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易麗君：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訪著名波蘭文學翻譯家易麗君教授
易麗君，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34年出生于湖北黃岡，1954年從武漢大學中文系到波蘭華沙大學文學系學習，1960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后到中央廣播事業(yè)局蘇聯(lián)東歐部任編輯、記者，1962年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東歐語系（今歐洲語言文化學院）任教至今。
易麗君教授長期從事波蘭語教學、文學翻譯與研究工作，著有《波蘭文學》《波蘭戰(zhàn)后文學史》等，譯著有亞當?密茨凱維奇詩劇《先人祭》、史詩《塔杜施先生》（合譯）、亨?顯克維奇的“歷史三部曲”（即長篇歷史小說《火與劍》《洪流》《伏沃迪約夫斯基騎士》）、《十字軍騎士》（上下，合譯）、維?貢布羅維奇《費爾迪杜凱》（合譯）、奧?托卡爾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合譯）等數(shù)十部。2012年，她獲得波蘭文學翻譯最高獎——“穿越大西洋”翻譯獎，2018年獲中國譯協(xié)頒發(fā)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10月10日，瑞典文學院宣布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1962—），使人們的目光重新聚焦到波蘭文學。同時引起大眾關(guān)注的，還有這位女作家的中文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資深波蘭文學翻譯家易麗君。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早在2003年，易麗君教授就從波蘭文原文翻譯了托卡爾丘克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后于2017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易麗君教授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就曾用筆名“韓逸”發(fā)表了許多廣受歡迎的譯作，她所翻譯的亞當·密茨凱維奇（1798—1855）的詩劇《先人祭》（1822）是文革后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外國文學作品，開啟了中國讀者爭相閱讀外國文學的熱潮，被何其芳稱為“一只報春的燕子”。
近日，筆者有幸拜訪了易麗君教授，就她早年的留學經(jīng)歷、波蘭文學的翻譯與研究、波蘭文學在中國的譯介等話題進行了采訪。
易麗君與本文作者趙瑋婷
難忘求學路：從武漢大學到華沙大學
趙瑋婷：您是新中國最早公派去波蘭學習的留學生之一，從事波蘭文學翻譯和研究長達60余年，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大量波蘭古典文學和現(xiàn)當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那么，您是如何走上翻譯之路，如何與波蘭結(jié)緣的呢？
易麗君：還是從我的童年談起吧。我的家庭算是農(nóng)村知識分子家庭，10歲以前我都住在鄉(xiāng)下。我祖父是留日學生，是搞技術(shù)的，父親是中學老師。小的時候爺爺非常寵我，他主張的教育方式是讓小孩自由發(fā)展，家長不要指手畫腳管得太嚴，所以我的家庭環(huán)境比較寬松。十歲以后我就到武漢念書了，中學和大學都在武漢念的。我是1953年考的大學。對于我們武漢的學生來說，最理想的大學就是武漢大學。她確實很美，校園里湖光山色，一邊是東湖，一邊是珞珈山，一到櫻花季節(jié)就更美了。我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就是武漢大學中文系。一開始我爸爸不希望我學文學，他的看法是女孩子學文，將來工作不能獨立，要成為別人的秘書，他認為女孩子當秘書不是一個好出路。但既然我考上了，他也不好再反對。
