 《嘉慶高郵州志·輿地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鳳凰出版社2008 年版，第56頁。

10 《禮記·曲禮》(上)，孫希旦撰:《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1頁。

11 15 16 臧筱春:《略述益陽縣民間多種崇拜習俗》，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益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益陽縣文史資料》第十輯，1994年版，第114、115、114頁。

12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頁。

13 周立波:《湘西行》，《周立波選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31頁。

14 周立波:《紀念一個偉大文獻誕生的二十周年》，《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498頁。

17 《保甲制度研究》，西北研究社1941年版，第41頁。

18 周立波:《紀念、回顧和展望》，《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489頁。

19 鄒理:《周立波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8頁。

20 這一說法借鑒自《山鄉(xiāng)巨變》中李月輝對陳先晉一家政治情況的描述:“他們家里，

先進和落后，擺了一個插花的陣勢?！?/p>

21 22 23 24 周立波:《關于〈山鄉(xiāng)巨變〉答讀者問》，李華盛、胡廣凡編:《周立波研究

資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103、385、385頁。

25 王西彥:《讀〈山鄉(xiāng)巨變〉》，李華盛、胡廣凡編:《周立波研究資料》，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頁。

26 29 周立波:《周立波在大連會議上的發(fā)言記錄》，轉引自鄒理《周立波年譜》，上海 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6、329頁。

28 周立波:《周立波在青年作家學習會上的講話》，轉引自鄒理《周立波年譜》，上海 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頁。

30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 話，該講話記錄的整理稿發(fā)表于同年6月的《人民日報》。毛澤東關于“內部矛盾”的 認識從整體上影響了“續(xù)篇”的構思，據(jù)《周立波年譜》，周立波在1957年3月撰寫十 年創(chuàng)作規(guī)劃時，即談及自己要在1961—1963年“創(chuàng)作反映農業(yè)社內部矛盾的長篇小說 (就是反映農村合作化高潮的長篇小說的續(xù)編)”。同時“內部矛盾”的說法也直接 進入了小說文本的敘述，續(xù)篇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章，皆有關于“內部矛盾” 的直接表達，如“內部矛盾絕對不能夠動粗”等。

31 參見周立波《藝術的幻想》，《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第1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