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電影宣傳畫報 1981年

引言

《傷逝》是一個具有魅惑性的意義交纏的文本，也是在魯迅的單篇小說中被闡釋最多的文本之一。綜觀《傷逝》研究話語，既往研究大致有三種基本范式：政治革命范式、生命哲學范式、審美形式范式。審美形式的探討有復調說、審美距離說、音樂性、抒情話語等等，政治革命范式隨著20世紀90年代之后生命哲學和人性審視的崛起逐漸式微，從生命哲學角度解讀的更是蔚為大觀。迄今為止有周作人的紀念“兄弟”之情說、“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女性解放問題形象化解答說、知識分子內在弱點說、涓生的“懺悔錄”說、探討人性說、男性中心傾向說等等。但是在閱讀《傷逝》的過程中，筆者又深刻感受到，雖然《傷逝》的闡釋話語已經非常豐富且深入，但是在《傷逝》文本中還是有一些盲區(qū)有意無意地被研究者忽略。

《傷逝》的討論長久被局限在私人空間，涓生離開子君的原因被放置在愛情內部討論，涓生“寂寞與空虛”的內在本質和他對去向“新的生路”的強烈渴望往往被忽視。這種解讀傾向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流行的背景息息相關，魯迅的民族國家思想和啟蒙傾向都處于被遮蔽的狀態(tài)，不免走向另一種盲區(qū)。本文嘗試立足民族國家視野，重新解讀《傷逝》。從文本癥候“新的生路”談起。

所謂“癥候”，最初由藍棣之提出，意指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探究經典作品中隱含的悻逆、含混、反常、疑難等現象，由此進一步切入文本深層的隱秘含義。在《傷逝》中，“新的生路”這一意象反復出現，并且每次出現筆調都一改全文多用復句的沉郁氣氛，多用短句，語氣輕快急迫，形成了一種悻逆反常的表達，由此深究，可進一步探討涓生在小說中真正的訴求到底是什么，重新審視從“新民”到“新人”的五四一代的“脫嵌”現象。《傷逝》中涓生和子君在愛情、物質、社會、生存等多個層面遇到的困局，如果僅僅從愛情角度闡釋，很難抵達本質，事實上，這正是五四新人在時代轉型期遇到的“脫嵌”困境。

《傷逝》“懺悔錄”式的文本結構和反復出現的“寂寞和空虛”，一方面表征著“新人”通過自我解剖和自我改造尋求出路的失敗，另一方面也暗示著五四一代真正的出路和民族國家訴求的復雜關系。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討論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艱難歷程中魯迅的文學轉向，和中國五四“新人”的再嵌化問題。

一、“新的生路”與“新人”的訴求

重讀《傷逝》，最重要的是探討涓生的訴求到底是什么？是個體的愛情，還是內在的國族使命，它反復提到的“新的生路”到底是什么？《傷逝》中有一處非常值得探究的“癥候”，就是“新的生路”反復出現。正如魯迅關注的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樣”，在《傷逝》中他著墨最多的不是愛情是怎么發(fā)生的，而是“愛情開始以后怎樣”。小說最精彩的部分是從愛情失敗的地方寫起，子君的死并沒有成為小說的終結，涓生依然要以遺忘和說謊做自己的前導，繼續(xù)前行，愛情只是涓生嘗試的一種逃離的手段，小說的終極指向是對“新的生路”的追尋和向往。

涓生竭力想要跨出的“新的生路”到底是什么？在文中有沒有給出提示？事實上，在文中也有“癥候”出現。整篇小說都彌漫著沉重的悲哀的氣息，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將人帶入無限的空虛，結構復雜的沉悶的復沓的長句使得小說像一個綿長的嘆息。但是文章有三處想象，意外地采用了語氣輕快、節(jié)奏感強的短句，連續(xù)的排比傳達出一種自由的氣息和新生的喜悅。而這三處想象，正體現了一種民族想象共同體的建構，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和社會的關聯，我與世界的同在是通過想象的方式構建的。

