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里。

——約翰·多恩《沒有誰是一座孤島》

面對2020年開年這場民族災難，醫(yī)護人員在前線舍生忘死地救治，不僅彰顯了現(xiàn)代醫(yī)學的科技能力，更是展現(xiàn)出感人的悲劇精神與道德勇氣，對于心靈的沖擊前所未有。見證這一切，部分文學界同仁在感佩之余，對于自身有虛無與無力之感，魯迅先生的“棄醫(yī)從文”被顛倒為“棄文從醫(yī)”?！拔摹笔欠裼凶銐虻牧α炕貞髸r代，經(jīng)此一“疫”，再次變得迫切。

如果這場早已溢出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悲劇，在結束后將有力推進社會進步，那么也必然推動我們對于文學場的反思。當下的文學場有一套較為穩(wěn)定的運作體制，包括從刊物編輯到文學獎項的認可，從期刊發(fā)表到作品出版的流通，從作品研討到圖書發(fā)行的推廣，從作家等級到行政職務的評定，等等。這套科層體制成熟、穩(wěn)定而有生產性，在當下的文學生產中發(fā)揮出重要作用，源源不斷地輸出文學人才。不過，科層體制固有的專業(yè)化導向，使得青年作家過于依賴業(yè)內人士的承認，而不是與更大的現(xiàn)實場域發(fā)生關聯(lián)。

對于帶有變革性的青年文學的期待，是文壇持續(xù)多年的話題。我們有時會理想化地想象青年文學，將新出現(xiàn)的文學，理解為新的文學。青年文學有的方向實則是舊的，往往是上一代文學風尚的蕭規(guī)曹隨；但有的方向是新的，這類新文學往往發(fā)生在文學場域的邊緣處，迸發(fā)出別樣的文學能量。筆者所理解的帶有新文學色彩的青年寫作，就是文學如何重返公共生活；經(jīng)歷了這場災難，筆者更加堅持這一立場。不必悲觀，“棄醫(yī)從文”標志著現(xiàn)代文學之誕生，其歷史能量并沒有耗盡。

就個人有限的視野，筆者談三類青年寫作。其寫作，都在立足個人經(jīng)驗的同時超越個人經(jīng)驗，帶有對于現(xiàn)實情境的總體性回應。這三類寫作固然不能等同于現(xiàn)實主義寫作，但和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氣質相似，都是從個人出發(fā)來處理超越個人的普遍問題。這里的普遍問題，不是指比如空氣污染或能源危機（也即區(qū)別于如瑞典環(huán)保少女Greta Thunberg所代表的政治議題），不是這類普遍化的具體問題，而是指的是個人具體經(jīng)驗以及具體經(jīng)驗背后的普遍結構。經(jīng)由這樣的文學，我們可以真實地理解了我們當下的人性狀況及其面臨的挑戰(zhàn)。

這里涉及每個批評家對于具體經(jīng)驗背后的普遍結構的理解，在筆者看來，這一普遍結構，至少包括以下的幾點特征：其一，它是一種全球性的結構，超越民族國家，同時和民族國家的在地性發(fā)生沖突與合作；其二，它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構，包括“邊緣—中心”的等級關系，也由此包含著對抗關系；其三，它是以理性化為核心的現(xiàn)代性在21世紀的激進形式；其四，它的激進性，表現(xiàn)在征服所有外在于它的“外部”的地理空間之后，將轉向人性的生理空間，塑造人的感覺結構，并在政治與技術成熟的條件下直接改造人的生理結構（人機接口）。

