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2020年的疫情，將為移動時代畫上句號，人類將回到各自的部落，過起自保、封閉、敵視的洞穴生活。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曾在倫敦，確切地說，在路易遜（Lewisham）的倫敦生活過。

一

本性上說，我是個宅人，用唾沫和泥把自己砌起來便可耗過前半生，后半生再專心致志地做關于飛越的夢，圓滿。但這種“宅人哲學”位移到英國之后，就漸漸變得難以為繼了，其中一個原因是天氣。英國的冬天是個討厭的、無所不在的怪物，伸著一條長滿冰刺的舌頭，沒完沒了地舔著你的脊背和腳趾。砍柴要扮成雪山飛狐，半夜上山，非法而低效；加油站門口捆成一束的木柴，鵝頸般纖細，兩分鐘就火化了；炭也是，二十五公斤，十一點九九英鎊一袋的炭，估算好燃燼進度，審時度勢地燒，也不過三天。沒有暖氣片嗎？有是有的，但對于我們這種小戶人家，晾衣房是絕對的奢侈品，只能向英國小市民學習，買幾只暖氣片專用的晾衣排鉤，按纖維尊貴度，把濕衣服分成三六九等，層層疊疊攤上去。哪兒有暖氣片，哪兒就有濕衣服，就像哪兒有生活，哪兒就曬滿了生活的尿片一樣。

室外雖然也很冷，但運氣好的話，就會遇見太陽。太陽總是戴著一頂英氣十足的船夫帽，驅趕著火焰色的四輪馬車，向每一個路人，無差別地揮灑著免費的、不含洗衣液味的暖氣。所以只要是晴天，哪怕舉國上下都在倒春寒，你也能看到有人在草地上癱成仰泳狀，身邊擱著一本陪泳的詩集。夏天的太陽就更誘人了，除了船夫帽，從頭到腳一絲不掛，像從神諭中出走的羅馬灶神，全副身心沉浸于勾引，雙瞳剪水，目光如炬，不僅淺山和青草全軍覆沒，就連熱愛黑暗的深海巨章，也忍不住浮出水面，像吸貓一樣，觸足綻放，猛吸眼前那妙曼的靈光。當然，也只有寒溫帶的太陽才有這般魔力，我以前在亞熱帶遇到的太陽，幾乎通通都是悍婦，年紀輕輕就愛上扒皮。

英國夏天的太陽不但妖冶，還很流連，入夜九、十點也不肯離席，給人一種“光陰銀行”的幻覺。為捉住一截太陽的余息，我經常迷路，加上天生的路盲潛質，迷路迷到自成一格，仿佛不迷路就會失去人生方向。

位于倫敦東南部的路易遜，是我在英國的第一個落腳點，也是我“迷失倫敦”的第一站。從我租的布羅克利（Brockley）“無敵街景小閣樓”，到路易遜的露天集市，間距不到兩英里，就經常被我神清氣爽地踩出三四英里來。反正我也不是特別有所謂，倫敦沒有死角，只有時間。碼字為生的我也一樣，盤纏沒有，時間大把。只是苦了那些手足并用，為我指明方向，最后發(fā)現(xiàn)我又莫名其妙回到原地的路易遜人。

路易遜是一塊“重慶大廈”的拼圖版，路易遜人大部分看上去比我還黝黑，這是因為祖上來自非洲和加勒比海等地的移民，占了當?shù)厝丝诘?7%，因此路易遜還流傳著近一百七十種異族語言，它們像熱帶魚似的，在寒溫帶的大街小巷里暢游。只需把耳蝸里的隱形接收器稍稍朝某個方向定位，再把心跳固定在一個相對舒緩的頻率，就能聽到那些悲傷或深情的聲音。

在鬧市中心，聆聽鳥叫的過程，也是一樣的。

當然，只要我一開口，這些美麗的聲音就消失了。剩下的是滑行元音+牙買加+倫敦南部英語，或倫敦非裔工人階級英語+Faithless（“無信念樂隊”，英國本土的一支多族裔電子樂隊）的說唱。這里wicked的意思，不是邪惡，而是“酷”，上帝是一個DJ（《上帝是一個DJ》是“無信念樂隊”的成名曲之一），輔以黑人特有的，局部用力過猛，整體卻協(xié)調完美的肢體語言。

“可看到前方那個剃頭店？不，不，不是發(fā)廊，是剃頭店！對，對，轉進去，不要跟別人進店，要一直走，看到一座公園，那有個門，它不是正門，是后門。你必須從后門走到正門……對，對，免費，英國的公園都免費。出了正門，朝左拐，直走，過了第三個十字路口，向右拐，就是露天集市了，那里有座維多利亞鉆石年修的鐘樓。你會找到的，祝你好運！”

路易遜地處波瀾不驚的小山丘，上面覆蓋著樹林、花園、房屋、鐵路和街道。山丘的底部是看不見另一個山丘底部的。路易遜隨處可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聯(lián)排住宅，不時闖入視線，混淆著記憶的套盒。許多建筑，不管內里多么迥異，按倫敦城那堪稱文物級別的市容管理標準，其外表幾乎和三百年前無異。窗門不是樺白色，就是郵筒紅，要不就是那種和女王鞋帽匹配的皇家藍，門前的袖珍花園，也幾乎長得差不多，不是鹿蹄草，就是葡萄牙月桂……等我好不容易找到那座“維多利亞鉆石年修的鐘樓”時，路易遜的露天集市都已經快打烊了。

