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穩(wěn)1962年11月生于四川，畢業(yè)于西南大學中文系?，F(xiàn)任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云南省文聯(lián)副主席。1986年開始發(fā)表作品。已出版長篇小說《吾血吾土》《重慶之眼》等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十六部。代表作為“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大地雅歌》。曾獲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中國好書”獎，第七、第八、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獎等。多部作品翻譯成英、法、德、意等文字在歐洲、澳洲和美洲地區(qū)出版發(fā)行。

盧一萍：您出生在四川，故鄉(xiāng)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他對您的人生特別是文學有什么影響嗎？

范穩(wěn)：在現(xiàn)實領域里的故鄉(xiāng)已然是回不去的了。隨著我父母的離世，故鄉(xiāng)的老房子轉(zhuǎn)賣他人，兄弟姊妹也都在外面工作，故鄉(xiāng)就成了人生中的一個“客?！保F(xiàn)在我回到老家，要么借住在親戚朋友家，要么住酒店。在鄉(xiāng)黨面前，“笑問客從何處來”已是常態(tài)。許多時候，我是個在故鄉(xiāng)迷路的歸鄉(xiāng)人。在精神領域，故鄉(xiāng)就是一種文化銘記，是童年、少年、青年時期的美好回憶，是清明時節(jié)回鄉(xiāng)祭奠父母、燒香磕頭的地方；故鄉(xiāng)也是鄉(xiāng)音的源頭，是人生的出發(fā)地，是你是誰、你從哪里來的終極追問。我一直認為，一個立志要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應該遠離自己的故鄉(xiāng)。我在西藏時，一個活佛曾告訴我，遠離家鄉(xiāng)去朝圣，是一種修行。誰說文學之路不是一場艱苦的朝圣呢？當然，有的作家可以一輩子呆在自己的故鄉(xiāng)，寫自己的故鄉(xiāng)，同樣也寫出了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比如說像福克納那樣的大家，終身書寫約克納塔法縣那“郵票大小般”的故鄉(xiāng)，也寫出了經(jīng)典作品。但我認為，作家是分類型的，我這樣的寫作者，渴望到遙遠的異鄉(xiāng)去探尋、去發(fā)現(xiàn)、去書寫。我的許多作品與故鄉(xiāng)沒有關系，但我相信有一種精神的東西隱約與它有關。

盧一萍：您是多久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的？您最喜歡的作家是哪位？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呢？

范穩(wěn)：我在上大二時立志要當一名作家，那時就開始在校園里偷偷寫小說了。當然，到大學畢業(yè)都沒有一個鉛字發(fā)表，大學四年收獲了一紙箱退稿。直到畢業(yè)后的第二年，我才開始在《天津文學》發(fā)表第一個短篇。緊接著又在上海一家大型刊物發(fā)表一個中篇，時為1987年，現(xiàn)在看來那是一個單純的年代，文學還很狂熱的年代。那時我才二十多歲，小小的成功極大地堅定了我要當作家的信念。

大學時我就讀到《百年孤獨》了，他與經(jīng)典作家如此不一樣，讓人腦洞大開。應該說，我在中文系里所受到的系統(tǒng)教育，讓我們對諸如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契訶夫、海明威、?？思{、帕斯捷爾納克這些大師級作家頂禮膜拜，燦若群星的大師們風格各異，給人類文學留下了豐厚的遺產(chǎn)，我相信每一個后代作家都會從他們的文學遺產(chǎn)中吸取對自己有用的營養(yǎng)。他的老師——或者說偶像——絕不僅只一個。

就創(chuàng)作姿態(tài)來說，我更喜歡海明威，但多年以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是我反復閱讀最多的一部世界名著。

盧一萍：您從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到云南省地礦局工作，這是您主動選擇的嗎？你更多的時候是一個用腳寫作的作家，你是否從大學畢業(yè)時就確定了自己的目標——那就是在大地上行走，回到書房里寫作？

范穩(wěn)：那時的大學畢業(yè)生都是國家包分配的，優(yōu)秀學生可能會分到北京上海廣州這樣一些中心城市，一般學生實行哪里來哪里去的政策。但也可雙向選擇，也即是你自己聯(lián)系某個單位，學校認為你尚可勝任，便會放你去。我們是師范大學，以培養(yǎng)中高等學校的師資力量為主，但我認定自己不會是一個好老師，校園的圍墻會限制自己的視野。我渴望去外面的世界闖蕩，增長自己的見識，只要不讓我當老師就行。

