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德晚年在20處說過“世界文學”。他的世界文學概念與今人的大多數(shù)想象完全不同，既非當時所知的所有文學，亦非各種民族文學的經典文本，而是一種現(xiàn)象，一種態(tài)度，一種行為。歌德對于“世界文學”并無系統(tǒng)設想，但從他的幾乎所有“世界文學”用詞中能夠見出，它屬于事情范疇和行為范疇。在他那里，世界文學方案的運作形式是創(chuàng)辦文化刊物、從事翻譯工作和廣交文友等，“世界文學”是各種行為。從這個歌德概念的生成語境和具體含義來看，世界文學行為就是他喜用的“精神貿易”，也就是今人常說的對外交流，開展國際文學活動。在當代國際比較文學領先學者的一些新穎論說中，歌德的思想遺產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 一個口號的提出

“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一詞在歌德那里的首次出現(xiàn)，見于其1827年1月15日的日記，最后一次有文獻記載的出處，是他1831年4月24日致波瓦塞雷（Sulpiz Boisserée）的信函[1]。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確實令人憧憬思想的自由飛翔。對于這一概念見于文字的最初反響，或許當推他自己主編的集刊《藝術與古代》（Ueber Kunst und Alterthum）第6卷的內容，如愛克曼1827年6月12日在該卷預告中所強調的那樣，人們能夠看到世界文學概念所蘊含的自由和思想的潛力：

披覽歌德在這一卷中呈現(xiàn)和付諸語言的豐富內容，如中國麗人的詩歌，波斯的詩作，塞爾維亞歡快的歌謠，塞爾維亞的最新文學，波希米亞的詩篇，法國《環(huán)球雜志》上的文章，法文版的《塔索》等等，我們便可很容易地看到，如在該刊前幾卷中已能見到的那樣，他是想要把我們德意志人領出本民族的狹隘圈子，開導我們對普遍的“世界文學”的興趣。由此，我們會在修身和開拓眼界方面不斷受益，這是毋庸置疑的。[2]

與他者相遇對于自我文化的發(fā)展來說是必要的。彼時的德意志和歐洲文化背景，特別有利于世界文學視野的拓展。在愛克曼看來，時代遇上了歌德這樣一個理想的中介者，他不但能夠指出世界文學的重要現(xiàn)象，還能身體力行世界文學：

看看歌德吧，他一再指明外國的美妙現(xiàn)象，并啟發(fā)能干的天才翻譯外國作品。在當今活著的作家中，沒有誰能像他那樣，不僅可在某種程度上被譽為歐洲文學的中心點，一切都向中心匯聚，誰都愿意認可和贊同他；并且，他的觀點和言語也有理由具有很重的分量，大家都樂意跟從。[3]

愛克曼已經指出歌德晚年思考的劃時代意義。歌德1827年1月以降在雜志文章、書信和交談中提出的世界文學概念，也為19世紀日新月異的社會敞開了跨國思維的大門。要言之，1827年1月的歌德之言，開啟了“世界文學時代”，跨國文學交流現(xiàn)象得以用一個概念來統(tǒng)攝。以往致力于跨國文學的各種現(xiàn)象，被面向未來的發(fā)展愿景所取代，這個概念不只涉及狹義的文學發(fā)展，最終也囊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4]。

論說“世界文學”，人們一般會從歌德概念說起，或追溯到他那里，陳述歌德以來的發(fā)展變化。其實，梅茨（Hugo von Meltzl de Lomnitz）主編的《世界比較文學雜志》（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 ACLU）早在1880年就已指出，在施勒策爾（August L. Schl?zer）發(fā)表于1773年的《冰島文學與歷史》（Isl?ndische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的《題記》（Vorbericht）中，已能見到“整個世界文學”之說[5]。對于這一記載，后人顯然知之不多，所以魏茨1987年發(fā)表文章，提出維蘭德（Christoph M. Wieland）于1790年首創(chuàng)該詞[6]。嗣后，梅茨的刊物中所說的施勒策爾又被“發(fā)現(xiàn)”[7]。無論如何，“Weltlitteratur”這個德語詞早于歌德半個世紀就已出現(xiàn)，而且肯定不只是詞語，還是概念。毫無疑問，“世界文學”概念的確立和流傳，當歸功于歌德。然而，若以為此前概念不符合歌德概念的深度和廣度或者用法，或與歌德的設想不同，從而可以忽略不計，這至少在概念史分析中是反常的。這種做法的邏輯前提是以歌德概念為一尊，這顯然不足為訓，更何況早在歌德在世之年，對于“世界文學”已有各種理解，他自己的言辭也常不一致。并且，今人對這個歌德概念的理解也不是沒有問題，或者言人人殊，更有“理所當然”的老生常談，而對歌德到底在說些什么卻所知甚微。

二、 歌德“世界文學”概念之性質：“事情”和“行為”

與世界文學概念相關的許多思考，并不自歌德始。不僅赫爾德對于跨民族文學感受的開放態(tài)度，還有施萊格爾兄弟在這方面的結構性思考，都在很大程度上啟發(fā)了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8]。

18世紀7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這也是歌德的文學創(chuàng)作時期）的文化發(fā)展過程中，德意志迅速成為歐洲的引領潮流者，不只歌德一個人看到了這一點。也是從18世紀70年代起，人們對不同的跨國文化模式的興趣迅速增長[9]。具有重要意義的是1800年前后在德意志土地上圍繞世界主義的討論，對于后來歌德在1827年1月提出的開創(chuàng)性思路來說，它也是必要的鋪墊。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初的跨國思維對于包括歌德在內的許多作家和知識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也是那個時代之世界認識和文學興趣的基調。這種與日俱增的興趣也常見于彼時許多文化哲學著述中的“世界熱”，即與“世界”相連的合成詞[10]。那個歷史時期有一股強勁的“世界熱”。

回顧當初跨國思維的發(fā)展，人們多少有點驚訝，為何“世界文學”這一術語和概念要等到那么多年以后才得以確立，也就是今人習慣追溯到的歌德用詞？在赫爾德和施萊格爾兄弟那里，常能見到包含“世界”的復合詞，或者以世界文學現(xiàn)象為指歸的論述思路。他們沒有比歌德更早運用“世界文學”術語，主要緣于其跨國觀念中思考問題的結構，因而出現(xiàn)了別樣的語匯：赫爾德的人類學興趣專注于“各族人民的聲音”，所以極力收集“民歌”；施萊格爾兄弟及其同時代人布特維克（Friedrich Bouterwek）的文學史考察范疇，出于綱領性思考而聚焦于近代歐洲文學的發(fā)展[11]。

施特里希的典范之作《歌德與世界文學》于1946年問世，第二版修訂本出版于1957年。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強調指出，該著旨在呈現(xiàn)歌德“把世界文學理解為精神空間，各族人民通過其文學，學會相互認識、容忍、尊重和理解，共同努力將人類文化提升到更高的階段”[12]。經歷了納粹時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施特里希的理想主義視角顯然是要賡續(xù)歌德時代的人文主義。

施林夫《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1968）發(fā)表之后，人們越來越注重交流媒介的發(fā)展，把簡便、迅疾的交流看作“世界文學”思想得以產生的根本前提。的確，在歌德看來，“世界文學時代”是迄于那個時代之空前的思想交流。此時，人們自會想到歌德喜用的貿易之喻。施林夫認為，“世界文學”首先是指“人與人、語言之間、民族之間進行交流的所有口頭與書面表達和著作?！璧掠绕渲赶蛩姓Z言之間的翻譯，使得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歷史了解另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歷史”[13]。這種界定很符合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降脫穎而出的拓展文學概念的傾向，即超越作為經典的高雅文學，偏向社會史視角[14]。

