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場猝不及防的暴風雪光臨塞北之際，我正讀到王彬自序：“這場醞釀了幾天的雪，昨夜終于現(xiàn)出蹤跡，把銀灰的夜空點綴得有幾分斑駁了……”。這場光臨了東北地區(qū)的暴風雪有沒有提前顯露蹤跡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是與其狹路相逢了——搭乘的航班橫穿連續(xù)的顛簸，終于在恬靜的夜色中安穩(wěn)著陸。一同恬靜的，還有，一盞盞守在公路兩旁的燈；還有，一篇篇閃爍在心河的星光。

王彬的散文多立身當下，燭照歷史，并且飽滿著明顯的個人風格。歷史的驚濤拍岸經(jīng)歷時光的流轉與作家的打磨，水波趨于平緩。相較于炸響震耳欲聾的、轉瞬的驚雷，王彬筆下的歷史更像是天邊亙古且靜謐的星光，多了一份從容不迫的逸趣。

不急不緩的敘述中蘊藏著棱角分明的思索。咀嚼其文字，思緒會輕而易舉地被牽引——你將帶我去何方呢？是遙遠的歷史，還是咫尺的當下？殊不知在兩者觥籌交錯間，享受了一場精神的饕餮盛宴。

作家坦言：“那幾天的心情是袒露的，看到什么便記下來，從而整理成今天這樣的文字”。正如最柔軟的水，在北方也能化身飛閣流丹的城池，雖說是隨手札記，但是歷史的凝重與對現(xiàn)實的關照已經(jīng)融入了作家的血脈，看似無心插柳的字里行間盡滲著力透紙背的筆力。

文集的第一章留給了女子。從開篇的《六詔》到《故園的女人與花朵》，我感受到一顆溫熱柔軟的心在撲通撲通地跳動。在《紅粉》中，作家舉例大文豪、“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的白居易，竟然幾次三番地“督促”友人的愛妾殉夫。而在《翠屏山》中更是將鋒芒直指《水滸傳》中楊雄殺妻之舉的可疑性，揭露了在那個看似遙遠卻并不陌生的時代中，女性的社會地位之卑微與物化。

這些故事都是從男人開始的，但是更為深邃的閱讀背后，講述的，卻都是女子的故事。這些女子被遮蔽在歷史的陰影中，仿佛不重要，仿佛不存在，但剖開歷史的切面，她們卻是那樣鮮活而可愛著。但是男權社會的筆墨，于她們卻顯得極其吝嗇了，作家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并開始了“挖掘”的艱苦工程，悉心將這些女子以立體而生動的樣貌回歸，為她們發(fā)聲，質疑，甚至控訴。

一個真正文明健康的社會環(huán)境理應是自由而平等的，男女無異，老幼無別?！读t》《紅粉》《顧太清》等篇章在鋪陳愛情悱惻的表層背后，揭露的是上層建筑的不公平，社會價值取向的不公正。

作家意欲何為呢？或許，比起答案，作家更樂于拋出一個又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又或許，只是作家不忍，那些柔弱的女子，那些睿智的女子，那些堅韌的女子如巴爾扎克筆下：“那薔薇，就像所有的薔薇，只開了一個早晨”。

二

文章是和藹且博學的。閱讀，就像與一位儒雅的長者同游，馳騁大江南北、游歷山川河海。這位長者還好客得很，不厭其煩地，博古通今地講述著這邊土地的前世今生，那片竹林的滄海桑田。能如此講述，本身就是一種對底蘊的考驗。

王彬從獨到的視角切入，比如書中眾多的“他們”亦為中國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手筆，作家穿透他們擲地有聲的辭句，審視他們令人稱嘆的人生。

