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huán)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九周 第一天

印度 拉迪亞德·吉卜林 《吉姆》

這周我們首先要讀到的，是對印度的兩類截然不同的描繪，分別來自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和泰戈爾。在他們的作品里，我們會看到印度自身儼然就是個完整的世界，或者更恰當?shù)卣f，是重疊、交叉而散亂的眾多世界。

吉卜林1865年出生在孟買，一直到他六歲被送回英國接受教育之前，照料他的大多是說印地語的保姆。他十六歲時又回到了印度，找了一份給拉合爾（Lahore）的《軍民日報》（Civil and Military Gazette）當新聞記者的工作，他父親當時已經(jīng)成了拉合爾博物館的館長。這里展示的就是一張1888年的拉合爾街景照片，來自于吉卜林父親收集的相簿：

二十一歲時，吉卜林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辦公室小調(diào)》（Departmental Ditties，1886），兩年之后出版了《山間小故事集》（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后來陸續(xù)出版另外五部短篇小說集。吉卜林寫作的目標讀者就是他筆下描寫的那些人，故而他的早期作品就建構在那些他認為自己的讀者應當能夠辨認出的地方方言和場景之上：讀者無需有人向他們解釋“在佩里提小吃一餐”（tiffined at Peliti’s）的小說人物們，是剛剛在英屬印度的夏都西姆拉（Simla）的一家高級酒店里享用了午餐。

不過吉卜林已經(jīng)開始在同時用本地人和外來者的視角寫作了，在他1881年回到印度之后，更是用一種“從英國歸來者”的眼光在打量自己的童年舊游之地。隨著他的作品在海外流行開來，對吉卜林來說，把自己的本地知識翻譯成遠方讀者們能讀懂的內(nèi)容只是再多走一步而已。1889年，在《山間小故事集》在拉合爾以及加爾各答出版僅一年之后，這本書又在紐約、愛丁堡和德國重版。很快它還會被翻譯成很多其它語言，但是因為英語在英帝國內(nèi)外的巨大影響，吉卜林甚至不需要翻譯就成為了一位全球作家。1890年，《山間小故事集》在印度、英國和美國有多個版本出版，吉卜林的作品也開始在南非、澳大利亞以及更遠的地方暢銷。那一年吉卜林二十五歲。

吉卜林完全算得上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作家，就是說他是第一個幾乎從寫作生涯一開始就是為全球讀者寫作的人。他很快就精通了如何把注解甚至翻譯嵌套進自己的故事里，尤其是在他1889年永遠離開印度之后。他先是在倫敦生活，然后又去了美國的佛蒙特州，最后還是永久定居在了英國。他的小說《吉姆》（Kim，1901）的一開篇就是在他父親的博物館門口發(fā)生的生動一幕，這一幕讓海外讀者從政治上和語言上都對故事背景有所了解：

他公然違背市政府命令，分開腿坐在大炮贊姆-贊瑪身上，這尊大炮架在磚砌的炮座上，正對著老阿賈布-格爾——奇跡屋，本地土人就是這么稱呼拉合爾博物館的。誰控制了贊姆-贊瑪，意思是“噴火的巨龍”，誰就控制了旁遮普。這尊青銅巨炮從來都是征服者首先要到手的戰(zhàn)利品。

吉姆這么做自然是有理由的——他剛把拉拉·迪納納斯的兒子從炮耳上踹下去了——因為英國人控制著旁遮普，而吉姆就是個英國人。

僅僅在開篇幾頁之內(nèi)，吉卜林就給出了一連串印地語詞（jadoo魔法，faquirs托缽僧，ghi酥油，parhari山民，等等），有時候是在括號里給出翻譯，有時候是通過緊跟的短句來解釋它們，還有時候是通過精心安排的上下文來暗示它們的意思。

吉卜林創(chuàng)造了眾多契機來為我們解釋當?shù)仫L俗。吉姆一會兒是一個知識豐富、在印度長大的本地人，我們可以通過他的雙眼了解印度，一會兒他又是一個作為外來者的愛爾蘭裔的英國人，需要有人為他解釋說明——也就是為我們解釋說明。站在青春期門檻上的他，既是一個熟悉自己國家的孩子，也是一個成人世界里的新人，需要有人來教導他政治陰謀的手段。這本小說的大多數(shù)時候，吉姆都陪在一位年老的西藏喇嘛身邊，喇嘛精通如何解釋古老的東方智慧，但他自己也是個外國人，常常對印度習俗摸不著頭腦，這時候就輪到吉姆來為他解釋了。

然而更摸不著頭腦的，還有在這個故事里出現(xiàn)的眾多歐洲人，不光有英國人，還有他們的對頭，法國和俄國的間諜們，他們都是“大博弈”（譯者按：即the Great Game，指英帝國和沙俄為了爭奪中亞控制權展開的戰(zhàn)略角逐，這個詞正因被吉卜林用在《吉姆》中而廣為人知）的玩家，競相交手、爭奪控制印度次大陸和周圍土地的權力。在吉卜林的小說里“大博弈”最有趣的參與者是哈里爾·昌德爾·慕克吉（Hurree Chunder Mookerjee），一位“巴布”，也就是英國殖民政府的印度裔雇員。吉卜林在《發(fā)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這首詩里用過這個名字，這是一首在戲謔下隱藏著焦慮的早期詩作，講的是允許受信任的土人擺譜并擁有歐洲武器的危險：

