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小說的文化闡釋 ——由《湖光山色》說開去
周大新（1952～），河南鄧州人。1985年畢業(yè)于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1979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協(xié)。歷任中國作協(xié)第五、六、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出版有《周大新文集》20卷等。曾獲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人民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老舍散文獎、中國出版政府獎等。長篇小說《湖光山色》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湖光山色》
周大新是個文如其人的作家，這是當下實屬罕見的品質(zhì)。我們已慣于將寫作與本人分開，那是小說、虛構，是職業(yè)與社會分工；作家在小說中“狂歡”、“放縱”甚至“窮兇極惡”，是再自然不過的了，他們一般不會為此愧疚、負罪或分裂。然而，這種“行規(guī)”卻被大新破例了。他的“小說”與“我”說、虛構與行事、美學追求與現(xiàn)實軌儀，從一開始就呈現(xiàn)出相當一致的底限、禁忌與內(nèi)涵。它們和德性有關——比如“善良”，這是對大新評論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可謂直觀、鮮明的“共識”了——卻又遠不局限于此。與其說那是有意為之、謹慎從事的結果（別忘了大新的軍人身份），不如說它更多源于本色和天性。
大新是河南鄧州（隸屬南陽）人，鄧州位于豫省西南盆地，南毗湖北襄陽（二者相距僅三十公里），境內(nèi)山水俊逸，氣候溫潤，宛然是河南的“小江南”。在當今豫籍作家整體偏于凌厲怪誕的風格背景中，大新屬于少數(shù)婉約派。他的文字平實舒暢，卻也自有一種秀媚勁拔之氣。這跟故鄉(xiāng)山水（尤其是水）的滋養(yǎng)與默默啟迪不無干系。大新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講述的就是一個發(fā)生在水邊的故事，小說中的丹湖即為南陽的丹江水庫。不少讀者還由《湖光山色》聯(lián)想到沈從文的湘西書寫，“水”在此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中介與橋梁，而不單單只是背景。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如果說山象征著堅毅、原則、厚重、男性，那么水則是靈動、和婉、多情、女性的自然教誨與示范。有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河南作家大多寫不好女性，其作品中的女子要么干巴無趣，要么純粹符號化，寫女性似乎是江南作家或南方作家的特長，但大新例外。他善于也屬意刻畫女性，道不盡訴不完；說女性已成為大新測度社會、構想歷史的（價值）標尺和寄寓，這話絕不過分。什么是歷史？歷史就是女性的命運史、關系史，包括她們與男性、家庭、同伴、自然的關系。大新寫出了一道色彩斑斕的女性畫廊：除了《湖光山色》里的暖暖外，還有荀兒（《走出密林》）、蕎蕎（《伏?！罚?、環(huán)兒（《香魂女》）、盛云緯（《第二十幕》）……她們雖然大都遭際不幸、情路坎坷，但無不顧盼生姿，真性流露，光彩照人。這恍若“世外”、“例外”的書寫，莫非得自南陽水文地理的“天啟”、“真?zhèn)鳌?，就像江南作家寫女性，一出手便不同凡響。無獨有偶，大新的同鄉(xiāng)先賢姚雪垠也是個寫女性的高手，諸如《李自成》里的慧梅、費貞娥，《春暖花開的時候》中的羅蘭等，均讓人難忘。