博南凱普認為，今人所運用的這個因歌德而發(fā)跡的術語，多半“與歌德對這個概念的想象幾乎沒有共同之處”[15]。此說乍看似有夸張之嫌，其實不乏切中肯綮之處。毫無疑問，我們今天對于世界文學的理解和想象，不是歌德彼時的認識。他所倡導的世界文學是國際交流和相互接受等現(xiàn)象。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學”絕不是世上所有文學之集合概念，絕非當今世界許多世界文學辭書所羅列的那樣。與今天對這個概念的運用不同，“世界文學”在歌德那里既不在于數(shù)量（所有文學），亦非見重質量（所有文學中的杰作）[16]，文學的國際交流、相互接受和影響之視角才是關鍵所在[17]。

博南凱普在對歌德“世界文學”各種表述的注解中［見《歌德作品全集及書信和談話（法蘭克福版）》第22卷］，反復強調了這個歌德概念的“參與視角”。科赫把歌德的“世界文學”設想與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理論聯(lián)系起來，并看到了“世界文學”與“鞍型期”的其他許多新造詞的共性[18]，這是很有見地的：

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用歷史語義學的說法——是一個時間性的、開放的期待概念。與鞍型期的諸多相近詞語的特征一樣，世界文學“既是客觀的事情范疇，也是主觀的行為范疇”（科塞雷克語[19]）。歌德的設想不只是在說，一切（包括文學）都已進入加速運動，因而需要為之命名；他還要用這個概念（以及終究帶著世界文學精神而編的刊物），獲得一個參與這場運動、激發(fā)他人來共同實踐的工具。[20]

歌德晚年在20處說過“世界文學”[21]，個別名言盡人皆知，例如世界文學時代即將到來。另有一些歌德語錄摘選，見于相關讀本，能讓人知道大概意思，但因沒有上下文，人們常會不知所云，甚至引起亂用，這或許也是博南凱普所說的皆失原旨的原因之一。的確，缺乏語境的簡短語錄并不一定都能被理解。本文試圖通過爬梳文本，包括鉤稽一些不常見、不引人關注的表述，重構這個歌德概念的生成語境和具體含義，以及一些說法的來龍去脈。歌德的幾乎所有“世界文學”用詞基本上不是指作品本身，而是一種“現(xiàn)象”，一種“態(tài)度”，一種“行為”。歌德的“世界文學”用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動詞性”，即他喜用的“精神貿易”，也就是今人常說的對外交流、開展國際文學活動。

三、 《藝術與古代》，或文學交流的歐洲事情

歌德既把盧梭、伏爾泰和狄德羅等文豪視為楷模，也從名聲不如他們的博馬舍等文學家那里獲益匪淺，但他很明白法國文學在大革命時代已經大不如前，尤其是德意志文學在那幾十年中擺脫了數(shù)百年的落后狀態(tài)，趕上了法國、英國和意大利文學，并得以在18、19世紀之交開始謀求歐洲主導地位。斯達爾夫人努力把萊辛以降的德意志文學譯介到法國，并傳播到整個歐洲，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學中心轉移的體現(xiàn)。

1800年前后的德意志文學界天才輩出，進入以歌德和席勒為代表的輝煌的古典時期，早已不是對法國文學望其項背。而在法國，貢斯當崇拜康德和席勒，并將源于德意志美學思考的“為藝術而藝術”譯入法語；司湯達敬仰溫克爾曼；斯達爾夫人對于德意志文化的傾慕，更是盡人皆知[22]。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在1776年被譯成法語，至1797年已有15個譯本和新版本在法國問世[23]，德意志土地上從未有過的這種巨大成功進一步鞏固了歌德在本土的地位和天才神話。然而時過境遷，在德意志浪漫主義思潮走向繁榮之際，歌德強烈的“反浪漫派宣傳”[24]使他逐漸受到冷落，激進的青年作家對他的評說頗為苛刻，因而他在外國的象征資本對他來說尤為重要。歌德常在《藝術與古代》上刊載外國評論他的文章，或者他的作品之外文譯作的書評。他顯然有私心，但并非僅此而已。

塞巴斯蒂安在其研究法國《環(huán)球雜志》（Le Globe）與歌德接受的專著中說，該雜志在1824—1830年間共有133個文本與歌德有關?！芭c《環(huán)球雜志》同人在法國樹立的純粹正面的歌德形象截然不同，德意志同時代人的歌德形象卻充滿矛盾?！董h(huán)球雜志》甚至公然反駁本國的批評之聲，極力捍衛(wèi)魏瑪?shù)囊淮淖凇！盵25]鑒于這種特殊關系，歌德于1827年1月中旬談及《藝術與古代》第6卷第1冊轉載的兩篇評論迪瓦勒（Alexandre Duval）編譯的歌德著《托爾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環(huán)球雜志》的夸獎書評，歌德此時第一次寫下“世界文學”字樣，這件事并非偶然[26]。另一篇苛責的書評出自法國《商報》（Journal du Commerce）。不過，歌德完全視之為明證：“我堅信一種普遍的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我們德意志人可在其中扮演光榮的角色。所有民族都在關注我們，他們稱贊，責備，汲取和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誤解，打開或關上其心扉。我們自當冷靜面對這一切，一切對我們來說都很有價值。”[27]顯然，歌德也非常坦蕩地面對外來批評，因為他很自信地認為：“就文學層面而言，我們已經走在其他民族前面許多，他們會學會更多地欣賞我們，哪怕他們借用我們卻無謝意，利用我們卻不認可。”[28]

歌德在談論“世界文學”時提到的各種文學，尤其是論及德意志文學晚近所產生的不同凡響的影響時，主要提及意大利、英國、蘇格蘭和法國文學。換言之，1827—1829年間歌德的世界文學言說，主要是在論述法國人、英國人和蘇格蘭人、意大利人重視德意志文學的理由[29]，尤其是法國的文學批評因其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而得到歌德的高度重視，他一直悉心觀察法國人如何從他們的立場出發(fā)，“發(fā)表對我們和其他民族有利或不利的意見”[30]，或如他1827年1月26日致哥達（Johann F. Cotta）的信中所說，他要“稍微弄清法國人為何關注我們，何為其內在含義”[31]?？v觀歌德那個時期的論說，不難見出他當初想象的世界文學就是歐洲文學，亦即歐洲文學之間的交流。這才會有1829年9月18日的歌德日記中對《藝術與古代》第6卷第3冊主旨規(guī)劃中的“歐洲文學，即世界文學”之說，分述德意志人、法國人、英國人、蘇格蘭人和意大利人[32]。

今人也許會對歌德把世界文學看作歐洲文學大惑不解，這在情理之中，因為不理解者是在“作品”的意義上理解“世界文學”的。然而，倘若真正弄清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說的是事情和行為，即把“歐洲文學”理解為文學在歐洲世界的“交流”，這個疑惑就會迎刃而解。這不僅是當初歐洲文化景觀中的實情，也是歌德推動的事業(yè)。在他的世界文學交往模式中，積極地接受異族文化具有中心意義，也是新的文化認同的必要前提。

歌德1827—1831年間在日記、信札、交談和刊物中一再宣告“世界文學”的來臨，都有具體語境，所以不成體系，甚至略顯凌亂，但大多數(shù)相關言論與他主編的《藝術與古代》集刊的編輯事務有關。即便歌德從未將他的世界文學思想提煉成理論模式（各種說法甚至不乏矛盾之處），但對跨國文學關系的思考，是他晚年藝術創(chuàng)作乃至日常行為中的突出現(xiàn)象?！巴ㄟ^《藝術與古代》中的世界文學話語及其現(xiàn)象的呈現(xiàn)，德意志最著名的文學家勾勒出文學現(xiàn)代化的一個解釋模式，即文學的發(fā)展和各種文學之間的關系本身可以相互影響?！璧虏恢皇且允澜缥膶W促進各種文學的相互調適，他是要以此激發(fā)和加快符合其想象的文學發(fā)展之派系的形成?！盵33]