第一處想象出現在涓生在和子君的隔膜越來越深重的時候，涓生選擇了到通俗圖書館讀書，在這個公共空間，他獲得了少有的輕松感?！拔葑雍妥x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zhàn)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這是一個廣闊的社會圖景，正如魯迅所言“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变干胍x開子君，不是因為愛上了別的女人，而是因為他有著更深廣的理想和追求，他以知識分子的情懷與這個世界休戚與共，從農民階級的漁夫，到戰(zhàn)壕中的士兵，從汽車中的富人，到洋場上的金融家，從深山中的英雄豪杰，到學院派的教授，從夜里的運動者到小偷，這是整個社會的全景圖，涓生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的男主角，他是一個啟蒙思想者，他覺得自己對世界負有責任。

第二處想象出現在涓生和子君說了分手之后。雖然分手對于子君來說，猶如滅頂之災。而涓生也不是不知道這些話的效力，否則他便不會感覺“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后惡意地刻毒地學舌?！钡?，他終究還是選擇說出來，為了“新的路的開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而且涓生一廂情愿地想象子君終于可以覺悟，并勇敢開啟自己新生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新生之路也不是新的愛情，而是同樣寬廣的社會的圖景：“在通俗圖書館里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一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云，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zhàn)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而且，真的，我豫感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痹阡干南胂笾?，已經走出了“父權”的家的子君，此時又走出“夫權”的家。涓生對子君的愛，不是以愛作為終結的，而是以啟蒙作為終結，他希望看到的是一個能夠獨立走向社會的女性。而只有子君獨立了，涓生便也可以獨立，他就可以在不同的空間，不同的時間自由行走，走向廣闊天地。

第三處想象是子君離家，留下了“生活材料的全副”。涓生被房屋的空虛和隱忍的子君所壓迫，艱于呼吸視聽：“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著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腳步……”無法面對當下的涓生同樣依靠想象建構自己的新生，而其建構的世界讓我們想到魯迅的一篇散文《這樣的戰(zhàn)士》“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zhàn)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辈还軘橙嗽鯓訌姶?，戰(zhàn)士面對的是怎樣的無物之陣，他都一次又一次舉起投槍。這樣的戰(zhàn)士就是“最黑最黑的深夜”里那“利刃的一擊”，而戰(zhàn)斗的場景同樣涵蓋了從農村（深山大澤）到洋場（城市），從室內（電燈下的盛筵）到室外（壕溝）。

涓生的三處“新生”想象都與社會和民族國家相關，盡管這種想象是充滿詩意的幻想，是語焉不詳的。安德森對“民族”這個概念給出了一個富于想象力的定義：“它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薄八窍胂蟮模驗榧词故亲钚〉拿褡宓某蓡T，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涓生對于“新的生路”的想象，就是和“無盡的人們，無窮的遠方”聯系在一起的，他并不認識，也沒有相遇，但是他卻覺得自己的命運與他們有關，自己的奮斗是為他們才有意義。從這一角度來講，涓生正是從傳統(tǒng)帝制和農業(yè)文明中走出來的一代“新人”，涓生最終選擇離開子君，不是因為移情別戀，而是因為他向往的“新的生路”是國家民族的建構，他自覺把自我和現代民族國家聯系在一起，他的理想不是一己愛情，而是要擔當改造世界的責任。

