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小說家胡安·魯爾福 ( Juan Rulfo) 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 他僅憑薄薄的兩部作品———短篇小說集 《烈火平原》( El Llano en Llams， 1953) 和中篇小說 《佩德羅·巴拉莫》( Pedro Páramo，1955) [1] ——就贏得了大師之譽。蘇珊·桑塔格毫不掩飾對魯爾福的贊賞: “魯爾福的小說不僅僅是 20 世紀文學中的一部杰作， 而且也是 20 世紀影響最大的書籍之一; 實際上， 無論怎么高度評價它在過去 40 年中對西班牙語文學所產(chǎn)生的影響都不會過分?！杜宓铝_·巴拉莫》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名著?！盵2] 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魯爾福更是推崇備至:“他的作品不過 300 頁， 但是它幾乎和我們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我相信也一樣會經(jīng)久不衰?！盵3] 不僅如此， 加西亞·馬爾克斯甚至能夠?qū)?《佩德羅·巴拉莫》倒背如流。而且， 他不諱言正是 《佩德羅·巴拉莫》讓他找到了講述 《百年孤獨》的方式。[4] 用文學史家的話說， “墨西哥小說敘事的真正革新要歸功于胡安·魯爾福。在 《佩德羅·巴拉莫》中， 他革新了敘事結(jié)構以及對時間的運用”。[5]

誠然， 無論怎樣評價 《佩德羅·巴拉莫》引發(fā)的敘事革命的意義都不為過，——西語小說的前一次重大革命還是三個世紀前的 《堂吉訶德》所帶來的。然而，縱觀這部小說的批評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批評家們過于關注其技巧與形式的原創(chuàng)性，而對其他方面甚少論及。長久以來，魯爾福被批評家們定型為一個不問世事、埋頭苦吟的避世者。然而細查他的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歷史和政治因素雖然沒有給予直白的表述，但它們的痕跡在小說的敘事和隱喻中仍然是可以辨析的。本文試圖將 《佩德羅·巴拉莫》放置于墨西哥大革命的歷史語境中重新解讀，將以往被談論較多的敘事技巧與形式特征與魯爾福對墨西哥大革命歷史的記憶結(jié)合起來，以復原作品攜帶的政治訴求。

《佩德羅·巴拉莫》 胡安·魯爾福 著，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

胡安·魯爾福

歷史祛魅：小說中的“大革命”

18 世紀后期，魯爾福家族的祖先從西班牙來到美洲，第一個到達墨西哥的祖輩名叫 Juan Rulfo。魯爾福強調(diào)自己的名字繼承自此人，就表明了他承擔歷史的自覺性。[6] “一些詞匯的集合是一個句子，而一個句子對我而言，必須和歷史有所連貫，我相信歷史。我不相信沒有歷史、不闡述某種東西而可以形成文學?！盵7] 由此可見， 魯爾福的小說不單單是為了敘事實驗[8]或講故事，言說歷史才是他深一層的訴求。因此，若想真正解讀 《佩德羅·巴拉莫》，恐怕要從它與歷史敘事之間的關系入手，即它言說了怎樣的歷史，如何言說以及為什么要如此言說。

生于 1917 年的魯爾福，終其一生都必須面對墨西哥大革命( La Revolucion，1910－1928) 留下的創(chuàng)傷與 “債務”(也是 “遺產(chǎn)”) 。他的故鄉(xiāng)是墨西哥哈里斯科州薩約拉城旁邊的小村子阿布爾科。魯爾福在《佩德羅·巴拉莫》中虛構的科馬拉，就在薩約拉附近。哈里斯科是墨西哥自然條件最好的州之一，但由于政府對于墨西哥城所在的聯(lián)邦區(qū)之外的地區(qū)投入甚少，哈里斯科既沒有搭上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的快車，也沒有分享到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反而日益貧困，民不聊生。20世紀 50 年代，魯爾福回到家鄉(xiāng)，發(fā)現(xiàn)原來有七八千人的村莊只剩下一百五十幾人，厚厚的青苔和瘋長的野草占據(jù)了那些空無一人的房屋。此情此景是促使魯爾福創(chuàng)作《佩德羅·巴拉莫》的主因之一。從總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來看，當時的墨西哥并不落后。從1940年起，墨西哥經(jīng)濟每年遞增6%以上，高于拉丁美洲國家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于巴西、阿根廷和委內(nèi)瑞拉等條件最好的國家。但墨西哥的收入分配極不均勻：10%的特權家庭占據(jù)了近一半的國民收入，而40%的貧苦家庭只獲得14%的國民收入。因此，“大革命”所許諾的美好未來并未被所有墨西哥人共享。有研究者指出：“魯爾福寫作小說的時候，有關獨一無二的墨西哥革命的官方說法已經(jīng)變成濫調(diào)和謊言”，因此“他的全部作品都必須被讀作是對這一樂觀背景的反駁”。[9]