從歌德的許多表述來看，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德意志和歐洲辦刊人來談世界文學的。文化刊物是跨國文學交往的重要媒介，其日益增長的重要性也是世界文學概念的重要維度之一[34]。歌德于1816年創(chuàng)辦的《藝術與古代》，刊名雖不張揚，卻是他去世之前十六年中廣交文友、相互交流的重要領地?？锷先种奈淖殖鲎愿璧轮帧Ｍㄟ^這一刊物，他讓一個雖小但很有影響力的歐洲群體分享一個“魏瑪?shù)氖澜绻瘛钡纳詈退枷搿７g和評論外國文學是該刊的重點，另有報道外國文學動態(tài)的篇什，也持續(xù)介紹德意志作品在外國的接受狀況。雖然發(fā)行量不大（起初200份，后期750份），卻是他與志同道合的精英進行交流的平臺。《藝術與古代》的影響力越出了德意志疆域，反響來自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正是這種聯(lián)絡關系在歌德的世界文學設想中至關緊要[35]。

歌德的認識論方法是“借助自我在他者那里的映照……來達到更新和升華的自我認識”[36]。在思考世界文學時，這個方法是很典型的。在世界文學交流過程中，不只是快速簡便的交往和交往條件能讓人更容易發(fā)現(xiàn)陌生的東西，而且自身也更容易被外人發(fā)現(xiàn)。這樣就有機會通過認識他人而更準確、更具批判目光、更有孕育力地認識自己。旁觀者可以超然于他國的文學生活，評判他國文學和作家的長處和缺陷。自我可在他者的目光下獲得明晰的形象。這種幾乎可被看做凝視沉思的狀態(tài)，很符合歌德在贊揚《環(huán)球雜志》編者時所說的那種“世界文學行為”。從局外人的視角出發(fā)，更能將世界文學的詩學基礎與作家本人的民族局限區(qū)分開來。為了認識“普遍人性”（das allgemein Menschliche[37]），世界文學行為始終伴隨著對自我的建設性調適。

盡管歌德似乎做過努力，但沒能拿出具體的世界文學理論，人們只能透過他所拼貼的異域之聲和話語，重構他可能的設想。歌德呼喚的“世界文學時代”，并非無可爭辯的斷言，而是一種訴求，即展開廣泛的超國界文學對話。1827年的“世界文學時代”口號所發(fā)出的對話邀請受到歐洲知識界的關注和認可，體現(xiàn)于歌德最早在《藝術與古代》中抒發(fā)世界文學胸臆時引發(fā)了歐洲文化刊物的迅速反響。如前所述，這部集刊發(fā)行量不大，但其影響和作用不可低估[38]。

四、 文學期刊的世界文學行為

在《藝術與古代》第6卷第2冊中，歌德著重介紹了一些重要的國際期刊，強調其在確立“普遍的世界文學”過程中的作用。在評述《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時，他起首便說：“這些雜志正在逐漸贏得越來越多讀者，將會最有效地為人們所期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學做出貢獻。……不能說各民族應當想法一致，他們只需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愛也至少學會相互容忍?！盵39]他較晚一次（1830年4月5日）提到“世界文學”的時候也說了同樣的意思：“唯其如此，才會出現(xiàn)普遍的世界文學；各民族都要了解所有民族間的關系，這就不可避免，一個民族會看到別的民族的令人愉快之處和令人反感之處，值得學習的方面和應當避免的方面?！盵40]歌德倡導的世界文學思想，絕不意味著文學本身進入大一統(tǒng)的天地，而是要推動民族文學的相互尊重和交流。

雜志在19世紀早期還屬于新生媒介，歌德在晚年尤為關注歐洲報業(yè)的興起。他對“日益逼近的世界文學”（anmarschierende Weltliteratur[41]）的認識，同他閱讀歐洲報刊密切相關。法國的《環(huán)球雜志》、《法蘭西評論》（La Revue fran?aise）、《時報》（Le Temps）、《商報》等，愛丁堡的《外國評論季刊》（The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外國評論》（Foreign Review）、《愛丁堡評論》、米蘭的《回聲》（L’Eco），這些報刊在歌德眼里都是歐洲境內“世界文學”思想的兆頭，他竭力為“世界文學”這一交往系統(tǒng)贏得盟友，他自己也要借助世界文學發(fā)揮作用。面對19世紀20年代中期以后不斷變化、茁壯發(fā)展的報刊市場，歌德正是通過那些新創(chuàng)辦的報刊來增進彼此聯(lián)系。這種對話的目的，主要在于推進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入認識[42]。

《回聲》正是響應歌德名言“我堅信一種普遍的世界文學正在形成”創(chuàng)辦的，并于1828年4月將第一期樣刊寄給歌德。他于5月31日致函該刊主編表示感謝，強調這本多語種的意大利雜志將會在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學交流網絡中發(fā)揮作用，認為《回聲》必定會“最友善地參與越來越活躍擴散的普遍的世界文學”[43]。《回聲》則在當年6月18日驕傲地把歌德的贊揚傳遞給讀者。在《回聲》中，歌德及其作品是為數(shù)不多的時常被研究的主題，以德語和意大利語雙語發(fā)表[44]。

歌德說出“世界文學”將近一年半之時，已覺得自己推進的事業(yè)大獲成功。他在1828年5月21日給老年摯友策爾特（Carl F. Zelter）的信中，說自己對“世界文學”已有應接不暇之感：“我呼喚的世界文學正朝著我……洶涌而來；蘇格蘭和法蘭西幾乎每天都在彼此傾瀉，米蘭的那些人發(fā)行了一份特別重要的日報，名為《回聲》?！盵45]

在歌德知曉的許多歐洲刊物中，《環(huán)球雜志》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46]，是歌德“通向大世界的最重要的渠道”[47]。該刊于1824年由巴黎幾個年輕的自由派文學家創(chuàng)辦，報道世界各地的重要文化信息。作為政治和文化霸權的法蘭西民族在1814年之后明顯衰落，《環(huán)球雜志》同人極力想要建立一種開放的文化模式。在該刊第一號的“前言”中，法蘭西文化的形象是相對負面的，英國文化和德意志文化則被看作榜樣。

彼時歐洲文化交流活動的代表人物，多半坐在雜志社里，歌德所形容的“精神貿易”，將歐洲文明的各種興趣串連在一起。對《環(huán)球雜志》來說，各族人民的交流既是社會親近的方法，也是本民族文化進步的根本動力。該刊同人試圖拋棄民族成見，發(fā)展一種多國文學家都應參與的跨國交往模式，如同歌德的世界文學設想所籌劃的那樣?！熬S也納會議（1814/15）引發(fā)的是劃分國界和民族安全的政治，《環(huán)球雜志》的作者則謀求一場反向運動和人類精神的連接，故在‘世界文學’設想中贏得持續(xù)反響。”[48]自1824年起，歌德就是這本雜志的忠實讀者，視之為最有意思的刊物之一，他在《藝術與古代》的至少11篇文章中詳論了《環(huán)球雜志》[49]。

歌德的世界文學想象對《環(huán)球雜志》而言是一個積極的訊息，然而后者常常也有自己的理解。雖然《環(huán)球雜志》的編者看到了當時德意志和英國文化的民族優(yōu)勢，但終究見重文化的平等地位。該刊在其第5號第91冊（1827年11月1日）中贊同歌德之說，但將其“世界文學”表述替換成“西方文學或歐洲文學”（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ou européenne）：“歌德在他主編的期刊最近一卷中向德意志人宣告，他隱約看到了一種西方文學或歐洲文學的開端，不屬于任何民族卻誰都有份?！盵50]如前文所示，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歌德“世界文學”的原意。