《桃源鄉(xiāng)夢》以空間為坐標，帶領讀者行走于悠長的時空。顯然作家對于讀者小貓一般的好奇心是了然的，于是順著這條時空的長河，逆流而上闖進桃花源。在這里，自然的風貌盡收眼底“之后是桃源致碑，再后是桃花源石坊、桃花溪，一條明凈的溪澗，可以通到沅江、窮林橋、水源亭，最后是秦人的古洞。穿過洞，便是桃花源”。如果說《桃花源記》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shù)百步，中無雜樹芳草凄美，落英繽紛”是遠在天邊的，陶淵明先生勾勒的仙境；那王彬先生便是將這仙人之所落了地。《桃源鄉(xiāng)夢》是橋梁，溝通古與今；溝通文化與歷史；溝通理想與現(xiàn)實。

《岳陽三士》中，以岳陽樓為中心畫一個半徑為千年的圓，穹廬之下既有仙人呂洞賓的詩與像，又有范仲淹的文與湖，還蘊藏著詩圣杜甫的苦與舟，此三者在作家筆下是為“岳陽三士”。讀者可以縱情地隨著作家的筆觸游覽楚地風光。先看岳陽樓下面的兩個小亭子：左邊的仙梅亭、右邊的三醉亭；再看仙人“朝游南岳暮蒼梧”，再看凡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移步易景，時空交錯。

《我笑青山》中“之后，去數(shù)那黃金的門釘?？锤a一樣的乳釘，綴滿了朱色的廟門。細看，門釘?shù)臄?shù)目并不一致，局中者每扇八十一枚……”而后看到“新的岳飛像卻不十分理想——紫袍、金甲，洋溢著堂堂正氣”。然而同樣的景物投影在作家心中便煥發(fā)了別樣的思索，于是“都說雕塑得好，然而我卻覺得缺少了些什么，至少是，缺乏一些儒者風度，或者說是書卷氣”，一顆玲瓏心，剔透廟中人，作家以淵博的學識一針見血地擊中要害。

季羨林曾經(jīng)說過：“我一定要同客觀存在的東西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客觀地去觀察。難道我們就不能有意識地去改變這種習慣嗎？難道我們就不能永遠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嗎”。仿佛與文章不是遇見，而是撞見。王彬的腳步一直在前行，目光一直在流轉，而袒露在你我眼前的不過是作家信手拈來的一幀。他不急不緩，他娓娓道來，他既是導游、又是導演。

三

究竟是風光袒露于作家，還是作家袒露于風光呢？

憶起李白在《渡荊門送別》中嘆道：“仍憐故鄉(xiāng)水，萬里送行舟”。這應該就是所謂“天人合一”的境界吧，乘舟遠行的詩人與水為友，在登岸之際與水作別，戀戀不舍。“天人合一”是中國的哲學思想，也是一種樸素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疤斓嘏c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與時間、與空間和諧相處，心懷敬畏。

王彬既是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歷史的專家，又是優(yōu)秀的作家。與書名同題的散文《袒露在金陵》帶我們游歷了燕子磯、中華門、掃葉樓、清涼寺、雞鳴寺、中山陵等故地。

燕子磯是個小鎮(zhèn)，而磯是小鎮(zhèn)邊緣之意。在這小鎮(zhèn)邊緣有個稱之為公園的地方，在作家看來，不過是郊野中的一頁綠地而已。園中立有乾隆的御碑，作家形容這御碑是“呆頭呆腦地擠進一只四角微舉的小亭子里”，碑緣雕刻的云龍模糊了，索性乾隆手書的“燕子磯”還算豐碩。再看燕子磯這個地方，“臨江皆壁，石隙里擠滿了凌亂的樹木，有的已經(jīng)綻出米色的花苞了。另一面卻平緩柔和，叢猬著大大小小的松樹和我因為缺乏知識而認不得的樹”——這是對風光的打量。接著作家憶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里曾輪番上演的悲劇，思及此，作家感嘆“黃裳先生在一則散文中，將北京前門的箭樓比喻為亙古不飛的燕子，我覺得，將這個比喻移置于燕子磯也是適宜的，這下面埋藏多少催人心肝而又令人血沸的歷史啊”。從景到人，從古至今，作家的目光是開闊的，也是悲憫的，借由文字作家將自己的內心袒露于世。