云南是我們向往的地方，邊疆、少數(shù)民族、異域特色等等，都讓年輕的我神往。因此，當?shù)弥幸粋€云南省地質(zhì)礦產(chǎn)局的名額時，我毫不猶豫地就認領它了。我認為踏遍青山，闖蕩四方，符合我的志愿和興趣愛好。這種生活方式一定對我的寫作有利。后來的事實證明，我沒有選錯人生方向。

我想，一個要終身從事寫作的人，應該奉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先賢教誨。到地質(zhì)部門工作雖然專業(yè)不對口，但讓我有了接觸社會、走向原野大地的機會。我至今很感謝我在地質(zhì)部門工作的那五年。它讓我學會了如何面對社會，甚至如何在野外生存。多年后我在藏區(qū)漫游，田野調(diào)查那一套就能駕輕就熟地運用了。

一個作家的文學教育既來自于書本，更來自于社會歷練。尤其是后者，會決定他寫什么和怎么寫，以及采用何種寫作姿態(tài)。一個作家可以沒有大學文憑，但是一定要渴望生活、擁抱生活。記得年輕時歐文?斯通寫梵高的傳記《渴望生活》對我影響很大，作家就是要做梵高那樣固執(zhí)堅韌、熱愛生活和藝術的人。

盧一萍：概括地說，您的作品中，邊疆是個重要的主題詞，您怎么理解邊疆？

范穩(wěn)：對內(nèi)地人來說，邊疆是遙遠的、是落后的、是異族生存之地。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邊疆是充滿魅力的，是異域文化的寶庫，是磨礪人心志和毅力的修煉場所，是不同文化與文明相互交融錯雜的地方，是出大作品的福地。邊疆地區(qū)的民族文化，和你自己擁有的文化背景，會形成某種對比和落差，這種比較對創(chuàng)作非常有利，我常說，水有了落差才會有動力，文化有差異也和水的落差一樣，創(chuàng)作的能量就在其間。就看你如何運用它了。

此外，作為一個中國人，你一定要去看看自己國家的國境線在哪里、界碑在哪里、國門在哪里。站在國境線上，那種家國情懷、國家認同感才會非常直觀。云南的邊境線有數(shù)千公里長，大部分地段是非常和平的，在一些田間地頭，跨一步就出國了，老鄉(xiāng)們這邊種的西瓜，有可能要到境外去收獲。邊疆總是這么神奇。

想象力的邊界在遠方

盧一萍：長篇小說《騷宅》《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算您的早期作品嗎？您怎么看自己這個時期的寫作。您多年游歷于滇藏之間，寫過《蒼茫古道:揮不去的歷史背影》《人類的雙面書架》這些文學散文作品。請說說這些經(jīng)歷給予了您什么。

范穩(wěn)：我剛進入文壇還是以中短篇小說為主，這樣的訓練大約進行了十年多，我認為這是必須的。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嘗試寫長篇，先是應書商之邀寫，那時是書商的黃金歲月，他們一本書可以包發(fā)幾十萬到上百萬冊，發(fā)行一本書在北京買一棟樓的傳說比比皆是。有些有文學情結(jié)的書商也會來找我們這些還未成名的寫作者，幾萬塊錢就買斷你一本書的著作權(quán)——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大錢呢。我將之視為學習寫長篇的初步訓練，你得講一個好的故事，學會結(jié)構(gòu)文本，寫好自己的人物傳奇?！厄}宅》和《山城教父》，這樣的書名你一看就知道是書商起的，寫了兩本之后就不再寫了。

當然，純文學寫作也沒有放下，畢竟是受過傳統(tǒng)教育的人，對經(jīng)典的東西還是深懷敬畏。我還在堅持寫一些中短篇，在《上海文學》《十月》《大家》《萌芽》《青年作家》等刊物上都發(fā)表過作品，還得過“萌芽”文學獎、“青年文學”獎等純文學獎項。