魯爾福從來沒有像前輩及同代的革命小說家們那樣正面描寫過大革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在刻意回避這段歷史或者反感 “革命小說”。事實上，魯爾福始終對墨西哥革命小說充滿敬意，因為 “直到墨西哥革命的時代,墨西哥小說才取得了原創(chuàng)性”。魯爾福說：“偉大的墨西哥小說始于大革命。或者說，墨西哥小說在大革命時代到達了最偉大的時刻?！盵10]他尤其贊賞兩部寫到薩帕塔的作品 ( Emiliano Zapata) ，一部是格雷高利 奧·洛佩茲·伊·富恩特斯的《大地》( Gregorio Lópezy Fuentes，Tierra) ，一部是西普里亞諾·岡波斯·阿拉多雷的 《那些被擊斃的人》(Cipriano Campos Alatorre，Los fusilados) 。[11]

根據(jù)一些學者的研究，《佩德羅·巴拉莫》所表現(xiàn)的時間跨度大致是七十年，從巴拉莫出生(19 世紀五六十年代)到 1934年左右胡安·普雷西亞多來到村子尋找其父巴拉莫。墨西哥大革命和“擁護耶穌”戰(zhàn)爭是小說最重要的背景。墨西哥大革命雖然產(chǎn)生了《墨西哥憲法》(1917) ，但這部憲法絲毫沒有保護農(nóng)民尤其是印第安人的生存權利與民主權利。為印第安人爭取 “土地和自由”的薩帕塔在革命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支農(nóng)民起義隊伍也隨著領袖潘喬·比亞的被害而分崩離析。大革命沒有給農(nóng)民帶來任何幸福，甚至連希望都泯滅了。

從魯爾福開始發(fā)表作品起，消解有關 “大革命”的官方說法就一直是他最主要的訴求。典型的作品是《他們給了我們土地》(Nos han dado la tierra)，題目用被動語態(tài)表明農(nóng)民在所謂 “土地改革”中的無力與無奈——

他們對我們說：“從村莊到這兒這一塊土地是你們的了?！?/span>

……

“但是，代表先生，表土被沖刷光了，土地板結(jié)得厲害，我們認為犁頭根本插不進這塊像石板那么硬的土地?？磥碇缓媚娩z頭挖幾個坑，把種子插在坑內(nèi)。即使這么干也不見得會長出什么東西來，玉米長不起來，別的莊稼更不行?！?/span>

“這方面的意見你們可以書面提。現(xiàn)在你們走吧。你們應該加以攻擊的是大莊園，而不是分土地給你們的政府。”

……

“就這樣，我們分到了土地。當局要我們在這只灼熱的烤盤上種莊稼，看看能不能發(fā)芽生長?！?/span>

《烈火平原》集合了魯爾福對于后革命時代凋敝破敗的墨西哥的描述，而《佩德羅·巴拉莫》則可以視作是關于整個大革命過程的寓言。

小說在寫到巴拉莫的管家富爾戈爾之死時第一次出現(xiàn)了“革命黨”。一個“結(jié)巴”對巴拉莫說：“它們是革、革命黨，是為您的土、土地來的?！盵12] 這種不連貫的表述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對革命 “義正嚴辭”的目標產(chǎn)生了一種消解作用。接下來，巴拉莫問：“他們是一些什么樣的革命黨?”這表明 “革命黨來了”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關鍵是 “什么樣的”，打什么旗號的?！敖Y(jié)巴”回答: “我也弄、弄不清，他們是這樣稱、稱呼自己的。”當 “革命黨”抵達巴拉莫的地盤后， 他們對巴拉莫說：

“如您見到的那樣，我們舉行了武裝起義?！?/span>

“還有呢?”