與之抗衡，以下三類文學比較重要：

第一類：邊緣人文學

本文用“邊緣人文學”而不是“鐵西三劍客”“新東北作家群”等概念，一方面是這種文學不僅出現(xiàn)在東北也出現(xiàn)在上海，同時也是不想把這類青年寫作地方化。當然，這一類寫邊緣人的文學集中體現(xiàn)在一批東北青年作家的寫作上，以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等人為代表，代表作品有《平原上的摩西》《逍遙游》《仙癥》等。他們的寫作細讀進去各有不同，但一個基本的面貌，是書寫父輩的下崗故事。這是一個遲到的故事：1990年代的東北往事，不是由下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崗工人的后代所講述。這批作家的小說敘述結構，大量從“子一代視角”出發(fā)，講述父一代的故事。以往的文學理論，更多地從技巧層面上的“內部/外部”來討論視角，忽視在文化層面上“內部”與“外部”的辨析。這批作家的寫作，深刻推進了何謂文學的內部與外部?！白右淮币暯鞘且粋€既在“外部”又在“內部”的視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總體性地、歷史性地回顧共同體的命運，超越個人視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內部”，血緣與階級上的父子關聯(lián)，使得“代言”的道德難題迎刃而解，他們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輩的命運最終落在子一代身上。

他們的小說，在重新理解父輩這批失敗者的同時，隱含著對于單向度的新自由主義現(xiàn)代性的批判。新自由主義所塑造的人性，是市場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計算。在這批作家筆下，則游蕩著太多的失敗者，他們充滿理想?yún)s不合時宜，被視為瘋子或廢人。賦予這群失敗者以尊嚴，有助于突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

故而，這批作家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東北文學，他們的寫作不是地方的，而是隱藏在地方性懷舊中的階級鄉(xiāng)愁。這也合乎邏輯地解釋了，這一次這批東北青年作家群的主體是遼寧作家群，或者進一步說是沈陽作家群。如果沒有東北老工業(yè)基地1990年代的艱辛轉型，就不會有今天的“新東北作家群”。正如農業(yè)文明的現(xiàn)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陜西作家；工業(yè)文明的現(xiàn)代困境，成就了這批遼寧作家。

這不是所謂的屬于落后地區(qū)的故事，近年來上海90后作家王占黑，同樣以包括下崗職工在內的城市邊緣人為題材，以“某某的故事”為題目，為衰敗的平民社區(qū)留下見證。她的小說集《空響炮》《街道江湖》乃至于近作《癡子》這樣的小說，拒絕廉價的同情，將這個時代的邊緣人刻畫為“街道英雄”。和上述的東北青年作家一致，王占黑回到“故事”的傳統(tǒng)，并以“方言”講述共同體。這種語言的陌生化不是刻意追求文學性，而是追求精準地刻畫日常生活，正是方言支撐著王占黑筆下的社區(qū)共同體。

王占黑的出現(xiàn)是文學史事件，她扭轉了80后文學到90后文學的承接關系，長久宰制80后一代的青春文學的故事，那種空洞自戀的內部經(jīng)驗，到王占黑這樣的90后作家這里就此終結，私密的個人故事，轉向廣闊的公共空間。

在21世紀，“空間”正在取代“階級”成為核心政治議題。王占黑以筆下的“街道”深刻回應這一議題，并且深度參與到上海定海橋互助社（上海市楊浦區(qū)定海港路252號）的社區(qū)實踐之中，探索理想的城市空間是否可能。定海橋互助社所代表的社會想象，其思想能量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上海的定海橋、北京的皮村、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場，將在未來成為理解新世紀青年乃至于社會的重要樣本。

從雙雪濤到王占黑，這批以邊緣人為主角的青年作家，連續(xù)獲得近年來多項重要的文學獎，作品銷量也很受市場歡迎。這批青年作家的寫作，既是當下青年寫作中最為生機勃勃的潮流，同時也匯入到全世界的風潮之中。作為參照，同樣以邊緣人為主角的《寄生蟲》（韓國）、《小丑》（美國）、《大佛普拉斯》（臺灣地區(qū)）等電影，包攬了過去一年來奧斯卡獎、戛納電影節(jié)、威尼斯電影節(jié)等多項大獎；《鄉(xiāng)下人的悲歌》等表現(xiàn)美國底層白人困苦生活的紀實著作居于美國圖書暢銷榜首；《21世紀資本論》等討論貧富差距與不平等的學術著作熱賣；乃至于特朗普的上臺、英國的脫歐等，都在顯示出平民主義（populism）在全球的強勢崛起，一個反思全球化/精英的時代正在到來。