然而，格森斯對此做了相應限定，將歌德的“世界文學”改寫為“西方文學或歐洲文學”，“肯定符合直至那個時期已知的歌德觀點，不過歌德自己……當時既在歷史層面也在地域上很明顯地拓展著世界文學的作用范圍”[51]。但我們必須說，即便阿拉伯古典詩歌、中國古典文學、塞爾維亞、波希米亞、愛爾蘭和其他許多地方的民歌也對歌德的“世界文學”思考有所助益，或如他所看到的中國小說足以證明，“文學（Poesie）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各個地方所有時代都會涌現(xiàn)不計其數(shù)的作家”[52]，又如《環(huán)球雜志》時常提及世界各地的文化事件，但歐洲政治和工業(yè)三巨頭英法德始終是那個時代討論“世界文學”問題時的主要論述框架。

五、 翻譯：“普遍的精神貿易之中介”

德意志人從來自視為翻譯民族，翻譯成果確實豐碩。這一事實對于“世界文學”概念能在德意志土地上誕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53]。沒有哪一種文學像在德國那樣強調對翻譯的依賴，并對翻譯實踐做了大量理論思考。德意志民族文學在18世紀的自我意識正是來自翻譯，并通過翻譯走向成熟。這一看似悖論的現(xiàn)象正是典型的德意志特色：自我的長處在于把陌生的東西化為己有，這是18世紀下半葉德意志知識界流行的自我寫照[54]。換言之，最晚從維蘭德翻譯莎士比亞作品開始（他翻譯了莎翁的22部劇作，共8卷，1762—1766），德意志土地上的“文學翻譯開始蒸蒸日上，極大地成就了1800年前后德意志精神世界的昌盛，民族的自我意識也隨即勃發(fā)。翻譯成為德意志學人之傳染甚廣的激情”[55]。無疑，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受到朋友和同時代人翻譯熱情的啟發(fā)[56]。歌德本人也有大量譯作，作品出自歐洲的主要語言；并且，無論通過什么途徑，他還翻譯了《舊約》和《可蘭經》的篇章，以及阿拉伯古典詩歌和古冰島的神話傳說《埃達》，摩爾、塞爾維亞、波希米亞、愛爾蘭等地的許多民歌。

翻譯在德意志疆土上尤其受到重視，被看作民族文學的組成部分[57]。歌德在世界文學事業(yè)上的投入，正由于“民族文化意識”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增強的跨國視野以及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上半葉得到極大改變的德意志文化景觀[58]。奧古斯特·施萊格爾等名家竭力把盡可能多的世界文學名著翻譯成德語。翻譯被看作那個時代的巨大文化成就，也極大地促進了跨國思維的發(fā)展。18世紀晚期以降的翻譯成就使德語文化成為歐洲的領先文化，德意志人在研究和翻譯世界文化中的主導地位也凸顯出來。斯達爾夫人在其《德意志論》中，尤為贊賞德意志翻譯文化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尤特援引了歌德“德語特別適合于翻譯”[59]之說，并強調指出彼時德法兩種翻譯傳統(tǒng)之間的區(qū)別：“如奧古斯特·施萊格爾所說，德語譯者的優(yōu)勢是，他們‘如在所有事情上忠實、可靠一樣’，從而也是‘忠實的譯者’。德語譯者對所譯作品的忠實與法語翻譯傳統(tǒng)形成鮮明對照，法國人融會外來之物?！盵60]例如迪瓦勒的《塔索》法譯實為加工或仿作。斯達爾夫人的譯作也有這個特點，不過歌德對她的譯法頗為贊賞，他把原文與譯文的差異看作認識外人如何評判德意志特征的極佳機會[61]。

1827年至1831年歌德關于世界文學正在形成的說法，與翻譯密切相關。他在致卡萊爾的信中說，翻譯家在譯介其他民族的同時，也在豐富本民族的財富。并且：

都應如此來看每個譯者，他以普遍的精神貿易中的中介身份在努力，以促進相互交流為己任。即使有人會說翻譯不能完全達意，但它是而且一直會是人間所有事業(yè)中最重要、最令人尊敬的業(yè)務之一。

《可蘭經》曰：“真主賜予每個民族一個使用其語言的先知?！泵總€譯者則是其民族的先知。路德的《圣經》翻譯產生了巨大影響……。圣經團體之極其繁重的業(yè)務，就是用每個民族的語言和方式給他們帶去福音。[62]

歌德還在其他致卡萊爾的書簡中說及翻譯之“互相交流”的功用，并由此展開其獨特的觀點，“譯者不是只在為自己的民族，也在為所譯作品語言的民族工作”[63]；或者，如他1828年元旦致卡萊爾的信中所說：“原作到譯作之間的通連”，能夠“最明晰地顯示從民族到民族的關系，人們應當為推進至關緊要的普遍的世界文學而很好地認識和評估這些關系”[64]。歌德不只停留于“世界文學”這個“充滿希望的詞匯：當前這個高速時代和不斷簡便的交流，可以讓人祈望世界文學不久就能實現(xiàn)”[65]，而是在致卡萊爾的信中很具體地說，“如同快遞和輪船那樣，日報、周刊和月刊也讓各民族日益走近，我也必將在有生之年特別關注這種彼此交流”，并熱切邀請卡萊爾：“讓我們越來越自由地利用這已經開放的交流吧！”[66]

卡萊爾是蘇格蘭評論家、諷刺作家、歷史學家，以其發(fā)表于《弗雷澤雜志》（Fraser’s Magazine）的系列文章而被譽為德意志文學專家，翻譯作品中包括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他還撰寫了《席勒評傳》[67]。歌德在《藝術與古代》第6卷第2冊中評論了《席勒評傳》和卡萊爾編寫的評述德意志浪漫派的四卷本《日耳曼小說》[68]。如同歌德的大多數(shù)世界文學言論都出現(xiàn)在隨談中一樣，這兩篇文章中的許多說法也直接取自他給卡萊爾的信函。歌德認為，卡萊爾的工作不只局限于文化財富在外國的傳播，也有自我與他者相互映照的作用。

卡萊爾的例子很能說明，“世界文學對話”不應是各種文學之間的對立，而應是自我的創(chuàng)作接受他者的批評和調整。歌德在1827年7月15日與愛克曼的談話中說，盡管卡萊爾的工作顯示出他發(fā)展另一種審美趣味的努力，但關鍵在于文化想象的相互調適是“世界文學過程”中的必要方法。他說：“我們這里在審美方面是最薄弱的，我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碰到卡萊爾那樣的人。不過我們現(xiàn)在恰逢時機，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得以在交往中相互調適。這是出自世界文學的最大好處，而且裨益還會越來越多地顯示出來?？ㄈR爾撰寫了席勒評傳，他對席勒的諸多論說，不是一個德國人輕易能夠做到的。相反，我們很了解莎士比亞和拜倫，或許比英國人自己更會賞識他們的功績。”[69]引入外來視角能夠獲得闡釋上的新認識，看到許多內部視角不易發(fā)現(xiàn)的東西。歌德在1827年10月12日致波瓦塞雷的信中說，他所說的“世界文學”，其最佳實現(xiàn)途徑是“用其他民族的觀點和判斷來協(xié)調存在于本民族中的各種差異”[70]。翌年，他在《藝術與古代》中斬釘截鐵地強調了各種文學相互影響的必要性和普遍意義：“任何一種文學，若不借助外來養(yǎng)分重新煥發(fā)，終將會自我厭煩。”[71]

