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20年北美華文文學:新變與挑戰(zhàn)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jīng)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chuàng)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chuàng)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wǎng)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tǒng)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xiàn)的現(xiàn)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xiàn)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nèi)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xiàn)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wǎng)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文章將陸續(xù)推出,敬請關注)
1965年,於梨華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發(fā)表成為北美華文文學發(fā)展史上的標志性事件。牟天磊無比感傷的那段話“沒有具體的苦可講……那是一種無形的東西,一種感覺……我是一個島,島上都是沙,每顆沙都是寂寞”,回旋于20世紀近40年的海外華文文學史。白先勇稱於梨華為“沒有根的一代”代言人,而“融不進去”的“文化隔膜”落實為美華文學的創(chuàng)作母題。2004年,物理學家楊振寧對於梨華小說的閱讀體驗收入《在離去與道別之間》為序:“幾十年來,於梨華以幾代臺灣來美國的留學生的性格、經(jīng)歷和心理狀態(tài)為題,寫了極成功的長篇和短篇小說。幾十年來,她,和她的幾代留學生們,累積了甜的、苦的、歡樂的、痛苦的、觸及靈魂的人生經(jīng)歷。當然她的讀者們也同時累積了多種人生經(jīng)歷,她們和他們會從這本小說中看到她們自己和他們自己的影子?!彼杂H歷者身份,完成的文本解讀,提供了有價值的“留學生文學”研究參考。2020年5月1日,於梨華在美國辭世。她見證了美華文學發(fā)展,由其小說呈現(xiàn)的兩個基礎事實——“隔”與“無根”,牽動系列中西比較的宏大論題,被后續(xù)的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者從價值觀和文化觀兩個維度加以夯實后推進。
北美是世界華文文學重鎮(zhèn),20世紀60年代“留學生文學”率先提出“無根”命題;新世紀20年間,北美華文文學表現(xiàn)出兩次題材轉折(他國故事—中國故事—他國故事)、兩撥作者接力(臺港留學生/內(nèi)地新移民)、兩個國家創(chuàng)作力量消長(美國/加拿大),新穎的文學構思、藝術立場和生命闡釋得以交流互通。但北美華文文學學術史,存在散點式與突現(xiàn)式的研究事實。我選擇作者—寫什么—怎么寫的簡單邏輯,對美華文學的亮點實施攏合及整合,闡釋其創(chuàng)想與創(chuàng)新、狹隘或保守。
新生代
北美華文文學已形成了相對完整的代際序列,即“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同時每個“身份共同體”都儲備著代表作家。代際劃分固然是比較粗放的,但其昭示的創(chuàng)作接力顯現(xiàn)華文文學的良性穩(wěn)態(tài)發(fā)展。若拋開“新生代”概念的特定指向,而僅圈定“新”,20年間的每一次代際更迭都是“后浪”出場,攜帶明確的文化理念和文學野心。
