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2019年，葡萄牙及葡語非洲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社會責任緊密相連。社會熱點議題，如女性所受的暴力及移民的艱難處境，獲得作家、出版商和評論家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葡語諸國作家繼續(xù)探索與分享共同的文學遺產(chǎn)，著重反思葡萄牙帝國時期的歷史陰暗面，注重對經(jīng)典文學形象的重構以及對寫作范式的突破。在持續(xù)動蕩的全球局勢中，面對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與恐慌，葡語文壇在個人和集體層面均呼吁誠實與寬容。

關鍵詞 葡萄牙語年度文學研究 暴力 人文關懷 歷史記憶

薩拉馬戈曾在日記中寫道，作家的身份與公民的良知不可分割。即便在嚴肅文學日趨邊緣化的今天，作家仍應勉力承擔沉重的社會責任，堅持人文關懷，依然是寫作者心照不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2019年，在葡萄牙及葡語非洲文壇，作家普遍緊跟時事熱點議題，抨擊性別、體制乃至技術手段上的暴力，揭露對各類邊緣群體的歧視，剖析歷史中有形和無形的壓迫，探究其對個人、族群乃至國家的深遠影響。在全球“脫鉤”的大環(huán)境下，葡語文壇內(nèi)部依然尋求在交流中不斷磨合，在協(xié)商中實現(xiàn)理解，在反思中實現(xiàn)共情。

一、文字的道義：性別、暴力與弱勢群體

波爾圖出版社是葡萄牙最大的出版商，自2009年以來，該社每年組織年度詞語評選。在近兩年葡萄牙的評選中，“家庭暴力”（2019年第一名）、“性騷擾”（2018年第五名）和“性別歧視”（2018年第九名）等與性別政治相關的概念連續(xù)上榜，突出反映了席卷全球的平權運動對葡國社會的影響。

面對社會熱點，長篇小說作家很難用現(xiàn)在進行時的方式參與討論，因為反思的過程需要時間的沉淀。熱點存在的意義更多是對出版界的推動，以及影響評論界對作品社會價值的評判。作為小說界的新人，馬西婭·巴爾薩斯的首秀獲得成功，即是對前者的例證?！对诤谖堇镲w翔》就像一塊展示女性所受暴力的多面體：她們面對著來自家庭、工作環(huán)境和情感等不同形式的暴力。本書的價值在于，它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當代女性的困境。林林總總的暴力全方位籠罩著女性的生活，但社會乃至女性自身均缺少對問題的承認，因而很容易將罪責歸咎于受害人過于敏感，從而加劇了女性在身心兩方面受到的折磨，令她們感到孤立無援。雖然，為了將主角們的故事串聯(lián)在一起，作者過于追求機巧而削弱了真實感，但本書能夠獲得出版并獲得不小的反響，與葡國社會逐漸開始正視女性境遇不無關聯(lián)，也佐證了近年來該國的平權指數(shù)一直在緩慢提升。

另一方面，青年作家阿方索·雷斯·卡布拉爾所作的《糖面包》獲得2019年度若澤·薩拉馬戈文學獎，例證了評論界對文學社會責任的關切?！短敲姘返那楣?jié)取自2006年的真實事件。吉斯貝爾塔是一名巴西移民，在三天時間內(nèi)，她被十四名少年反復輪奸、毆打并最終殺害。該案曝光后獲得廣泛報道和討論，成為葡萄牙少數(shù)群體意識覺醒的契機。以此案為焦點，先后有一部紀錄片、兩部戲劇以及多部詩作、歌曲和分析文章問世?？ú祭瓲柕男≌f則將視角聚焦參與性侵的一名少年，試圖探究一項令人費解的轉(zhuǎn)變：首次遇見吉斯貝爾塔時，這些十幾歲的男孩對她頗為友好，甚至還與她分享食物，卻為何在幾天后就陷入群體性的癲狂。盡管事實真相無從知曉，但在文學作品里，作家可以更自由地解剖暴力，探究引發(fā)這一慘劇的深層次社會因素。個案體現(xiàn)的不僅是對外來群體的普遍仇視，還有對施暴少年所代表的本國邊緣人群的漠不關心。由于被正常社會隔絕在外，這類人日積月累的憤怒與自暴自棄引發(fā)了暴力的常規(guī)化。對社會議題的積極參與是偉大作品的特質(zhì)，如薩拉馬戈獎評委曼努埃爾·弗里亞斯·馬丁斯就表示，這部小說讓他更加堅定，“在我們談論文學時，我們談論的不僅僅是文學”?？ú祭瓲柕奈淖质菍浔碜诘难a全，讓這樁十年前的兇案沒有雪落無痕，而是成為長鳴警鐘。薩拉馬戈曾斷言：“寫作是極難的事，責任最為重大。”對于年僅三十歲的卡布拉爾而言，他已經(jīng)在身體力行前輩的告誡與期望，不僅僅為自己而寫作，更要探索與自身迥異的個體和社群，用文學建構人與世界的聯(lián)系，以此實現(xiàn)人性的回歸，達到理解與體諒。

