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

最早關(guān)注來燕榭主人黃裳（1919—2012），是在20世紀(jì)90年代。其時，我癡迷于古籍善本的收藏與鑒定。雖然當(dāng)時囊中羞澀，無力購藏心儀的古籍，但對于和古籍收藏相關(guān)的書刊，卻是時刻留意和傾囊的。1998年8月9日，我在羊城書肆購得齊魯書社梓行的黃裳的《清代版刻一隅》，不僅對其古籍收藏略有了解，更通過其書知道清代版刻的雕版工藝及藝術(shù)價值。后來，還買過《古籍稿鈔本經(jīng)眼錄：來燕榭書題跋記》，對其藏書的豐贍了然于心。在繼續(xù)關(guān)注黃裳古籍收藏的同時，我還留意其和信札有關(guān)的著述，先后購買了他的《來燕榭書札》《故人書簡》《黃裳手稿五種》和《榆下夕拾》等?？此ㄟ^信札引出的故人故事，就想到如有一天能收藏他的一兩通信札，那該是一件何等的美事。功夫不負有心人，2016年的秋季拍賣會，在廣州某拍賣行出現(xiàn)了他的五通信札，是寫給原花城出版社副社長蘇晨的。因信札來源清晰，且受信人也是較為熟悉的文化名人，遂打算參與競投。遠在北京的我委托了廣州的朋友幫忙舉牌，未曾想并未形成熱烈的競爭，我便以未超出自己的預(yù)算順利收入寒齋?，F(xiàn)在看來，余生已晚，雖然無緣親承教澤，但冥冥中似乎還是與黃裳有緣。

五通信札均為鋼筆書寫，文字內(nèi)容著錄于2019年齊魯書社出版的《榆下夕拾》中，但個別字句有釋讀錯誤。第一通信札書寫在20×25=500的十六開稿箋紙上，橫寫，稿紙下側(cè)印有“我的稿紙（橫直兩用），香港上海書局監(jiān)制”字樣。信札書文曰：

蘇晨同志：

曾定夷同志來，帶來您的信，早已收到，遲復(fù)為歉。

香港三聯(lián)書店擬刊行我的一本“游記”，取名《山川·歷史·人物》，他們說與花城出版社有協(xié)作之約，此書可同時由你社出書，并擬將原稿影印件寄上，要我寫信與您聯(lián)系，我覺得這樣做很好，別無意見。稿如寄到，請您抽暇審閱，內(nèi)容不知有否需要改定之處?此集多數(shù)發(fā)表于港《大公報》副刊，寫得比較自由，希望您不客氣地提出意見。

此外，此書本定名《富春集》，港三聯(lián)認為，此名在港無吸引力，遂改今名，我以為原名亦不壞，然《山川……》系師陀同志的一本小冊子的書名，因此我想花城如擬印，不妨仍用《富春集》，亦佳，請酌定。這本書完全是旅游書，當(dāng)然內(nèi)容深了些，也許在旅游讀物中，可以充數(shù)。

最近還是忙，也不知忙些什么，過兩天想寫一篇《魯迅與浙江》，給曾定夷同志，上海作協(xié)要開會了。月前姜德明兄來滬，曾數(shù)次晤談，也談及您，對您的眼光、氣魄都極贊嘆。盼你們的出版社做出好成績來。匆此即致敬禮！

黃裳5月26日

黃裳致蘇晨信札之一（朱萬章供圖）

《榆下夕拾》有四處釋讀或誤植之誤，“抽暇”誤為“抽時”，“大公報”誤為“大學(xué)報”，“副刊”誤為“附刊”，“仍用”誤為“使用”。信中提及的“曾定夷”為花城出版社《隨筆》雜志社編輯，乃蘇晨同事；“姜德明”為藏書家，曾任《人民日報》副刊編輯，著有《姜德明書話》《相思一片》《書邊夢憶》《獵書偶記》等。黃裳在1981年11月25日致函姜德明時也談及港版書的情況：“今天收到港三聯(lián)寄來一本《山川·歷史·人物》樣書，印得很漂亮(與《隨想錄》一類)，竟有十六萬字之多，諸文皆發(fā)表于大公園之游記，你大概都已見過，但集在一起，也是有趣的，已催更寄若干冊來，到后即奉呈一本”，可與此信互為印證。

