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傳統的涅槃》 作者：李遇春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0-06-01 ISBN：9787100185158 定價：58.00元

一、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之旅

按照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界定，1917 年是中國文學革命年，是中國新文學元年，正是以這一年為界碑，作為整體的中國文學史被劃分為似乎截然不同的兩段，即“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斷裂論的文學史觀，它將“現代”與“傳統”直接二元對立處理，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歷史同一性。而在整整一百年后的 2017 年，透過層層的歷史霧靄，我們在回望中發(fā)現，中國新文學的百年歷程其實并非表面上人們所熟知的那樣，是一個不斷地告別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過程，恰恰相反，它是一個不斷地復興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過程。前者是中國新文學的顯性歷程，表現為不斷地學習西方和借鑒外國文學資源；而后者是中國新文學的隱性歷程，其實質是借助外國文學和文化的力量，不斷地激活本民族的古典資源和復興本民族的文學傳統。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調整現行的文學史觀，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斷裂式的文學史思維，轉而采用中國文學史整體觀或一體觀。

從中國文學史整體觀出發(fā)，我們會發(fā)現百年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之間存在著深層血緣，而且在中國新文學的百年歷程中隱含著中國文學傳統的三次復興運動。其實，第一次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運動就發(fā)生在民國時期的所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里，而長期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將這個三十年的文學史視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斷裂地帶，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生成史，殊不知正是在這種歷史斷裂和現代轉型中，中國新文學內部或顯或隱地發(fā)生著一場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運動。眾所周知，早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以胡適、陳獨秀、周氏兄弟等為代表的新文學先驅幾乎明確宣判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死刑，除了《紅樓夢》等極少數古典文學作品受到新文學先驅的有限肯定之外，絕大部分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都被視為“非人的文學”而遭到否定。然而，隨著五四激進運動的落潮，胡適和周作人的文學史觀開始逐步發(fā)生調整，他們不再全盤否定中國文學傳統，而是轉入中國文學傳統中去尋找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如胡適寫《白話文學史》，其目的就是為了說明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合法性，因為中國新文學作為白話文學其來有自、源遠流長，它是對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當然也是對中國古代文言文學傳統的抵制，這樣就重續(xù)了中國新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譜系。至于周作人，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將中國古代文學史提煉為“言志派”與“載道派”兩種文學思潮的起伏，由此將中國新文學思潮的發(fā)生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潮的歷史變遷勾連起來，這就與胡適殊途同歸，都站在了重建中國新文學與古代文學傳統的歷史關聯這一邊。尤其是胡適，他后來干脆直接認定五四新文學運動就是一場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不再將五四新文學運動徑直視為一場現代思想啟蒙運動，這種文學史觀的改變意味深長，它說明五四文學革命家不再簡單地打倒傳統和拒絕傳統，而是致力于中國文學傳統在現代語境中的復興。事實上，這種復興論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4第一編 在傳統與現實之間抗戰(zhàn)環(huán)境中不斷地得到強化，從文學理論家到各體文學創(chuàng)作者，大都有意無意地選擇了回歸民族文學傳統。

回望中國新文學的百年旅程，第二次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運動發(fā)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個三十年里，也就是人們習慣上所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時期。與民國時期第一次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運動處于隱性和悖論狀態(tài)中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即開始的第二次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運動處于顯性和確定狀態(tài)。如果說在隱性的復興運動中尚存在著現代與傳統、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巨大矛盾和張力，由此帶來了新文學家和理論家在文化立場和藝術姿態(tài)上的含混或曖昧，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是在激進的現代化姿態(tài)中實現了民族文學傳統的悄然回歸，那么在顯性的復興運動里，由于民族國家的統一和新的人民政權的誕生，尤其是由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確定為新中國的人民文學指南，由此，新中國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大都走上了文學的大眾化和民族化道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成為“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的明確而共同的追求。無論是農業(yè)合作化小說還是革命歷史小說，以“三紅一創(chuàng)”“青山保林”為標志，這些紅色經典作品無不打上了深刻的民族文學傳統烙印。中國古代的話本小說、章回小說傳統開始在趙樹理、周立波、梁斌、曲波等人的筆下悄然復活。而在詩歌領域，隨著毛澤東詩詞的廣泛傳播，中國古典詩詞傳統也在當代新詩創(chuàng)作中全面復蘇，以賀敬之、郭小川為代表的政治抒情詩人開始大量借鑒中國古典詩歌資源，將詩詞歌賦等本土詩體傳統與西方自由體嫁接，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樓梯體或新辭賦體。至于戲劇領域中的地方戲曲改造和革命現代京劇的培植，同樣也顯示出了革命年代中國文學傳統復興的態(tài)勢。當然，由于極左思潮的干預，那個年代的中國文學傳統復興運動中也出現了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大躍進”時期的新民歌運動，還有后來的革命樣板戲試驗之類。究其根源，主要是將中西二元對立起來，表現為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拒斥和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膜拜，由此不僅沒有激活本民族的文學傳統，反倒是在復古的聲浪中讓民族傳統陷入僵化。

