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huán)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三周 第二天

布拉格 弗朗茨·卡夫卡《變形記及其他故事》

弗朗茨·卡夫卡

我們前面聊到好幾位作家，如瑪格麗特·杜拉斯、喬治·佩雷克和普里莫·萊維等等，他們早年生活經(jīng)歷在其作品里一再重寫。今天我們聊一聊弗朗茨·卡夫卡——一位常常在作品中想象自己死亡的作家。

在卡夫卡所有作品里，以他為原型的人物無一例外都在故事結(jié)局時死去：《判決》（The Judgment）中的格奧爾格·貝登曼（Georg Bendemann）被他父親判了死刑；《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的結(jié)局是格里高爾·薩姆沙（Gregor Samsa）死去了，終于讓他的家人得以解脫；約瑟夫·K（Joseph K）在小說《審判》（The Trials）的最后像狗一樣被殺；卡夫卡于1924年6月去世，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創(chuàng)作的小說《女歌手約瑟芬》（Josephine the Singer）里，以他為原型的人物還是難逃厄運。如果把卡夫卡的全部創(chuàng)作視為謀殺懸疑系列作品，我們唯一的疑惑大概只有：誰，還不是兇手？！

這些人物的死和德國納粹并無干系。1924年卡夫卡辭世，那時候的希特勒正值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精心策劃的躁動一時的啤酒館政變以失敗告終，以致身陷囹圄，正在獄中寫他的《我的奮斗》，對自己何時能執(zhí)掌大權并無把握。畢其一生，卡夫卡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直都受日益高漲的反猶主義的影響，同時交織著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心智狀態(tài)的諸多關聯(lián)?！拔液酮q太人能有什么共通之處？我的一切都在不斷變化，我甚至在自己身上看不到什么恒常不變的東西”，這是卡夫卡在日記里的告白，言辭相當激烈。

有了后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寰慘劇，我們回過頭來讀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強烈感受到他作品中所預示的歐洲文化與政治之風向，甚至從卡夫卡家人的遭遇就能領略一二：他的三個姐妹（見下圖）都被納粹德軍殺害：兩個姐姐艾麗（Elli）和瓦麗（Valli）被德軍驅(qū)逐至羅茲（Lodz）的貧民窟，并在那里遇害；他最喜歡的妹妹奧迪麗（Ottilie）被德軍送到特雷津集中營（Theresienstadt），1943年10月德軍要將一批兒童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奧迪麗自愿護送兒童，在她和兒童抵達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三天，他們?nèi)勘患{粹屠殺。

瓦爾特·本雅明在其論文《講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中說：“是死亡給了講故事的人講述世間萬物的可能……只有死亡才能凸顯小說人物生命之意義，這也是如何能最好呈現(xiàn)小說人物本質(zhì)之關鍵。”本雅明認為，讓讀者在閱讀中遭遇小說人物是件好事：“吸引讀者去讀一本小說的，正是讀者內(nèi)在的對閱讀死亡的訴求——小說人物之死可以撫慰讀者生活中的不幸”，然而，卡夫卡死后，他最心愛的妹妹奧迪麗死于奧斯維辛集中營，而光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一百三十萬和奧迪麗一樣無辜的人們慘遭屠殺！我們再讀卡夫卡，他小說中那么多人物的死去（或者說他一再虛構的自己的死境）又到底能給我們多少撫慰呢？！

和普利莫·萊維的創(chuàng)作類似，卡夫卡的作品也有對那些足以撕裂一個家庭、國家，甚至一種文明的破壞力的多重和多面的描述，但他的作品中還有與這種破壞力迥異的因素——卡夫卡的作品里有清晰的理想，充滿人性，且不乏諷刺幽默——這些因素讓人即使在最暗黑的時候也能變得堅韌，直面苦難。1910年卡夫卡完成小說《判決》，小說里的父親是一個壓迫者，卡夫卡對其刻畫是平面的，缺乏深度；但他很快就能深度地刻畫小說人物，對人物的理解也多元了。在創(chuàng)作于1915年的《變形記》里，格里高爾·薩姆沙需要苦苦支撐，負起養(yǎng)家的重擔，但他也同時掌控了全家人。格里高爾心底里是不愿意攬上替父還債的義務——小說中，“債務”用的是一個德語詞Schuld，兼有“罪過”的意思——因而格里高爾突然變?yōu)橐恢弧熬薮蟮募紫x”，這既是他內(nèi)心想逃避家庭責任的心理的外化，同時也是他加強對家人掌控的一種方式：家人都不敢和他正面遭遇，每個人都得小心翼翼地避讓他。