《冬日言情》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是一本青春題材的小說。大約從1996年我開始研讀明史，寫了第一部歷史小說《清官海瑞》，這應算是我進入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發(fā)端吧。現(xiàn)在看來，這些長篇都是練手之作，沒有多少文學價值，但它們是成長的一個個臺階。

九十年代末期，文化大散文盛行，云南這樣民族文化豐富多元的地方，我豈能缺席？你隨便扎到一個地方跑一圈，都可以寫出一部文化大散文。田野調(diào)查讓我眼界大開，早年的地質(zhì)生活也讓我對在鄉(xiāng)村曠野游走駕輕就熟。怎么和村人打交道，怎么發(fā)現(xiàn)有意義的民間鄉(xiāng)土文化，怎么適應鄉(xiāng)間生活并融入那種生活氛圍，都讓人有跳出書齋里的寫作之新鮮感。天地間發(fā)生的事情，總是超過任何一個聰明的腦袋瓜。這話的原意是莎士比亞說的。其意義在告訴我們，想象力的邊界在遠方。而一名作家，擔負的職責之一就是要拓展讀者的想象力邊界。

盧一萍：我曾跟您在香格里拉采風，您對邊疆的人和萬物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您是其中的一個，好像祖祖輩輩都在那里生活，您是怎么融入其中的？

范穩(wěn)：任何一處異鄉(xiāng)，你在那里呆得足夠久、愛得足夠深，就會“錯把他鄉(xiāng)當故鄉(xiāng)”了。這里面隱藏著對異域文化的熱愛和認同的問題。

我大約是在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接觸到少數(shù)民族文化，之前不甚關心，認為我是一個漢族，與他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骨子里流淌著不同的文化基因，因此無法寫好民族題材的作品。王洛賓是個很好的榜樣，他是一個漢人，但我們現(xiàn)今還在廣為唱誦的新疆民歌乃至西北民歌，都是經(jīng)王洛賓之手，梳理、吸納、學習、加工，最后成為膾炙人口的經(jīng)典。其實如果我們梳理一下云南的文學史，就會發(fā)現(xiàn)近現(xiàn)代最早的云南邊地書寫都是由漢族人完成的。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艾蕪的《南行記》、馬子華的《滇南散記》，四十年代西南聯(lián)大的那幫大師和他們的學生們，到新中國成立之初以馮牧先生為代表的一幫軍旅作家。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領悟到文化背景雖然不盡相同，但不同的文化是可以去學習的，通過觀察、體驗去溝通和掌握。當你學到一定程度，你就不自覺地會擁有那種文化基因，盡管也許是表象的、不深刻的，但總比沒有好，更比誤解誤讀強。

我剛走進藏區(qū)時，也是兩眼一抹黑，跟一個普通的旅游者差不多。但我在那里扎下來，和康巴兄弟們一起喝酒、朝圣。我在寺廟里住過，和喇嘛們過暮鼓晨鐘的生活，他們念經(jīng)時我就在一邊“旁聽”，盡管我聽不懂，但可感受到那種莊嚴、那種氛圍。我還跟藏族朋友一起去轉(zhuǎn)山朝圣，一走十幾天。我也在教堂里生活過，參加教友們的祈禱，聽他們唱圣歌，看神父做彌撒。有一年圣誕節(jié)，我還專門從昆明趕到云南藏區(qū)的茨中教堂，參加當?shù)氐氖フQ節(jié)。那是我過得最不一樣的圣誕節(jié)，至今記憶深刻。所有這一切，就是你說的一種“融入”吧，它需要時間，需要愛心和激情。

放下身段，俯身大地

盧一萍：是否可以說，沒有在邊疆的游歷，您就不可能理解那里的一切，也就不可能有“藏地三部曲”？其中第一部是《水乳大地》，請您談一談是什么激發(fā)了您要寫這樣一部作品。

范穩(wěn)：其實說“游歷”并不準確，我現(xiàn)在就把自己當成一個邊地人??！

我是在生活。

對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深入生活并不需要哪個來號召，它是一種自覺的行為。所謂的“在現(xiàn)場”，就是你喜歡一個地方的文化，就扎下去向它學習，甚至去過他們的那種日子。這才是真正的“深入生活”，或曰“在場”。為了寫“藏地三部曲”，我在藏滇整整跑了十年，數(shù)次往返，其間還在那里掛職一年。