因為臨近打烊，本來就已便宜得讓人咋舌的果蔬花卉，再次拼盤放血，買一送一。十五個有點過于溫軟的橙子，一英鎊；二十四個工業(yè)養(yǎng)殖大雞蛋，一點五英鎊。從路易遜火車站蜂擁而出的下班人群，走過路過，絕不錯過，只是恨不得開拖車來，再坐熱氣球回家。

和保守古舊的英式住宅區(qū)相比，露天市場簡直是一個異域世界：滾著金黃豹紋的衣料，涂畫著綠色番杏或海南瓜花的橙色桌布，形狀奇特的深海凍魚，似是而非的甜點，足以令象群和斑馬失色的大件首飾……從日常生活用品到虛擬世界用品，應有盡有。各種小攤，沿著中心大街（highstreet）的主干，一線排開，踮腳也望不到盡頭。攤主中不乏非裔女士，眼珠黑亮，眼白澄清的黑色小孩兒，獼猴似的，勾在母親那健壯頂翹的臀部上。

打烊前十分鐘，我的購物欲達到了頂峰，除了那座被鴿屎覆蓋的“維多利亞鉆石年修的鐘樓”以外，幾乎什么都想買。無奈囊中羞澀，只好抱著兩顆西班牙大白菜和一盤巨型香蕉，悻悻而歸。

一位戴著金項鏈，肩膀上有部族刺青的非裔小哥，用標準的倫敦南部口音反復告誡我，它們可不是普通的香蕉，是一種叫“普蘭霆”（Plantain）的車前草大蕉，必須烤熟才能吃。

沒想到，第一次品嘗普蘭霆，我就吃到了加納國粹“卡拉維拉”（Kelewele）。話說我租住的閣樓底下，有一個荒草萋萋的后院，主要用來曬衣服。一樓的租客是一對小情侶，姑娘來自加納，高挑性感，聲音沙啞，在倫敦某自殺熱線做接線員，她的荷蘭男友通常在地鐵口賣無限流量上網(wǎng)卡。小情侶熱愛普拉提、說唱樂、涂鴉藝術和公平貿易，還不時在后院聚眾燒烤。冷凍肉鋪買的便宜魚肉，必須加神秘繁復的香料，才能去掉雪柜的密封味。所以只要我晚幾分鐘收床單，纖維里就會滲入一股奇異的焦香，讓人饑腸轆轆，輾轉難眠。

好在加納姑娘非常豪爽，不管你如何假裝拒絕，她死活都能把你拽下樓來。所以很快我就成了她的?？?，脖子上掛著一只相機，以“美食配美照”為名，混跡于她的燒烤檔中。眼見那種叫普拉霆的，任憑我如何用力也做不到皮肉徹底分離的巨型香蕉，到了她的手里，三下五除二，就被剝皮去梗，剁成了小圓塊，再扔進滋滋冒泡的葵花籽油里浸炸，一直炸到金黃為止，最后佐以姜絲、辣椒粉和海鹽。加納姑娘說，它叫卡拉維拉，是加納國粹。它讓我想起了我的小學門口那久違的地溝油炸番薯餅。為了吃卡拉維拉，我燙傷了舌頭，弄臟了領口，怕顯得不善交際，還主動交代了一段狗血情史，中間那層香濃酥化的蕉甜，至今難以忘懷。

時值世界杯，滿街都是隨時準備決斗的人，氣氛緊張熱烈，加納姑娘也難免情緒失控。原來她出生在一個“足球之鄉(xiāng)”，她是老大，底下四個弟弟，足球是她和弟弟們維系血緣關系，共同掩護罪行，一起偷雞摸狗的紐帶。家里能踢的都踢扁了，除了煮魚的鐵鍋。家門口的曬魚場是童子軍的演習基地，世界杯前一個月，她和弟弟們便已瘋狂備戰(zhàn)，在屋檐上插小國旗，用廢漁網(wǎng)搭球網(wǎng)，和三街六巷的童鞋過招，踢得雞飛狗叫，媽媽暴跳……據(jù)說加納足球的烏龍城寨就是這樣練成的。盡管直到2006年，加納才好不容易擠進了世界杯。

加納姑娘家因為魚賣得好，所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有了彩電，在她那夸張動人的描述里，那可不是什么普通家什，而是一座3D影院。有漁船的開船來，沒船的打五人摩的，實在什么都沒有的，就砍一只普蘭霆騎上去。人來齊了，輩分高又懂科技的，鄭重其事地擰開電視，狂歡便開始了。加納姑娘和弟弟們每天都興奮得睡不著，苦的是那些媽媽們，端酒送菜，洗碗拖地，直到最后一個球入網(wǎng)，才總算從一場曠世的疲倦里解放出來。

幾乎每個路易遜人都有一段“加納往事”，長在黑夜的身體里，被墨色的膽汁包圍著。白晝是看不見的，只有月亮和夜鶯，才能偶爾將它喚出來。

二

那是2010年，我初來乍到，像一只南方的壁虎，掉進了冰窟般的倫敦。我租住的“無敵街景閣樓”，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遺留建筑。租它，不是因為貪戀文物，而是因為房租便宜。便宜的原因有幾點，一是老式木窗，木框已變形，且無雙層玻璃，也沒有家具和洗衣設備；二是中下層民宅改裝的出租屋，肉小皮薄，墻里一半是磚，一半是像磚一樣堅硬的寒風，外加隔壁的對話和繞梁不絕的古怪回音。暖氣倒是有的，就是昂貴，連奈保爾那種級別的作家都覺得肉疼，我這種三腳貓就不用說了。當然，最終極的原因是，路易遜。

