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葦子:父輩的足跡與巴洛克時代的骷髏頭
1981年農(nóng)歷十月底的某天,姥姥帶著二舅和四姨坐上了從臨沂去濟南的長途大巴,他們要從濟南換乘午夜的列車,趕赴千里之外,滴水成冰的“金色魚灘”。
濟南汽車站距火車站有三公里,我始終沒問過他們(姥姥已經(jīng)不在了)當年是如何找到火車站的,走路還是坐車?坐車的話,是公交嗎?他們?nèi)绾卧谫即笫〕钦业侥禽v公交車的?他們內(nèi)心是被陌生世界的新鮮感鼓蕩還是充滿焦慮與惶恐?有沒有哭鬧,有沒有不配合,有沒有調頭回家的剎那轉念?
當時,二舅八歲,四姨十一歲。
比這更早的時候,1980年或1979年秋,姥爺帶著三姨兜兜轉轉從臨沂到濟南再到哈爾濱尚志和亞布力。其間,他們在磚廠脫過坯,在林場伐過樹,在豆腐坊磨過豆腐,甚至幾乎淪為乞丐,最終又顛沛流離去了三江平原,投靠一位本家,就此落地生根。
二十歲那年春天,我從濟南乘1394次列車踏著祖輩往來穿梭過無數(shù)次的路途北上,那時,1394是北上者唯一的選擇。農(nóng)民、打漁的、小販、扒手、皮條客、黑道成員和妓女,塞滿車廂,如逃難的沙丁魚,車子破敗、擁擠、窒悶,甚至沒有一個轉身的空隙,我被擠壓在靠近廁所的過道里,空氣似是顆粒狀,你能感覺到有毛茸茸的東西滑進氣管,這種地方你不可能有心思吃喝,胃腸也很知趣,死了一般蟄伏,人體進入低耗模式,瞌睡成為常態(tài),我夾在兩個男人中間,或者說,我們所有人夾在所有人中間,站著睡去,朦朧中,呼嚕連成一片,我聽到有人啜泣,有人在說夢話,另一邊有人肆無忌憚磨牙,扒手用刀片劃開誰的人造革面行李包,風拍打著車窗,大平原如同赤裸的男人胸膛,渺遠的白樺林,烏鴉,地平線上零星幾點燈火,一頭發(fā)呆的牛,或者驢,隔著人頭我無法看得真切,也可能,這畫面早被時光篡改,許是我從某次畫展上看到的油畫,被記憶強行收編。那些轉瞬即逝,終生不會交集的陌生。
這么多年過去了,姥爺、三姨、姥姥、二舅、四姨、二姨,甚至是后來的我大舅,我哥,我爸,我媽,以及那些更為久遠,闖關東時代的老鄉(xiāng),他們扶老攜幼連衽成帷,穿過大江大河,越過山海關,如同一把粟米,撒向莽莽蒼蒼的北大荒。這些北上的畫面總是和我的北去經(jīng)驗相互交疊,雜沓如多次曝光的膠片,斑駁如泡桐葉子用間隙篩選的光,扎在我心內(nèi)某處,讓我不知所措。
2017年冬,我再次踏上北去的車,仍是1394次,車況和當年早已如隔天壤。這一年,二舅結束了三十多年的漁民生涯,改行去做別的。之前他也有過短暫改行,最終還是重回江里駕著他的船,撒著他的網(wǎng),網(wǎng)著他的魚,風里來雨里去。在江里的這些年,他無數(shù)次和死神擦肩而過,耳聞目睹過漁民的各種不幸:疲勞作業(yè)掉江里淹死的,被浪打翻船淹死的,莫名其妙跳江里淹死的,大冬天掉冰窟窿里淹死的,被快艇撞翻船淹死的……災難如同倉惶出逃的魚群,逮誰是誰。
二十歲那年春天,不,也許更早,早在父母拆開從東北寄來的信的時刻,早在我知道了東北那個方位,并知道了那方位不只是方位,還有愛、親人、倔強的生命力與夢。被對遠方的浪漫想象飼育的某種東西開始在我心底生長,這過程是遲緩的,但,父輩們的故事始終在那個地方等我。
《越界》自然也是根據(jù)真人真事改編,當一位作者說他某部作品是真人真事改編的時候,似乎是在用現(xiàn)實的真實來強調自己敘事的權威,某種程度上會將他的創(chuàng)作指向虛構的無能,實際上,我曾嘗試寫過非虛構,這一嘗試的結果卻讓我變成堅定的“虛構主義者”,我無法忍受被限制了騰挪的想象,不管那想象力多么貧乏,我都愿意它們像鴿群一樣在什么地方飛著。
在真實的故事里,妻子被擄走后,丈夫獨自駕船離開,并于約定時間去接妻子,據(jù)說第二天妻子死在了醫(yī)院,也有說死在去醫(yī)院路上的。我常常想,假如我是那位丈夫的話,該怎么辦?假如我舅、我父親、我姨夫是那位丈夫,他們該怎么辦?對抗?對抗的了嗎?在江中,一個普通個體的死亡并不會比小說中那條大魚掀起的風浪更大。遺憾的是,在今天的現(xiàn)實中我們幾乎找不到“黃瘸子”,或者說,在這個浪漫性被功利主義替代、雞零狗碎人人自保的時代,“黃瘸子”早已被棄如敝履。小說里一拍即合的營救、硬漢、倔強、不屈,與其說是我的浪漫想象毋寧說是一種渴盼,渴盼一個英雄的他者橫空出世,并用平庸為我的罪責開脫,這種對他者單相思式的意淫,最終會被現(xiàn)實重重抽來的耳光擊碎,正如同那條飛得越高跌得越重的大魚。信與不信、建立與破壞、繁華奢靡與骷顱頭,它們相愛相殺。
在前面幾稿中,我用很明確的文字暗示了那位妻子的死亡,定稿前我將那部分刪掉了。除了小說內(nèi)部空間的考量,更多還是內(nèi)心的某種不忍——我希望她仍健在,只是,這樣的話她必須得去面對婚姻以最慘烈的形式轟塌的可能,也許,這將會是我在別的小說中表現(xiàn)的主題。創(chuàng)作《越界》花了我大概一周時間,修改卻是場漫長的堅辛,斷斷續(xù)續(xù)持續(xù)了兩年。我慶幸這種遲緩和延宕,可以在更長一個時間段里注目、審視與思考。
如同那些為了討生活而輾轉的父輩一樣,《越界》遭過多次拒絕,我但愿那些遭拒的原因是我寫作本身的技術缺陷所致,而不是其他非文學力量的干預。最后,感謝《花城》雜志社的所有老師,讓這篇小說有了一塊棲身之所,尤其要感謝朱燕玲和許澤紅兩位老師對我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