我和林洪亮（波蘭文學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當時是同班同學，后來我們一起去了波蘭留學。在武大念了一年，國家就在學校選拔去蘇聯(lián)和東歐的留學生，我們班被選上的有包括我在內(nèi)的六個人。他們五個人都特別高興，我當時還小，母親不希望我離家太遠，所以還在猶豫到底去不去。老師說，出國留學是好事，別人想去還去不了呢，于是我才下了決心。
1955年7月在波蘭格丁尼亞
趙瑋婷：您被派到波蘭留學之前對這個國家了解嗎？知道這個國家嗎？
易麗君：知道。當時人民民主國家里頭，蘇聯(lián)是老大，波蘭老二。另外我還“認識”波蘭幾個名人：密茨凱維奇、肖邦、哥白尼。所以，波蘭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陌生的國家。
大概是1954年8月22日前后，我們出發(fā)到波蘭留學。不過到了波蘭后，對華沙大學感到有些失望，覺得它比起武漢大學小太多。同學勸我別因為學校小就否定它。其實，我看到的校園只是華大的一個校區(qū)，是校本部，主要是校長辦公樓、文學系、歷史系和漢學系，別的系都不在那兒。當時我們家老頭（袁漢镕）在華大數(shù)學物理系，就在華沙科學文化宮里上課。我、艾青、張振輝（波蘭文學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林洪亮、裴遠穎（中國駐波蘭前大使）則分到了華大文學系。
趙瑋婷：在華大文學系的學習順利嗎？
易麗君：開始學習以后，我就越學越來勁。但是文學系淘汰率相當高，最開始有九十人，但最后只有十幾人順利畢業(yè)。第一年的學習真的很艱苦，我被逼著讀了許多波蘭文原著。我還記得那時為了考試，曾沒日沒夜地讀顯克維奇（1846—1916）的“三部曲”，一共有260多萬字。那時候?qū)W業(yè)特別重，一年級的第一天，老師就開了一個100多本書的書單，并告訴我們，以后考試內(nèi)容就從里面出，100多本全是考試范圍。
1955年7月在波蘭格丁尼亞
大學五年我們像是在巖洞里度過。應(yīng)該說，那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五年。當時的學習給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chǔ)，不僅課下讀得多，上課老師還講得好。有一個老師講課特別棒，給我們上了三年的課，從來沒有帶過講義，上課時手上就拿著幾張小紙片，上面寫著提綱。她會先講一個時期的文學作品的特點，然后告訴我們這個時期都有哪些重要的作家，最后列舉其重要作品，一本一本地分析，非常詳細。最后到了要寫畢業(yè)論文的時候，會有小班的論文研討課，一個班只有八個學生，里面七個是波蘭人，就我一個中國人。
他們考試前還抄我的筆記呢，因為我做的筆記更詳細。上大課的時候主要是老師講，上研討課的時候主要是互相討論，是比較自由的。我記得有一次討論鮑·普魯斯（1847-1912）的長篇小說《玩偶》（1890）里的男主人公，我說這個人對我們中國人來講是個暴發(fā)戶，是反面形象。但是波蘭人認為他是正面形象，他的一切東西都是自己通過努力爭取到的。
1956年在華沙郊區(qū)
趙瑋婷：在波蘭學業(yè)很重，那生活條件怎么樣？
易麗君：我們的宿舍在華沙近郊的友誼村。這是當時建科學文化宮的那批蘇聯(lián)人給自己蓋的房子，他們撤走后，這些房子就給學校做宿舍了。房子很漂亮，一幢一幢像童話里的彩色木頭房。宿舍條件也不錯，一個房間住三人，我記得房間里的紅漆木地板特別漂亮。當時和我一起住在友誼村的還有我的同學艾青、袁漢镕，艾青的丈夫在華沙工業(yè)大學上學，也住在友誼村，所以我們四人總在一塊兒玩。從宿舍到學校，每天要坐一個鐘頭公共汽車。由于學業(yè)壓力太大，我們平時的業(yè)余生活很少，時間都花在了學習上。偶爾會出去聽歌劇、上戲院，比如去看密茨凱維奇的《先人祭》。