（作家阿方索·雷斯·卡布拉爾與《糖面包》，圖片源自Yandex）

身處“娛樂至死”的消費主義大環(huán)境，卡布拉爾的同儕艱難捍衛(wèi)著嚴肅文學的道義責任。在新書《以手護頭》當中，葡萄牙女作家安娜·馬加里達·德·卡瓦略同樣將目光投向弱勢群體內(nèi)部的傾軋。故事設定在西班牙內(nèi)戰(zhàn)期間，被葡西邊境分割的兩個村莊居民面臨戰(zhàn)爭的可怖和貧窮的煎熬，但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邊緣人之間的相煎何急。在這個畸形和腐化的社會里，被排斥者壓迫其他被排斥者，土匪、逃犯、走私者、政治犯和臨時工被主流社會秩序拒之門外，卻反過來欺壓更加卑微的窮苦大眾，而后者唯一能夠保護自己的方式只有用手抱住頭顱。書名取自波蘭詩人希姆波爾斯卡的詩《折磨》，原詩中反復出現(xiàn)的主題是“什么都沒有改變”。就像卡瓦略描寫的一位村民，在發(fā)現(xiàn)鄰居家著火后，他上前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能不能用這火點煙。面對無以言說的荒誕，文學的特殊之處在于可以讓我們回到輕信的童年，暫時停止理智的運轉(zhuǎn)，從而讓不可能化為可能。而當閱讀這一行為結束，讀者回到現(xiàn)實，意識到書中行為的不可理喻時，或許能夠在今日的世界表露更多的善意，用集體歸屬感帶來的些許溫暖融化自私的冰。

二、流動的世界：移民、寬容與邊緣社會

葡萄牙語海洋文學獎的前身是葡萄牙電信文學獎，一向被視作葡萄牙語版的布克獎。2019年，在三部獲獎作品中名列第一的是《羅安達，里斯本，天堂》，由出生安哥拉的作家賈伊米莉亞·佩雷拉·德·阿爾梅達創(chuàng)作。故事的主角是一對父子，為了治療兒子阿基琉斯的腿部殘疾，兩人于1984年離開安哥拉首都羅安達，前往里斯本求醫(yī)，最終因入不敷出落腳在“天堂”貧民窟。在上世紀一度風靡的“葡國熱帶主義”的話語體系里，作為帝國首都的里斯本是一塊異質(zhì)文化和平匯聚之地。到了本世紀，市場營銷策略受資本主導，則普遍將里斯本描繪成歐洲的異域風情之都。然而，阿爾梅達這樣的非洲作家正用自己的視角提醒世人，在后殖民的現(xiàn)實里，幻滅與失望才是主軸，對過往的扭曲和美化是對親歷黑暗者的不敬。移民，尤其是少數(shù)族裔移民，在里斯本的地下世界受到系統(tǒng)化剝削，貧窮和受挫才是這里的常態(tài)。

（作家賈伊米莉亞·佩雷拉·德·阿爾梅達與《羅安達，里斯本，天堂》，圖片源自Yandex）

1974年，葡萄牙爆發(fā)民主化革命。伴隨去殖民化的進程，數(shù)十萬葡人從非洲回歸，他們需在國人的漠視和敵意中尋找身份的再認同，其中的心理落差和創(chuàng)傷成為文學經(jīng)久不衰的話題。相較而言，少有人關注的是后殖民時代的另一種流動。近幾十年從非洲來到葡國的新移民，尤其是被邊緣化的黑人移民，只在音樂、舞蹈等寥寥無幾的領域?qū)崿F(xiàn)對主流文化的突破，他們生活中的苦難與奮斗卻遲遲未見文學表達。阿爾梅達的作品意義在于，在長久的沉默后，這一族群終于開始在文學場域中自我表述，不再坐視主流白人話語的無視或誤解，不再因過度迎合主流文化而壓抑自身的異質(zhì)性。小說中的父子二人因病返貧，生活水平每況愈下，他們的遭遇也是整個葡萄牙社會現(xiàn)實病癥的體現(xiàn)。兒子因為腳踝殘疾獲名阿基琉斯，但結構性的歧視、拒斥與不寬容，以及長期以來對這一問題的漠視乃至粉飾，才是葡國社會真正的阿基琉斯之踵。二人先后遭遇兩場火災，生活境遇日暮途窮，其實也對應著葡萄牙的螺旋式衰落，從曾經(jīng)的殖民強國無奈淪為如今的邊緣國家，甚至被歐洲媒體蔑稱為“笨豬四國”之一。實際上，有識之士已然指出，葡萄牙期望能在未來有所發(fā)展，需要更多地利用與前殖民地的經(jīng)濟和文化聯(lián)系，同時積極有效地接納充滿活力的移民。