“藏地三部曲”的緣起于1999年，我參加了一次“走進西藏”的文化采風活動，有扎西達娃、阿來、龍冬、彭學明、曾哲、江浩等人。那時是一個倡導作家行走的年代，有走黃河的，有走新疆的。

我們七個作家分別從歷史上七條不同進藏線路走西藏。阿來走的是川藏線，我走的是滇藏線。這是一次民族文化發(fā)現(xiàn)之旅，我在行走的過程中才發(fā)現(xiàn)許多隱匿在崇山峻嶺中的文化遺產(chǎn)，它們像珍珠一樣散落在廣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在多民族聚居地區(qū)，各種民族文化相互映襯交融、砥礪前行。正是在這次行走中，我在西藏昌都地區(qū)芒康縣上鹽井村發(fā)現(xiàn)了一座鄉(xiāng)村教堂，這讓我十分驚奇。在一個遍地都是寺廟、瑪尼堆、經(jīng)幡招展的地方，為什么會有十字架？是誰建的教堂？剛好那期間教堂的神父去拉薩開會了，年輕的修女對教堂歷史知之甚少，只告訴我說，教堂后面的圣地（墓地）里有一個外國傳教士的墳，還說他是很久很久以前被當?shù)乩餁⑺赖摹Ｎ乙幌戮拖肫鹆宋覀冊跉v史教科書中學到的一個詞——教案。

我在一個暮色黃昏中來到教堂的墓地，找到了那座傳教士的墓。墓是新修葺的，墓碑也很簡陋。根據(jù)碑文上簡單的介紹，墓主是一位中文名叫杜仲賢的瑞士神父，1936年以修士身份來華傳教，1946年晉鐸為上鹽井教堂的神父。1949年8月，因和當?shù)乩锲鸺姞?，被殺于一座雪山埡口。我在墓地里佇立良久，心靈有被照亮、被召喚的沖動。我想知道墓碑背后的故事，我想從簡單的碑文中讀出一個人的榮耀、責任、苦難和悲劇。盡管那時我對民族、宗教、歷史以及有信仰的人們，猶如站在瀾滄江此岸遠眺彼岸，但有一種力量有一道光，仿佛在推動著我走向彼岸，我看到了兩種宗教在走近時，沖在最面前的那個人的悲劇結(jié)局。但它是怎樣發(fā)生的呢？它的過程又如何？于是，我立志要為那片土地寫一部書，一部大書。

盧一萍：怎么想著用了“水乳大地”這個書名？

范穩(wěn)：在我構(gòu)思及寫作這部作品期間，我記得那年回家探親，從昆明到成都的火車上，車過峨眉，我還在想寫作上的事兒。那時書名還沒有想好，我莫名其妙地給自己下了一個命令，必須在到成都前想好書名。

列車在大地上飛馳，穿山越嶺，腦海里翻騰著那么多的民族文化、民間傳奇、歷史故事。靈感倏然而至，我不就是寫的在藏區(qū)大地上一段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融與砥礪嗎？過去是不同宗教和民族血與火的爭殺，現(xiàn)在是相互尊重和包容，“水乳大地”這個書名就像瓜熟蒂落般脫穎而出了。

有時候，一本書的書名，你絞盡腦汁、抓落了一把又一把頭發(fā)也想不出來，而有的書名，要靠靈感，靠扎實的準備和對題材的頓悟。

盧一萍：請您談一談《水乳大地》創(chuàng)作過程中，令您最難忘的一些事情。

范穩(wěn)：最難忘的還是對那座教堂的發(fā)現(xiàn)吧。前面已答。在藏區(qū)的采訪，許多經(jīng)歷都令人難忘，我總能遇到善良的人們的幫助，無論是在教堂、寺廟，還是在朝圣路上。在上鹽井那座教堂里，神父和修女們像接納一個流浪漢那樣接納了我。我沒有任何介紹地住進教堂，和他們一起生活。我也把自己當成一個學習者，盡其所能地為他們提供點幫助，誰家有人病了，我送錢買藥，誰家孩子考上學了，我也前去祝賀。教堂的燈壞了、雞籠壞了，我就自告奮勇地當電工和維修工。在香格里拉的東旺寺，一個鐵棒喇嘛把他的床鋪騰給我睡，自己打地鋪。我們一起去轉(zhuǎn)當?shù)氐纳裆?，他爬多陡的坡，我也跟著爬，盡管知道一腳踏空的話就會粉身碎骨，但那時就是有那種勁兒，要和他們一樣。那個鐵棒喇嘛實際上是在考驗我，看我這個漢人能不能走他們的山路。我接受了這次考驗。后來他就把我當兄弟看了。