那時候經(jīng)常有中國領(lǐng)導人來波蘭訪問，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陳毅等都來過，他們都會和留學生見面。我記得朱老總像個老爺爺，他說，同學們在外面學習不容易，遠離家庭遠離父母也很辛苦，你們要注意身體。這是朱老總的口氣。周總理講的就是國家派你們出來，國家有國家的計劃，你們有你們的使命，你們每個人都應(yīng)該考慮自己肩頭上擔負的使命，就知道該怎么學習、怎么工作、怎么表現(xiàn)。周總理的講話讓我們覺得壓在自己肩上的擔子很重。
趙瑋婷：國家對你們有著很高的期望。
易麗君：是的?？偫碚f培養(yǎng)一個留學生的費用，相當于300個農(nóng)民一年的勞動產(chǎn)出。總理每次都鞭策我們，并告訴我們，國家希望我們留學生回國能夠為外交服務(wù)，或者從國外學習先進知識，回來為國家服務(wù)。我們老頭（袁漢镕）在波蘭跟著一位搞原子物理的教授學習，回國以后他就從事核物理方面的工作。
1958年在華沙
趙瑋婷：從華沙大學畢業(yè)以后，您回國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易麗君：在電臺當過記者，在蘇聯(lián)東歐部。每天要背著20多斤的錄音箱去采訪。我采訪了好多名人，有藝術(shù)家、科學家，現(xiàn)在也記不清都有誰了。
趙瑋婷：是做給波蘭人聽的節(jié)目嗎？
易麗君：沒有波蘭語，統(tǒng)一都是俄語，我當記者當了兩年，從1960—1962年。后來中央搞了一個政策，說很多留學生回來“學非所用”，要重新分配。這個問題就涉及到我了，問我愿意上哪兒，當時還有社科院可以選，我說社科院我不去，已經(jīng)有兩個同學了，張振輝和林洪亮在那里。還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當時北外有波蘭語專業(yè)，我就到了北外。就是現(xiàn)在的辦公室，都沒動過。
《先人祭》：一只報春的燕子
趙瑋婷：您是什么時候開始翻譯波蘭文學作品的？
易麗君：我們在波蘭留學的時候，五個同學（裴遠穎、林洪亮、張振輝、艾青和我）在華沙大學辦了自己的刊物，在上面寫詩、譯詩，也翻譯其他文學作品。那本刊物叫《星火》。我們五個人是真正的文學青年，都熱愛文學、發(fā)奮念書，都想弄出點名堂來。
但我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翻譯是在一個特殊時期起步的。就是五七干校的時候，學校停辦了，大家都參加勞動。我們到了湖北沙洋，每天要干農(nóng)活、挑磚，農(nóng)村的生活條件又特別艱苦，但是晚上我還要搞翻譯。因為這不是學校給的任務(wù)，屬于干私活，所以得保密，我就找了一間晚上經(jīng)常沒人的小棚屋，躲在那兒悄悄地干。就在一個破房子里，點一個煤油燈?！断热思馈肪褪悄菚r候翻出來的。這是我翻譯的第一部波蘭文學作品。
《先人祭》，易麗君、林洪亮、張振輝譯
趙瑋婷：翻譯《先人祭》有什么緣由嗎？
易麗君：詩劇《先人祭》是波蘭19世紀偉大詩人密茨凱維奇的傳世名作，講的是沙俄殘酷鎮(zhèn)壓波蘭愛國青年的故事。1968年1月，華沙民族劇院重新上演《先人祭》，轟動了整個華沙，場場座無虛席。演出時觀眾也和演員一起朗誦劇中的詩篇，臺上臺下相互呼應(yīng)，群情激奮，反蘇的情緒很強烈。演出期間蘇聯(lián)大使很生氣，就中途退席了。不久《先人祭》就遭到了禁演。這一來華沙大學的學生就發(fā)起了示威游行。華沙大學的號召力還是非常大的，最后鬧成了很大的政治事件。
一部戲劇竟有這么大的力量，能把整個波蘭社會都調(diào)動起來。在我國有關(guān)部門舉行的一次外交官工作會議上，周總理問有誰讀過這本書，結(jié)果無人應(yīng)答。總理就說，這樣的書應(yīng)該翻譯成中文。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葉明珍是我的鄰居，她找到我，說主管外國文學出版的孫繩武托她來問，我能不能翻譯《先人祭》。我當時既高興又擔心。要是能把《先人祭》翻成中文，在波蘭就不算白學了，而且是周總理提出要譯的。但是我又怕自己能力有限，翻譯不好。葉明珍說，翻譯這部作品確實很有意義，但是沒有稿費，又有一定風險，你們要考慮清楚。我正在猶豫之時，我們家老頭就說：你沒有把握譯好，也沒誰更有把握譯好。你在北外教書，有機會向波蘭專家請教。沒有稿費是無關(guān)緊要的。風險嘛，將來可以起個筆名。最后這本書出版的時候署名是用“韓逸”這個筆名（“韓”和“袁漢镕”的“漢”諧音，“逸”和“易麗君”的“逸”諧音）。