歌德在其較晚的一次“世界文學言說”中，對自己的世界文學思維范式做了歸總性的說明，起因是卡萊爾著《席勒評傳》的德譯本（1830）。歌德在該書“序言”中寫道，他要“讓朋友們走近一個人（按：卡萊爾），此君屬于近些年來與我為伍的那些人，他們的并肩行動和作用激勵了我”[72]。在《席勒評傳》“序言”及其筆記和草稿中，歌德說了三次“世界文學”。他強調指出，卡萊爾著作的德譯本是“世界文學行為”的范例，這部傳記作品亦即對席勒的推崇，是世界文學方案的典型“運作形式”：與其說席勒日常生活中的新鮮事引人入勝，毋寧說席勒“漂洋過?！彼a生的影響更為重要；并且，時年34歲的卡萊爾所塑造的席勒形象，可以矯正和豐富德意志本土的席勒形象[73]。這種認識轉型既是“世界文學交往”的理由，也是其目的。

仔細鉤稽便可發(fā)現(xiàn)，歌德在《席勒評傳》“序言”中的“世界文學”觀念已有重大改變：在1827—1828年的早期言說中，“世界文學”不過是一個臨時的、某種意義上的空想模式，但在《席勒評傳》“序言”中它已被看作諸多文化民族中的一種業(yè)已確立的“行為模式”[74]。按照歌德的說法，世界文學已經成為“自由的精神貿易”之根基，并會在不久的將來結出碩果：

人們談論普遍的世界文學已有一段時間，這不是沒有道理的。被最可怕的戰(zhàn)爭弄得動蕩紛亂的所有民族，恢復常態(tài)之后都必然看到，人們發(fā)現(xiàn)并吸收了一些外來的東西，到處能感受到一些從前未知的精神需求。由此而產生一種建立睦鄰關系的感受，不再像以前那樣自我封閉，精神逐漸表現(xiàn)出一種需求，即參與或多或少是自由的精神貿易。

雖然這場運動經時未久，但也已經夠長，可以讓人做出一些觀察，而且如人們在貨物交易中必然也會做的那樣，最好不久就能從中獲得好處和享受。[75]

這里需特別留意，歌德不僅把“世界文學”看作“貿易”，還視之為一場“運動”。早在這之前，歌德在其集刊中報道了《浮士德》譯者施塔普爾（Albert Stapfer）撰寫的《歌德生平與作品》（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Goethe），那里也能見到貿易之喻：

在一個世界各地各種形制的快船不斷交錯的時代，每個有志者極有必要認識其對于本民族和對其他民族的態(tài)度。因此，有思想的文學家有足夠的理由放棄一切斤斤計較的做法，環(huán)顧貿易的寬廣世界。德意志作家可以愜意地這么做，因為目前牽動所有民族之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無所不在的文學紛爭，都是我們激發(fā)、挑起、力爭的，直到最后蔓延至域外。[76]

施林夫認為，歌德啟用“交通”“貿易”“貨物交換”等概念并不純粹是比喻。在歌德眼里，經濟全球化也要求文學的普遍化，也就是說，世界貿易和世界文學之間關系密切，他樂觀地視之為不同民族彼此走近的因素[77]。歌德說：“那些會做生意的國家，也在最積極地從事這種思想交流?！盵78]

六、 斯達爾夫人，或“世界文學的直接后果”

斯達爾夫人于1817年去世，十年之后，歌德第一次說出“世界文學”[79]。

《環(huán)球雜志》《回聲》《愛丁堡評論》等刊物，以及卡萊爾、曼佐尼或拜倫等作家，對于歌德世界文學思想的產生都有重要意義。然而確定無疑的是，沒有哪個外國作家像斯達爾夫人那樣，很早而且長久地受到歌德的關注。歌德與卡萊爾有書信來往，與拜倫和曼佐尼也偶有通信，但同他們從未謀面。斯達爾夫人1803—1804年在魏瑪逗留期間同歌德有合作。當時沒有哪個外國文學家能像她那樣大量翻譯德語作品，在《德意志論》中詳盡介紹當時德意志文學以及魏瑪?shù)奶厥獾匚?，并以其文學批評贏得歌德的極大關注[80]。蘭平或許言之有理：“世界文學時代……早在歌德說出這個概念之前就已開始，它受到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的一次相遇的推動：斯達爾夫人造訪魏瑪?！盵81]

歌德曾從魏瑪大公圖書館借閱斯達爾夫人《德意志論》的不同版本，借閱時間分別是1814年5月13日至7月1日、1825年5月28日至6月7日、1827年1月24日至3月21日[82]。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學”時的兩次言說，正是發(fā)生在第三次借閱期間。他在1月26日致哥達的信中說：“我們現(xiàn)在必須特別關注外國文學，人家已經開始關注我們?！盵83]這是在他又一次借到斯達爾夫人著作之后兩天。翌日，他在給施特賴克福斯（Adolph F. Streckfu?）的信中感謝后者翻譯意大利小說家和詩人曼佐尼的悲劇《阿德爾齊》，并表達了他的信念：“我相信，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所有民族都對此感興趣，因而都邁出了可喜的步子。德意志人能夠而且應當在這方面起最大作用，在這大聚合中扮演光彩的角色。”[84]四天之后同愛克曼的談話中，他說出了那句著名論斷：“民族文學現(xiàn)在已經算不了什么，輪到世界文學時代了；現(xiàn)在每個人都應出力，促成其盡快來臨?！盵85]

最遲從18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歌德對斯達爾夫人的認識已經不局限于知道其聲名顯赫的父親內克爾（Jacques Necker）和母親——以“內克爾夫人”著稱的沙龍女主人。歌德于1796年翻譯了斯達爾夫人一年前發(fā)表的《論小說》（Essai sur les fictions），冠名“論文學”（Versuch über die Dichtungen），發(fā)表于席勒創(chuàng)辦的《季節(jié)女神》（Horen）。不久之后，他還計劃翻譯斯達爾夫人的《論激情對個人和國家幸福的影響》在該雜志上發(fā)表，但是沒能實現(xiàn)。如在《論小說》中那樣，斯達爾夫人又在1800年的《論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中大加贊賞《少年維特之煩惱》。1803年與1804年之交，歌德與斯達爾夫人終于在魏瑪結識，并多次與她見面，在其寓所或在自己的宅院。在被戰(zhàn)爭蹂躪的歐洲，四處流亡的斯達爾夫人最終得以于1813年在倫敦出版之前在法國被禁的《德意志論》，此后該書一版再版，風行整個歐洲。她被譽為“魏瑪走向歐洲的使者”[86]。

《德意志論》在倫敦發(fā)表前一年半的時間里，歌德一直極為關注這部著作，尤其感興趣的是斯達爾夫人如何論說歐洲、魏瑪以及他本人的著作。雖然德意志文學在《德意志論》發(fā)表之前的法國并非默默無聞，她也早就以介紹德意志浪漫派作品而聞名，但她的代表作的出版旋即引起強烈反響，并在法國之外大獲成功，其后續(xù)影響使得歌德在觀察《環(huán)球雜志》《回聲》《愛丁堡評論》等刊物時，一再說及“世界文學”。《德意志論》引發(fā)巨大反響之后，英國令歌德發(fā)出“世界文學”感慨的主要是卡萊爾[87]。

《環(huán)球雜志》等刊物和卡萊爾等作家直接導致歌德說出“世界文學”；斯達爾夫人雖然未被提及，但在不言之中。同樣，在《席勒評傳》德譯本“前言”中，歌德雖未提及《德意志論》，但論說的正是這本書誕生的特定條件，或曰世界文學思想的起源及其當代發(fā)展的歷史定位。歌德時常憶起斯達爾夫人，他較為詳盡地談論她的文字見于《記事錄（日與年）》（Tag-und Jahres-Hefte）中關于1804年的事情，寫于他說出“世界文學”的1827年之前。他主要肯定了《德意志論》之介紹工作的重要意義，盡管他在許多方面不贊同斯達爾夫人對德意志文學的評判，甚至對有些說法極為不滿[88]。