《湖光山色》起首有個細節(jié)，大概能解釋故鄉(xiāng)的水文地理與大新的女性刻畫之間的關聯(lián)。那是關于暖暖的來歷：娘在丹湖畔意外產(chǎn)下一個女嬰，倉促中奶奶用湖水給嬰兒洗身子，娘怕孩子凍著了，不停呻喚：“暖暖，快暖暖！”女主人公的名字即由此而來。作者還借當?shù)匾粋€法名天心的和尚之口補了一筆：“這娃娃特意挑在此處入世，怕是今生要和這丹湖相依了，命里注定多水，日后，會滋潤土的……”這愈發(fā)強化了暖暖與水彼此映射互文的感覺，暖暖分明是水的精靈。不僅如此，水的明澈、潤澤與靈動亦滲入了小說的肌理?！逗馍缴贩至?，以五行立章名，首末章名都是“水”，一個生于水又終于水的文學世界。它亦可看作大新鐘情于水、立足于水的文學告白吧。
一個人與故鄉(xiāng)的牽系以及他受故鄉(xiāng)文化影響的強弱，撇開潛移默化的方面，還有個主觀態(tài)度的問題。相對來講，后者更為關鍵。很少能見到比大新更具故鄉(xiāng)情結的人了。自18歲參軍離開河南，他的口音就沒變過。到北京這么多年，大新最愛看的還是《南陽晚報》，問他為何不看別的報紙，他淡淡一句：“那是人家的?！逼胀ㄔ捯参匆婇L進，偶爾冒點陰陽平上的普通話，那個別扭！還是說家鄉(xiāng)話吧。一口道地的南陽話，被大新講得溫煦而自信。
南陽處在中原文化與荊楚文化的交界地帶。楚文化天馬行空的浪漫精神與中原文化經(jīng)世致用的理性內(nèi)涵，在大新身上均烙下了印記。從1979年發(fā)表首篇作品《南方來信》以來，大新一直筆耕不輟。雖未大紅大紫，也算收獲豐富。有件事略可一提，20年前，大新耗時十載的三卷本長篇《第二十幕》（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入圍茅盾文學獎，從初評呼聲高最終卻出局，他的反應很平靜，就像無意間鞋帶松了，系上再走便是。迄今為止，大新的創(chuàng)作按題材可分三類：南陽盆地小說、軍旅小說和城市小說。這跟他的人生軌跡呈現(xiàn)出一致、呼應的步調(diào)。其中一貫的現(xiàn)實主義不僅體現(xiàn)在筆法、方法上，似乎也體現(xiàn)了他對自我的交代、打理和要求，是一種坦誠、務實的本色預設。無論數(shù)量和質(zhì)量，盆地小說在大新這里均居首位?！兜诙弧?、《湖光山色》都屬于盆地系列，前者記述古城南陽一個絲織世家在20世紀的沉浮變遷，后者聚焦曾在北京打工又折返南陽故里的主人公暖暖，從她白手起家發(fā)展鄉(xiāng)村文化旅游的奮斗經(jīng)歷與情感挫折中透視改革三十年來農(nóng)村的變化得失。惹人注意的是，暖暖所在的村子就叫楚王莊，而她命運的起落波折也注定跟楚長城（一個顯明的荊楚文化的借代）的現(xiàn)代發(fā)掘與重識認定綁縛一道。小說設置了一個外來的考古學家譚老伯來充當暖暖與長城之間聯(lián)系的橋梁：譚老伯和之后絡繹不絕的研究者紛紛留宿暖暖家，讓她驀地意識到巨大惶惑的商機，盡管她的第一感覺是，這墻頭已經(jīng)毫無用處了。
讀大新的作品，第一印象是，碰到講故事的高手了！他的絕大部分小說都依托于一個或幾個完整的故事，故事就是他的小說立場與敘述原則，以不變應萬變。對于作家時時面臨的“寫什么”、“如何寫”的難題與焦慮，大新的表現(xiàn)要坦然篤定得多。在被他的故事拉近、吸引的同時，又感覺一絲不安、不足：如此寫去，是否傳統(tǒng)、老派了呢？講大新文學“單純”（另一個高頻率出現(xiàn)的評論字眼）的人，我想原因主要在此。小說不該僅是故事吧？但就大新這邊亦可反問一句，撇開故事，小說還能是什么？是個性？是自我折騰的深刻？抑或捏腔拿調(diào)的出演？