誠然，人變甲蟲反映了格里高爾精神的崩潰，但是，只要我們留意這個形變過程中做夢般扭曲的時間，它何嘗不會是一個夙愿的圓滿呢？格里高爾言之鑿鑿地說“這不是一個夢”，卡夫卡以他特有的諷刺筆調(diào)記下這句話，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是格里高爾夢想的實現(xiàn)：格里高爾與其說是無辜的犧牲品，不如說是一位沮喪的暴君。早在變成甲蟲前，他已然是不可一世的“救世主”——明知妹妹絕無演奏小提琴的天分，他仍不容置辯，把妹妹送去音樂學校學習小提琴?，F(xiàn)在我們都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殘暴，但我們也不要忘了，當卡夫卡把他的故事大聲念給他的朋友們聽的時候，中間有好幾次，因為他忍不住發(fā)笑，不得不停了下來。狄更斯是卡夫卡最喜歡的作家之一。王爾德對狄更斯的那句有名的評論也可以套用在卡夫卡身上：也許得有鐵石心腸，一個人才可能在讀到可憐的格里高爾死去時而不大笑。

在象征意味極強的小說《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作于1914年）里，卡夫卡將視野擴大到家庭之外。在流放地，負責的軍官非常驕傲地給一位到訪的游客（也是故事的敘述者）講解：犯人是由機器來處決的。機器會先用紋身的手法在犯人的背上精心刻下他的罪名，犯人也在處死前得以大覺大悟。最后機器處死犯人，把他的尸首扔進近旁早已挖好的坑里。

不少評論家把卡夫卡的這架可怖的殺人機器視為后來普里莫·萊維小說中的“屠殺集中營”得以運行的“復雜機制”之先聲，這不無道理。但《在流放地》并非一個簡單的殺人者和被殺者的故事：在不公和暴政的淫威下，倒霉的死囚正是卡夫卡半自傳小說里的人物，是格奧爾格、格里高爾等人物形象的翻版；而故事的敘述者也猶如小說的作者，憑借外來者的身份，可以不被指責地講述一切，也可置身事外，他所有的無動于衷皆能被原諒；還有那位流放地的軍官——殺人機器驕傲的設計者和操作者——他全然癡迷于自己設計出來的完美復雜（可以刻出美麗紋身）的殺人機器，雖然故事的結(jié)局正如很多現(xiàn)代派的敘述讓普通讀者難以理解，這位軍官的確是一位真正的殺人藝術家：最終他扮演了犯人的角色，讓自己設計的機器殺死了自己。這樣的結(jié)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殺人者、犯人和游客的角色邊界，營造了更加深遠、也更能共鳴的反諷效果。作為小說的讀者，我們能感受到這里的反諷嗎？我們身上是否也有故事中人物的影子？我們會是選擇做受害者？共犯？還是逃避者……

《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Josephine the Singer, or the Mouse Folk）是卡夫卡絕筆之作，那時他的肺結(jié)核已經(jīng)非常嚴重，他也離死期不遠了。這篇小說體現(xiàn)了卡夫卡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難的時刻對藝術的最深的思考。約瑟芬把國人召集在身邊，用歌聲激勵他們，但是聚在一起的耗子（盲眾）也更容易成為被捕獵（攻擊）的目標。她以為她在用她美妙的歌喉來撫慰她的民眾，但實際情況可能是民眾對她可憐的高音心生煩躁，而故事的敘述者——是約瑟芬的崇拜者，但也可能是她的反對者——把故事弄得愈加復雜：約瑟芬最后無影無蹤了！是死了嗎，還是她拋棄了她的民眾？這讓我們想到哈姆雷特死前的那句名言“世界終于靜默了”，但約瑟芬會不會又弄出什么聲音來，我們卻不得而知。故事的敘述者——不知是出于善意還是惡意——是這樣結(jié)束了故事：

畢竟我們不會有太大的損失，至于約瑟芬，她終于也超離了所有她認為只有出類拔萃的擔大任者才會有的塵世痛苦，快樂地泯沒于我們民族的眾多英雄群像之中；我們不是歷史學家，用不了多久，約瑟芬會和她一樣的許許多多擔大任者一起被遺忘，更徹底地從塵世解脫。

在1920年代，卡夫卡的這些看似巴洛克式的文藝寓言在接下來的戰(zhàn)爭年代獲得了新的文本意義，再之后，更是引發(fā)了全球關注。在卡夫卡及其身后越來越多步武其文學風格的作家的作品里，有著記憶和遺忘的交織，也有言說與靜默的共振，這種文學的傳承，我明天還會講到，譬如普里莫·萊維對但丁的模仿，還有保羅·策蘭對卡夫卡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