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姆斯伯里人物里，克萊夫·貝爾一直是配角——他是凡妮莎·貝爾的丈夫、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姐夫、梅納德·凱恩斯和利頓·斯特雷奇的朋友，但他常被描述為歷史的見證者而非參與者。貝爾被認為至多是個品味不錯的小人物，談不上布魯姆斯伯里團體里的知識分子，甚至還有個最壞的標簽——同情納粹、占伍爾夫便宜的好色之徒。然而，在馬克·赫西（Mark Hussey）的新著《克萊夫·貝爾與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Bloomsbury，2021）中，貝爾走到了舞臺中央。

貝爾喜歡吹噓自己“天生俏皮”，是“喝香檳的料”，在與凡妮莎的開放式婚姻中，他風流韻事不斷。不過他確實是有點特立獨行——貝爾沒有受邀加入斯特雷奇和倫納德·伍爾夫的使徒社，但他離開劍橋時拿了個體面的學位。

凡妮莎和貝爾的大兒子朱利安出生后不久，貝爾便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相戀。這段純潔激烈的三角戀在伍爾夫看來是“她和貝爾與凡妮莎的戀情”。這段時間，她精神尤為脆弱，但赫西在書中描述說貝爾很少認真對待伍爾夫的心理問題，“反而慫恿她不顧后果、恣意妄為，甚至徜徉在她熱切的關注中”。盡管如此，貝爾仍不失為她作品最早的讀者和重要的評論家，提供了很多意見。雖然伍爾夫覺得貝爾的用詞是“想要傷害別人，同時避免被人發(fā)現(xiàn)”，但兩人逐漸疏遠時她又對他心生思念。赫西耐心追溯了兩人之間跌宕起伏的關系，是本書一大亮點。

從信件、檔案和貝爾的作品中，赫西發(fā)現(xiàn)，貝爾值得被重估。今天人們認為貝爾對現(xiàn)代主義的一大貢獻是他那本《藝術》（1914），書中引入了“有意味的形式”理論。而赫西認為貝爾還有更大的功勞——1910年，他幫助羅杰·弗萊將“馬奈與后印象派”一展帶到倫敦。25000名觀眾看到了馬奈、塞尚、梵高的畫作，穿粗花呢的英國人第一次接觸到數(shù)年前在巴黎引起轟動的革命性藝術。雖然不確定是不是句玩笑話，但伍爾夫認為這次展覽改變了人性。

貝爾是和平主義者，一戰(zhàn)時拒服兵役，在家務農。他敦信王爾德式的個人自由，在《藝術》之后，一直努力引介歐洲的現(xiàn)代主義。他最早介紹普魯斯特的著作，也為《名利場》撰文。一位評論家稱貝爾將藝術寫得“像板球一樣有趣”，吸引粉絲無數(shù)。的確，貝爾獨特的品味定義了什么是藝術，什么不是藝術——在“締造現(xiàn)代主義”這點上，他不是作為一個創(chuàng)造者，而是他人作品的闡釋和普及者。

赫西全面評價貝爾的作品。在《文明》（1928）中，貝爾提出一個文明社會需要有奴隸階級來維持運轉，赫西說：“他的研究根基就有誤，許多西方主流話語也都由此發(fā)展而來——即把任何不符合預先設想的、不符合某些概念的東西排除在‘普遍性’之外。”其1938年的文章《戰(zhàn)爭販子》主張世界和平，并暗示“納粹世界里或許有很多幸福”，赫西也將這視為貝爾一戰(zhàn)時“遁世”邏輯的延伸。

書中人物很多都不喜歡貝爾，比如亨利·詹姆斯就稱他為“三流男人”。但很明顯，赫西不在此列。這本精巧的傳記可能有點過時，但對傳主還是寬厚仁慈的，維護說他并不“業(yè)余”。赫西在承認貝爾缺點的同時，也提醒我們他對英國現(xiàn)代主義有著特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