我被告知，路易遜魚龍混雜，夜晚不要老出門，尤其是一個姑娘家。有個老朋友在通訊軟件Skype上聽了我的描述，甚至還皺了皺眉，我理解那是出于某種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路易遜充滿了膚色、樣貌、服裝，甚至皮膚質感與我完全相異的人，彼此的語言、文化以及成長背景也截然不同。但我并不覺得他們可怕，也不想疏遠他們，因為他們也沒有誰刻意疏遠過我。在“陌生和未知”這個層面上，我們是平等的。這種平等觀一旦建立，剩下的，就是交流問題。

你知道去哪才能買到筷子嗎？我沖著一個包著頭巾，感覺像是剛從駱駝上跳下來的阿拉伯人問道，他二話不說，幾秒鐘內，便畫好了一張通往唐人店的地圖。而加納姑娘卻覺得根本沒必要花那個錢，悠悠然打開電腦，刷出了一個叫“自由循環(huán)”（Freecycle）的物品交換網(wǎng)站，并盯著我完成了注冊?！白杂裳h(huán)”簡直就是阿里巴巴的山洞，幾乎什么都有，只要輸入想要的物品，再輸入郵編，幾英里內的同類物品，新舊不一，便呼啦一下冒出來。比如輸入“洗衣機”，果然就呼啦一下十幾臺，寫明了沒有損壞，擺在物主的雜物間或洗衣房里，擦得干干凈凈，一副“快來認領我”的著急模樣。這陣仗，閑魚、鮮衣網(wǎng)或貳貨都無法媲美，畢竟是免費的午餐。

我在“自由循環(huán)”上認領了一臺洗衣機，一個日本大海碗，一大扎竹筷，一套令時光倒流三十年的呢子西裝，一棵金錢樹，以及幾個標注為“隱形鞋架”的收納盒等。與其說我愛上了舊物，不如說我愛上了憑認領舊物，走家串戶的時光。

有的物主住在超大的宅邸里，有漂亮的花園和處置不完的新歡舊愛，大到手風琴、鋼琴、衣柜、床墊、冰箱、電視機，小到紐扣、窗簾、鞋子、碟子……網(wǎng)上貼出廣告，依然無人問津，就在前花園擺個露天攤子，把想清走的東西放在里面，攤子上貼一張“請自取”的條子。那種連不要的相框也擦干凈，舊皮鞋還附上鞋盒的物主，不是有身份就是有強迫癥；而那種連廁紙架或針線包也要慷慨相贈的，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熱衷環(huán)保，秉信多元主義的中產階級白人。

窮困潦倒的物主當然也隨處可見，此地混不下去，必須到別處謀生，退房時捉襟見肘，甚至沒有余錢，將搬不走的家什家電運到郊區(qū)的大型廢品回收中心，只好眼巴巴地等著我這種初來乍到的新人認領。馬足車塵，搬進搬出，儼然已是路易遜的常態(tài)，那種叫“Van&Man”的小型搬運車加司機，因而在此過得風生水起。司機們通常是孟加拉人或土耳其人，個頭不高，力氣卻不亞于托塔李天王，收費也挺便宜，且一旦開啟話癆模式，就很難關上。畢竟又當老板又當搬運工，分身無術，免不了牢騷滿腹。

憑著“自由循環(huán)”，我感覺自己也一下子變成了路易遜人，和物主搭訕時，連口音都變得有那么幾分路易遜了，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潛移默化”吧？安置好新家后，我就為自己辦了一張巴士卡，它是倫敦海陸空里最便宜的，每周只要十六點六英鎊。從凌晨到午夜，隨上隨落，遇上地理天才，一卡在手，便可無縫隙抵達倫敦任何一個角落——盡管我從未遇到過地理天才。

路易遜的雙層巴士453，披著一身郵筒紅，慢條斯理，搖頭晃腦，半個小時的車程，可以拖上一個小時，但我還是很喜歡它，因為它可以直接把我送到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從廣場下來，穿幾個羊腸小巷，便是泰姆士河岸，那里是戲劇的天堂。有國家大劇院和各種小型劇場，還有一座和“客家圓樓”結構相似的環(huán)形舞臺，全年上演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入場券五英鎊，僅唐人街一碗牛肉面的價格，卻相當好看，刀光火影，水磨功夫，連盔甲據(jù)說都是按都鐸王朝的織物法，一針一線穿起來的。至今我仍記得自己站在一塊黑色帆布里看《麥克白》的情景。聽起來很魔幻，操作起來也未必不可行：鉆進一塊巨大的黑布里，經過密密麻麻的軀干，找到一個洞眼后，再將腦袋從洞眼里釋放出來，繼而進入首級的汪洋。《麥克白》是莎劇里最短的，對我來說，卻形同中世紀一樣漫長，必須睜著被舞臺煙幕噴得血紅的雙眼，麻木地維持著某種待斬的姿態(tài)，還要大力擊掌叫好，因為你不看別人，別人也會看你。

“觀眾也是戲”的傳統(tǒng)，據(jù)說已經流傳了很多年。觀眾席的燈光是永不熄滅的，這個慣例，直到二十世紀后，才有所改觀。翻看英國劇作家約翰·蓋伊（John Gay）的名劇《乞丐歌劇》1729年的銅版劇照，幾十個演員，戴著怪獸面具，在砧板大的舞臺上張弓射箭，管弦樂隊則可憐地擠在右下角里，前后左右，全是涂脂抹粉的觀眾，個個堪稱戲精，有過之而無不及。觀眾席，還是一個等級社會的三維體：假發(fā)盤得又高又峭，各種鮮花羽毛，像頂著一幅荷蘭靜物畫來看戲的，一般是貴族，坐在劇院頂層妖嬈的包廂里，搖著蒲扇，表面鑒賞，暗地鄙夷。離舞臺最近，吹口哨，做怪樣，不時和臺上的尤物斗嘴取樂的，是中低階層，在正規(guī)戲院里，他們出現(xiàn)得也最晚，據(jù)說直到十八世紀。