行至中華門，作家想起 “這中華門又稱聚寶門，流傳著江南財主沈萬三的傳說。據(jù)《南京風物志》所載，沈萬三原本是南京的漁戶，打魚時撈到一個聚寶盆，從而成為金陵首富。明初，筑中華門，砌起即塌”，最后朱洪武找沈萬三要來了聚寶盆，埋在中華門下，這才把城門筑好了。講罷了南京，作家又想到了“關于沈萬三捐輸筑城的故事，北京也有流傳”。在北京的傳說里，沈萬三又凄慘了積分顏色，是個窮老頭子，偏偏綽號活財神——“挨打的時候，他的手指向哪里，哪里就可以挖到金銀”。家人是舍不得打，可是皇帝要修建北京城了，大名鼎鼎的“活財神”必然逃不過“我為魚肉”的宿命了。南方的漁戶也好，北方的窮老頭也罷，都逃不過被皇權宰割的命運，這里的闡述并非只是消遣一段茶余飯后的傳說，更是揭露了高度中央集權的舊制度之下，百姓所面臨的殘酷剝削，哪怕富甲一方也難逃如來佛掌。自始皇帝嬴政并吞六國，建立起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所謂的皇帝只有能有一個，皇權官僚專制社會至辛亥革命才土崩瓦解，其對人權的踐踏、對生產力的束縛等等弊端昭然若揭。然而，綿亙了千年的社會制度真的就此灰飛煙滅了嗎？“我時常驚詫，何以中國儒者之學的精粹都被蒸發(fā)屏蔽，而糟粕卻沉淀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只此一問，入木三分。

篇章統(tǒng)籌布局，最總將落腳點放在了：眼前是中山陵，心中還掛牽著明孝陵。王彬擅用輕柔的文字裝載沉甸甸的內核。

行至中山陵 “雖是雨天，中山陵的游人依然不減。雄偉的花崗巖石階上，漂浮著各色各樣的傘。無傘的人則蒙著手絹或者紗巾，頂著玄色的公文包，高呼‘走啊，走啊’！在傘的世界里，中國人也依然偏愛七色以外的黑色”這是喧嘩的人間煙火，盡管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為鼎沸，中山陵平添了一種集市的躁動，拜謁所應有的氛圍稀薄到了令人不快的程度”，卻是工筆勾勒的當代圖鑒。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親自率領國務卿士、文武將吏拜謁明孝陵在祭明太祖文中道：“嗚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據(jù)說朱在死前，叮囑不要以金玉陪葬，不要妨害嬪妃婚娶，但是《大明會典》說：‘孝陵四十妃嬪，惟二妃葬陵之東西，余俱從葬?！簿褪钦f，除兩妃在朱死之前正常亡故，其余的都被迫從殉了。這當然不是簡單的朱個人的道德問題”。

那究竟是什么問題呢？作家打破時間的藩籬，談到“中國儒學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也，仁就是愛人。中國人是講求自省的，吾日三省吾身。”百姓們苦尋著圣人的光環(huán)，那君主們呢？“然而，在中國這片古老的黃土地上，君即是‘一夫’，二者有什么本質區(qū)別？朱不是索性把孟子的牌位從孔廟撤出，取消了享受冷豬肉的資格嗎！孫中山的偉大就在于徹底打爛了‘一夫’的專制”。這的的確確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是社會的問題，是專制與自由指間的博弈。

故地與王彬同樣坦誠而通達：比如燕子磯承載著乾隆御碑的貴氣，波瀾不驚；收容著絕緣瓷瓶的簡樸，落落大方。比如只剩下城垣的中華門，兢兢業(yè)業(yè)地記載著城池的記憶與傳說；比如“殘破得可以”的雞鳴寺，仍執(zhí)拗地駐守著史籍中的君臣與紅顏。王彬的文字生出觸角，摩挲著倫理的真相。

四

對于散文而言，美質性結構最為直觀，對形成藝術篇章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動力。至于王彬，信手拈來，閱讀宛若置身藝術的花園，即具渾然天成的瑰麗，又不乏匠心獨運的精巧。