進入新時期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語境中，我們迎來了中國文學傳統的第三次復興運動。這一次以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掀起的尋根文學運動作為顯著標志，一時之間包括韓少功、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阿城、張煒、張承志等在內的一大批“50 后”作家涌入其中，當代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開始擺脫固有的社會政治視角，轉而從文化視角切入我們民族的本土生存經驗，到中國的儒釋道主流傳統文化或民間野性文化傳統中去尋找有益的資源。無論是對待精英文化的“大傳統”還是對待民間文化的“小傳統”，一代尋根作家大都能秉持理性的文化立場，在批判中審視，在審視中重構，其意在于重新鍍亮我們民族的靈魂。必須看到，尋根文學不僅僅是一場文化尋根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文體尋根運動。尋根作家在現代性視野中重新燭照中國本土文化傳統的同時，也開始逐步復活中國古代的“大文學”和“雜文學”文體傳統，他們大膽地打破了西方現代文體分類模式，大都有意無意地致力于文體分裂后的重新整合，到中國史傳傳統、抒情傳統、話本傳統、神話傳統中去尋覓“跨文體寫作”的靈感。事實上，早在尋根文學運動興起之前，汪曾祺、鄧友梅、陸文夫等人的文化民俗小說就已經悄然開啟了廣義上的尋根文學帷幕，他們不再糾結于各種西式現實主義文學規(guī)范，而是選擇了中國文學傳統敘事的回歸，致力于中國化的小說藝術形態(tài)的重塑。及至尋根文學思潮正式興起后，尋根思維模式在中國作家作品中日益明確起來并開始泛化，當時的各體文學創(chuàng)作中都存在著尋根思維的影子，由此出現了尋根詩歌、尋根小說、尋根散文、尋根戲劇乃至尋根電影，這無疑是新時期的一場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運動。而且以“50 后”為代表的這代尋根作家即使在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也并未放棄他們的尋根文學初衷，他們甚至拿出了更有分量的系列長篇小說來為尋根文學正名，直至進入新世紀以后也依舊堅持不懈、矢志不渝。這意味著尋根文學及其尋根思維已然成為了他們的核心創(chuàng)作美學，他們的文學存在一直引領著新時期中國文學傳統復興運動的方向。顯然，尋根文學及其尋根思維并未隨著 20 世紀 80 年代的一場文學思潮而時過境遷，而是作為一種文學精神流貫在整個新時期文學的主潮中。以格非、蘇童、葉兆言、遲子建、畢飛宇、紅柯等為代表的“60后”作家，還有魏微、馮唐、葛亮、付秀瑩等“70 后”作家，不管他們被放置在哪一種新銳文學思潮中，都無法掩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的尋根文學及其尋根思維的影響。當然，與“50 后”那代尋根作家相比，后起的“60 后”和“70 后”作家似乎對中國文體傳統的追尋更有興趣，而不像前輩們那樣執(zhí)著于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追尋，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代際差異與選擇。

以上不過是匆匆的歷史檢省與巡視，但是，當我們站在新的歷史驛站口重新審視百年中國新文學歷史進程時，我們必須采用新的歷史視野以獲取新的歷史啟示。雖然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被普遍認為是一場告別中國文學傳統的現代性文學革命運動，但事實上，這是一場現代語境中的中國文學傳統復興運動。至于具體的復興路徑則是中國文學傳統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或以中化西，或以西化中，不拘一格，不必拘泥于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的體用論思維定式，由此方能成就中西會通、古今融合的現代中國文學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