“這就夠了，您認為還不夠嗎?”

“可是，你們?yōu)槭裁匆@樣做呢?”

“因為別人也是這么干嘛，您還不知道? 請您等我們一會兒，等上面的指令來，到那時我們再替您打聽打聽起義的原因。眼下的問題是我們已經(jīng)來到這里了?！?/span>

另一個革命者佩爾塞衛(wèi)蘭西奧表示他知道原因：“我們造政府的反是因為它卑鄙，造你們的反是因為你們都是些惡棍、土匪，是油光滿面的強盜?！钡敯屠硎驹敢赓澲锩臅r候，佩爾塞衛(wèi)蘭西奧的革命原因立即被指責為“信口雌黃”。贊助了十萬比索及三百人馬的巴拉莫從革命對象搖身一變成為革命者。巴拉莫豢養(yǎng)的地痞達馬西奧糾集的三百人也成功混入革命隊伍。

革命莫名其妙地開始，又莫名其妙地結(jié)束。沖著土地來的革命，連巴拉莫土地上的一塊土坷垃也沒能帶走。巴拉莫至死都統(tǒng)治著科馬拉，無論是何種 “革命”浪潮都沒能沖擊他的權威。最終，科馬拉毀于他的復仇之心。

魯爾福沒有像革命小說家那樣認為革命倫理高于一切。魯爾福小說中沒有絕對的好人與壞人，革命者并不具有道德優(yōu)越性,而且 “革命者”與 “反動派”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 二者可以互換角色。魯爾福筆下的 “人民”不是麻木不仁就是為虎作倀， 即使那些揭竿而起的也是人云亦云、完全沒有主體意識的烏合之眾。他曾經(jīng)說: “他們都是反動的人民 ( reactionary people) ?！睂τ诖蟾锩墓俜綌⑹露裕?再沒有比魯爾福的寓言更具摧毀力的文本了。他從官方敘事自身的裂隙進入，不動聲色地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套敘事正如佩德羅·巴拉莫一樣，看似堅硬，“但內(nèi)部已經(jīng)開始碎裂”。

沒有大學文憑、曾經(jīng)靠推銷輪胎為生的魯爾福不同于學院派作家， 他筆下的農(nóng)民講一口生動鮮活的家鄉(xiāng)土語， 而那些大人物永遠像 《他們給了我們土地》里的政府代表一樣官腔十足。魯爾福這一點像極了那個以推銷保險為生的卡夫卡。他們都擅長反諷，作品都流露出 “殘忍”的幽默——因為他們幽默的對象常常是死亡。魯爾福甚至比卡夫卡更絕望。在魯爾福筆下，死亡并不是結(jié)局，死亡只是將活著的苦難延伸到另一個世界,在那里，仍然沒有出路，沒有救贖。連死亡都不能終結(jié)苦難，更何況 “革命”或 “現(xiàn)代性”? 正如西班牙著名知識分子帕科·伊戈納西奧·達沃二世所說 ( Paco Ignacio Taibo II) ，現(xiàn)代性和革命不過是統(tǒng)治著這個國家的 “名義”而已。

鬼魂喧嘩的歷史再現(xiàn)

