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又進了一趟村子——江西瑞金市瑞林鎮(zhèn)安全村。我承認，對這個村子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了我的故鄉(xiāng)，我的老家。我按照熟悉的線路去走訪貧困戶，帶著習慣的提問去打探鄉(xiāng)親們的生活。于是，我發(fā)現這個梅江邊的村子又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河灣有了一座新橋，公路邊的村牌是來自廣告公司的精美作品，村委會邊上開辟了新時代文明實踐站……“變化”，這種隱含著時間力量的修辭，當然是新聞最喜歡的詞語，但其實也是文學書寫彰顯自身意義的一個維度：在看得見的鄉(xiāng)村背后，總是隱含著一個“看不見的鄉(xiāng)村”——它的過往。

在村子里行走，我很慶幸我寫下了一本駐村筆記，我以私人化的視角來挽留這個村子的人文歷史。這個梅江邊的村子，已經把它的一部分過往交給了我。我一步一瞻，仿佛書中的過往重新鋪展在我的腳下，而我現在的每一步行進其實都是在續(xù)寫。

怎么不是呢？我的書剛剛問世，而書中的人事已在切換：《老家》里的鄉(xiāng)親真的要離開保障房了，已經在老家的山坳里建起了兩層的新房；《蛙聲》中石頭的女兒已經大學畢業(yè)正在外頭找工作；《瘋娘》里那個難堪的丈夫領養(yǎng)了一頭政府送來的母牛，它已經有孕在身；而《晚境》里那位想要低保的老阿姨，又行色匆匆去往村里的白蓮加工作坊，用老年的視力費勁地剔出蓮心，延續(xù)她一貫的勤勞。最讓我意外的是《軍人》里那位憨厚的漢子，我曾一次次問起他復婚的可能，但今年進村卻看到另一個完全超出我想象的結果：他終于有了一個伴侶，一個鄰村的寡婦。但由于顧及雙方兒女的感受，他們無法結婚，只是組成了一個臨時家庭。我又一次看到這種奇怪而又合理的組合，只能送上我深深的祝福。

是的，我樂于承認自己完成了一部紀實散文，關于鄉(xiāng)村，關于扶貧，關于歲月。這是來自生活的賜予，是我寫作道路上無可避開的宿命。寫作之前，我曾糾結于書稿的核心意象，到底是鄉(xiāng)村中的扶貧，還是扶貧中的鄉(xiāng)村。完成之后，我才發(fā)現這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因為脫貧也好，鄉(xiāng)村也好，都可以在歷史長河中找到悠遠的回聲，并且融合成一個文學母題：人類的追求和命運。

同時，我樂于承認自己進行的是一次文學寫作，而非日志、新聞或其他什么。是的，鄉(xiāng)村的聲音，泥土的聲音，無疑成為當下國家敘事的一部分，有著宏大的主題和明亮的基調。服從于歷史邏輯，鄉(xiāng)村總會以進行時態(tài)不斷進入各個年代作家的筆下，并形成不同的結晶。當我被鄉(xiāng)親們稱作“第一書記”，我知道鄉(xiāng)村注定會以一種新的方式駐扎在我體內。但我想抵達的，仍然是人文意義上的變遷，文化意義上的沉淀。

2016年，我受組織委派去往離縣城幾十公里外的山村駐守，擔任第一書記，一去就是三四年。我自以為對鄉(xiāng)村不陌生，但駐村后發(fā)現并不是這樣。當下的鄉(xiāng)村在外力的推動下步子大了起來，以至于處處都給人一種恍惚感。此前，無論是新聞采訪還是文藝采風，都不曾深入到這個程度。這一次，我像一棵移栽過來的樹木，開始的確非常不適，直到葉子掉光以后，很快又長出新的。

我這次駐村，直奔脫貧攻堅而去。我在山水間行走，在鄉(xiāng)野中棲居。我承擔著俗務，承擔著職責。這一切讓我真切地感受到，鄉(xiāng)村不只是存在詩意，也呼喚勞績。這些勞績，當然自有其表現之處。我感覺積蓄的感受無法在現有文本中找到完全對應。為寫此作，我也關注過相關作品，比如近年的《鄉(xiāng)村國是》和1991年的寫實小說《扶貧紀事》等，我最終選擇了非虛構的方式來記錄。我想把自己棲居中體驗到的勞績和詩意寫下來，讓那些可能隨風飄散的思緒與感受像石塊一樣沉在時間的河床上。