遺憾的是，葡萄牙長久的不寬容傳統(tǒng)仍然是一片難以驅(qū)散的陰云。從宗教裁判所的創(chuàng)立，到對啟蒙精神的鉗制，再到二十世紀秘密警察的猖獗，葡萄牙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延續(xù)至今。在《合格法西斯分子手冊》當中，來自里斯本的作家魯伊·津克敏銳地意識到遏制本土極端勢力的重要性，而他采取的方式是運用戲謔的筆法，煞有介事地列出抱殘守缺的頑固分子需要學習的整套課程。手冊規(guī)定，好的法西斯分子應當是白人，是“得體”的公民，珍視傳統(tǒng)家庭觀，虔誠信仰天主教，是種族主義者，排外、反移民，是民族主義者，懷念帝國與殖民時代，反多元文化，反現(xiàn)代主義，將二十一世紀觀念的改變均視作對往昔習俗和體制的背叛。在冠冕堂皇的建議表象下，津克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不寬容所必然引發(fā)的極端主義。同時，本書在體裁上具有混雜型特征，既可以看作雜文，也具有小說的特點，本身就是對極端保守主義的諷刺，因為法西斯分子對模糊與混合深惡痛絕，交流與匯合會導致各安其位的愿景無法實現(xiàn)，正是強調(diào)單一模式者最為恐懼的情況。

津克嬉笑怒罵的對象并不限于葡萄牙蕞爾之邦。當下全球各地甚囂塵上的“脫鉤”呼聲，盡管可以發(fā)出聲嘶力竭的恐嚇，但本質(zhì)上與津克所抨擊的鴕鳥態(tài)度并無區(qū)別。匯聚中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陣痛，此時所需要的是耐心尋求磨合與適應，而不是過激地訴諸離散或以鄰為壑。2018年安哥拉的年度詞語是“希望”，而“和解”占據(jù)了2019年莫桑比克榜單頭名，從中或許可以管窺非洲民眾的呼聲。

三、歷史的回音：記憶、迷思與突破偏見

在葡萄牙語世界內(nèi)部，一邊是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等非洲葡語國家，另一邊則是背負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惡名的葡萄牙，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無論是在經(jīng)濟、政治還是文化、文學方面，雙方始終處在既依賴又提防的尷尬境地。雖然由于共同的歷史和語言因素，加強交流、強調(diào)理解的聲音依然是主流，但平等的交流不代表無條件的接受。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非洲作家對葡萄牙知識界發(fā)出以史為本的對話訴求。他們指出，殖民和帝國思想的殘余，是雙方都要致力消解的問題。2019年，佛得角作家馬里奧·盧西奧·索薩出版小說《魔鬼曾是我的面包師》，全景式記述了塔拉法爾集中營的歷史。從1936至1974年，該地長期被葡萄牙“新國家”獨裁政權用作流放及關押政治犯的場所。索薩指出，在這里遭受折磨的大多數(shù)其實是葡萄牙人，但葡國至今仍未找到一種真誠的方式處理本國在非洲的歷史，因而也無法獲得柏拉圖意義上的“凈化”。塔拉法爾雖然地處佛得角，但對它的悲傷記憶實際上為兩個大陸的多個國家共享，因此他號召葡萄牙人學會正視這段歷史，因為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眼不見為凈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

（作家馬里奧·盧西奧·索薩與《魔鬼曾是我的面包師》，圖片源自Yandex）

近年來，對葡萄牙文學經(jīng)典的重溫與顛覆，是非洲出身的葡語作家另一項頗為常用的敘述主題。安哥拉作家阿瓜盧薩和佩佩特拉先后參與其中，挪用了葡國作家創(chuàng)造的著名文學形象弗拉迪克和阿達馬斯托，賦予其后現(xiàn)代、后殖民的精神內(nèi)核。阿爾梅達于2019年底發(fā)表《植物所看到的》，則延續(xù)了對葡國文學經(jīng)典形象的再思考。