《劍橋拉丁美洲文學史》說，魯爾福在社會關注、語言實驗以及獨特風格之間取得了平衡，[13]認為《佩德羅·巴拉莫》 這部小說 “更適于視聽而不是閱讀”。[14]小說中大量的景物描寫、無處不在的聲音、不斷切換的場景，都證明此言不虛。二十世紀中期墨西哥濃厚的視覺藝術氛圍深刻影響了《佩德羅·巴拉莫》的構思與敘事。彼時的墨西哥是西語美洲的文化中心，視覺藝術的成就尤令世人刮目相看，代表人物有壁畫家里維拉和畫家妻子弗里達·卡羅，從弗朗哥獨裁統(tǒng)治下的西班牙逃到墨西哥的大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等，因此，這段時期也常被稱為 “墨西哥文藝復興”。值得一提的是，寫作電影劇本也曾經(jīng)是魯爾福重要的謀生手段。也許我們可以把 《佩德羅·巴拉莫》視為曾經(jīng)做過電影編劇的魯爾福的一次跨(文學 /電影)界實驗。

《佩德羅·巴拉莫》借用最多的電影敘事手法是閃回， 其閃回之頻繁、復雜，引入的敘事者之多在小說中是十分罕見的?！杜宓铝_·巴拉莫》的閃回是對線性時序的徹底破壞。

小說開篇非常具有迷惑性：“我來科馬拉的原因是有人對我說，我父親住在這兒，他好像名叫佩德羅·巴拉莫?！?一) 第二句就是一個閃回， 回到了母親彌留之際：“這是家母告訴我的。我向她保證， 一旦她仙逝， 我立即來看望他?！?二) “早先她也對我說過 ( Todavía ántes me había dicho) ”(三) ，這句話引領的第二自然段將日歷翻回到更久遠的過去?！叭欢?我一直沒有打算實現(xiàn)我的諾言。近日(hasta ahora pronto) ，不知怎的我的幻想多起來了，頭腦中老是愛想入非非，這時忽然出現(xiàn)了這樣的念頭，期望那位名叫佩德羅·巴拉莫的先生確是我母親的丈夫。正因為這樣， 我才上科馬拉來?！?四) 時間又回到距離現(xiàn)在最近的“過去”。總結(jié)一下，開篇這一段自述的真正時序應該是三、二、四、一。

全書共 65 小節(jié)。主要敘事人按照出場先后順序依次為 “我，即胡安·普雷西亞多”、“我母親多羅萊斯”、阿文迪奧、達米亞娜、愛杜薇海斯、巴拉莫、雷德里亞神父、富爾戈爾、多尼斯兄妹、多羅脫阿、蘇薩娜等。每個人與巴拉莫人生軌跡相交的時間點不同，比如阿文迪奧是結(jié)束巴拉莫生命的人，而蘇薩娜主宰了巴拉莫的童年記憶。他們的出場順序似乎沒有什么內(nèi)在邏輯，這些隨處散落、零零碎碎的記憶片段就這樣拼湊出巴拉莫近七十年的人生。

更為詭異的是，《佩德羅·巴拉莫》中眾聲喧嘩的是早已不在人間的鬼魂。魯爾福的招魂術從已去世的母親絮絮叨叨的回憶開始運作。在墨西哥的文化中，生死無界。按照帕斯的描述， “墨西哥人卻常常談到死亡，和死亡開玩笑，嘲弄它，與它親昵，伴它入睡，對它表示祝賀。死亡是他們最偏愛的玩物，他們對死亡保持著最長久的愛”。[15]《佩德羅·巴拉莫》的招魂寫作將記憶喚回， 使歷史與現(xiàn)在共存于同一空間。[16]

文化尋根與弒父

小說開篇—— “我來到了科馬拉，因為他們告訴我，我父親住在那兒，某個叫佩德羅·巴拉莫的人”——明確告訴我們， 其主題是尋找父親。小說原名 《竊竊私語》( Los Murmullos) ，出版的時候更名為 《佩德羅·巴拉莫》，也說明魯爾福最終決定圍繞 “父親”展開敘事?？墒?，在胡安到來之前，父親已經(jīng)被殺死,這次尋父之旅以胡安的死亡告終。