晚清時期梁啟超就提出“新民”說，關心的是在現代民族國家視角下如何塑造新的“民”。這里的“民”也即國民，也就是脫離奴隸狀態(tài)的現代國民，認為“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在這種“新民”的意義建構中，一切都是為了“國家”，要培養(yǎng)現代“國民”，就要完善自身，這也是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理論生成的重要社會基礎。新文化運動前后“新人”逐漸取代“新民”，關注個性主義思想影響下的自我完善的新人，這一“新人”概念主要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響，關注如何“從傳統(tǒng)的禮法道德、風俗習慣等層層束縛解放出來，成為西方現代文化標準下所定義的‘人’?！秱拧分械匿干鷱膼矍榈乃饺祟I域開始改造，就是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從“新民”向“新人”轉變的代表。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著國家巨變，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傳統(tǒng)文人通過科舉進人政治權力中心的道路從此關閉。清廷的新政導致了傳統(tǒng)士紳階級的沒落和宗族學堂的消失，傳統(tǒng)文化出現斷層，大量知識分子涌向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秱拧沸≌f開篇的時候，涓生居住在紹興會館，這個紹興會館建于清道光六年，主要接待山陰、會稽兩縣趕考的舉人?，F實生活中當魯迅來到這里的時候，科舉制已經廢棄了。而在科舉正式廢止之前，魯迅已于1898年閏三月，考人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1902年2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1912年，魯迅作為一個外省青年來到北京，就落腳在這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會館，在民國政府教育部掛著閑職，整日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魯迅在紹興會館里經歷過漫長的沉默期，用竹內好的話來說，就是“醞釀著吶喊的凝重的沉默”，并在沉默中有“回心”式的覺悟，而這一期間“寂寞、沉默是‘重’的，‘回心’式的覺悟則是‘輕’的”。魯迅的這種輕與重，和涓生是一樣的。

晚清的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舊的社會秩序土崩瓦解，知識分子從傳統(tǒng)的家國秩序中被連根拔起，在“家國天下”的連續(xù)體中出現了斷層。早期知識分子們從“新民”到“新人”，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試圖建立自我和國家的新秩序，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宿命，也是他們的擔當。他們對于自己的未來、民族的出路認識都不是特別清晰，他做出了戰(zhàn)斗的姿態(tài)，邁出了去往新路的步伐，也做出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犧牲，但他沒有實質性地找到自己的道路，作為歷史的“中間物”，他向我們展示了“新人”誕生的艱難。

二、從“新民”到“新人”——五四一代的脫嵌

那么，魯迅在《傷逝》中塑造了怎樣的“新人”，他們的革命之路怎樣？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中的社會想象》一書中認為，傳統(tǒng)社會到近代社會的歷史轉型過程中，發(fā)生過一場“大脫嵌”(great disemboding)。傳統(tǒng)中國社會是一個家國天下的連續(xù)體，個人的行為和生活必須放置在這樣的框架之中才能獲得存在的合理性。清末民初，隨著帝制的崩潰和政體的裂變，自我逐漸擺脫家國天下的共同體框架，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特別是知識分子，他們是家國的倫理秩序的重要一環(huán)，通過現實世界中的文化倫理秩序，“齊家治國”然后“平天下”，是他們的使命，也是他們身份認同感的重要來源?！秱拧分械匿干妥泳褪沁@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從“新民”向“新人”轉變的代表。辛亥革命以后，政治上的王權接替，宗法共同體解體，傳統(tǒng)的社會秩序和心靈秩序被瓦解，晚清熱情高漲的國家主義有所退潮，辛亥一代的“新民”們在大脫嵌時代，開始轉向“新人”轉型，但是從“新民”轉向“新人”又是非常艱難的。

首先，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民族國家轉型的脫序時代的“新人”們的邊緣和孤獨。這種“邊緣”指向的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的不健全，同時也是個體與國家秩序的脫序的表征。和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不同，涓生和子君都不屬于北京這個城市，小說沒有交代涓生來自哪里，但他寄住在紹興會館，這是一個外來漂泊者的身份。子君同樣是個“邊緣者”，小說中她寄住在叔子家，離開了父親的家，而她死后的知情人透露子君家大約住在鄉(xiāng)下。來到北京，涓生和子君也無法融人這個城市，涓生工作是一個整日在局里鈔寫的小公務員，而他可以尋找的工作有鈔寫、教讀、譯書、寫稿，小說中涓生沒有什么朋友，也沒有親人。和子君關系僵化后，他無處可去，只好逃到通俗圖書館，在這里都是陌生人，涓生也害怕看到熟人輕蔑的表情。涓生也曾訪問過熟人，但這些熟人的家是溫暖的，神情卻讓涓生在骨髓中覺得寒冽。