在1923年出版的回憶錄《漁夫》當中，葡萄牙作家勞爾·布蘭當簡略描寫了一位老海盜塞萊斯蒂諾，他曾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但在年少的布蘭當眼中，那只是一位精心照料花園的圣徒。阿爾梅達則對海盜的形象進行了拓寫，她并沒有用價值判斷的眼光審視人物，也沒有拘泥于善惡、悔過與救贖等基督文化中的老生常談，而是嘗試勾畫出不平等關系中權力的轉(zhuǎn)化。究竟是塞萊斯蒂諾把控著花園，讓植物成為其生活的意義，還是植物將水手轉(zhuǎn)化為它們的一員，成為不分善惡的存在？花園里的植物逐漸霸占了塞萊斯蒂諾全部的掛慮與熱忱，是否可以說這位園丁陷入了花園的囚籠，是否如作者所提示的那樣，在某個時刻，花園變成了園丁的園??？這本不到百頁的小書提供了獨到的視角，讓讀者可以反思其他既定的對立關系。例如，在后殖民時代，前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系，又何嘗不像老海盜和花園一樣錯綜復雜？兩者間既有互利互惠，也有暗中角力，面對真實與虛構的他者形象，每個國家都需要破除迷思，化解偏見，才能將共同的歷史化為未來發(fā)展的助力。

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與安哥拉作家若澤·阿瓜盧薩2019年合寫的短篇集《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可被看作是一種新穎的表述方式。首先，這本書采用了獨特的合著形式，兩人不區(qū)分各個篇章、段落由誰寫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讀者對文學創(chuàng)作個人性的預設認知。熟悉兩位作家的讀者可能在閱讀過程中不斷猜測某句話、某個情節(jié)由誰撰寫，從而為閱讀過程增加了另一個維度的參與可能。其次，在文章主題上，串聯(lián)三個故事的是文學永恒的主題：愛。作者認為，愛是人世間最值得追求，也是最珍貴的事物。國家、性別、種族間的種種糾葛經(jīng)常會對真愛構成挑戰(zhàn)，但對權力和欲望的追求無法與真實、珍貴的愛相媲美。主題看似老生常談，但兩位作者將其置于新時代的背景下，如反恐戰(zhàn)爭、國際合作、宗教沖突、女權運動等等，從而講出了新意，又較為成功地兼容了非洲本地的語言特色、社會背景和全球議題。在《高雅的恐怖分子》中，來自安哥拉的本迪尼奧在里斯本被捕，兩位葡國專員和一位美國特工對他展開審訊。雖然發(fā)現(xiàn)本迪尼奧與恐怖活動并無關聯(lián)，但迫于上級破案的壓力，警方還是選擇利用他的愛人迫使他招供，最后引渡其去美國受審。然而，雖然表面上故事以悲劇結尾，但全文的焦點并不在于正義與政治需求的對立，而是對偏見的打破。作為來自非洲的黑人，雖然身陷囹圄，但本迪尼奧依然保持典雅的穿著和詩意的談吐，最終在感性上征服了三位審訊者，讓他們重新審視了自己的種族和文化偏見，并嘗試與過往人生的幽靈和解。在這種意義上，本迪尼奧何嘗不是一個成功者。

（《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圖片源自Yandex）

2019年的葡語文學創(chuàng)作呼吁寬容，而誠實是寬容的前提。誠實看待社會，承認存在對女性、移民等邊緣群體結構化的剝削和暴力；誠實回顧歷史，承認存在被無知和恐懼主導的國家陰暗面；誠實面對自我，承認存在性向、種族、膚色等偏見。功歸己，過諉人，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但人性的光輝在于超越，文學的道義在于鞭策，文字的力量在于共情。費爾南多·佩索阿曾經(jīng)斷言：“葡萄牙人民本質(zhì)上是世界主義的。真正的葡萄牙人不會只是葡萄牙人：他永遠是一切?！睂Ξ愘|(zhì)文化的吸收和認同一直是葡語國家標榜的特質(zhì)，但歷史也見證了各國掩蓋在口號后面的歧視與拒斥。面對紛亂的思潮影響，這種名義上的包容能否在更廣闊的領域?qū)崿F(xiàn)，能否多一些反躬自省，多一些寬容理解，正是當代葡語文學最核心的關懷。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研究》2020年第4期“年度文學研究專輯”，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