《先人祭》劇照
趙瑋婷：《先人祭》的翻譯就是在湖北沙洋完成的嗎？
易麗君：在那兒完成了初稿。回北京后就利用空隙時間補充完善，但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1973年有個國內(nèi)貿(mào)易代表團到波蘭波茲南參加博覽會，我去當翻譯，于是開完會我在華沙留了幾天，找我以前的導師薩羅尼教授請教，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我回到北京又做了修改，然后把稿子讓我老頭校了一遍，他最后謄抄了一遍，他的字寫得比我好。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國文學作品。何其芳讀了以后說，這真是一只報春的燕子！
趙瑋婷：從五七干?；貋硪院螅掷^續(xù)正常教學工作了吧？那時候用的什么教材？
易麗君：我們自己編的。我編的主要是文學教材，那時候教材還是油印的，很簡陋。
趙瑋婷：后來您還去波蘭進修過嗎？
易麗君：1984—1985年我在華沙大學待過兩年。本來是波蘭文化部邀請我去做三個月的訪學，后來就說延長到一年，再后來華沙大學又讓我再留一年。因為他們正好要換一個中國老師，以前的老師是學俄語的，給學生上課要轉(zhuǎn)一道語言，而我可以直接用波蘭語給學生解釋詞語。在華沙大學教書的時候，我在波蘭作協(xié)圖書館抄了很多筆記，《波蘭戰(zhàn)后文學史》就是在那里寫成的。后來，北外的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以及主管科研的何其莘副校長，都特別支持我。在他們的支持下我就出了這個成果。
“穿越大西洋”：用文學拉近兩國距離
易麗君譯著作成果展
趙瑋婷：2007年，波蘭格但斯克大學授予您榮譽博士學位，這是波蘭高校授予中國人的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能否談?wù)劗敃r的情況和您的心情？
易麗君：波蘭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有一套很嚴格的程序，先得提名、論證，然后組成評審委員會，由校務(wù)委員會審查批準，再由校長、提名單位負責人和提名發(fā)起人一起簽署授獎證書。最后由校長安排授獎日期，向國內(nèi)外有關(guān)人士發(fā)出出席授獎典禮的邀請。當時北外校長和副校長因為迎接211工程驗收不能前往，于是就決定由趙剛（現(xiàn)為歐洲語言文化學院院長）和李怡楠（現(xiàn)為波蘭語教研室主任）代表學校參加典禮，費用全部由波方負責。我們的女兒、女婿和外孫女也從美國飛到了波蘭。儀式是按波蘭傳統(tǒng)方式進行的。格大的校長、副校長，教授和學生代表都穿上了大禮服。波蘭總統(tǒng)、議長、總理、大主教都發(fā)來了賀信。中國駐格但斯克總領(lǐng)事也致了辭，還有合唱團的表演。酒會上，很多老朋友都到了。我們一家人也特別高興。
值得一提的是，格大還專門為這件事開了一個學術(shù)研討會，由格大的教授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參加，他們對中國的歷史研究得相當深入，有些情況甚至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比如明清時代波蘭就已經(jīng)有關(guān)于中國國情的出版物了。參加研討會的有一百來人，不只是格大的專家，別的學校的也來了。后來格大還把會議發(fā)言集結(jié)成書，扉頁選用了一張我的照片，下方用中波雙語寫著“出于其類，拔乎其萃”。
波蘭前總統(tǒng)授予易麗君“波蘭共和國軍官十字勛章”
波蘭大使授予易麗君“波中建交65周年紀念勛章”
趙瑋婷：波蘭方面給您頒了不少獎，比如您先后兩次獲“波蘭文化功勛獎?wù)隆?，波蘭總統(tǒng)授予您“波蘭共和國騎士十字勛章”“波蘭共和國軍官十字勛章”，波蘭外交部為您頒發(fā)“介紹波蘭杰出貢獻獎”等。對您來說意義最大的是哪一座呢？
易麗君：2012年波蘭圖書協(xié)會頒給我的“穿越大西洋”翻譯大獎。這是波蘭文學翻譯界的最高獎項，旨在表彰該年度為波蘭文學在世界范圍的推廣作出杰出貢獻的個人。
趙瑋婷：您翻譯了那么多波蘭當代作家的作品，和他們都見過面嗎?