即使到了今天，上流階層的綺羅珠履，仍是前戲中的重彩或社交場合的隱形名片。中下階層當然也會不由自主地，套上他們的“做禮拜才舍得穿的衣服”（SundayBest）。寒酸是反社會的。除了印度人，幾乎沒人敢穿拖鞋入場。階級是一件金縷衣，隨時代更換樣式，從彰到隱，延續(xù)至今，以至于我每次去看戲，都不知該往臺上看，還是該往臺下看才好。但彼時住在路易遜的我，其實是根本不懂那一套的，搶到一張低等的便宜票，在背囊里塞一袋蘇打餅，就滿頭冰碴地沖進去了。連飲用水，都是趁中場休息，到廁所里去蹭的。

萬幸的是，好的戲劇本身，是沒有階級的，比如愛爾蘭劇作家馬丁·麥多納（Martin McDonagh）的黑色家庭史詩《里南村的美人》（The BeautyQueen of Leenane）。

那出戲我是在英國國家大劇院看的，也許是愛爾蘭俚語用出了喬伊斯的水平，滿場惡笑不斷，卻只有我一個人悲傷不已。因為它講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里南那樣的一個破村莊里，有個老姑娘，四十歲了，仍和她那保守、狹隘、暴躁、絕對、動輒上演苦情戲的母親住在一起。村里有人要移民去美國，臨行前給母女倆發(fā)了一張“告別舞會”的請?zhí)Y果也讓這位母大給燒了。經歷了一番和母親的靈肉搏擊，老姑娘才總算得以偷跑出來，等她終于趕上那場舞會時，她的暗戀對象，卻在舞會上，給一個年輕女孩拐走了。村里的人一個個離開村莊，去了美國，剩下老姑娘，在母親去世之后，穿上了母親的毛衣，坐進了她的搖椅。

那是一出近乎極簡主義的戲劇，沒什么布景，道具也只是一張破搖椅和半只廚房，而老姑娘和里南村的影像，卻死死地釘進了我的大腦，有如一個走出的夢想和一個無可救藥的愛爾蘭。我的心中，其實也有一個里南村，而我的母親，此刻正坐在遙遠的客廳里，像看守著一座空曠的涼亭一樣，看守著它。

國王學院旁有家叫“靈感”的小酒吧，有段周末，每晚都會上演“獨白劇”（Monologue）。它其實很像我們的單口相聲，一個人，一張板凳，一只麥克風，一個小故事或一番宣泄，就是一場戲。專門為獨白劇寫劇本的作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三十秒廣告的奇才，擅長濃縮的藝術，可以把一個人的一生，用十分鐘講完?！办`感”小酒吧里，每晚大概有十幕獨白劇，也就是十個人的人生，悲喜交加，像極了《十分鐘年華老去》那部電影。我曾一度是“靈感”的忠實票友，也曾一度躍躍欲試，興奮地坐在453雙層巴士上，一邊凝視著過往的車流，一邊彩排著屬于自己的“獨白劇”?！拔也刂粋€不可言傳的，高于生活的欲望”（伍爾夫語），多好的一句開場白啊，可不知道為什么，往往直到散場，我卻連半個字都吐不出來。

三

背井離鄉(xiāng)是一件讓人心碎的事。背井離鄉(xiāng)的人，能不露聲色搬入倫敦金斯頓（Kingston）或里士滿（Richmond）的，是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奇妙的是，回去的人，也是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除非誰有幸在家鄉(xiāng)獲得了更好的機會，像牛津大學人類學者項飚的著作《回歸（Return）》里的國際移民那樣，及時為稻粱謀，向水草茂盛的地方前進。

在路易遜混了一段時間之后，我總算混熟了幾個朋友，他們無一例外，全是移民。曼伽（Manjit）是一位英籍印裔獨立電影導演。我剛認識她的時候，她正在為一家社區(qū)機構工作，半職，專業(yè)尋訪被人用毒品誘惑，流落街頭的青少年，并為他們提供戒毒所、避難所、心理咨詢之類的幫助，業(yè)余拍攝紀錄片。

當時我正巧也剛拍完一部紀錄片，我的制片人曾在日本放送協(xié)會（NHK）工作，NHK在倫敦有個工作室，我就那樣跟著到倫敦來了。我的作品反響不錯，在位于路易遜的金史密斯學院還獲得了放映機會，就這樣認識了住在鄰街的曼伽。

曼伽皮膚黝黑，濃眉大眼，曲線粗獷，罵起人來連皮帶骨，粗口連篇，令我十分敬仰。

我們有時會一起去印度攤檔找便宜的咖喱飯吃，有的店員顯得十分生手，像是拿旅游簽來的，貌似既未成年，也沒有合法的工作許可證，笑起來無精打采，全無寶萊塢大片的活力。曼伽告訴我，他們可能是黑工。黑工過得最苦了，曼伽嘆道。我聽了，有點觸動，卻也不以為然。后來我去唐人街打工，親身接觸了不少黑工，才發(fā)現(xiàn)他們真的是很苦。不少從福建坐集裝箱來的“未落檔移民”（undocumentedimmigrants），黑了十年，還沒有拿到身份，每天打十幾個小時黑工，時薪不到三英鎊。有個閩南話說得糍軟的年輕女人，在一家中餐館的地下室里切菠蘿，皮膚白皙，行動能力也極強，還會用西人的叉子和夾油條的長足筷做“不求人”，對付那幾百萬只肉眼不可見，藏在菠蘿表皮細胞底下，被冷藏起來的癢癢蟲。即便如此，她也要黑上個十年八年，才能從地下室里堂而皇之地走出來。