不僅胡安無父，科馬拉中的大多數(shù)年輕男子都是在 “無父”的情形下長大的，因為他們的生身父親是同一個人——巴拉莫，而后者從來沒有認過他們。巴拉莫自己也是未成年即喪父。他的父親在一次婚禮上被槍殺，這件事情對他打擊甚大，以致他后來采取了一種歇斯底里式的報復舉動——把所有參加婚禮的人全部殺死。但是，父親在世時，巴拉莫一直蜷伏于父親的陰影之下，孱弱卑微,以致父親認為他是個 “廢物”。父親死后， 他拼命追逐女人，侵吞土地,最終成為科馬拉之父。這一切無非是要證明他自己已長大成人。

反映墨西哥大革命的壁畫

事實上，小說作者魯爾福本人就是在孤兒院中長大的。他家族中的男人幾乎都死于非命，沒有一個活過 33 歲。六歲那年，父親被殺；兩年后，母親病逝。他的故鄉(xiāng)阿普爾科這個小村莊幾乎是他的祖父一手建造的，這也許是巴拉莫的原型之一。

小說內(nèi)外行走著一個個無父的男人?！拔沂钦l”、“我從哪里來”的身份問題在他們的內(nèi)心糾結(jié)，即使死亡也沒能終止他們的焦慮。他們都曾努力擺脫困惑，試圖找到自我——胡安返鄉(xiāng)尋父，巴拉莫不斷通過占有女人、占有土地來充實匱乏的主體，魯爾福則將他的焦慮釋放于寫作中。[17]但是，胡安從未見到父親，種種關于父親的說法使其不堪重負，終死于如影隨形的鬼魂私語中。蘇薩娜是巴拉莫一生最大的欲望對象，但他從來沒能真正得到她，以致蘇薩娜死后他徹底放棄了生命。這一切表明，魯爾福的焦慮并沒有被治愈。

毫無疑問,《佩德羅·巴拉莫》是關于墨西哥國族身份的寓言。讓我們先回到五百年前的歷史中。第一個到達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多·科爾特斯，在墨西哥海灣得到了一個印第安女奴瑪利納利 ( Malinali) ，她會講瑪雅語和納華語，因此成為科爾特斯的翻譯兼情婦。她完全站在殖民者一邊，即使殖民者屠殺印第安人時，她也冷眼旁觀。后來她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被西班牙人稱為堂娜·瑪里娜 ( Doa Marina) ，而印第安人因為她成了 “天神”的伴侶，給她加上印第安人的尊稱后綴 “琴”(－tzin)，稱她瑪林琴(Malintzin)。[18]瑪林琴后來被科爾特斯嫁給他人，客死西班牙。而他們的兒子馬丁則被留在了墨西哥，最終作為殖民者之子被送上斷頭臺。

臺灣譯者張淑英在她翻譯的《佩德羅·巴拉莫》序中指出，小說 “是對‘馬琳齊[即瑪林琴]主義’的一種詮釋。佩德羅·巴拉莫象征陽剛的大男子主義，他拋棄多洛蕾絲正如可提斯遺棄馬琳齊一樣，多洛蕾絲·布雷希亞多的角色，正是馬琳齊被強暴販賣的替身。……多洛蕾絲死而未能回到她眷戀的故鄉(xiāng)，她也企盼著找尋自我。而璜·布雷希亞多和馬丁·可提斯最后死在母親的故鄉(xiāng)。雖是相隔四個世紀的時光隧道，魯佛仍將歷史的墨西哥和現(xiàn)實的墨西哥做了敏銳的洞察與剖析?！盵19]