20世紀70年代末,“新移民文學”崛起,與“留學生文學”相比,其特點一是寫作主力從臺港留學生轉向內(nèi)地留學生;一是創(chuàng)作者深化文化“夾縫”中的心理困境,更是陸續(xù)布局“落地生根”后的生活景況。21世紀初,“新移民文學”創(chuàng)作群被不斷加固,它逐步與“留學生”脫鉤,一方面是“留學生”離開校園走向社會,一方面是不同背景的“新移民”加盟華文文學。人生經(jīng)驗的充實,疊加文學作品的現(xiàn)實意義,繼而活化為生活的廣度與人性的深度。嚴歌苓、張翎、陳河是最具有辨識度的美華作家,也是學界研究跟蹤較多的作家。他們寫作起步很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雖然已被歸入“新移民”,作品更被視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實績,但并非純?nèi)晃膶W“新人”。他們以相異的題材偏愛、語言方式和藝術理解,形成文學品牌。與此同時,陳謙、曾曉文、施雨、薛憶溈等“中生代”基于個人經(jīng)歷和對他國生活的職業(yè)化和專業(yè)化的開發(fā),印刻著北美華文文學的微觀路向。
2010年前后,“70后”作家開始發(fā)力。他們中一部分是在中國內(nèi)地已有知名度的創(chuàng)作者,移居北美后繼續(xù)寫作;一部分是文學新人。李鳳群、張惠雯、柳營、凌嵐、凌珊、李一楠等,已明確個人擅長的題材領域、確立個人舒適的語言風格。無論是中國故事還是他國故事,他們重視其背后指向的問題意識和時代精神。我認為“70后”引發(fā)的新變,并不是僅僅從作品中反思與質詢社會現(xiàn)實,這已是“留學生文學”和“新移民文學”都具備的文學功能,而是他們堅持主動探尋并質疑的行為本身,折射出對獨立思考與自我表達的尊重和堅守。近年,“90后”作者已然浮出水面,但他們會給北美華文文學制造出怎樣的新變,還需要通過一定數(shù)量作品來檢視。
故國故事
“故國故事”是新世紀以來世界華文文學領域的創(chuàng)作亮點。作家從對異國故事(現(xiàn)狀與問題)的白描,轉向對中國本土敘事資源(歷史與文化)的調度。於梨華、白先勇、陳若曦、叢甦等從家國切入,建立“無根”鄉(xiāng)愁美學。80年代美國新移民小說的貢獻不是呈現(xiàn)“無根”的事實,而是反思“無根”的原因,通過回國“尋根”的方式求解,將人生觀、價值觀、文化觀等深度思考納入對“無根”現(xiàn)狀的考察。它與中國內(nèi)地“尋根文學”交集于相似時間節(jié)點,海外和內(nèi)地,不謀而合地形成“尋根”想法呼應,但提出的問題與解決的問題并不相同。應該說,此時“故國故事”正逐步脫離故事層面,提升至哲學層面。90年代“新移民”的故國故事,輻輳在50-70年代的家族故事。個人經(jīng)驗與時代經(jīng)驗纏繞捆縛,但缺少些新意及銳見。近十年美華文學的“故國故事”,與世界華文文學“故國故事”書寫保持同步:以理性思考取代感性敘述,強調對普通生命的敬畏與尊重。2009年《金山》里,方家三兄妹錦山、錦河、錦繡連綴起的“山河錦繡”寓意,將海外華人的家國情懷推至最高點。
嚴歌苓對故國故事具有重大貢獻。她開啟一種寫作模式,也固化了一種寫作模式。這個固化,主要是指她的成功對其他作家的示范意義。2000年后,她很快從他國故事轉向故國故事書寫,僅以近十年的長篇為例,她發(fā)表了《赴宴者》(2006)《金陵十三釵》(2007)《第九個寡婦》(2008)《小姨多鶴》(2008)《寄居者》(2009)《一個女人的史詩》(2010)《陸犯焉識》(2011)《媽閣是座城》(2014)《老師好美》(2014)《床畔》(2015)《舞男》(2016)《芳華》(2017)《小站》(2020)。從作家角度,嚴歌苓持續(xù)拓寬“故國故事”的表現(xiàn)層面,在歷史/現(xiàn)實、家庭/社會、個人經(jīng)驗/時代熱點、既有困境/當下境遇等多重邏輯關系中進行轉換;從作品角度,小說具有獨特的問題視角和穩(wěn)定的情感流向,特別是人物塑造的重點與敘事節(jié)奏的拐點,都經(jīng)過作者的精心設計。