盧一萍：《水乳大地》以滇西北地區(qū)一個世紀以來的風云變幻為背景，涉及藏傳佛教、納西東巴教、基督教以及西藏土著宗教苯教，人物形象眾多，有活佛、傳教士，有漢族干部、康巴漢子，一些人物形象令人難忘，您怎么理解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

范穩(wěn)：這些人物首先是植根于那片土地、那段歷史以及那種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生態(tài)中。滇藏結(jié)合部是個多民族雜居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便有不同的文化及信仰，在同一個地方活佛與東巴、與神父并存。他們都是我關注的對象，很多人成了我的老師、朋友。我認為他們代表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身份，就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符號，還有信奉不同信仰的人們，他們神奇地生活在一個文化生態(tài)圈里，構(gòu)成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多元和豐富。他們有差異（這種差異不是誰比誰先進多少，而是各自秉持的不同文化特質(zhì)），也有共性。我表現(xiàn)他們，就是展現(xiàn)出一個不同民族與文明相互交融的歷史和五彩繽紛的世界。

盧一萍：《水乳大地》講述了滇藏交界處許多非常震撼人心的故事，表現(xiàn)了這塊五方雜處之地百年來的歷史變遷，涉及了多個民族。您作為一位漢族作家，是如何做到深刻理解那個地域和那里的人們的？因為不能做到這一點，就不可能寫出這樣一部長篇小說。

范穩(wěn)：從寫《水乳大地》時起，我開始關注民族歷史、文化交融、宗教信仰這樣一些問題。不僅僅是在書房和典籍中關注，而是在大地上實實在在地考察、學習、體驗。這樣花了十來年的時間。

過去我的寫作幾乎用不到采訪本，也不需要到處跑；開始做田野調(diào)查的工作后，我一年要用到兩三個采訪本。這種轉(zhuǎn)變讓我的寫作走上一條新的路徑。2000（年）之前，可以說我是一種沒有目的性的寫作，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也沒有根據(jù)地（生活基地）。開始寫《水乳大地》后，我基本上把自己的寫作鎖定在滇藏結(jié)合部的瀾滄江峽谷那一帶，年年都在往那個方向跑。2003年還主動要求去那里掛職一年。所謂“零距離”接觸吧。這種時候要忘記自己的身份和民族屬性，放下身段，俯身大地。

另外，我認為，當你深入異域的環(huán)境中時，文化發(fā)現(xiàn)的眼光很重要。你是帶著一種外來文化背景的眼光進去的，你得隨時感悟、學習、比較、審視，這樣你才會有收獲。有時，一個鄉(xiāng)村大媽的一句話，勝過你在書房里冥思苦想半年。

這是一種神靈現(xiàn)實

盧一萍：您是怎么處理《水乳大地》的時空的？

范穩(wěn)：在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時空概念實際上就是一個結(jié)構(gòu)問題。在構(gòu)思時我就想寫那片土地一百年的歷史。

長篇小說的寫法有很多種，可以是線性的，按時間順序來寫；也可以是復式的，讓不同的人和事件同時推進；還可以是交錯的、倒敘的等等。在構(gòu)思時我想：這片土地二十世紀一百年的歷史，在1950年是個轉(zhuǎn)折點，前后形成很多鮮明對比，時代烙印總是在每一個階段被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所代表。從二十世紀初到世紀末，社會已經(jīng)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滄桑演變總是在每一個歷史階段昭示著社會的發(fā)展。我想把這種演變加以對比，讓讀者更形象生動地認識到歷史進程中的不易。于是就大膽地把時間打亂，以世紀初對應世紀末（也即上世紀九十年代），以第一個十年對應上世紀八十年代，以此類推，到五十年代結(jié)尾。