此處涉及到大新文學構思的基礎或曰虛構的邊界問題。大新的創(chuàng)作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和標志著“文革”結束的“新時期”并轡而行。事實上，這也是他創(chuàng)作隨性發(fā)揮的激情時代。大新對復雜人性的刻畫講求，他的作家使命感，他對善的呼喚和頑強的理想色彩，無不與“新時期”倡導的人道主義、“大寫的人”天然相應。或者說，是“新時期”激發(fā)了大新的文學“天性”。其時，各種現(xiàn)代思想、理念及寫作技法紛紛涌入，作家們?nèi)琊囁瓶实亻喿x著，恨不得有個百般消化的“鐵胃”。大新按理也該沾點“現(xiàn)代氣”，但他的汲取卻相當克制。簡單說，即“故事為體，技法為用”，上來就是灑脫沉穩(wěn)的“拿來主義”。我很驚訝他對現(xiàn)代誘惑、傳染的“免疫力”，不是一朝如此，而是一直如是。倘非出于思維的隔閡，這就當屬于“內(nèi)功”的境界了。我以為，中原文化中理性實用的基質(zhì)——特別是講求人情倫理、禮儀和合的一面——于此發(fā)揮了重要的鎮(zhèn)定、過濾與凈化作用。
如果說典型的現(xiàn)代作品會給人以分裂、痙攣、酷派的刺激，多少有些神經(jīng)質(zhì)，那么大新作品的底色則是健康、和諧、向善的。即便寫的是徹頭徹尾的悲劇，仍不脫此底色。他明明察覺到了某種不安危險的人性因子，但卻不會窮追猛打。像呂道景的性別錯位（《銀飾》）、郜二嫂與獨腿老公及任實忠間的三角畸戀（《香魂女》）、暖暖丈夫曠開田在飾演村莊離別戲（一種用來招攬旅游的古裝表演）里的楚王貲時所產(chǎn)生的角色恍惚和帝王欲望（《湖光山色》），等等，這些細節(jié)大可放手寫去的，探入無意識的深淵，攪個天翻地覆；但大新的筆觸卻止于含蓄與暗示。這是審美，亦是為人。我們在此可體會到本能樸素的“善意”、切實溫暖的“禮儀”以及中原文化的調(diào)諧與自律、體面與禁忌。說白了，人誰沒個脾氣？再怎么著，輕易也不要撕破臉揭人皮，以和為貴；那些下意識亂糟糟的念頭，不是長性，寫了也沒勁，任它去吧……這種書寫在文本局部可能犧牲了些“過癮的深刻”與“沉溺的跌宕”，但觀察的“視界”卻由此廓大敞亮起來。各種關系、諸多力量均被觀照到，那是古典、整體、有機的把握與呈現(xiàn)。感覺《湖光山色》具有歷史的氣度、格調(diào)，即由此而來，雖然此書篇幅不大。那個自稱鄉(xiāng)村拯救者、宛然是資本教父的薛傳薪（省城五洲旅游公司的項目開發(fā)經(jīng)理），就是一個新穎別致的力量發(fā)掘與形象塑造。薛傳薪告訴暖暖，如今發(fā)展農(nóng)村，關鍵看它有沒有“被看”的價值。此話一度成為暖暖發(fā)展鄉(xiāng)村旅游經(jīng)濟的理論依據(jù)。于是，丹湖的綠樹青山、寧靜的村落，相對原始的耕作方式以及當?shù)氐某幕z存等，都被充作或妝點為“看”的材料。這仿佛是城市對鄉(xiāng)村的格外眷顧與幫襯，系鄉(xiāng)土躋身現(xiàn)代的絕佳方式，孰料“看”來“看”去，竟“看”出了皮肉生意，端麗的鄉(xiāng)村（連同它的文化、歷史）真要淪為娛樂現(xiàn)代的妓女么？
《湖光山色》寫的是改革浪潮中的當代農(nóng)村，這對作家來說屬于難啃的骨頭，因為離得太近，分寸不好把握，抒情、審美不好展開；更棘手的是，如何寫出當代農(nóng)村的歷史？它的常與變體現(xiàn)在哪里？衡量的標準是什么？對此，大新的處理舉重若輕，那就是故事。確切講，他把常變探討、歷史壓抑的緊箍咒化解為楚王莊年輕女子暖暖的奮斗傳奇。一切都是在暖暖交往的可能性、可行性中自然照面、展開的：除了狂妄自負的薛傳薪，還有地方權力的代表，村主任詹石磴、凌巖寺慈悲的天心師傅，那個曾經(jīng)深愛暖暖最終又傷她極深的曠開田……等等。