易麗君：見過不少。進入新世紀后這十幾年，中國和波蘭的文化交流特別多，我們?nèi)サ亩?，他們來的也多，所以和他們的作家交流很頻繁。比如2005年我去克拉科夫參加第一屆波蘭文學翻譯家大會，那一次見到了魯熱維奇（1921-2014）、希姆博爾斯卡（1923—2012）和托卡爾丘克。我和他們聊天，他們?nèi)硕颊J為我作為譯者對他們幫助很大，認為中國的讀者群巨大，我給他們在中國揚名了。很多文學作品能在國外得到很高的評價，和譯者有很大的關(guān)系。所以能找到我這么一個合適的譯者，這些作家都感到很開心。我很早以前就翻譯了魯熱維奇的中篇小說《我的女兒》（1966），在《世界文學》上發(fā)表了。后來《世界文學》的編輯楊樂云讓我動員魯熱維奇寫寫《我的女兒》的創(chuàng)作背景，題目叫《迷惘》，后來也由我翻譯，并在《世界文學》上發(fā)表。
易麗君與波蘭前總統(tǒng)科莫羅夫斯基參觀顯克維奇展
在第二屆波蘭文學翻譯家大會上我認識了西里西亞大學文學院教授羅慕爾德?楚達克和尤蘭塔?坦博爾夫婦。他倆領(lǐng)著我們在西里西亞省到處轉(zhuǎn)，還參觀了波蘭的邊境小城切申。我記得我們參觀了一個城堡，里面有一個博物館，展出有十字軍騎士的整套武器、鎧甲。他們知道我翻譯了顯克維奇的《十字軍騎士》（1900），所以特別介紹這就是里面的兵器，讓我親眼看看書里面的兵器長什么樣。
趙瑋婷：您和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后來還見過嗎？
易麗君：見過。有一年中國作協(xié)把她邀請到中國來，在北京給北外的學生作了報告。她到我家做客的時候，聊著聊著發(fā)現(xiàn)，她和我女兒是同一年（1962）出生的。她就說：“那我也是您的女兒了?！辈贿^她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喜歡和人打交道。她和我說她并不喜歡大城市，所以常年住在鄉(xiāng)下。她是一個思想非常單純的人，更喜歡和大自然打交道。通過和她的聊天，我覺得她的文學是一種“尋根文學”，要尋找波蘭民族之根。她把波蘭歷史上的很多東西神話化了，她寫的是夢，是神話，但其實寫的都是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事情。2003年大塊文化在法蘭克福的書展上買了《太古和其他的時間》（1996）的版權(quán)，有人說你們?nèi)フ乙惥．敃r我已經(jīng)在《世界文學》上發(fā)了10年的波蘭文學譯作。
易麗君和托卡爾丘克
翻譯的精神：忠實且傳神
趙瑋婷：您翻過這么多波蘭文學作品，哪一部譯起來比較得心應(yīng)手？
易麗君：我覺得翻得最舒服的是伊瓦什凱維奇（1894-1980）的《名望與光榮》（1956），我和作者文風相近，所以比較默契。我和我的同學裴遠穎合作得特別開心。伊瓦什凱維奇還有一篇散文叫《夜宿山中》（1958），我特別喜歡，翻的時候也很費勁，是很短的文章，很短，可就是好。它純粹就講山中的寂靜，靜得你都聽得到那“靜”的聲音，這想象力可見一斑。我和一個波蘭學生合作翻譯了整整一個星期，一個詞一個詞地摳。翻出來以后楊樂云也特別喜歡，說這個“靜”怎么寫得這么漂亮，真是沒見過！
趙瑋婷：有一句話說做文學翻譯是“戴著鐐銬跳舞”。您怎么看？
易麗君：文學翻譯跟寫作是大不一樣的，一個是自由的，一個是不自由的。有的時候譯者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比如語言的限制、環(huán)境的限制、歷史的限制。但是你不能主動背叛原著。所以，我主張從波蘭語直譯，因為從別的語言轉(zhuǎn)譯時難免會失去一些韻味，甚至出現(xiàn)理解上的錯誤。
其實，忠實和傳神并不矛盾的。你真正忠于作家，真理解的話，就一定能用漢語表達出來。如果不能，那可能是譯者母語水平不高、文化修養(yǎng)不高。因為翻譯不是簡單的詞語轉(zhuǎn)換，它背后有一個大的文化背景。所謂忠實不是一個字對一個字，不是查字典，而是要吃透精神，走進人物的精神世界。
