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在網上看到有作家說，某某試卷用了他的文章，他去做題，然而也得了很低的分數，以此來說明那些題目出得不靠譜。幾年前，我也做如此想法，總覺得這些題目完全建立在誤讀、甚至刻意的誤讀基礎上，但現在我的觀點變了。正如我越來越堅信的那樣，作者并非天然擁有對作品的最高闡釋權，或者說，作者對自己的文本的合法性是有限度的，特別在是有關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方面?；谶@個原因，我越來越怕、也越來越不擅于談論自己的小說。然而在這樣一個信息泛濫且快速更迭的時代，一個寫作者有時又不得不談自己的小說，好像水中人，除了不斷劃水，沒有其他方法能防止沉溺。

我找到的一個解決方案是：如果必須談論，那不妨采用問答的方式，這時我可以憑借答題人的身份，來獲得自我闡釋的短暫合法性。所以，這篇創(chuàng)作談正起始于對一個假想問題的回答：何秀竹是誰？

何秀竹是我的一個系列中篇“時代四姐妹”的老二。動心起意寫“四姐妹”時，就想好了，這四個主人公要分別以“竹菊梅蘭”起名字。最先寫了魏小菊，然后是尹雪梅，寫到第三個人物時，在竹和蘭二字中糾結良久，后來有一個人物逐漸成型，她去魏小菊和尹雪梅那里串門，互相介紹自報家門：你好，我是何秀竹。于是，何秀竹這名字就定了，她的故事，也一點一點地豐富起來。

何秀竹是我身邊的許多人。她經歷的事都在小說中，我不想在此重復任何具體情節(jié)。我想說說小說之外的何秀竹，或者何秀竹們。從這四個小說起，我的寫作開始更注重人物的生活原型，此前在《中國奇譚》中的人物，雖然也有原型，但多是從中取其一個細節(jié)，然后生發(fā)成故事?，F在，我努力讓筆下的人物每個生活細節(jié)、每段命運變化都有歷史根源和現實依據，所以，何秀竹幾乎有我看到、聽到的所有這個年齡段女性的影子，她們就生活在我周圍。比如，每次帶女兒去各種課外班上課，她進了教室，我除了在外面枯坐著刷手機之外，最大的樂趣就是聽身邊的其他家長講他們和孩子的故事，有些是無意中聽到，有些帶著采訪的痕跡。這其中，就有不少何秀竹。

何秀竹是一個想過好自己生活的人。對何秀竹來說，現在的生活只不過是呈現出來的一部分。我在現實生活里找到的人物，充其量只提供給我一張細節(jié)纖毫畢現的照片，可這遠遠不夠，我想看到她更深層的東西，甚至那被稱作命運或和命運對抗的東西。簡單說，她得有一個可靠的來處。我們總覺得自己的生命被無數偶然事件所左右，我們遇見誰，然后跟他發(fā)生怎么樣的故事，仿佛都是隨機的，但是倘若回溯一下，或者重新來過，似乎仍然會抵達同樣的地方：生活重復一千次，你仍然會成為現在的你。所以，基于過去的何秀竹，她也只能成為現在的何秀竹。我寫小說的過程，也就是認識何秀竹的過程：隨著寫作的推進，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學校生活，她的愛情，她作為一個女性所面對的一切，漸漸展現在我面前。她不再是一個照片了，成了一個立體的人；她也不再是一群人，而是她自己了。

是的，何秀竹就是何秀竹，她不依附更不受制于任何一個小說之外的人物，無論是作者還是批評家，甚至是讀者。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一直把何秀竹當成一個實有的人去對待，如同身邊的某個親屬或朋友。所以，我始終懷著警惕之心：我這么寫，她會不會不高興？我暴露她這個秘密，是恰當的嗎？我如此表述，會不會給她惹麻煩？隨著這些年的寫作認知，我越來越發(fā)現，作者的寫作倫理自律應該延伸到文本之內，或者說，作家并不能隨隨便便去讓一個虛構人物去死，也不能毫無愧色地去暴露一個虛構人物的內心世界，如果必須這么做，寫作者心中也應該懷有必要的、足夠的愧疚甚至負罪。我寫何秀竹的時候，總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怕她隨時找上門來要說法。還好，到現在為止，何秀竹并沒有聯系我，大概是對自己的故事還算認可吧。

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人認識她，看看她的生活，并且理解她的生活。倘若能由此重新理解自己，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了。說到底，不管是現實中的人，還是虛構作品里的人，還有什么比生活本身更要緊的呢？所謂的觀念、意志、想象，所謂的現代、先鋒、前衛(wèi)，也只是日常生活的不同表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