動筆寫這些文字，是2018年初秋的一天。如果按照我的心愿，這個秋天我應該在遙遠的新疆，在阿克陶開展精準扶貧。我一直想報名參加第一書記援疆行動。但由于種種原因，這個愿望落空了，西疆之行成為留在夢中的詩與遠方。我開始了另一種行旅。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感到記錄駐村生活的必要。這個梅江邊的小山村，一部分已經變成了我筆下的詩篇。但更多的現實感受無法與詩兼容。既為過往，皆當珍惜。我受到某種力量的召喚。山村生活是熱鬧的也是寂靜的，我必須讓文字召回那些時光碎片，重構一段難忘歷程，構成我名副其實的“詩與遠方”。

我經歷的生活，有著深厚的時代背景。2018年6月，國家第三方評估機構對貧困縣摘帽退出開展了專項評估，我所在的瑞金市取得零錯退、零漏評、群眾滿意度99.38%、綜合貧困發(fā)生率0.91%的成績。在這項工作中，我留下過自己的印記。就是脫開這個大背景，我覺得我在鄉(xiāng)村深扎的過程也是一次靈魂與肉體的升華。在我面前，它不是少年閏土的鄉(xiāng)村，也不是梁鴻教授筆下的村莊。這是一個進行時的鄉(xiāng)村，是一個新版鄉(xiāng)村。而我要寫下的，也并不是一個游子的見聞錄或調研報告。在鄉(xiāng)村大地立足決定了我的觀察角度與思考模式。我所感知的不是田園牧歌，不是文明挽歌，它吸附了鄉(xiāng)土中國的傳統(tǒng)與現代，有著自身的脈動和生機。

2019年秋，我離開駐村崗位回到城里上班。四年時光，一個村子有足夠理由和時間駐扎到我的內心，成為我打量世界的窗口。此后我每到一個村莊，都有了更加實在的感受。似乎我知道村莊的歡欣所在。事實上，我已和村莊彼此駐扎，彼此打量，互相豐富，互相祝福！幾年來，得到諸多師友的鼓勵和幫助，書稿得以不斷完善，最終確立了現在的風貌：38篇隨筆，從駐村到他村，既獨立又輻輳。作為第一書記，我接觸了鄉(xiāng)村的困窘和奮進；作為作家，我觀察了鄉(xiāng)村的山水和人文。我挑選了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事件，把各項扶貧政策和政府關懷有機地鑲入敘事文本，同時帶入早年的生活記憶以及走訪其他村寨后的一些思考，以文人筆記的傳統(tǒng)接納現實社會的光照。

任何一個村落，都吸附了國家戰(zhàn)略的陽光，駐村當然是先在的選擇。這樣的扶貧文本為我而在，由我而來。關于鄉(xiāng)村和扶貧，我在采風寫作之外走了另一條路。就像繁華大地上有一棵大樹，披離的枝葉間結滿了果子。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最大最亮麗的一些，而我關注的卻是最不起眼的一個：它僻靜，不動聲色，而我的歡喜在于曾經靠近過它，通過它聽懂了萬物中那不曾熄滅的黎明之火。它們身上同樣充滿著大地的勞績和詩意。

鄉(xiāng)村是駁雜的，因而是豐富的，充滿深度和力度。人們容易驚嘆《瓦爾登湖》的風景，而忽略梭羅書中寫下的“經濟篇”?！锻郀柕呛凡⒉皇悄Ｉ椒端奈淖?，而是一本寫“過日子”經營生活方式的書。我喜歡這種過日子的文字。有人事、有山水，有相遇、有淵源，有超逸、有世俗。因為持久地摩擦和融合，我不能只是簡單記錄風土人情。荷爾德林寫道：“人，充滿勞績，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瘪v村，是一種艱辛的勞績，也是一種特殊的棲居。在扶貧的大背景下，我傾心于人與山水的對話，人與人之間的溫情。

正因為這是一部紀實散文，所以里頭的人事完成不會由于書稿的出版而中斷。我樂于帶著書里留存的記憶一次次重新進到村里去，仿佛是重讀，又仿佛是續(xù)寫。是的，我還在與書里的鄉(xiāng)親憂樂與共。當我在微信上看到南方鄉(xiāng)村正在蔓延一種叫結節(jié)性皮膚病的耕牛新病種，我會立即打電話到村子里，和鄉(xiāng)親們商量如何治療和預防。我看到了風的形狀。是的，風還在吹。

作家韓東在《溫柔的部分》一詩中說：“我有過寂寞的鄉(xiāng)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溫柔的部分/每當厭倦的情緒來臨/就會有一陣風為我解脫。”但我的駐村生活有寂寞也有熱鬧，有溫柔的部分，也有粗糲的部分。在鄉(xiāng)村，我看到風的形狀，如此堅毅有力。它是一種創(chuàng)造者的氣息，流蕩之處催發(fā)生機，也在我內心投下深深影跡。誠如瞿秋白《赤都心史》所言：“我心靈的影和響，或者在宇宙間偶然留纖微毫忽的痕跡呵！——何況這本小小的冊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