同樣面對“故國故事”,“50后”“60后”從空間交錯、史實并置中探索文化尋根,而“70后”華人作家更青睞從民間和都市面臨的具體問題中討論中國現(xiàn)實民生,從藝術元素的具象寫照中反觀中國文化生態(tài),進而推演21世紀中動態(tài)化的“失根—尋根”所引渡的文化反思、文化接受、文化互通?!?0后”筆下的“故國故事”更是出現(xiàn)關注對象的轉移,即從仰視“父親母親”轉向平視“哥哥姐姐”??墒恰肮蕠适隆庇中纬沙錆M默契的漩渦,數(shù)量快速生產(chǎn)、新意反復消耗,“扎堆”現(xiàn)象反證出“他國故事”急劇收縮。受眾的閱讀經(jīng)驗依然定格在“新移民”個人奮斗史,移民一代“落地生根”后的生活經(jīng)營,移民二代的當下訴求,無法從北美華文文學中獲悉新情況和新問題。陳謙是思考“他國故事”的寫作者,硅谷系列和教育系列,實時充盈著華文小說的題材類型,邏輯思維和科學思維的注入,推動美華文學與時俱進。張惠雯探測人心的底線和應對,我們無需將其作品細分出中國/他國,她只留意人類精神世界的體積與心理世界的容量。小說的精巧在于由即時的、疏忽間的念頭與感受,生發(fā)出合情合理的選擇。獨特詩意是一種張弛有度的掌控力,即刻生效的情景感孵化沉浸式閱讀。
我感覺創(chuàng)作者似乎更愿意經(jīng)營故事,而感情的處理則相對匆促?!熬唧w到人、到群、到世界,小說在刻畫著緊張,宣示著矛盾,表達著對立,唯獨不書寫平庸。我姑且稱之為平庸,是因為生活中的很多故事就是特別尋常的,平淡到寫進小說里,甚至會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生活比一切構思都離奇,生活它在自然的發(fā)生,而構思難免人工的痕跡?!保ù鳜幥伲骸缎撵`隱秘地帶的舊軌與新路》,《香港文學》2020年第5期。)大開大闔的中國故事,跌宕起伏,但“落地”困難;人物紛繁攢動,但女性人物比重太大,外國人形象始終模糊,甚至可以說,核心人物在身份、行動、經(jīng)驗上的臉譜化、概念化趨向已經(jīng)顯現(xiàn)。作品傳達的表現(xiàn)欲較強,急切地想說出主題、技巧和立場,表明各種新發(fā)現(xiàn)和新探索,無形中造成作品十分“緊張”,“真”也都被“急”給逐層剝離了。
文化選擇
中西文化比較是北美華文文學無法繞開的議題,而繼承與創(chuàng)新是創(chuàng)作者需要直面的“怎么寫”問題。具體到“中國”書寫,不同“身份共同體”的華文作家,事實是一種本能反應。新移民文學的前二十年,美華文學幾乎都在重復“邊緣”論題,在時間催化下,隔膜感逐級消減,近十年美華文學試圖解決寫作的“在地”性。袁勁梅在《老康的哲學》里曾運用“海岸”意象肯定文化差異的必然性,“明擺著,兩條海岸線對不上。對不上的地方就是他們各自守著的那片海岸的特殊之處。”當前中西雙向審視,其更重要的意義是“新移民文學”從“他者”(西方)反觀“自我”(中國)的思考慣性被打破,轉換為“自我”(華人新移民)觀審“他者”(西方本土)的思路。
新世紀初的小說創(chuàng)作,美華作家曾為中西比較找到了一個源發(fā)于空間的落點——“交錯”,它一度成為“新移民文學”的敘事范式,甚至存續(xù)在當前海外華文小說里。加拿大華文作家張翎因一部《交錯的彼岸》成為“交錯”的技術代表,需要明晰的是,“新移民小說”中絕大部分的“中國故事”實際都是“交錯”結構,而張翎對于中西“交錯”的運用主要集中于早期的三部長篇:《望月》(1998)、《交錯的彼岸》(2001)、《郵購新娘》(2004)。2017年出版《勞燕》時,她將空間交錯(中國/加拿大)置換為人稱交錯(我/你/他/她),這一轉變表示張翎將交錯的形式性讓渡于交錯的協(xié)同性,即她借助人稱交錯,挖掘人心的不同面向。空間交錯,雖然為學者提供了中西比較的研究便利,但拘囿住北美華文文學的藝術構思。AB平行式文化編碼一度成為主流,差異的羅致覆蓋共性的挖掘,文化互動后文化互鑒的內(nèi)在向度,亟待強化。
在面向“中國”的時候,創(chuàng)作者找到了鄉(xiāng)土。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有對故土的歷史梳理和現(xiàn)實憂思。今昔對比,成為最便捷的切入點,現(xiàn)代化對傳統(tǒng)的介入并革新,逐步抹去鄉(xiāng)土底色。張惠雯《垂老別》的推進層次及意境與痖弦的詩《歌》十分契合,人因昔日與明日、戀與死的追憶而感傷,而在她最新小說《昨天》里,透露出新想法,即不必今昔較量,曾經(jīng)慰藉心靈的美好和良善,永不會變。陳河《碉堡》的“槍眼”是回到家鄉(xiāng)的密道,它收藏著一顆“啟明星”,以希望、信念和力量指引歸途;張翎《廊橋夜話》的“橋”,不疾不徐、不悲不喜地等待現(xiàn)代、包容現(xiàn)代。鄉(xiāng)土敘事收藏著每一位華人作家的故鄉(xiāng)版本,宏闊深廣的家國情懷,落實到尋常人家,就是人與家/故土的依存。