“穿越大西洋”獎
趙瑋婷：作為波蘭文學翻譯的元老，能否談?wù)劜ㄌm文學在新中國的譯介史？
易麗君：波蘭文學在新中國的譯介分這么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剛解放的時候。那時候因為大家都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翻的東西主要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比如建筑工地上工人的故事。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起來了的時候。從80年代開始，林洪亮、張振輝和我三個人開始翻。我記得當時《名望與光榮》是特別受歡迎的一部書，受歡迎到什么程度呢？書店里頭都賣光了。短篇小說最有名的就是伊瓦什凱維奇(1894—1980)的《草莓》（1928）了。我以前有學生來考北外，就是沖著《草莓》來的。它那么受歡迎，是我完全沒想到的，因為《草莓》還是我在波蘭念書時翻的。后來我又翻了顯克維奇的“三部曲”。80年代對波蘭文學的譯介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潮。第三個階段是從2000年到現(xiàn)在，將近20年，在中國出的波蘭文學越來越多，波蘭20世紀的大詩人米沃什、赫貝特、希姆博爾斯卡的詩歌大量被翻譯，除此之外花城出版社引進了赫貝特的三本散文集。值得一提的還有擁有世界聲譽的科幻作家萊姆（1921—2006）的科幻心理小說《索拉里斯星》（1961）也被譯介過來。包括剛剛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女作家托卡爾丘克的作品。從數(shù)量上來說的確是波蘭文學譯介的又一個高潮。但我覺得現(xiàn)在的閱讀環(huán)境不如20世紀80年代。
趙瑋婷：波蘭文學為何如此打動中國讀者？
易麗君：波蘭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幽憤文學”，我們說“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波蘭人也是這個精神，和我們一樣，有很深沉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尊感。波蘭人從來就認為自己是優(yōu)秀民族，不能忍受被任何人壓迫，二戰(zhàn)時波蘭從來沒有投降過，而是抗戰(zhàn)到底。
有人說“翻譯小語種文學就像是坐在摩天大樓里吃炸醬面”，我不同意。波蘭文學不是廉價的炸醬面，而是真正的美味佳肴，是可以和任何文學盛宴平起平坐的。
2018年，《世界文學》編輯部高興、傅燕暉采訪了易麗君
趙瑋婷：您和袁老師在翻譯上的合作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易麗君：從顯克維奇“三部曲”開始的。一是他的字寫得好，可以給我抄稿，以前沒有電腦，都是手抄譯稿；二是他漢語好，從小就讀古書?，F(xiàn)在他退休了，有更多時間參與文學翻譯——實際上他退休以后就轉(zhuǎn)到文學上來了，因為原子能研究所的活不能在家里做。
趙瑋婷：您和袁老師會經(jīng)?；貞浧鹪诓ㄌm上大學的事嗎？
易麗君：我們經(jīng)常說起，后來有機會也一起回去看過我們曾經(jīng)生活過的地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暑假在格但斯克休息，旁邊有一個叫奧利瓦的小城，那里有一條叫“情人路”的林蔭道，我和袁老師并排在路上散步，那段時光無憂無慮，特別美好。
易麗君寄語《世界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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