第二類：賽博格文學

本文用賽博格文學而不是流行的科幻文學等，是希望點明這類文學展現(xiàn)的人性所面對的新的現(xiàn)實情境，表面上指向未來與宇宙的科幻文學，實際上是充滿當代現(xiàn)實感的文學。近年來科幻文學熱已經(jīng)得到大量關注，比如寫出《三體》的劉慈欣，某種程度上成為當代文學的“破壁人”。劉慈欣多次談到當代文學語言、敘述等方面的優(yōu)點值得科幻文學學習，但同時批評當代文學流于“自戀”，過于集中在個體的喃喃自語，不善于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宏大敘事正在消失。而《三體》對于當代文學的擴展在于，以人類的整體形象取代個人形象。當然，《三體》以整體取代個人，以及這部作品思想核心的黑暗森林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相關性，長久以來也飽有爭議。

科幻文學界聚焦了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作家，限于篇幅，本文討論郝景芳的創(chuàng)作。2016年8月，郝景芳憑借《北京折疊》（Folding Bingjing）摘得第七十四屆雨果獎中短篇小說獎。這是繼劉慈欣之后，中國作家再度獲得這一科幻文學界最高殊榮?！侗本┱郫B》算作網(wǎng)絡文學也說得通，其第一次發(fā)表，是被郝景芳在2012年12月發(fā)表在清華大學水木社區(qū)的科幻版上。在《北京折疊》中，階級沖突轉化為空間沖突，并在科技的尺度上展開——北京成為一個包含三個空間等級在內的可以折疊的機器城市。因其濃烈的現(xiàn)實意味，《北京折疊》被一部分讀者批評為披著科幻外衣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但筆者以為，討論科幻文學，首要的是反思將科技完全視為透明化的客觀真理。科技的發(fā)展固然服從于科學規(guī)律，但如何分配人力與資本來發(fā)展哪一種科技，則帶有鮮明的權力意志。這個邏輯就像雷蒙·威廉斯在1960年代就指出的，選擇哪一種科技予以投資與發(fā)展，“是在現(xiàn)存的社會關系和經(jīng)濟關系之內，也是在一種特定的社會秩序之內，而它是為了特定的用途和利益而設計的”①在這個意義上，科技在《北京折疊》中不是一種裝飾性的元素，而是作為治理體系的形式化的表征。換言之，“科幻熱”的深層原因在于，“科”作為形式，“幻”作為寓言，21世紀現(xiàn)代性的政治內涵由此變得可見。

哪怕是在最保守的意義上重溫“文學”與“人性”的關系，也勢必要合乎邏輯地面對高度政治性的人工智能對于“人性”并由此對于“文學”的挑戰(zhàn)。毫不意外，《北京折疊》之后的郝景芳，推出以人工智能為主題的小說集《人心彼岸》，包含她的六個短篇小說與兩篇思想評論。筆者知道這本小說集在文學界并不知名，我們往往會習慣性地稱這種小說為“問題小說”，并由此取消對方的文學資格。郝景芳的小說在語言與結構上確實還需要進一步打磨，但在思考的前沿性上，比如《永生醫(yī)院》中身體和身份的關系、《愛的問題》中人工智能能否理解內在情感、《人之島》中情感與自由的關系等，都值得當代文學界思考。郝景芳的寫作接續(xù)著全球賽博格文學的傳統(tǒng)（比較而言劉慈欣的寫作倒是帶有鮮明的當代中國思想印記），將情感看作人類的重要特征，以此對抗正在迫近的數(shù)字化生存。這種強調情感的帶有人文主義色彩的文學，將我們帶到第三類文學：浪漫的文學。