這是一種在一百年的時間軸上從兩頭往中間趕（寫）的模式，我稱之為“向心結(jié)構(gòu)”。從這部書所達到的藝術效果看來，似乎這是最合適的結(jié)構(gòu)模式。

盧一萍：滇藏間各民族的奇風異俗、恩怨情仇與西方傳教士之間的交集、沖突、融合，以及那些舉世聞名的地標——卡瓦博格、瀾滄江、怒江所組成的宏大地域，構(gòu)成了一個烏托邦似的世界，我也去過那個地方，它迄今還充滿魔幻色彩，《水乳大地》很好地表現(xiàn)了這一點，您認為自己寫的是一種魔幻現(xiàn)實嗎？您是否受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影響？

范穩(wěn)：我們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作家，大多受過以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阿斯圖里亞斯、略薩、富恩斯特、卡彭鐵爾等作家為代表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寫作風格的影響。變現(xiàn)實為魔幻或?qū)懩Щ弥械默F(xiàn)實，對那時的我們來說是個全新的創(chuàng)作風格。

我記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有個拉美文學的年會在昆明召開，與會的都是些來自全國各地從事拉美文學翻譯和研究的專家學者，他們會后在云南走了一遭，說云南太有拉美魔幻現(xiàn)實的風情與特點了，這話我至今記憶猶新。

當我后來在滇西北地區(qū)乃至藏區(qū)跑時，我時時能感受到那些魔幻與現(xiàn)實交錯的因素。比如在一個人神共處的環(huán)境里，神的領域和人的世界常常會讓你流連忘返。山是神山，水是神湖，神靈有不同的化身，法力深厚的喇嘛可以天上飛，那里的人們都相信。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眼光來看，這些都是非常棒的創(chuàng)作素材。不過我始終認為，嚴格地講，這是一種神靈現(xiàn)實，即人和神相處共存的現(xiàn)實，而不是拉美的魔幻現(xiàn)實。它是這片有信仰的土地上產(chǎn)生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

盧一萍：2010年您出版了《大地雅歌》，用十年時間完成了您的“藏地三部曲”。在《大地雅歌》后記中，您說過，不是您書寫了這片大地，而是這片大地召喚了您。您服從了召喚，就像服從黎明的第一縷陽光，把您從黑暗中喚醒。這種寫作需要極大的熱情，您的這種熱情來自哪里？

范穩(wěn)：熱情首先來自于愛。你愛這片土地，愛這個民族，愛那里的人們，甚至愛它的自然山水。于是你一到那個地方，周身都被激活了的感覺，連酒都可以比平常多喝二兩。

《水乳大地》出版后反響不錯，給了我更大的信心，才開始有構(gòu)建三部曲的想法。阿來兄對我說的一句話也給我鼓勵很大。他說：“動人的故事，容易產(chǎn)生在文化交匯的地帶?！?/p>

我想，這片土地上還有許多歷史與傳奇還沒有展現(xiàn)出來，這口井我還得深挖下去。我要把藏傳佛教、東巴教、天主教等宗教信仰和各民族在這片大地上的歷史梳理清楚，用文學的手段展示出來。倘能做到，也算是對這片土地的回報吧。

《水乳大地》我想反映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與信仰的交融和砥礪，是展現(xiàn)那片地域文化的萬花筒；《悲憫大地》我寫了一個藏人的成佛史，試圖以此來詮釋博大精深的藏傳佛教；《大地雅歌》我寫的是一場被信仰改變的愛情和因信仰而獲得拯救的命運。

盧一萍：還記得您寫三部曲的初衷嗎？這個結(jié)果是不是出乎您的意料？

范穩(wěn)：初衷只能說是來自于某種召喚和感動。當時寫第一部《水乳大地》時根本沒有想到要寫后面兩部，《水乳大地》由于題材的敏感，能否出版還未可知，那時抱著的態(tài)度是先寫出來再說。書稿完成后出版時頗費周章，稿子跑了幾家出版社，都因為審批上的障礙而無法出版，最后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很有擔當?shù)爻霭媪耍@也算是一個意料之外吧。

盧一萍：不少作家都談過，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當一部小說寫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就會有自己的方向，這包括語言、結(jié)構(gòu)、人物命運、故事的走向等等，它不由作家控制了，您有這樣的感受嗎？