同樣，子君也是孤獨的，她先沖破了家庭的束縛，離開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來到叔叔家，而叔叔很明顯對子君和涓生的交往是反對的，以至于在同居的生活中，子君最大的精神慰藉是阿隨，最重要的外交活動是和房東“官太太”“暗戰(zhàn)”小油雞的伙食。作為一個“外來者”，一個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的邊緣人，涓生一直無法進人政治和革命的中心，這正是從傳統(tǒng)的家國秩序中脫序而出的一個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尋求在新的國族秩序中的個體位置，正是涓生“新生的路”的方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民族國家尚屬雛形，生活于早期市民社會的涓生和子君們，來自于翻譯和報章雜志的西方想象成為他們生活和思想的重要參照?！秱拧返拈_篇寫到：“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边@個句式非常的拗口，和中國式的表達截然不同，但如果翻譯成英文，卻極其流利：“If I can, I would write down my regret and sorrow, for Zi Jun, for myself.”這種受西方翻譯腔影響的話語模式在《傷逝》中表現的極為明顯，“世界”和“西方”的文學經驗，正是涓生的知識背景。實際上，這種受西方影響，由日文、英文、德文混合在一起，表現著新的思想和道德的話語詞匯最終也成為了五四精英的話語方式，樹立了西化的權威。通過小說和報紙發(fā)聲，才能為“重現民族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上的手段。”

在《傷逝》中，涓生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使用的是白話，為《自由之友》翻譯稿件，對子君講述西方文學的故事，都體現著語言變革帶來的成長環(huán)境的變化。小說中，涓生的精神資源基本來自于西方文化。談戀愛的時候，涓生對子君啟蒙和規(guī)訓的精神資源是西方文學：“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涓生失業(yè)之后，他作為自由職業(yè)者選擇的謀生方式是為《自由之友》翻譯；想要和子君分手的時候，涓生依靠的依然是西方的精神資源：“我和她閑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于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弊钅荏w現西方文化影響的，是涓生的在慌亂和熱烈中進行的求婚，后來涓生表示“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变干谇蠡榍笆畮滋炀妥屑氀芯窟^自己如何表白，如何措辭，甚至遭到拒絕以后要怎么辦，可是在求婚的當下，卻頭腦一片空白，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

這一點是頗有意味的，“西方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經指出，現代市民社會的建立有賴于公共領域的形成，公共領域的形成有賴于報紙、小說等印刷媒體的發(fā)達。后者之所以有如此功用，就在于其可以通過多種敘事締造一個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此共同體因其聚攏了民眾共同的時空想象而使大家感覺好像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時空體中，享有共同的日常生活?！被艁y時刻主宰人行為的往往是潛意識，采用了西方式的單膝跪地，可見在涓生的想象中西方文化已經具有了壓倒性的地位，甚至深入到了潛意識層面，這正是民眾的日常生活想象共同體在涓生求婚事件上的潛在表現?！爸袊鴱膫鹘y(tǒng)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歷史進程，卻同樣與肇始于西方的現代性與全球化密不可分?！?/p>

在五四時期的創(chuàng)作中，“西方”成為一個看似不在場的在場者，而《傷逝》描寫的就是一個從東方走向世界的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涓生在西方的知識背景下試圖啟蒙一個東方式的女性，目的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新的生路”，當然由于子君的傳統(tǒng)婚姻觀和現實社會機制的不健全，這段愛情失敗了，子君也死了，但追尋者涓生并沒有停下走向生路的腳步，即使他身上依然背負著道德的重負，但這一切均可視為我們走向世界必須付出的代價。