第三類：浪漫的文學

筆者用浪漫的文學而不是浪漫主義文學等，是希望擺脫浪漫主義這個經(jīng)常被望文生義地理解、糾纏著太多歷史包袱的概念。不考慮中世紀的騎士傳奇的話，“浪漫”的文學興起于17世紀末18世紀初，和“啟蒙”的文學一樣，都是圍繞法國大革命展開的現(xiàn)代性的產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浪漫”的文學和“啟蒙”的文學都想象一個獨立的“人”，但從感性與理性不同的層面展開。理性一脈最終在19世紀催生現(xiàn)實主義文學并在20世紀迎來現(xiàn)代主義的挑戰(zhàn)，時至今日似乎我們依然在現(xiàn)實主義VS現(xiàn)代主義的框架中打轉，這個框架對于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深有影響。長久以來，浪漫派文學乃至于浪漫主義這條脈絡，在我們的語境中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評價，草蛇灰線，隱而不彰。筆者舉一個從來不被重視的例子，《穆斯林的葬禮》與《平凡的世界》幾乎完成于同年，也同時被彼時注重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場所忽視。但這兩部都擁有百千萬讀者的長銷書在今天命運不同，《平凡的世界》因各種原因已經(jīng)恢復其歷史地位，而《穆斯林的葬禮》依然缺乏應有的關注。

本文所列舉的第一類文學和第二類文學，都擁有了各自的代表作家與代表作品。但第三類文學，目前還沒有出現(xiàn)典范性的作品。筆者能想到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女作家，但這也見出文學界還是比較遺憾地將“情感”有意無意理解為是“女性化”的，而沒有在“理性/感性”百年戰(zhàn)爭的大視野中予以把握。如果當下以理性化為核心的現(xiàn)代性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當代文學中的情感瀕于枯竭；那么從法國大革命以來長久抗衡它的老對手，有必要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歸來。

這個脈絡近年來體現(xiàn)在王德威先生對于“抒情傳統(tǒng)”的倡導之中。王德威延續(xù)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問題意識，指出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問題不能由革命、啟蒙的話語一以蔽之，在這一視野中召喚立足于“個人”的“抒情”來對抗“史詩”的宏大敘事。同時王德威試圖打通古今中西，強調現(xiàn)代西方所定義的個人恰是傳統(tǒng)的“抒情”所致力化解的，并由此挖掘中國文論資源，與西方方興未艾的“情動”（affect）理論形成勾連對話。

“抒情VS史詩”的框架尚不足以激發(fā)“情”之能量，當代文學“情”為之“動”，有必要擺脫自身的學科框定，匯入到“感性VS理性”的現(xiàn)代之戰(zhàn)中。理性激進到人工智能時代，“個人”成為“系統(tǒng)”的“節(jié)點”，情感正在被轉化為“信息”，消失在數(shù)據(jù)的洪流之中。新一代作家要有更大的氣魄，以文學參與這場全人類的人性之戰(zhàn)。這里絲毫沒有退路，文學必須保衛(wèi)情感，拒絕淪為一種寫作技術，淪為技術現(xiàn)代性社會中一個無足輕重的部門。

“感性VS理性”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回到啟蒙時代的源頭，如彼得·蓋伊指出，狄德羅等啟蒙哲人既要擺脫不合情理的理性主義，也要擺脫非理性主義。筆者非常尊重啟蒙意義上的“個人”，這一維度上的“個人”依然具有抵抗意義；筆者批判的是占有性個人主義意義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意義上的“個人”，也即現(xiàn)代性——尤其是在冷戰(zhàn)后失去制衡的全球化時代以來——最終催生出的高度利益化的“理性人”?！扒椤敝鳛榕械慕缑妫枰鞔_自身的問題指向。