黑工們住在只有幾張上下鋪的板間里，或者蜷縮某只橋洞下的隱蔽部位。我在唐人街資料中心做義工時，還遇見過一位女士，說話躬腰低眉，極有禮貌，穿著也相當?shù)皿w，全副家當加起來，卻只有一只手推車，上面掛滿了黑色塑料袋。

唐人街有個叫“法蘭西圣母院”（Notre Dame de France）的教堂，推門進去，里面播放著諸神的音樂，一片祥和寧靜，長椅上卻常年躺著零星的黑工和無家可歸的人。那種做禮拜的長椅，窄如上帝的額頭，天生有種苦行的意味，沒有一定的信仰或技巧，別說躺著，就是坐著，都會冷不丁掉下來。

曼伽拍了很多青少年黑工的素材。有個少年，眼眶深不見底，眼白幾乎完全消失，身上除了一套運動衣，一無所有。大半年前，他收到一家語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交付了昂貴的學費和簽證費，到達倫敦之后，這家學校卻人間蒸發(fā)了。他自覺“無顏面對已為他耗盡一切的父母，以及家中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弟妹”。白天，他在街上乞討，揀垃圾吃，晚上便蜷縮在某家銀行的屋檐底下。他自2009年就開始吸毒了，因為冬天的夜晚實在是太冷了。

上癮之后，他便成了廉價的販毒工具。2010年，本地小毒販一周的收入約四百五十英鎊。而這個少年因為是黑工，就算每天跑單，也賺不來三餐，毒癮泛上來，還得去偷去搶。他一面說，一面哭，我雖然聽不懂印度英語，看著也很傷感?？珊迷拤脑捳f了半天，他就是死也不肯回家。

還有來自敘利亞的難民賈馬爾（Jamal），在人均只有零點一平方米的人蛇船上，蜷至雙腳近癱，以致到達落霞滿天的薩摩斯（Samos）島時，只能像斷腿的鱷魚那樣爬上沙灘。當他被營救組織發(fā)現(xiàn)時，幾乎已被曬干，全身掛滿了海帶和塑料垃圾。在很多人一致認為僧多粥少，低端人口須自動消失的時代，他竟然奇跡般地，拿到了六個月的歐洲簽證。隨后一年，他把自己徹底黑掉，靠打各種黑工維持生活。如果英國的移民政策十五年保持不變的話，他將在十五年后，獲得永久居留權——為了適應身份遺失帶來的心理不適，他不得不在他那“一半是彈簧床一半是神龕”的陋室里，通過真主的指示入眠。

像他們那樣，不符合難民條件，無法申請庇護，只能黑在倫敦的人，仿如密林里的寒鴉，平日仿佛不見，槍聲一響，就激起黑云一片。

“他們?yōu)槭裁床换厝ツ?？”每當有人流露出類似的疑惑時，曼伽就會露出意味深長的冷笑。

話說曼伽，其實不算移民，而是移民工的后裔。二戰(zhàn)后，英國傷亡慘重，滿目瘡痍，為了獲取勞力，不得不向原英屬殖民地（又稱Commonwealth，英聯(lián)邦）大面積招工，并向勞工及其家屬許諾，只要肯干，便可獲得英國永久居留權。當時很多年輕人，二話不說，翻出兩套最好的衣服，帶上梳子，拎著一個箱子就來了。他們中有的乘“帝王疾風號”（Windrush）輪船上岸，故而被統(tǒng)稱為“疾風號移民”。

在倫敦博物館，我戴上耳機，反復聆聽薩姆·畢弗·金（Sam Beaver King）的聲音。薩姆是來自牙買加的疾風號移民，他錄制那段口述史時，也許已經上年紀了，他的聲音在博物館干燥的空氣里伸展開來，像一張用來打磨銀器而勞損過度的鹿皮。他說：“1948年6月22日，一艘龐然大物停在了金斯頓海岸。她是來接英國皇家空軍應征者的，順便運走一批勞工。從金斯頓到倫敦的船票并不便宜，單程要二十八英鎊，還是通鋪，相當于牙買加當年五周的工薪，或三頭牛的價錢……可我一心想讓我的孩子們有朝一日能在英國接受教育，所以就上了船。那是牙買加史上第一艘攜帶五百通鋪離開金斯頓的大船……”

據(jù)牛津大學移民觀察統(tǒng)計，像薩姆那樣，在牙買加、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亞、南非等前英屬殖民地出生，于1948年到1971年抵達英國的“疾風號移民"約五十萬。半個世紀以來，他們用汗水和淚水，一層層地滲入英國社會的精細纖維，在白人文化的邊緣地帶，小心翼翼地筑起自己的文化。路易遜的大街小巷，就遍布著他們的生活機理。那是一種奇妙的機理，絢麗、厚重而沉實，但也富含鐵銹味，即使站在二十一世紀的和風里，仍舊能聞到一股來自十七世紀的，白糖的甜膩和西印度種植園的血腥。

