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夏青青:有些擔子還得每個人獨自扛起
《禮堂》中的故事,一部分來源于我去年冬天在烏蘇里江畔的巡邏艇大隊采風時的見聞。一天,我在屋里和幾位班長聊天,當時才剛下午四點,窗外天色就已經黑下來。突然,屋門被推開,一名排長手扶門把,看著我大聲說:
“聽說這兒來了個作家,那我問問你,人活著為什么要承擔痛苦?”
我當時坐在凳子上看著他,想了想,說:“都苦,憑什么你例外?”
聽完他樂了,關上門走進屋里坐下來,又問,“沒特例?”
我又想了想,回答他:“有,把所有責任都當成包袱甩掉,也許能減輕不少痛苦,具體的可以問問你們教導員?!?/p>
沒頭沒腦的對話持續(xù)時間并不長,這位排長很快就被喚走干活去了。這個場景卻刻在心上,時不時刺我一下。
對話中提到的教導員,也是《禮堂》文中的教導員的原型,曾在連隊一名戰(zhàn)士發(fā)生意外后,一直動員戰(zhàn)友給那名戰(zhàn)士的母親郵寄特產,那句“不能讓人家母親覺得這里的人忘記了她兒子。”是他吃飯時說起的。教導員也和我談及那位排長突然發(fā)問的緣由,排長的父母是工人,當年父親工傷后癱瘓臥病在床,母親下崗,當年他曾因為家里交不上學費而短暫離開學校。軍校畢業(yè)入伍后,他又為了體貼母親的心意早早成家,背上了婚貸和房貸。排長的工作一直還算踏實,只是心情常被家中情況所左右。教導員說,自己也曾代表單位到他家里幫助解決難題,只是有些擔子還得每個人獨自扛起。
疫情爆發(fā)后,我更常想起這位教導員時常強調的“責任”一詞。如果不承擔“責任”,意味著也許能輕松些,而《禮堂》試圖探討的也正是這個悖論,是否甩脫責任、清理牽絆就真的能活得自在?即便一個人身處戰(zhàn)場這種特殊情境,是否也應當承擔守住人性底線的責任?
也正是在不同地方遇到的,像教導員這樣的人,以及在這場疫情中守住各自戰(zhàn)位的每一個普通人,共同提煉出了一個確鑿的答案。
易卜生曾說,每個人對于他所屬于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因此希望《禮堂》中的幾位人物,教導員、艇組長,以及教導員的父親、艇組長的奶奶,能夠為人們提供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某種行動思路。固然,承擔就意味著擇難處行,但這也是唯一一條通往象征榮譽的禮堂的路。
《禮堂》試著表述一些想法,只是不知道自己寫到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