范穩(wěn)：當然有。這大約是指寫作者進入某種創(chuàng)作狀態(tài)，進入你所營造的那個世界。許多在構(gòu)思時并沒有想到的人和事，會紛至沓來?；蛟S是人們所說的靈感，或許是水到渠成。但我認為，不論作家的想象力如何瘋狂，它還是應該受到控制。激情是需要的，但理性在創(chuàng)作中始終重要。尤其是隨著年齡越大，創(chuàng)作閱歷越豐富，激情在衰竭，理性的光芒卻越來越明亮，這個時候反倒是激情顯得更彌足珍貴了。

盧一萍：《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大地雅歌》這三部作品，您更喜歡哪一部？也就是說，您覺得哪一部您最滿意？

范穩(wěn)：這個問題就像你問一個當?shù)鶍尩?，他有三個孩子，他更喜歡哪一個呢？作品都是作家的孩子，因此他無法判斷出哪個更好。作家評判自己的作品永遠缺乏公允，還是交給讀者去評判吧。

我相信人間有大愛

盧一萍：您在您的作品中，其實一直有一個明確的主題，那就是愛對于人類的重要性，您認為愛可以替代宗教成為生命存在的最高信仰嗎？

范穩(wěn)：我相信人間有大愛。以愛為主題進行創(chuàng)作，是古今中外的作家屢試不爽的永恒主題。愛這棵大樹上有很多的果實，看你采摘哪一枚。人類文明遺產(chǎn)遺留下來的幾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在講愛。從神佛之愛到人性之愛、人倫之愛、自然之愛等。愛是宗教信仰里最為重要的一個內(nèi)核，但愛不能替代宗教。作為人類文明遺產(chǎn)傳承下來的宗教還有其他的功能。

愛作為一種信仰，不論你愛的內(nèi)容是什么，我認為都能折射出人性的高貴和尊嚴，都能體現(xiàn)出人性之美。

盧一萍：有悲憫才會產(chǎn)生真正的愛。您在您的作品特別是《悲憫大地》中，是如何表現(xiàn)“悲憫”這個主題的？

范穩(wěn)：悲憫是個宏大的詞匯，是對眾生一種無條件的愛。

在對藏傳佛教的學習中，我時常感悟到其中的悲憫。漢傳佛教、基督教語意表達為仁慈、慈悲、悲苦、悲憐、憐憫等等，意思大體差不多。都是對人內(nèi)心中最柔軟的那部分之發(fā)掘。在《悲憫大地》中，我寫了一個有罪孽的人如何通過朝圣洗罪，在佛性的光輝下消弭內(nèi)心中的孽障、殺心，并最終成為藏族人心中的佛的故事。藏傳佛教與其他宗教不一樣的是，它是有活佛的?；罘鹁褪莵淼饺碎g的佛，是具有大悲憫心的人。藏傳佛教又有說法是，人人皆可成佛，但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一個有罪孽的人，怎么才能成為佛呢？這個過程既有傳奇性，又有很大的現(xiàn)實意義。我那時認為，寫出一個藏族人的成佛史，大約便可解讀藏傳佛教的某些神秘法門。他被信仰所教化，最后成為教化別人的佛。

盧一萍：“藏地三部曲”早已寫完、問世，您現(xiàn)在還去滇藏之間那個地域嗎？現(xiàn)在去的目的是什么？您還會書寫那個地域嗎？

范穩(wěn)：當然也經(jīng)常回去，我已把那里當成自己的精神故鄉(xiāng)，只是不能像當年那樣爬得動那么高的大山、喝得了那么多的酒了，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方，也會睡不著覺，高反，心動過速。隨著年齡的增長，血壓也高了，體重也增加了，畢竟不似當年那么神勇?，F(xiàn)在也許不會寫“藏地三部曲”那樣的大部頭了，一則發(fā)現(xiàn)難以超越自己；二則精力、體能也不濟了。我只能慶幸自己，在最好的年華，做了最正確的事。

盧一萍：西藏讓您成為了一個獨特的作家，那么，西藏對您的寫作來說，意味著什么？

范穩(wěn)：讓我的寫作完成了一次轉(zhuǎn)型，讓我的創(chuàng)作邁上了一個臺階。有點像一個人能達到的海拔高度。當你抵達后，你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視野開闊了，世界如此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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