信中提及的《山川·歷史·人物》，由香港三聯(lián)書店于1981年11月初版。此書剛好與作家?guī)熗樱?910—1988）在1979年3月于上海文藝出版社付梓的散文集同名，故在花城出版社付印時擬改名《富春集》。但后來付之剞劂時則并非此名，而是《花步集》，于1982年5月初版，責(zé)任編輯為李聯(lián)海。該書的內(nèi)容提要注明是作者近年來的紀(jì)游文集，包括“蘇州的雜感”“湖上小記”“白下書簡”“京華十目”四輯三十九篇文章，“作者以飽含著對祖國和人民真摯的感情，并運用其豐富的史地知識和優(yōu)美文筆、把山川、歷史、人物三者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成為一部獨具一格的散文”。據(jù)此可知此書與香港三聯(lián)版《山川·歷史·人物》當(dāng)為同一本。黃裳于2005年在題跋《花步集》時也說：“此書與港版《山川·歷史·人物》內(nèi)容全同，即前書之國內(nèi)版也。原請從文先生為題簽，卻未用，甚憾。花步之名源于花步里，即蘇州留園主人劉蓉峰所居處”，不僅指出與港版書為同一種，更指出其書名的來龍去脈。至于《富春集》的書名和沈從文（1902—1988）的題箋因何未用，則不得而知。信中提及的《魯迅與浙江》一文，經(jīng)查《隨筆》雜志及黃裳文集，均未找到此文，或許此文并未真正成文。

此信的信封以鋼筆書：“廣州大沙頭四馬路花城出版社，蘇晨同志，上海黃緘”，郵票乃郵資八分的“中日邦交正?；苣辏?972—1982）”紀(jì)念郵票。郵戳?xí)r間漫漶不清，作者也并未注明年款，《榆下夕拾》中也未標(biāo)注時間，但據(jù)信中提及兩本書的情況，則此信當(dāng)在花城版《花步集》出版之前，在香港三聯(lián)版將出版之際。據(jù)此，則寫信時間當(dāng)為1981年5月26日。

第二通信札書寫在三十二開空白便箋紙，豎寫，書文曰：

蘇晨同志：

我的一本小書《花步集》校樣，早于年初即讀好。后得李聯(lián)海同志信告，此書估計二三季度之間出版，不知近來消息如何?前接葉圣老定本新刊《日記三抄》，又見他處廣告，《花步集》仍未刊入書目，甚念。請撥冗一查見復(fù)。姜德明同志前些時來滬，曾托他轉(zhuǎn)詢，因恐其事忙，不如自寫一信。

匆此即致

敬禮！

黃裳七月八日

黃裳致蘇晨信札之二（朱萬章供圖）

此信并無年款，亦未見信封，據(jù)信中提及的《花步集》校樣，由《花步集》版權(quán)頁上顯示的出版時間，《榆下夕拾》將此信時間定為1982年7月8日，是可信的。信中提及葉圣陶（1894—1988）的《日記三抄》，由花城出版社收入“花城文庫”，于1982年1月出版。這與推知的黃裳寫信時間是吻合的。很顯然，此信是詢問《花步集》出版情況，并且很快就得到了蘇晨的回復(fù)，因而便有了第三通信札。

第三通信札書寫在十六開橫格信箋上，橫寫，書文曰：

蘇晨同志：

謝謝您及時告訴我印刷廠的情況，不然我還在傻等呢！

當(dāng)然希望并相信能安排新的印刷廠，什么時候“可望”印出，有便請告知一聲。

專此復(fù)謝，即致

敬禮！

黃裳 82/7/12

此信有明確的年款，但《花步集》版權(quán)頁上注明的出版時間是1982年5月。很明顯，此書的實際印行時間要遠遠晚于5月，隨后的第四通信也證實了此點。

第四通信札書寫在印有“文匯報便箋”的三十二開信箋上，豎寫，書文曰：

蘇晨同志：

手書奉悉，贈書及毛邊本四十冊，亦早收到，甚謝。因急于見此書出版，多次催問，務(wù)希見諒。此書所記，尚是三四年前事，如再遲出，未免有遲到新聞之感。然此書終非新聞，正無妨也，并承優(yōu)予計酬，更令不安。