帕斯也曾經(jīng)撰文《瑪林琴的子孫》，指出所有墨西哥人都是“強奸之子”。他在文中引用了何塞·克萊門特·奧羅斯科 《國立大學預科教材》中的觀點：“瑪林琴是墨西哥的夏娃，墨西哥人唾棄瑪林琴時，便在割斷自己與過去的聯(lián)系，否定自己的根源，并且孤立地鉆入歷史生活之中?！迸c哈姆雷特不同，哈姆雷特可以仇恨自己的叔父和與之同謀的母親，但墨西哥人無法同兇手一刀兩斷，因為兇手是他們的親生父親。當你的身體里流淌著殖民者的血液時，你如何一概否定自己的全部傳統(tǒng)? 正如帕斯所說，“過去是個整體，由表情、姿態(tài)、傾向組成，人們已經(jīng)很難區(qū)分其中哪些是西班牙的，哪些是印第安的”。海蒂·赫布拉指出，普雷西亞多的尋根之旅引導他認同母親而不是父親，[20]似乎暗示魯爾福是印第安主義者。事實上，魯爾福對印第安人十分同情，[21]但他并不主張墨西哥重新印第安化?！杜宓铝_·巴拉莫》中雖然女性講述者眾多，但她們對巴拉莫并不帶有控訴的情緒。唯一一個拒絕了巴拉莫求歡要求的達米亞娜，對當初的拒絕甚至頗為遺憾。代替多羅蕾絲在新婚之夜與巴拉莫同床的愛杜薇海斯對于巴拉莫因為醉酒而沒有占有她耿耿于懷。另一個重要的女性敘事者多羅脫阿充當?shù)氖敲咨w爾的皮條客。在巴拉莫父子的罪惡中，這些女性不僅沒有拒絕、反抗，甚至是主動的、合作的、滿懷感恩之情的。巴拉莫的第一個妻子多羅萊斯主動離開了他，但卻一生難以割舍對科馬拉的思念。只有蘇薩娜是例外，她以其瘋狂乃至死亡將巴拉莫永遠排斥在外。所以，與其說普雷西亞多認同母親而不是父親，不如說他最終發(fā)現(xiàn)無處安置認同感，自我仍然是不解之謎，于是絕望地死去。

如果說獨立運動割斷了墨西哥同歐洲的血緣關系，那么，可以說大革命使墨西哥重回歐洲歷史。因為大革命最終不過是照搬了歐洲主流的現(xiàn)代化框架——憲法、政黨制、議會、總統(tǒng)等，大革命中曾經(jīng)蘊含的其他可能由于薩帕塔的被害而消失?！杜宓铝_·巴拉莫》顯示，在大革命中長大的西班牙后裔魯爾福對歐洲傳統(tǒng) ( 線性歷史觀、現(xiàn)代化道路) 持徹底拒絕態(tài)度，這本身帶有濃厚的文化弒父色彩?？墒?，另一方面，小說的 “鬼魂敘事”固然表明了魯爾福對阿茲特克文明的敬意，但他并沒有將皈依印第安文明視為墨西哥的出路。魯爾福的所有小說，包括 《佩德羅·巴拉莫》在內(nèi)，都沒有快樂的結(jié)局。魯爾福筆下的人生于科馬拉，死于科馬拉，死后游蕩在科馬拉，永生永世沒有救贖，沒有希望。

帕斯曾經(jīng)提出墨西哥人應該尋找自己的未來：“墨西哥人既不愿意當印第安人，也不愿意當西班牙人，同樣也不愿意當他們的后代，而是否定他們。他只是斷定自己是一種混血的抽象，是一個人。他重新回到了烏有。他要從自身開始?！盵22]但真正實踐起來又談何容易。1994 年1月1日, 一支由三千印第安農(nóng)民組成的蒙面部隊占領了墨西哥恰帕斯州首府， 他們宣稱自己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這支并不訴諸暴力的起義軍已經(jīng)與政府抗爭了15年。社會學家魯?shù)罓柗颉に顾夜?jīng)預言，恰帕斯運動可能存在四種結(jié)局: 與政府最終達成協(xié)議,和談成功; 漫長的對話， 鎮(zhèn)壓， 運動慢慢被瓦解; 武裝戰(zhàn)斗擴展到墨西哥其他地區(qū)，全面的革命; 長時間的武裝斗爭，就像美洲其他國家的反政府武裝一樣。盡管EZLN副司令馬科斯( Subcomandante Marcos) 宣稱要走出另外一條不同的路[23]，但時至今日，恰帕斯運動越來越走向魯?shù)罓柗蝾A言的第二種結(jié)局。好在，一切還在進行中，也許，我們不必如魯爾福那般絕望。