就大新而言，文學對歷史的感知、顯現(xiàn)與傳達，不是像茅盾那般通過階級歸類、各就各位的強悍運籌與概括，它取決于世事洞明的睿智、容讓與承當。這是中原人的文學信條，既固執(zhí)，又博大。熟悉大新的朋友常說“大新人好”，這里還可加一句：大新人好，筆法周到（道）。
在《漫說“故事”》一文里大新提到，他的文學啟蒙得自幼時鄉(xiāng)間老人們的“說瞎話”，那一個個多彩動人的瞎話故事開啟了他的文學夢?！肮适率切≌f的母親，一個做兒子的，倘若他身上沒有母親遺傳下來的任何特征，他恐怕就不是親生兒子。”這略感過激、情緒的話表明，故事之于大新，絕不僅是敘述的手法、慣性或偏好，亦是存身之道，是一個作家被拋向世間的“天命”格局，沒有轉圜的余地，只能如是，必須如是。在故事的運作與延續(xù)（包括那看似平實的講述語言、節(jié)奏及向往）中，大新捍衛(wèi)了對鄉(xiāng)土記憶及地方文化的牽系與忠誠，這或可提煉、簡稱為中原“人情”、“人道”。當然，捍衛(wèi)的目標與結果中，也包含了自我人格的統(tǒng)一、篤實與純粹。
讀大新的小說，常會想起古老、睿智的說書人。事實上，大新文學的存在，也的確為這種久違、傳統(tǒng)的“中國之聲”在現(xiàn)代續(xù)留了一脈香火與奇跡。有件事值得一提，大新的軍旅作品比較少，這是本職工作、必須的文學任務，但他似乎一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角度來切入軍旅題材，見諸文字的多為散文和短篇小說，最具影響的軍旅長篇要屬《戰(zhàn)爭傳說》（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了。從題目上即可看出，只有依托于傳說、故事、說書人的語調(diào)，大新才能煥發(fā)出會心、獨特的文學風神。小說開頭的“告白”證實了這點：此書旨在研究明朝中期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但“我”依據(jù)的并非通常權威的史書方志，而是從民間聽到、搜集的口頭傳說，它們“有趣”而“逼真”。在記錄傳說時，“我”只做了些文字的加工修正，將其更換為常用的當代詞語而已。這不正是說書人的形象嗎？不僅是《戰(zhàn)爭傳說》，大新的其他作品里亦能感覺到類似說書人式的主體在場與調(diào)度。小說整體敘述與人物內(nèi)心獨白在言語風格、口吻上相對一致的質(zhì)樸明快，不斷印證、加深著上述感覺。它們被“講述下一步”、“說此后怎樣了”的故事驅(qū)動融合起來。個性固然重要，但更為要緊的是“整體”。對故事整體的優(yōu)先照看不僅是文學審美的選擇，亦透出中原人個體生存的文化“矩度”與“本分”，那是千百年來中原文化對有序、和諧、大同社會強調(diào)、熏陶的結果。對故事的圓滿化訴求也是對社會的承讓與參與，對他人的包容與呵護。它務實而內(nèi)秀，理性而親和，浪漫而有度。
其實，《湖光山色》又何嘗不像“傳說”呢？暖暖的降生，丹湖上的鬼霧以及那彌漫全書的楚王貲的幽靈，在在提示著“傳說”的特質(zhì)。小說明明寫的是近在咫尺的當代史，卻又帶著傳說的味道。這種雜色與斑駁本身，實為作家的地方歷史感與文學感的標示與佐證。對他來說，可能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當代”客體，歷史是渾然的。對當代的追蹤、記事，也是凝望、撫摸傳統(tǒng)的契機。重要的是要找到那個能接通二者的“故事的小徑”，文學的魅力與慰藉就在于此吧。對古老說書技藝的承繼或借鑒（有意無意的），讓大新在當下的職業(yè)承諾（軍人）、文學創(chuàng)新以及他的中原素養(yǎng)、故鄉(xiāng)皈依之間找到了平衡、安和與踏實感，寫作由之延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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