此書排印尚佳，惜用紙少差，封面顏色亦少艷麗，將來如有重印機會，少加改動，必能改觀。貴社所印葉老、巴公二書，印制甚精，友人多贊為近來出版品之白眉，巴金亦說印得不差，附聞。

匆復(fù)即祝

秋安！

黃裳十月十九日

此信書于1982年10月19日。信中“少差”，《榆下夕拾》誤釋為“稍差”。提及的巴金（1904—2005）在花城出版社的書，當(dāng)為此年3月出版、與葉圣陶書同時收入“花城文庫”的《序跋集》。在此之前的1981年4月，巴金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小說集《利娜》，并在1982年6月重印，故亦有可能指這兩本。

第五通信札書寫在三十二開空白便箋紙上，橫書。書文曰：

蘇晨同志：

大約半年多以前，曾向《隨筆》投寄過一篇《常熟訪古記》，隔了許久，得到一張通知，說準(zhǔn)備用。迄今未見發(fā)表。一月前因編集子，要收入此文，曾請李聯(lián)海同志將排出大樣賜寄一份，迄今亦無下文。

昨見《隨筆》一月份廣告，無此文，想未發(fā)表，此文寫得不好，亦不太合于《隨筆》要求，如有困難，敬請即將原稿掛號賜還。因小集已編好，只缺此稿了。

為了瑣瑣小事，屢次有所請乞，務(wù)希見諒，并賜協(xié)助為盼。

即致

敬禮！

黃裳上一月十四日

此信并無年款，《榆下夕拾》也未標(biāo)注。經(jīng)問詢現(xiàn)任《隨筆》雜志編輯，得知黃裳所言《常熟訪古記》，后更名為《虞山訪古記》，刊發(fā)在《隨筆》第23期，于1982年11月出版，而在該文的末尾，黃裳自注寫作時間為“一九八二、六、二十，追記”，則黃裳此信的時間可推知為1983年1月14日，這與信中所言“大約半年多以前”投稿是吻合的。而他在寫此信時，其文章實則已經(jīng)在《隨筆》刊出。

黃裳《虞山訪古記》刊登于《隨筆》總第23期（朱萬章供圖）

略感遺憾的是，現(xiàn)已無法找到蘇晨回復(fù)黃裳的信函，不然在解讀來燕榭書札時會更為生動和豐滿。黃裳比蘇晨年長十一歲，兩人通信時黃裳為作者，蘇晨為出版社主事者，在其信札中，大抵可看出黃裳《花步集》付之梨棗的逸聞，亦可從側(cè)面看到一個年過花甲仍然筆耕不輟的作家的身影。

在結(jié)束此文時，我想到一個題外話。我和蘇晨雖然同時生活在一個城市達二十余年，也一度關(guān)注他主編的學(xué)術(shù)與散文集刊《學(xué)土》，但因工作并無交集，再加上他是前輩，我是后學(xué)，故一直無緣識荊。在購得來燕榭信札之后，我就開始關(guān)注蘇晨的動態(tài)和相關(guān)著述。在2016年，先后從別的渠道獲得其《礪堂自珍集》和《蘇晨向?qū)W散文集》。翌年的世界讀書日，我在北京朝陽公園逛書市時，竟然以五元定價在冷攤購得其《野芳集》。巧合的是，此書的出版時間與黃裳的《花步集》是同一年。更驚奇的是，此書系蘇晨的簽名本，上書“天來兄教正，蘇晨”，鈐白文方印“蘇晨印信”。由此看來，無論是寫信人，還是受信人，我和他們都算是有緣。

2020年4月11日于京城之西壩河左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