歌德在1831年4月24日致波瓦塞雷的信中，強調了“互惠”或翻譯的特殊裨益，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他同斯達爾夫人的會面以及閱讀《德意志論》的體會。他說及翻譯的語言問題，即怎樣用簡易的語言增進民族間的思想交流。在這個上下文里，同時也是歌德最后一次說“世界文學”的這封信中，他說斯達爾夫人“翻譯德語的文字，易懂且不加修飾，從而使之有著她的語言和性別所固有的典雅。這是普遍的世界文學的直接后果，各民族會更快地互學相長”[89]。

在這之前，歌德對一種發(fā)展甚感欣慰，即德意志人所欣賞的東西也得到越來越多法國人的認可[90]。他認為法國人“在世界公民的意義上……尋找清新的源泉，為了提神、振作、復蘇”[91]。但他也敲響了警鐘：“在目前這個世界文學開端之時，若細心觀察，德意志人必然失去最多，肯定也會對這一警示做出思考?！盵92]這一說法到底有何意味，可在他不久后致其晚年的通信摯友之一、德裔法國外交官賴因哈德伯爵（Karl von Reinhard）的信中見出：針對斯達爾夫人倡導的法國文學對于德國文學（包括英國文學）所采取的開放態(tài)度，歌德說：“世界文學當然會很活躍而且奇怪地讓人相互較勁；我沒太看錯的話，法國人會審慎、明確地從中得到最大好處；他們也已經有了某種自信的預感，認為其文學將在更高的層面上對歐洲產生影響，即他們在18世紀上半葉有過的那種影響?！盵93]

果真如此。在法國作家內瓦爾（Gérard de Nerval）19歲時的《浮士德》譯作（1827）以及浪漫派畫家德拉克洛瓦為《浮士德》所作的石版畫插圖數(shù)十年之后，波德萊爾和福樓拜都從德意志文學中汲取了不少養(yǎng)分。在波德萊爾和福樓拜創(chuàng)作之時，德意志文學已經無法跟上前一代人達到的文學水平，即便少量作品與前人的作品相比并不遜色，但在當時的歐洲和歐洲之外卻鮮為人知。

斯達爾夫人與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理念之間的直接歷史聯(lián)系，并非通過后來一二百年的回顧和重構才顯示出來，同時代人對此已有明確認識[94]。

七、 交際中的世界文學

在尤特看來，歌德1827—1831年間的世界文學話語，顯示出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學”的三條路徑：首先是翻譯，其次是通過研究以及文化刊物獲得信息，最后是不同國家作家、譯者之間的交往[95]。蘭德林指出，世界文學設想主要是歌德試圖在其中扮演重要中介角色的既有關系網之優(yōu)化，也就是各種關系的循環(huán)[96]?？坪談t說，歌德的世界文學設想“也旨在把法蘭西的交談文化和不列顛的舉止文化引入德意志疆土，喚起人們對于文明表現(xiàn)的敏感度，這樣從個體到集體才能造就一個好社會”[97]。如此世界文學，仿佛已很接近維蘭德早于歌德三十七年使用“世界文學”一詞指稱賀拉斯時代的修身養(yǎng)成，即羅馬的“都城品位”“禮俗”等[98]，盡管歌德未必知道同他一起躋身“魏瑪四杰”的維蘭德早就用過這個詞。

無論如何，歌德在“德意志自然科學家與醫(yī)生協(xié)會”1828年于柏林召開的國際年會的演講中說，他“敢于宣告一種歐洲文學亦即普遍的世界文學”，并不意味著“不同民族相交相識、互學成果”，因為這種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早就存在，且還在進行，或多或少還在改善，“這里更多的是在說，充滿活力的、有抱負的文學家彼此結識，通過其興趣和集體感而讓自己發(fā)揮社會作用”[99]。這是對狂飆突進運動之后德意志藝術家和作家經久不衰的天才崇拜和個性崇拜的斷然拒絕，也是對浪漫派之內省嗜好的揶揄[100]。強調集體感和社會性的一個具體表現(xiàn)，就是作家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和交流，這是歌德“世界文學”的含義之一，但在后來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中極為罕見。歌德樂于招待來客，就像他對斯達爾夫人那樣，雖然并不完全贊同這位能說會道的女賓的觀點，但還是以禮相待。這種交際最能體現(xiàn)他所說的“社會作用”，這與他的世界文學觀念密切相關。他曾對法國雕塑家德昂熱（David d’Angers）說，他有很多時間用來創(chuàng)作，但是“中午我接待外國客人，這對我這個不再能遠行的人來說是個學習的機會，我一直在跟蹤歐洲的事情”[101]。

歌德在說出“世界文學”時，想到的并不只是德國的洪堡兄弟那樣的老友，以及海涅那樣的年輕作家，還有許多拜訪過他的異域來客，如卡拉季奇（Vuk Stefanovi? Karad?i?）、庫贊（Victor Cousin）、安培爾（Jean-Jacques Ampere）、德昂熱、羅賓森（Henry Crabb Robin-son）、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薩克雷（William Makepiece Thackeray）。歌德從人文精神出發(fā)，突出不同文化民族之間對彼此優(yōu)長的認識，從而獲得思想和審美的裨益以及和平相處的好處。在他眼里，世界文學思想和交流是實現(xiàn)人性社會的理想行為，即他所倡導的“普世養(yǎng)成”（universelle Bildung），并把促進世界文學的發(fā)展看作每個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道德使命。

余論

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與愛克曼的談話中認為世界文學時代即將到來，“現(xiàn)在每個人都應出力，促成其盡快來臨”。他極為重視通過認識他者來更好地認識自我，這一信念讓他在同年7月15日與愛克曼的談話中看到“出自世界文學的最大好處”，他呼吁人們要謹慎但積極地對待這一新的現(xiàn)象。其實早在1801年他就說過：“不存在愛國主義的藝術和愛國主義的科學。如同一切好東西，二者屬于全世界，只有通過……普遍的、自由的相互影響才能得到促進?！盵102]與這一思想一脈相承，他后來常說“自由的精神貿易”，這當為歌德世界文學概念的首要思想[103]。令人驚訝的是，他不是很模糊、就是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地說了世界文學行為的目的，并且，他的世界文學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有不少變化。

歌德對于一種普遍范式的多有變化的思考，幾乎以遺囑的方式將他的世界文學思想開放給19世紀相關討論的發(fā)展。即便《環(huán)球雜志》同人或者卡萊爾等人依然受到魏瑪語境的明顯影響，但是，歌德還在世時就已出現(xiàn)了對于“世界文學”的各種多少可以回溯至歌德的獨特理解。歌德之后，1848年革命之前的“世界文學”首先是一個交往概念，時常出現(xiàn)在社會和政治討論中，后來才逐漸發(fā)展為文學史的研究對象，將目光轉向文學經典的構建[104]。這一切其實也同文學概念本身的變化有關，“l(fā)iterature”的諸多含義在整個19世紀同時并存，現(xiàn)代“文學”概念尚未占有主導地位[105]。脫離了文學概念在19世紀30年代就已開始的轉變，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世界文學概念的發(fā)展是不可想象的。而關于跨國性的討論，到19世紀中期還未終結。跨國性是文化間的經驗空間，是一種期待中的社會文化模式，也是一種文化實踐。換言之，“世界文學”并非只是歐洲文人空談的古怪的思想形態(tài)，而是一種跨國文化經驗的形態(tài)，涉及人的養(yǎng)成，與維蘭德早先把世界文學理解為“世界見識”[106]相去不遠，后來才慢慢蛻變?yōu)橹饕P乎文學作品的詩學概念[107]。