其次，涓生和子君作為“新人”，其實并沒有太大的權力關系的差別，涓生導向的是思想啟蒙，子君導向的是生活啟蒙，相同的是，他們的嘗試都失敗了。涓生和子君從私人的家庭空間走向了社會的公共空間，在這個生活空間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時期，“生活政治”是民族國家視野里的一代新人面臨的重要課題。在晚清以來，對于女性的身份定位和理想建構也是“生活政治”、“現代性理念”的一個重要部分，魯迅的演講《娜拉出走會怎樣》、小說《傷逝》就是對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娜拉出走的持續(xù)討論。對于子君來說，她從私人的家庭空間走向社會公共空間，結束了傳統(tǒng)時代的女性相夫教子的模式，她首先要面臨的是樹立新的身份的問題。

加拿大社會學家查爾斯·泰勒認為，現代人“生活政治”的核心內容就是“自我”如何被“他人”所承認。五四初期子君的新身份應該是什么，同居之后她是應該如涓生所愿繼續(xù)“讀書”和“散步”，還是承擔繁重的家庭勞動？如果家庭勞動和經濟收入得不到社會保障，女性的解放是否就是一種虛妄？在家庭財產關系上，雖然同居時子君變賣了自己的金戒指和耳環(huán)以加人家庭的共同財產，但社會沒有提供給子君一份合適的工作，這種家庭經濟關系是否能夠保持穩(wěn)定？更重要的是，子君是否具備獨立的條件和地位？

涓生和子君之間的隔膜，根本在于涓生和子君在國民國家視野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子君認為革命的目的就是愛情，她是把革命和愛情劃等號的，涓生的訴求是國族理想，愛情只是去往“新的生路”的一個條件，不是全部。但涓生和子君在“新人”的本質上都一樣，在現代民族國家發(fā)生的過程中，他們都是迷茫者，涓生在嘗試用思想啟蒙的方式尋找新的生路，子君則身體力行用生活啟蒙的方式追尋涓生，他們的失敗不在于啟蒙本身的問題，而是當時的民族國家并沒有完全準備好迎接這批新人的到來，同時，這一代知識分子在西化的視野中也還并沒有真正認清自己所處的時代。

綜上，在民族國家視野下考察《傷逝》，會發(fā)現具有典型的五四文化特征的涓生們在“大脫嵌”之后掙脫了傳統(tǒng)的家國天下的共同體框架，試圖成為獨立的個人。但是在傳統(tǒng)家國體系脫序的五四語境下，“新人”們不但無法在新的國族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無法實現孤獨自我的自我認同。劉禾認為“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破土而出，成為這一時期一個重要事件，那么這與其說是因為小說、詩歌以及其他文學形式是自我表現的透明工具，忠實地記錄了歷史的脈搏，不如說是因為閱讀、書寫以及其他的文學實踐，在中國的民族建設及其關于‘現代人’想象的/幻想（imaginary/ imaginative）的建構過程中，被視為一種強有力的中介（swgrnts）”《傷逝》也是一種破土而出的象征，這部小說寫出了五四“新人”真實的生存狀況和他們在轉型時代的掙扎與艱難，而最終導向的結果，依然是失敗。

三、“寂靜和空虛”——五四脫嵌的困境

《傷逝》的主題通常被認為是愛情，但有意味的是，文章中出現最多的關鍵詞不是“愛”，而是“寂寞和空虛”，在文中“寂寞和空虛”有三次集中出現，分別在開始、中間和結尾，形成首尾呼應的環(huán)形結構，可謂是文章當之無愧的真正主題，形成了從借著愛情逃離“寂寞和空虛”到愛情失敗又重回“寂靜和空虛”的螺旋式上升結構。結尾在子君離開后，輪回般的“寂寞和空虛”再次出現，愛情的嘗試失敗，新的生路還未開始，涓生又回到了原地，但這是“真實”換來的“虛空”，意味著以愛情方式嘗試革命之路的失敗。無國家則無國民的新生，涓生和子君以自由戀愛的方式尋找“新的生路”，最終在現實中折戟而歸。