王彬的散文延續(xù)了開放式的行文特點，在語言表達上呈現(xiàn)鮮明的個性與審美追求。《野狐嶺》記錄了一次探尋“野狐嶺”之旅。公元1211年，在野狐嶺發(fā)生的決定蒙古與金朝雙方命運的決定性戰(zhàn)役，后稱之為“野狐嶺之戰(zhàn)”。自此金國連連挫敗，加速了其走向滅亡的命運。野狐嶺我沒有去過，但是生長于大金王朝的發(fā)祥地，因而讀起這個故事，多多少少會沾染些哀傷的氣息。

“進入居庸關后，山便開始包圍我們”，“包圍”二字猶如一雙巧手將我的思緒捧于掌心。本是靜態(tài)的群山，這樣一來山勢若奔，更添了幾分戰(zhàn)役遺存的壓迫感。想起北宋時期大文豪臨川先生曾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也是一“護”一“繞”，兩個動詞使得擬人與描寫交融無間了?！拔易⒁獾剑降鸟薨櫳L著灌木一類植物，因此褶皺的顏色深而山體的顏色淺。山的顏色又是不同色塊，交錯地從飛馳的車窗外面逼壓進來”，此處的“逼壓”與開篇的“包圍”呼應，延展了金戈鐵馬的色調，是“僵尸百里”的壓抑的記憶。

“我們從樺樹嶺馳入號稱‘天路’的66號公路”，氣氛陡轉，視線聚焦在“公路上基本無車。道路右前方停著一輛白色的小客車，一對年輕的夫婦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朋友，在車的內側玩?！?，偶然的遇見，正是與作家的行文特點相諧，于是轉入“一輛黑色的小客車疾馳過去，一瞬間我想起了新西蘭的庫克山，我對徐說，那里也是公路，也是松林，公路盡頭是晶瑩的巍峨雪山，而這里道路纖細，林木幽靜，又是另一種味道，給人一種恬靜宜人的感覺”。此處的“恬靜”與彼時的“逼壓”形成強烈的對比。同樣對比強烈的還有“臨走的時候，我回顧這家飯店，前面有幾株年輕的松樹，還有一片不大的廣場。飯店側面辟有車門，門里也是一片泊車的小廣場。車門上方寫著‘百順農家樂’”，按照農家樂老板的指引，在不遠處“道路上面的墻壁上果真鑲嵌著‘野狐嶺金蒙大戰(zhàn)遺址’九個金色大字”。何其悲壯的戰(zhàn)爭，何其祥和的農莊！

“而此時，山谷壯闊，不那么逼仄了” ，遺忘，將歷史的苦痛順理成章地甩在身后。“再向前行，公路連續(xù)急劇下降，八萬里河山怒濤翻涌，山石犖確，谷走龍蛇，澗碧水流泉滴沙”足下是六龍回日之高標，胸中則是沖波逆折之回川吧，眺望“遠山如云橫亙天際，連綿不已地在車窗里蔚藍跳動”，王彬突然意識到“我們就要脫離蒙古高原，而這里已是高原邊緣了”，一語雙關，這既是高原之邊緣，亦是追憶之邊緣，時間的車輪同找尋野狐嶺的車輪一同向前，最后，又一同地將野狐嶺留在了身后。

原本單調的尋找被王彬用藝術裝點之后散發(fā)出引人入勝的魅力，先是跟隨著作家的腳步，仿佛置身凡爾納的《地心游記》，前途未知愈加迷人。然后跟隨著作家的思緒，將思緒與周圍萬物切合，與歷史進行對視，向現(xiàn)實發(fā)出鏗鏘質問。