[1]書名充滿隱喻。Pedro與西語中的piedro諧音，暗指石頭。小說最后一個單詞也是piedra（un monton de piedras），首尾呼應。而Páramo的意思是荒原。1930年代，艾略特《荒原》的西語譯本出版，譯名即“Páramo”，據(jù)說，正是這個譯本激發(fā)了帕斯寫詩的激情。不知道魯爾福是否亦從中獲得靈感。另外，書中最重要的地名Comala，源自西語單詞comal，是墨西哥人做玉米餅的平底鍋熱和玉米餅這兩樣墨西哥“特產(chǎn)”啟發(fā)了魯爾福，Comala這一地名既表明了作品的墨西哥特質(zhì)，也暗指地獄般的墨西哥社會。

[2]蘇珊·桑塔格：《重點所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32頁。

[3]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胡安·魯爾?！罚姟秲砂倌甑墓陋殹?，朱景冬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6－161頁。

[4]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胡安·魯爾?！?，見《兩百年的孤獨》，朱景冬譯，第156－161頁。

[5]Giuseppe Bellini，Nuev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Madrid：EditorialCastalia，S.A.，2003)551.

[6]Reina Roffé，ed.，JuanRulfo：Autobiografia armada(BuenosAires：Corregidor，1973)29－30.

[7]璜·岡薩雷茲：《魯佛訪談錄》，載《西方評論》(Revista de Occidente)1981年第9期，第257－270頁，轉(zhuǎn)引自張淑英編譯《魯佛》，臺北：光復書局，1987年初版。1992年第六刷。魯佛即魯爾福。

[8]魯爾福多次在訪談中提到對法國新小說的反感。

[9]Jason Wilson ， “Pedro Páramo by Juan Rulfo，”in Efraín Krista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Latin American Nove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tiyPress，2005)232－244.

[10]Aljandro Avilés，“Juan Rulfo opina sobre nuestra novela”，in Diorama de la cultura， Sunday supplement of Excélisior，June8，1969，1.

[11]Luis Lea “Juan Rulfo”，in Carlos A.Sole，ed.，Latin American Writers，vol.3（NewYork：Charles Scribner'sSons，1989）．

[12]本文參考的西語譯本是經(jīng)濟文化基金出版社（Fondo de Cultura Econmica）1975年第十版第三次印刷版。中文本參考大陸譯者屠孟超及臺灣譯者張淑英兩種譯本。

[13]Roberto GonzálezEchevarrí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29.

[14]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233.

[15]帕斯：《萬圣節(jié) 死人節(jié)》，《孤獨的迷宮》，王軍譯，見趙振江主編《帕斯選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30－43頁。

[16]魯爾福談到《佩德羅·巴拉莫》的結(jié)構時說：“這是一種由沉默、懸線、分割的場面構成的結(jié)構，因為一切都是在一個非時間的同一時間中發(fā)生的……。”費爾南多·貝尼特斯：《同胡安·魯爾福的談話》，墨西哥《一加一》雜志，1980年7月第142期，周六增刊，第4頁。轉(zhuǎn)引自莫妮卡·曼索爾：《魯爾福與魔幻現(xiàn)實主義》，陳光孚編：《拉丁美洲當代文學評論》，廣西：漓江出版社，第294頁。

[17]魯爾福曾經(jīng)說：“寫《佩德羅·巴拉莫》時，只想將自己從焦慮不安中解脫?！?/span>

[18]索颯：《豐饒的苦難》，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19]張淑英：《烏托邦的幻滅，生與死的掙扎》，見《魯佛》，第11－27頁。

[20]Hedy Habra，“Recuperación de laimagin maternal a la luz de elementos fantásticos en Pedro Páramo”，in Chasqui33.2(2004)90－103.

[21]他成名之后一直在國立印第安文化研究所工作。

[22]帕斯：《瑪林琴的子孫》，王軍譯，見趙振江主編 《帕斯選集》，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6 年，第43－61頁。

[23]戴錦華主編：《蒙面騎士馬科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本文原刊于《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03期，原標題《歷史祛魅與文化弒父——<佩德羅·巴拉莫>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