涓生和子君作為進步知識分子，是從“新民”到“新人”轉換的典型形象，他們選擇以戀愛自由的方式開始“新人”之路，也是從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到五四時期個人主義的典型選擇。從棄醫(yī)從文事件開始，魯迅的國民意識開始覺醒。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魯迅的《阿Ｑ正傳》探討了一個從鄉(xiāng)民到國民的游民阿Ｑ怎樣將自己放置在新的時代，接下來的知識分子小說系列《在酒樓上》《孤獨者》《端午節(jié)》《兄弟》等或者從職業(yè)層面，或者從情感生活層面，都是探討現代不同階層的國民怎樣調適自我與國家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系列的寫作中，我們看到涓生這一代知識分子其實是脫離了傳統(tǒng)的“家國天下”固態(tài)結構的，在《傷逝》中涓生和子君嘗試以戀愛自主的方式宣布在國家和家族之間自我的誕生，就像傅斯年所說：“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摇腿祟愔虚g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濒斞冈谖谋局性O計男女主人公一直是同居的關系，而沒有傳統(tǒng)的婚姻身份，這就是一個大膽的隱喻，意味著他們心目中現代民族國家中家與國的撕裂，正是由于傳統(tǒng)宗法、家國體制已經失效，傳統(tǒng)的婚姻關系對他們來說已然不再重要。在《傷逝》故事發(fā)生的1925年，魯迅筆下的涓生、子君們已經被納入現代國家的統(tǒng)治，他們都是從鄉(xiāng)下北漂到北京的知識分子，從傳統(tǒng)書生轉化為國民。在政治和社會的現代轉型中，在西方文化的刺激和影響下，他們試圖從私人生活領域開始新人、新生活的嘗試。

回到具體文本中，“寂靜和空虛”既是愛情的起點，也是愛情的結果，還是新生之路的伴隨者?！皶^里的被遺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著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痹谝恍┭芯空叩慕庾x中，認為這里強調的是子君的愛，但在這句中的“仗著”一詞，提示了子君只是涓生逃離“寂靜和空虛”的一個由頭，對涓生而言，逃避“寂靜和空虛”的愿望要遠甚于對子君的愛?！霸谝荒曛埃@寂靜和空虛是并不這樣的，常常含著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接下來的這兩句中，同樣是“寂寞和空虛”，意義卻截然不同，當時的“寂靜和空虛”是不知道該如何走向前路，而期待著用愛情來拯救自己，在涓生的世界里，這個“愛情”又被賦予了“民族”“革命”“解放”“自由”的意義。

這一點在后文有兩處提示。一處在涓生和子君約會時談論的話題，“我的心寧帖了，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后，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里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边@個典型的場景中有兩個值得關注的“癥候”，一是戀愛中的兩個年輕人，談論的并不是柔情蜜意的愛情本身，家庭專制、打破舊習慣、男女平等……都是啟蒙革命的話題；二是兩個人之間的關系，并不像是男女戀愛關系，而是男性啟蒙者對女性的革命宣講。另外一處則是在子君說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后，涓生感嘆：“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此后許多天還在耳中發(fā)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变干炎泳膼鄣男灾苯由仙礁锩母叨?，可見在涓生看來愛情是實現革命和啟蒙的一種途徑。

涓生對子君的愛情從純真而熱烈開始，到慌張而尷尬的求婚，再到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但是不過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經更加了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卻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這個“隔膜”出現在愛情的最高潮，以陰冷的寒意預示了愛情逐漸走向的慘淡結局。子君日益粗糙起來，兩人的生活日益窘迫起來，外來的打擊和冬天的到來，使得涓生離開的決心立意堅定。