“疾風號移民”可以說是英國當代移民大軍中，相當吃苦耐勞的一代，攬下了不少像修路、建房、環(huán)衛(wèi)、公共交通、護理等之類的體力活。他們的勞動也獲得了回報，當年的工黨政府歡迎他們，視他們?yōu)橛鴩?，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們，享受著和英國國民同等的待遇，不但有全民醫(yī)療保險，國民退休金，還有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免費教育。

然而這理所當然的回報，卻遭到了白人中心主義的質疑。1964年英國大選，斯梅西克（Smethwick）選區(qū)掛出保守黨競選口號“If you want a niggerfor a neighbour，vote labour（如果你想和黑人做鄰居，就選工黨）”，一言既出，竟大獲全勝。

英國的極右思潮，最晚可以追溯到“二戰(zhàn)”以前。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前后，一個叫“帝國法西斯聯(lián)盟”（Imperial Fascist League）的組織就曾叱咤一時?；照轮行囊幻秴d字，外圍一圈英國國旗，頂上一只戴皇冠的雄獅。仇外、反猶、復興雅利安，是他們的至高宗旨。二戰(zhàn)后，英國“國家前線黨”（NationalFront），迫不及待地繼承了這一宗旨。1973年到1975年，受阿拉伯國家石油禁購的影響，西方經濟遭遇冰山，大量工人失業(yè)，國家前線黨以“移民工搶飯碗”為由，公然向“有色人種”發(fā)起了挑戰(zhàn)。

路易遜作為“有色人種”的密集之地，難以避免地，成了那場戰(zhàn)爭的目擊者之一。1977年8月13日下午兩點，約五百名國家前線黨的擁躉，揮舞著英國國旗，高喊“白人和白人的孩子第一位”的口號，浩浩蕩蕩，向市中心方向前進。當他們到達離我租住的“無敵街景閣樓”兩街之隔的新十字路口時，反抗隊伍出現(xiàn)了，舉著“路易遜反種族主義聯(lián)盟”的牌子，穿過騎馬的警察，朝國家前線黨沖去。他們中除了部分“有色人種”以外，大多是穿喇叭牛仔褲、反越戰(zhàn)、追隨海盜電臺、聽約翰·列儂長大的英國白人青年左翼，即半個世紀以后，被中文自媒體攻擊得體無完膚的“白左”先驅。

那是一場血花四濺的巷戰(zhàn)，一百一十一人受傷，包括五十六名警察。二百一十四人被捕。

即便如此，也幾乎沒有人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凹诧L號移民”也好，黑工也好，不肯歸國的原因，和去國的原因，大體是一致的。逃荒，逃難，逃婚，逃離宗教迫害，逃避原地踏步的生活……幾十年來，這些初衷并無多大改變。盡管一些前英屬殖民地國家，比如印度之類，已從多面貧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的泥沼中掙扎了出來，變得稍微沒有那么窮困了，但仍有近億計的人民，生活在極度貧困和政亂之中。

不肯離開，就只能抗爭了。因此冷戰(zhàn)前后的英國史，幾乎也是一部關于種族歧視的抗爭史。從著書立說到街頭革命，從詩歌到音樂，到語言，到食物的譜系，從對抗到融合，又從融合到立異……經過了大半個世紀，英國的種族歧視現(xiàn)象，終于得到了巨大的改觀，尤其在“有色人種”占了近40%，私家語言多達三百種的倫敦，儼然已是一個風情萬種的世界主義之城。冷戰(zhàn)時日?？谡Z中司空見慣的大黑鬼（Nigger），苦力（Coolie），巴基斯坦人（Paki），野人（Savage），穿黑袍的穆斯林（Batman）……今天全部成了禁用詞。

倫敦還建起了不少“跨族裔青年才藝”小劇場，由社區(qū)活動俱樂部（Social Club）提供場地，組織者是一群義工，入場免費，場內有廉價酒水，兩英鎊就可以消費一個晚上。來演出的，大多是正在讀高中的青少年。雖然沒什么演出費，他們還是會冒著夜色，帶著自己創(chuàng)作的戲劇、詩歌、喜劇小品、脫口秀、說唱團、雜耍、樂器……紛沓而來。我天生是那類小劇場的骨灰粉，經常握著一瓶汽水，坐在角落里，聽某個像“珍寶”（電影《珍寶》里的女主人公）那樣肥壯勇猛的黑女孩，用盡肺葉里最后一絲氧氣，朗誦她那些關于孤獨的詩歌?；蛘咭粋€比斯圖瓦特·李（Stewart Lee，英國單口相聲演員）小二十歲的男孩，以老練的黑幽筆法，大罵政客、法西斯、恐怖主義者或資本家。讓人驚艷的是，不時還有年過半百，一頭鮑勃·馬利式發(fā)辮的白人藝術家，穿著印花漆皮夾克，在臺上扭動四肢，來幾段雷鬼，為年輕人搖臂助興。

為幫助黑人和少數(shù)族裔融入英國社會，法律也起了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早在1965年，英國議會就通過了《種族事務法》（Race Relations Act），對入學和就業(yè)等一切社會生活層面不得有種族歧視，做出了明文規(guī)定。2010年，英國高等法院還敕令極右翼“英國國家黨”（BNP）移除“非白人不得入黨”的條款。今天，歧視等同于政治丑聞，可以直接影響到一個議員的政途。作為一種嚴厲的“政治正確”，它甚至開始有了一點“走火入魔”的意味。在我用來學英語的喜劇片《小心說話》（Mind Your Language）里，那些讓我笑得死去活來的片段，比如“印度人說話時轉脖子”之類，一概成了種族歧視的經典反面教材。