哈里爾·昌德爾·慕克吉，博巴扎的驕傲，

本地出版社老板，還是“出聽帶律司”，

他伺候著政府，所以有權配上

一桶桶的軍刀，一對對的長槍。

……

但是印度政府永遠急著讓大家都滿意，

也把許可發(fā)到了這些可怕的人手里——

亞·穆罕默德·尤素福賽，殺人偷盜全不怕，

比卡內(nèi)爾來的欽布·辛格，還有比爾人坦提亞；

馬里族頭人殺人汗，錫克人喬瓦爾·辛格，

旁遮普賈特人努比·巴克什，阿卜杜·哈克·拉菲克——

他是個瓦哈比；最后還有小博·赫拉烏

他也把法令的便宜占，施耐德步槍手里握。

很快慕克吉就失蹤了，很明顯是因為有人圖謀他的武器而殺害了他。這首詩的結尾是：

慕克吉的下場到底怎么樣？問問穆罕默德·亞

他在博巴扎忙著把濕婆的神牛來逗。

找安靜的努比·巴克什問吧——去問大地和海洋

——去問印度國民議會議員吧——只要別問我就行！

正如他的早期作品里常見的，吉卜林默認他的讀者們都熟悉他筆下的印度地方風光（這里的博巴扎，Bow Bazar，是加爾各答中部的一條大道），而且吉卜林也和他在印度的英國同胞一樣，對一切叛亂可能重現(xiàn)的苗頭感到緊張。1857年印度“兵變”引發(fā)的叛亂幾乎奪走了英國對印度的控制（譯者按：又稱印度民族大起義，指1857-1858年間反對東印度公司統(tǒng)治的起義，直接導火索是東印度公司的伊斯蘭士兵中流傳關于用豬油做子彈潤滑劑的謠言）。吉卜林利用自己對印度的種族和文化多樣性的了解，來暗示這個國家過于多元，這里的土人太不可信任，所以不能把印度交給一個印度人占多數(shù)的國民議會來管理。1885年成立的印度國民議會，是為了讓印度人在政治事務中有提出意見的機會，目的是為最終的獨立作準備。

十五年之后，《吉姆》里的哈里爾·巴布（Hurree Babu）則是一個復雜得多的人物。如果吉姆幾乎算得上是個記錄印度社會的民族志學家，那么哈里爾則是真的會抓住每一個機會進行民族志觀察，而他最大的野心就是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鑒于他殖民地人的身份，這個夢想是不現(xiàn)實甚至是荒謬的。然而吉卜林不但沒有像在自己的早期詩歌里那樣嘲諷哈里爾的虛榮，他還讓這個不可能的夢想成為哈里爾和英國間諜頭目克雷頓上校之間的紐帶?？死最D也在給皇家學院寄自己的論文，因為“在他內(nèi)心深處也同樣伏著在自己的名字后寫上‘F.R.S’（譯者按：皇家學會會員的首字母縮寫）的野心……于是克雷頓微笑了一下，對哈里爾巴布更有好感了，他被和自己同樣的欲望打動了”。

哈里爾巴布的民族志技能——就像吉卜林自己的新聞記者的眼睛和耳朵——讓他能夠看透不論是印度人還是歐洲人的行事方法和動機，而他也非常擅長在歐洲人面前掩蓋自己的動機，假裝自己是個什么都不明白的東方人。在小說的一處關鍵情節(jié)里，他騙過了兩個外國間諜，假裝成一個醉鬼兼“極端叛國”的英國暴政的受害者。那些外國間諜完全被他的表演瞞過了：

“這個家伙絕對是個怪人，”兩個外國人里個子高點的那個說，“他就是維也納導游的噩夢?！?/p>

“他象征著轉型中的小印度——東方和西方的畸形雜交產(chǎn)物，”那個俄國人回答說，“只有我們才能對付東方人。”

吉卜林常常只被人記得是那個寫了《白人的責任》（White Man’s Burden）的詩人（譯者按：《白人的責任：美國與菲律賓群島》是一首宣揚帝國主義的著名詩作，吉卜林在詩中呼吁歐美殖民者負起白人的責任，將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但他在這里穩(wěn)穩(wěn)地站在了文化雜融主義的一邊，這比雜融性成為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殖民理論的核心要素要早了好幾十年（譯者按：美國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的理論認為，殖民語境中會出現(xiàn)種族、種群、意識形態(tài)和語言混雜的過程，這一過程中誕生了既不屬于殖民者也不屬于被殖民者的第三者，這種新的雜合產(chǎn)物有更高的能動性，是反抗殖民者的希望所在）。這樣的雜融性只會在那個因為自己的成見而被騙的傲慢的俄國間諜眼里顯得畸形。雖然他們通常都很有理由地反對吉卜林的政治觀念，英語世界里許多后來的作家都需要感謝吉卜林，因為他們的寫作很多時候是在深化或者破壞吉卜林的語言策略，而他正是依靠這樣的語言策略將許多不同的英語類型融合成一種也許最好稱之為“吉卜林語”的獨特語言。

對許多外國讀者來說，可以說是吉卜林發(fā)明了印度，正如奧斯卡·王爾德認為是狄更斯和透納發(fā)明了倫敦一樣。在吉卜林發(fā)表了《吉姆》六年之后，他被授予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里贊揚了他的“觀察力，獨創(chuàng)的想象力，陽剛的觀念，以及他令人驚嘆的敘事才能，這一切都是這位世界著名作家筆下造物的特色”。再過六年之后，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他可不是吉卜林的觀念的粉絲，不論它們有多陽剛。正如我們明天將會看到的，在《家與世界》里，泰戈爾就自己的祖國，這里的人民和這個國家所需要的東西描繪了一幅和吉卜林筆下截然不同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