五

現(xiàn)實與聯(lián)想被王彬擇取、烹飪?！兑昂鼛X》中王彬在看到“兩原之間是谷，又分布著大大小小的原，這些原被鋒利的農具開墾出錯落的梯田，梯田又被掘出細密的壟溝，而與原的弧度大體保持一致，但是也有反向為之的壟溝而與原的弧度扭結交錯”時，作家猛然醒悟了“梵高之為梵高的道理。梵高是用筆，而農夫呢？不過是用?頭，并沒有什么區(qū)別”；感受到“現(xiàn)在莊稼基本收個，裸露出各種土地的顏色，黑色、醬色、褐色、與淺褐色，享受這一種卸去重負以后的寧靜與安詳”。 ?頭刨出了祥和的畫卷，畫中歸置著藝術的真諦。

《翡翠灣》更是神來之筆，游歷馬頭村，端鶄祠，“同時想到杜甫一首與?鶄有關的詩，那詩題目是《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進而凝望“丈人文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的心境——“是杜甫對鄭八丈的勉勵，但是對于在水泥殼里住久了的人，在這里的清飔之中看看花，種種瓜，心曲中泛動一種歸隱之思，當是可以理解的吧”。同屬文人墨客之列，這種“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共情躍然紙上，又扎進了多少人身不由己的心坎！

再看詩意盎然的《背簍里的桃花》，憐愛的目光駐足“一株曾經(jīng)被砍去樹冠的柳樹”，此刻“又長出了蓬勃的樹冠”，悲天憫人在筆觸滲透“如果我沒有曾經(jīng)路過那里，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它曾經(jīng)遭遇過的不幸”，柳樹沒有辜負憐愛的心“現(xiàn)在，它的樹冠開始發(fā)黃柔軟，灰色的葉苞也開始飽滿”。于是想象的翅膀在蘇聯(lián)女詩人蓉娜·莫里茨的詩上震顫，“大意是當春天來臨，彎曲的桃樹在綺窗前盛開怒放時，走來了一位漂泊的詩人。這位詩人是王維，在夜色的靜寂中游蕩于桃樹左右”，翅膀又盤旋在圣人開文的時空，“飛來一只烏落在他的手掌上，把他的手掌作為一個平臺，在上面筑巢、下蛋”，于是開文發(fā)現(xiàn)“自己被‘連進了永恒的生命之網(wǎng)’，一動也不敢動，生怕把鳥蛋滑落墜地……”，這個故事再次煽動了春風，將想象之翼引向“二〇一九年《中國國家地理》刊登的一幀照片：一位農民背著一只背簍，坐在臺階上休息。背簍里有一株嬌艷的桃樹，花枝紛披，飽滿地綻放湘妃色花朵”，是的，“春天浩瀚妍麗，浩浩蕩蕩，真的就要來了”。

大山里的農民用最質樸的方式書寫感動，王彬用形散神凝的筆墨書寫敬畏生靈。因此，作家又鐫刻了《帶囚籠的歌者》中，“秋天，帶著小房子滑行是因為食物；冬季，帶著房子跳躍是因為溫度”的“成精”的蟈蟈；雕琢了《杜鵑》中“狡黠而不乏智慧的鳥，被賦予了豐富的人文內涵”的杜鵑；描摹了《青銅峽的貓》中忽見“黑色帶有虎皮花紋的幼年小貓”，印象中“作為貢品從中亞引進的”貓、“為了防止攜帶的佛經(jīng)被混進船艙的老鼠啃嚙，而隨穿帶進了日本”的貓，還有“禪宗中有一宗‘南泉斬貓’的公案”中，那只不幸的貓。

強烈的生命意識是王彬袒露人間的溫情。對生命的現(xiàn)象滿懷熱忱；對生命的本質崇尚贊美；對生命的有意義長情追尋——“此時的暮色已經(jīng)遁入暗夜，山巒依稀消隱，黃河依舊安順，波動的星光開始曲折閃爍，游輪的舷窗裝扮蛋黃的燈火了”（《青銅峽的貓》）。

合書仰望，雪花早已無蹤，夜空正奏起樂章——是亙古的星光，在恬靜地亮。

（梁甜甜，詩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作品見于《詩刊》《詩林》《哈爾濱日報》等報刊，出版詩集《花信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