盡管如此，結構性的歧視仍是十分堅固的。一個極右派政客的女人，偶爾放棄北歐冷淡風，改穿一條吉卜賽風格的裙子出席“窈窕淑女”之類的聚會，也許會被時尚雜志Vogue贊到杏臉生暈。但你若在《每日郵報》上發(fā)表一首吉卜賽禮贊（盡管《每日郵報》發(fā)表這種禮贊的概率為零），那些種族主義者一定會含沙射影，利口巧辭，把你罵到畏罪吞槍。這種針對吉卜賽（異族人）的古老敵意，直接加劇了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以及2016年的歐洲公投。

在由白人中心主義者撰寫的世界史中，非法闖入他國的歐洲殖民者，常被冠以“開拓者”的美稱。十六世紀始到十九世紀初葉，長達三百年的大西洋奴隸貿易中，那些大肆在加勒比海域販奴的奴隸主們，就曾一度被美稱為“西印度群島拓殖人”。秉承這個傳統(tǒng)，直到今天，到第三世界國家謀求發(fā)展的西方白人，仍被美稱為“海外游子”（Expatriate），同樣背井離鄉(xiāng)，那些低技術、無背景的第三世界族裔和東歐打工者們，卻只能是“移民工”。

四

當然，移民工的生活也并非全是淚。

來自馬來西亞的玉林，做了二十二年的保姆、清潔工、月嫂和看護（沒有正式公司作保，倫敦華人圈子里熟人私下推薦的那種）。零合約，現(xiàn)金支付，一月休兩天，沒有雇員退休金。最好的時候，她試過一周掙三百鎊。有時輕松，有時卻來之不易——某位男雇主八十多歲了，躺在床上一邊等死，一邊看黃片，還動輒想在她身上摸一把。

從工簽到入籍，經年累月，她咬牙挺了過去，綠卡一到，便把女兒接了過來。現(xiàn)在她的女兒三十二歲，說一口流利英語，在倫敦的白領階層里打拼。

她卻老了，手像簧片一樣老是發(fā)抖，幸好有全民醫(yī)療保險（NHS）。醫(yī)生說不是帕金森，但也查不出其他病因。沒有雇主愿意雇傭一雙顫抖的手，所以每隔幾個月，她就會失業(yè)幾個月。政府分給她一套一居室的廉租房，每周租金五十英鎊，每月還要上繳八十多鎊的住房管理稅，此外，得等到退休年齡，才能領到國民退休金。盡管如此，她已經很感激了。2019年夏天，我去她家做客，她不但請我參觀了廚房，又打開臥室和洗手間的門，從墻壁到地板，仔細地為我導覽了一遍。

還有來自印度的賈伊（Jai），三十出頭的樣子，長得老實巴交，全身上下攜帶著一股“拖延癥是世上最美絕癥”的氣息，不知是通過什么方式獲得居留權的。他每天開著一輛小面包車，到處兜轉，修個熱水器什么的，時薪三十英鎊。我的熱水器，被他又裝又拆又裝，小小的廚房，到處都是不知名的碎片，就像達達主義剛剛完成了一場對現(xiàn)代主義的入侵，結果花了近一百鎊，還是沒能救活過來。

想起我的“北上廣”時代，也曾結交過幾位像賈伊那樣的朋友，蝸居在城中村里，腳踏三輪車上豎張“鋪地磚批灰”之類的牌子，手藝普遍不夠上乘，而且經常干到一半，就連人帶車轱轆一起蒸發(fā)了?？捎钟惺裁崔k法呢？我不也一樣嗎？在海洋板塊上那些漂浮的叢林里，魯莽而冒險地茍活著。

相比之下，曼伽一家則幸運多了，早早就在倫敦郊區(qū)買了房子（三十年前，在倫敦買套普通房子，只要幾萬英鎊，遠遠沒有今天那么高難）。而曼伽就更幸運了，作為民主社會主義黃金時代的花朵，從幼兒園一路免費讀到大學，又拿下社工的碩士學位，為不少青少年黑工提供幫助之后，還獲得了一份收入不錯的長期合約。幾年前，她還中彩似的，分到了一間路易遜地方政府的廉租房。一居室，獨立廚廁，外加一個三角形浴室，租金每周不超過七十英鎊。

這些故事，被打蠟拋光，再口耳相傳，回到印度之后，便成了傳奇。很多年輕人，就是聽這些傳奇長大的，尤其是女孩。到英國去——對她們來說，意味著真正的摩登生活的開始，不僅不用穿紗麗，甚至還可以逃過一場指腹為婚。而在印度長大，意味著什么呢？新德里大街上，那些跟在牛群后方，向西方游客兜售身體的“圣妓”（Prostitutes ofGod）？那本獲普利策新聞獎的《永遠靜好的背后》（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里的貧民窟拾荒女皇？又或者，滿懷希冀的法學院女大學生？——隨著女性主義在印度的滲透，今天，已有27.2%的女性進入了印度的勞工市場，14.5%的女性進入了印度議會。一切皆有可能，不是嗎？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艾米麗·狄金森說：“希望是一種長著羽毛的東西。”

五

夏天來了，陽光像楓糖似的灑在泰晤士河上。一早醒來，我便翻箱倒柜，試圖找到一套王爾德風范的衣服：它必須是白襯衫，蝴蝶領帶，緄邊絨緞西裝，齊膝馬褲，緊身絲襪，帆船鞋，再配上一件西伯利亞“流放風”的翻毛領大衣。