歌德的世界文學思想與今人的大多數(shù)想象完全不同，但并不是沒有現(xiàn)實意義，這或許就是其不斷被重提的重要原因，它不啻取之不竭的思想資源。而就在有意無意之中，在新的發(fā)展趨勢中，很能見出今昔的某些相似之處，一些新穎的研究方案仿佛又在回歸歌德?？ㄋ_諾瓦明確指出，“世界文學”不是指作品本身，“而是一個空間”，是思考和描述各種文學之內在關聯(lián)的立場[108]。同樣從關系角度和關系結構出發(fā)，弗萊澤也不把“世界文學”視為“客觀對象”，而視為“網狀關系”；他見重世界文學的“普世性與地方性之間的張力”，因而在他眼里，“世界文學并不存在，而是在發(fā)生”，“在諸關系中發(fā)生”[109]。也是在國際文學活動的意義上，提哈諾夫認為“世界文學就是特定區(qū)域之間的文學互動過程”，是“各種文學之間的對話”和“生動的文學互動”[110]。所有這些立場、對話、關系、互動、發(fā)生，豈不就是歌德希冀和推動的“普遍的世界文學”？——到處都是世界文學。在所有這些領先學者的論述中，我們不但能看到歌德的影子，它們甚至就是歌德思想的闡釋，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同在歌德那里一樣，我們看到的是世界文學的“事情范疇”和“行為范疇”，如蘇源熙所說，世界文學是一種“實踐”[111]。在近期廣為流傳的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定義”中，歌德的思想遺產也顯而易見，如文學的“折射”“翻譯”“閱讀模式”等：“一，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間的橢圓形折射；二，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文學；三，世界文學不是一套經典文本，而是一種閱讀模式：一種客觀對待與我們自身時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盵112]

德漢晚近的一篇文章，呼吁“世界文學要世界化”[113]。對本文來說，重要的是“世界”的動詞化（worlding）或曰過程性，如卡迪爾早就說過：“對于世界文學和全球化的探討而言，把“世界”看作動詞，或許是合適的?！澜缁╳orld）和全球化更多是可知行為，而非匿名現(xiàn)象?！臀膶W而言，必須要問的是，誰造就世界，還要問為何?！盵114]

卡薩諾瓦、達姆羅什、莫雷蒂、湯姆森等[115]理論立場和旨趣各不相同，但說到底都在探尋（民族）文學如何成為、亦即被“做成”世界文學。他們注重文學的翻譯、接受、流傳和經典化過程中的策略和特征，以及民族文學文本如何能夠被人作為世界文學來閱讀。尤其是達姆羅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學？》讓人看到，不是特定的內在特征（如作品題材、情節(jié)、語言處理等），而是特定的閱讀方式和閱讀關聯(lián)，才把文本提升至世界文學。與歌德一樣，上述學者對世界文學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行為。不同之處在于，現(xiàn)今的理解是行為“使然”，即通過不同行為而使作品成為世界文學；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學”是交流本身。

注釋：

[1] 關于歌德“世界文學”言說的概述，參見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Bern: Francke, (1946) 1957, S. 369-372。

[2] Johann Peter Eckermann, “Kunst und Alterthum von G?the. Sechsten Bandes Erstes Heft”, in: Journal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geselliges Leben, Nr. 69 (9. Juni 1827), Sp. 545-549 und Nr. 70 (12. Juni 1827), Sp. 553-557.

[3] Johann Peter Eckermann, “Kunst und Alterthum von G?the. Sechsten Bandes Erstes Heft”, in: Journal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geselliges Leben, Nr. 70 (12. Juni 1827), Sp. 554.

[4][9][11][42][51][58][74][104][107] Peter Go?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Metzler, 2011, S. 15, S. 84, S. 82, S. 95, S. 102-103, S. 107-108, S. 115-116, S. 397, S. 125.

[5] “Denn bereits bei Schl?zer, u. zw. 1773, findet sich der begriff ‘die gesammte weltlitteratur’”, ACLU, Jg. III (1880), H. 7 und 8, Sp. 115.

[6] Hans J. Weitz, “‘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in: Arcadia 22 (1987): 206-208.

[7] Wolfgang Schamoni, “‘Weltliteratur’ - 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zer”, in: Arcadia 43, Nr. 2 (2008): 288-298. 關于“世界文學”概念的“版權”，參見方維規(guī)：《何謂世界文學？》，《文藝研究》2017年第1期。

[8] 關于歌德之前德意志文學家和思想家的各種與“世界文學”概念相關的思考，參見Peter Go?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S. 82-92。

[10][20][33][34][54][55][56][97] Manfred Koch, Weimaraner Weltbewohner. Zur Genese von Goethes Begriff “Weltliteratur”, Tübingen: Niemeyer, 2002, S. 44-45, S. 252, S. 249, S. 231, S. 233, S. 235, S. 237, S. 250.

[12][103] 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Bern: Francke (1946) 1957, S. 10, S. 49.

[13][77] Hans Joachim Schrimpf, Goethes Begriff der Weltliteratur, Stuttgart: Metzler, 1968, S. 44-45, S. 45-47.

[14][61][80][87][88]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ls De l’Allemagne und Goethes überlegungen zur ‘Weltliteratur’ ”, in: Goethe-Jahrbuch 128 (2011), S. 228-250, S. 245-246, S. 234, S. 241, S. 249.

[15] Anne Bohnenkamp, i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40 Bde., hrsg. von Friedmar Apel, Hendrik Birus et al., Frankfurt: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6-1999, Bd. 22, S. 938.

[16] Hendrik Birus, “Goethes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e historische Vergegenw?rtigung”, in: Weltliteratur heute. Konzepte und Perspektiven, hrsg. von Manfred Schmeling, Würzburg: K?nigshausen & Neumann, 1995, S. 13; Joseph Jurt, “Das Konzept der Weltliteratur - ein erster Entwurf eines internationalen literarischen Feldes?” in: “Die Bienen fremder Literaturen”: der literarische Transfer zwischen Gro?britannien, Frankreich und de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1770-1850), hrsg. von Norbert Bachleitn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2, S. 43-44.

[17] Peter Weber, “Anmerkungen zum aktuellen Gebrauch von‘Weltliteratur’”, in: Literatur im Epochenumbruch. Funktionen europ?ischer Literaturen im 18. und beginnenden 19. Jahrhundert, hrsg. von G. Klotz, W. Schr?der und P. Weber, Berlin/Weimar: Aufbau, 1977, S. (533-542) 536-539.

[18] 關于“鞍型期”，參見方維規(guī)：《“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臺灣）《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一期（2011）。歌德文學創(chuàng)作的年代，也在科塞雷克提出的“鞍型期”之內。

[19] Reinhart Koselleck, “Fortschrit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Bd. 2, S. 411.

[21] 參見施特里希的系統(tǒng)梳理：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S. 369-372；另見Xavier Landrin, “La semantique historique de la Weltliteratur: Genèse conceptuelle et usages savants”, L’Espace culturel transnational, ed. Anna Boschetti, Paris: Nouveau Monde Editions, 2010, pp. 96-99。

[22] Norbert Christian Wolf, “De la littérature nationale à la littérature mondiale: la trajectoire de Goethe”, Champ littéraire et nation, hrsg. von Joseph Jurt, Freiburg: Frankreich-Zentrum, 2007, S. 92-93.

[23][25] Birte Carolin Sebastian, Von Weimar nach Paris. Die Goethe-Rezeption in der Zeitschrift “Le Globe”, K?ln/Weimar/Wien: B?hlau, 2006, S. 42, S. 32-33.

[24] Christine Tauber, “über Kunst und Altertum”, in: Goethe Handbuch. Supplemente. Bd. 3: Kunst, hrsg. von Andreas Beyer u. Ernst Osterkamp,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11, S. 428.