“情”定義“個人”，但“個人”不是人性的全部，走出一步，就是“共情”。劉大先討論王德威的抒情傳統(tǒng)一說時認為，“共情”是“抒情”現(xiàn)代形態(tài)的重要面向，“共情的關鍵在于對他者的發(fā)現(xiàn)”②。從“抒情”到“共情”，當代文學由此打通學科藩籬，匯入到哲學史上“自我”與“他者”、“個人”與“社群”的觀念論戰(zhàn)之中，獲得自身的思想能量。浪漫的文學可以包容個人的文學（歷史地看正是浪漫的文學孕育出文學中的“個人”這種感覺結構），并且具有整體性的歸宿感（在18、19世紀這種整體性的范疇是“自然”）。如果說人工智能時代試圖塑造的人性，是一種單一而又高度等級化的人性（也正是“系統(tǒng)”的人性），那么“共情”將與之相對，推動我們感受到自身真實的感受，并且彼此相通，真實地想象并理解他人。這高度依賴文學的作用，共情的文學將整合個體化時代的文學對于“個人”與“內在世界”的重視，重構個人情感的聯(lián)結，從“情”出發(fā)，達至“共情”。

下面的例子很多同仁可能不以為然，但筆者建議不妨重溫疫情時期（在本文發(fā)表時但愿已經(jīng)結束）各種各樣的文字和視頻。不錯，在一個狹義的文學性意義上，這類文本語言粗糙，結構簡單，里面的普通人也談不上多么復雜幽微的內心世界；但請誠實地問自己，我們是否感同身受，被情感的力量打動？經(jīng)歷這次每個“個人”都卷入其中的集體受難，當代文學或許迎來一次“極期”。我們的情感結構中從此應該有了不一樣的東西，理解到他人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和“我”相關。誠如加繆在《鼠疫》結尾處寫到的：“每當他情不自禁地想把自己內心的思想直接摻和到成千上萬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中去的時候，他就會想到自己所經(jīng)受的痛苦沒有一項不是別人的痛苦，想到平時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的痛苦往往是與別人毫不相干的，而現(xiàn)在大家卻都能夠同病相憐。”③

從東北到宇宙，最后回到我們的情感世界。如果一定要為筆者羅列的這三種新文學尋找到一個共同點，可以說都是反對個人主義的文學。這不是說個人不重要，內心世界不重要，語言不重要，作品的藝術性不重要，而是將這一切向更為開闊的世界打開。檢討以個人為核心的精英文學觀，并不是壓抑人性，反而是解放人性：從以“利己”為核心的原子化的“理性人”之中解放出來。

新的文學運行奔突，筆者限于篇幅和視野大致勾勒了其中的三種，有更多的文學探索無法涵蓋其中。這三種新文學的社會基礎比較一致，是崛起的青年社群，青年寫作最終是匹配這一社群而言的。這個青年社群既不同于文藝小資群體（側重內部經(jīng)驗），也不同于中產階級群體（側重藝術格調）。筆者還難以準確地概括這一群體，但就直觀而言這一群體普遍地體現(xiàn)出平民出身、城市移民、參與社會等特征，從“碼農”到白領，從醫(yī)生到教師，對應于后工業(yè)社會的新工人中的知識勞工。作為新世紀以來承受巨大壓力的群體，他們對“空間”這一全球化以來的階級感比較敏感，并且內在地認識到“空間”的斗爭首先依賴于個體與個體空間的貫通。在鄉(xiāng)土文學與小資化、中產化的文學之外，這個青年社群的文學訴求，代表著我們的未來。

（黃平，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注釋：

①雷蒙·威廉斯：《現(xiàn)代主義的政治》，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4，第172頁。

②劉大先：《緣情、激情與共情——抒情及其現(xiàn)代命運》，《文藝爭鳴》2018年第10期。

③阿爾貝·加繆：《局外人/鼠疫》，郭宏安、顧方濟、徐志仁譯，譯林出版社，2007，第2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