初來乍到的王梆

類似的行頭，我本來也是有的，雖然看起來有點山寨?？上碛?，頭腦完全被冰天雪地占據(jù)，行李箱里的衣服幾乎都是北大荒風格的，不僅愧對王爾德的教誨“一條精扎的領帶即是優(yōu)待生活的第一步”（awell-tied tie is the first serious step in life），也愧對倫敦那鮮衣怒馬的市容。

電臺廣播開始傳出時遠時近的鑼鼓聲，而我仍沮喪地坐在一沓保暖褲上，腳趾里夾著一只形影相吊的彩色襪子，另一只襪子正在玩失蹤。

臨近正午，氣溫竟突然升至二十八度，我只好放棄王爾德，隨便挑了一件綠色背心，踢著一雙人字拖鞋，跳上了心愛的453。到金史密斯學院附近時，便陸續(xù)有天仙般的青年學生走上車來，個個都打扮得驚為天人，假乳和睫毛上蘸滿了亮片，仿佛要去參加“最炫變裝皇后”的競選，相比之下，我那身衣服，簡直令人后悔終身。

過了泰晤士河，巴士就走不動了，車窗外人山人海，感覺連動物園里的孔雀和獅子都出籠了。平日倫敦城給我的印象，多是埃舍爾銅版畫里的那種，層層疊疊，鬼影幢幢，建筑空間氣場之強大，以至于經常令人產生空城的幻覺。而那天卻相反，眼球所攝之處全是人，各種膚色，盛裝出行的人：騎高高坐在大人肩膀上，啃著奶嘴的幼兒；把自己化裝成毛蟲，準備化蝶的少女；披著頭巾，佩戴彩虹手鐲的穆斯林女人；T恤上印著“彩虹普京”的俄羅斯人……據(jù)當天《衛(wèi)報》的實況報道，倫敦市中心的人流一早就已過百萬。

那一天是2010年的倫敦“驕傲節(jié)”，世上最盛大的“驕傲節(jié)”之一。

曼伽在手機里對我嚷道，你一定要來，不為你自己，也要為我來！原來，除了拍攝獨立電影之外，曼伽還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拉拉。

游街表演從貝克大街開始，經牛津和攝政大街，一直到主秀場特拉法加廣場。約好和曼伽在廣場碰頭的我，因為來晚了，根本連邊角也擠不進去（傳言有人為了和十米外的哥們兒相認，不得不英勇地游過廣場中心的噴水池）。眼看表演隊伍就要抵達廣場了，我還像蚯蚓似的在人泥里打轉，急得滿頭大汗，幸好手持蒲扇的人到處都是，而且還非常妖冶，我便索性先不去碰頭了，站在脂粉的香海里，像所有人一樣，踮起了腳尖。碧空里升起一座金云筑的殿堂，仿佛等待著我們的，不只是一場狂歡，而是一個即將涅槃的梵蒂岡。

那一年的主題是“回歸1970”。英國所有LGBTQ+的協(xié)會和組織都出動了，許多地處倫敦的中學、大學、醫(yī)院、跨國公司、警署和消防隊也紛紛上陣……每個表演隊伍，都把“全倫敦我最酷”刻在了額頭上，服裝造型幾乎采納了時尚史上所有癲狂元素，間或配合“1970年”的主題，加入了松糕鞋、超短裙、嬉皮眼鏡或夏娃的花冠。DJ們在花車上瘋狂打碟，“鳥人們”漫天飛舞，胸口上印著“自由”（Freedom）的美男子，邁著“撩人到死不算罪”的舞步，一直跳到黃線跟前。還有穿著溜冰鞋，花樣溜過斑馬線的“斑馬人”，以及各種變裝，雌雄莫測的性別流動體（Gender Fluidity）……我平生第一次參加“驕傲節(jié)”，從未見過此類陣仗，當看到戴著白手套的“紅衣主教”，像國家元首那樣，徐徐揮過特拉法加廣場大街時，激動得簡直要把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廣場邊上的一座塑像，十九世紀某英國海軍指揮官）的手也舉了起來。最后一個被我攝入的畫面，是一位從頭到腳，用英國國旗裝點的妙曼伊人，不單頭戴國旗編織的“皇冠”，連嘴唇也是國旗色的——這個畫面，在我的頭腦中定格了將近十年。

回想起來，那年的“驕傲節(jié)”帶給我的最大震撼，并非只是“眼花繚亂”，還有人類精神中某種令人矚目的“不屈不撓”。三十年前，倫敦的“同志自由前線”（Gay Liberation Front）才剛剛組建；1972年，他們在倫敦市中心和平示威時，還被警察百般阻攔。根據(jù)當年的法律，在公共場合耳鬢廝磨被抓到的倒霉蛋，還得坐上兩年牢獄。然而僅僅三十年，倫敦城還是三百年前的老樣子，英國當代性別權益的推進運動，卻已日趨成型。2013年7月，英國議會還正式通過了同性婚姻法案。對那些歷經磨難，從尼日利亞、烏干達、俄羅斯等地逃往英國并獲得難民庇護的同性戀者，這份法案就是他們通往伊甸園的福音。

不屈不撓，是倫敦給我的見面禮，就像路易遜給我的見面禮，是那種叫“普蘭霆”的非洲巨型香蕉一樣。

王梆，著有電影文集《映城志》，法文版漫畫故事《伢三》以及數(shù)本短篇小說繪本集。非虛構系列“英國觀察”曾入選收獲文學排行榜?，F(xiàn)居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