[26][35][53][60][95] Joseph Jurt, “Das Konzept der Weltliteratur - ein erster Entwurf eines internationalen literarischen Feldes?” in: “Die Bienen fremder Literaturen”: der literarische Transfer zwischen Gro?britannien, Frankreich und de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1770-1850), S. 41, S. 39, S. 32, S. 33, S. 34.

[27][28][29][30][32][36][37][39][40][43][52][59][65][71][72][73][76][78][91]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22, S. 356-357, S. 357, S. 718-72, S. 260, S. 724-725, S. 1132, S. 433, S. 491, S. 868, S. 493-494, S. 951-952, S. 134, S. 427, S. 428, S. 869, S. 870, S. 280, S. 427, S. 259.

[31][83] “Goethe an Cotta” (26. Januar 1827),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143+3 B?nde, 1887-1919), München: dtv, 1987, Bd. 42, S. 26, S. 27.

[38] Rolf Hübner, Goethes Zeitschrift “Ueber Kunst und Alterthum”. Untersuchung und Erschlie?ung, Jena [Phil. Diss.], 1968, S. 75, 84-87. Peter Go?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S. 94.

[41] “Goethe an Zelter” (4. M?rz 1829), i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11, S. 99.

[44] Franca Belski, “Die Goethe-Rezeption in italienischen Zeitschriften des 19. Jahrhunderts”, in: Goethe und Manzoni. Deutsch-italienische Beziehungen um 1800, hrsg. von Werner Ross,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89, S. 61-69.

[45] “Goethe an Zelter” (21. Mai 1828), i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10 , S. 611.

[46] Horst Günther, “‘Weltliteratur’, bei der Lektüre des Globe konzipiert”, in: ders., Versuche, europ?isch zu denk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Frankfurt: Suhrkamp, 1990, S. 104-125.

[47] Heinz Hamm, Goethe und die franz?sische Zeitschrift “Le Globe”. Eine Lektüre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Weimar: B?hlau, 1998, S. 16.

[48] Wilhelm Graeber, “Liberalismus und Internationalit?t: der Beitrag des Globe zur ‘Weltliteratur’”, in: M?rkte, Medien, Vermittler: Fall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Vernetzung von Literatur und Film, hrsg. von M. Engelbert et al., G?ttingen: Wallstein, 2002, S. 144.

[49] 相關文章的完整統(tǒng)計，見Heinz Hamm, Goethe und die franz?sische Zeitschrift “Le Globe”. Eine Lektüre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S. 497-498。

[50] Le Globe, Tom V, No. 91, 1. Novembre 1827, p. 481.

[57] Antoine Berman: L’epreuve de l’etranger. Culture et tradi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5, p. 122.

[62] “Goethe an Carlyle” (20. Juli 1827),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2, S. 270.

[63] “Goethe an Carlyle” (15. Juni 1828),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4, S. 140.

[64] “Goethe an Carlyle” (1. Januar 1828),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3, S. 222.

[66] “Goethe an Carlyle” (8. August 1828),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4, S. 257.

[67] Thomas Carlyle, The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 Comprehending an Examination of His Works, London: Taylor & Hessey, 1825.

[68] Thomas Carlyle, German Romance: Specimens of Its Chief Authors, with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Notices, Edinburgh: William Tait, 1827.

[69][85]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12, S. 257, S. 952.

[70]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3, S. 106.

[75]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22, S. 870. 霍米·巴巴曾強調指出歌德論斷的重要性，即文化間富有孕育力的通連，時常源于可怕的戰(zhàn)爭和沖突，不同民族不自覺地汲取了外族思想和一些行為方式（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1）。

[79] 這一節(jié)的論述，重點參考了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ls De l’Allemagne und Goethes überlegungen zur ‘Weltliteratur’”, in: Goethe-Jahrbuch, 128 (2011), S. 228-250。

[81] Dieter Lamping, Die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 Konzept Goethes und seine Karriere, Stuttgart: Alfred Kr?ner, 2010, S. 26-28.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l als Botschafterin Weimars nach Europa”, in: Wirkendes Wort, 40 (1999) 2, S. (182-203) 202.

[82] Goethe als Benutzer der Weimarer Bibliothek. Ein Verzeichnis der von ihm entliehenen Werke, bearbeitet von Elise von Keudell, hrsg. mit einem Vorwort von Werner Deetjen, Weimar: B?hlaus, 1931, S. 147: Nr. 924; S. 261: Nr. 1634; S. 285: Nr. 1797.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ls De l’Allemagne und Goethes überlegungen zur ‘Weltliteratur’ ”, in: Goethe-Jahrbuch, 128 (2011), S. 237.

[84] “Goethe an Streckfu?” (27. Januar 1827),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2, S. 28.

[86]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l als Botschafterin Weimars nach Europa”, in: Wirkendes Wort, 40 (1999), S. 182-203.

[89] “Goethe an Boisserée” (24. April 1831),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8, S. 189-190.

[90] 18世紀上半葉，法國人還極為輕視或忽視德語區(qū)的文學生活，認為萊茵河對岸的德意志人缺乏品位、文雅不足，粗野、落后到遲鈍的地步；盡管在有些方面逐漸領先，但在文學上低人一等。但到18世紀下半葉，法國趣味發(fā)生巨變，感覺比理性更受重視，單純比精致、老練更獲青睞。這種新的觀念逐漸又與盧梭的名字連在一起，并改變了人們對于德意志文學的看法：曾被蔑視的純樸和天然，受到時人贊頌；曾被嘲笑的德意志文學中的樸素和天真，變成一種美德。

[92]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13, S. 177.

[93] “Goethe an Karl von Reinhard” (18. Juni 1829),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5, S. 295.

[94] 參見舍寧、澤曼編《斯達爾夫人與歐洲浪漫派的國際關聯(lián)：文化間網絡的個案研究》一書中的相關文章（Madame de Sta?l und die Internationalit?t der europ?ischen Romantik. Fall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Vernetzung, hrsg. von Udo Sch?ning u. Frank Seemann, G?ttingen: Wallstein, 2003）。

[96] Xavier Landrin, “La semantique historique de la Weltliteratur: Genèse conceptuelle et usages savants”, L’Espace culturel transnational, pp. 116-123.

[98][106] 參見方維規(guī)：《何謂世界文學？》。

[99]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25, S. 79.

[100] Hendrik Birus, “Goethes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e historische Vergegenw?rtigung”, in: Weltliteratur heute. Konzepte und Perspektiven, S. 8.

[101]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38, S. 682.

[102]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Frankfurt), Bd. 18, S. 809.

[105] 參見方維規(guī)：《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讀書》2014年第5期。

[108] Pascale Casanova, “Literature as a World”, New Left Review, 31 (January-February 2005): 72-73.

[109] 弗萊澤：《世界文學的四個角度——讀者，作者，文本，系統(tǒng)》，張帆譯，方維規(guī)主編：《思想與方法：地方性與普世性之間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頁。

[110] 提哈諾夫：《世界文學的定位》，席志武譯，《思想與方法：地方性與普世性之間的世界文學》，第54、59頁。

[111] Haun Saussy, “World Literature as a Comparative Practice”,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ed. César Domínguez, Haun Saussy, and Darío Villanuev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56-67.

[112]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

[113] Theo D’Haen, “Worlding World Literature”, in: Recherches littéraires/Literary Research, Vol. 32 (2016): 7-23.

[114] Djelal Kadir, “To World, to Globalize - Comparative Literature’s Crossroa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1/1 (2004): 1-9.

[115] Pascale Casanova,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Le Seuil, 1999.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2000), pp. 54-68; Mads Rosendahl Thoms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New York: Contiuum,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