正如石黑一雄所說,有多元文化背景,渴望成就一番事業(yè)的年輕作家?guī)缀鯐灸艿卦趧?chuàng)作中尋根。他指出了“尋根”的必然性,而哈金則解決了“尋根”的方法,即“尋找自身的傳統(tǒng),纏住偉大的對手”。海外華文文學,在中西文化比較中無法回避的最基礎、最核心問題就是如何理解并闡發(f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美華文學創(chuàng)作者對待“傳統(tǒng)”出現(xiàn)兩種明確思路:一是從中國古代史取材并演繹古人古事古物,如《甲骨時光》《李白傳》《上古迷思》《凄情納蘭》《故國宮卷》《微云衰草》;一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史料發(fā)掘和文學重構,如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張翎的《金山》《勞燕》、袁勁梅的《瘋狂的榛子》、薛海翔的《長河逐日》。但從客觀上看,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還沒有獲得扎實研究,藝術思考更只是浮光掠影地流轉于形式。
波蘭作家托卡爾丘克提出“星系”寫作,“星系”的概念,包含有時空觀、有包容度、有開放性。新世紀20年,文學思潮、文學社團、文學人物和文學作品,就如一個個星子,結構出北美華文文學星群,先行者在陸續(xù)離場,創(chuàng)作者不斷消失、閃現(xiàn)、交接、聚合。應該說,相當數(shù)量的研究者會產(chǎn)生價值低判,是由于不自覺地設定潛在他者為整個中國內(nèi)地當代文學;從本質上看,北美華文文學就是區(qū)域性的文學,怎可能持續(xù)、成批出現(xiàn)重量級作家作品?它所能呈現(xiàn)的是某幾位代表性作家。拿局部和整體做對比,在邏輯上是不合理的。與此同時,創(chuàng)作者自然也需自行擱置“速成”的期待,因文學創(chuàng)造需要常年的積累與打磨。但美華文學經(jīng)典化確立是一項很有價值的研究工作。
我想特別提起2000年出版的《中國留學生文學大系》,從某種程度上說,它也在為21世紀北美華文文學開篇。該書整理了過往的創(chuàng)作實績,扶植了年輕的創(chuàng)作力量。如今我們再回溯其作品,更能捕捉住美華文學進階,切實感受作家風格的突變、家國情懷的流變、題材熱點的轉變和藝術審美的漸變。
2008年初版、2018年再版的《異旅人》回歸留學生故事,關照亞裔群體,他們不再失魂落魄,卻難免荒腔走板。隔膜,依然存在,他們因生命力過強或過弱,表現(xiàn)出與世界不夠融合,“適度的強度、競爭、緊張感,既不可能讓我無所事事,又不會把人累得只能拖著舌頭喘氣”(倪湛舸《異旅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算了,裝什么多愁善感,我是什么人自己還不明白嗎?”(倪湛舸《異旅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留學生”心態(tài)的轉變,表現(xiàn)為由孤島“謫仙”、叢林中伺機而動的猛獸,變?yōu)椤皼_著籠子奔跑的熊貓”。“明天一早,他們將學會五種以上的領帶打法,再然后,學會放棄,解開領帶只需一只手?!保哒眶础懂惵萌恕飞虾N乃嚦霭嫔?018年版)困境,在新一代亞裔留學生的世界里,是悉數(shù)接納和果斷取舍。
堅持華文寫作,說到底,是抵御遺忘傳統(tǒng)的一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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