“空虛”一詞大量出現，涓生看到了子君的怨色，卻并沒有同情，只是“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于這空虛卻并未自覺?！贝颂幍摹翱仗摗敝赶虻囊彩桥c真實相悻的“落空”；涓生決心說出分手，“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里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戀愛時在會館里給子君講外國文藝和文人，是為了啟蒙子君踏出愛的腳步，而今天同樣的話語，卻是為了勸她勇敢離開。此處的“空虛”指向依然是真實的虛妄；涓生向子君宣告了愛情的死亡，寫給《自由之友》總編輯的信也只有微薄的回音，“我卻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饑餓，又都白挨給于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此處的“空虛”是一無所有。二人“同居”，意味著對傳統(tǒng)社群關系和家族系統(tǒng)的拆解，傳統(tǒng)的中國人在這些社會網絡中獲得個人的位置和身份認同，涓生和子君的革命意義在于破壞家族，形成近代國民，通過個人從家族、地緣共同體中出走，形成獨立的自我，形成具有個人意識和擔當改造世界責任的新人。但是現實中難以找到合理的身份定位、社會職業(yè)體系和保障機制不完善、性別溝通差異等等使得他們的愛情革命危機重重。

第三次“寂靜和空虛”的大量出現，是在子君離去以后。子君的離開，意味著用愛情的方式嘗試革命的失敗，一年后的“寂靜和空虛”是嘗試用愛情來把自己拉出寂寞空虛的境地，最后愛情失敗又回到原點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空虛。我回到吉兆胡同，子君已離開，“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接下來，這個“空虛”開始頻繁地出現，我一個人在子君離去的吉兆胡同的房子里承受著靈魂的拷問與敲打，“空虛”是新的生路的無法跨人，“寂靜”是必然發(fā)生的子君的死。

小說的最后一次出現“空虛”是在結尾的部分，這是“空虛”的變體?！暗牵@卻更虛空于新的生路”。深有意味的是，此處的“但是”作為一個連詞，承接的不是上文，而是小說的開頭“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小說以嚴謹到不可思議的圓形結構又回到了起點，在時間上從追憶夾雜著懺悔的過去式回到了現在式。重要的是，“空虛”在這里有了去往未來的指向。就像小說結尾那個沉重的“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畢”，當作者用盡全力深深寫下“畢”字的時候，這部小說才具有了意義，而其最大的意義就是用文字向“寂靜和空虛”告別，用遺忘給子君送葬，通過說謊的方式忘記真實，通過遺忘，直到不再想到用遺忘給子君送葬，才能向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雖然涓生對子君的離去充滿痛惜和懺悔，但他依然要堅持邁向新的生路，也確證了小說的真正立意并不是愛情，而是新生之路。

小說由“寂靜和空虛”始，由“寂靜和空虛”終，正說明小說的主題并不是簡單的愛情，《傷逝》中指向的是五四“新人”在大脫嵌時代的虛無感，愛情只是嘗試逃離這種虛無的想象性嘗試，而這種嘗試最終失敗了，五四“新人”必然要繼續(xù)追尋下去。五四運動時期從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轉向了個人主義，而這種個人主義在現實中無法和國家民族相結合，從而導向了虛無?！皞€人與國家分離，成為一個個別的、自明的、具有內在自我深度的概念”？，涓生和那些西方的雪萊、易卜生等一起，共同建構起一個孤獨的自我，這個自我開始感受到“寂靜和空虛”，從集體主義的傳統(tǒng)陰影中沖決出來，渴望用個性解放或愛情革命的方式走向新生，當這一嘗試失敗之時，這批知識分子很容易走向虛無主義。涓生的戀愛和出走內隱著他在脫序的家國中成為了無所依傍的虛無主義的個人，而并沒有真正獲得自主性，顛覆家國天下的原本秩序。

《傷逝》寫作的1925年，正是魯迅深陷虛無主義的漩渦之時。1925年3月18日作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zhàn)，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系，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同年，他寫作了《墓碣文》，“……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上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薄啊幸挥位辏癁殚L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答我。否則，離開！……”這種“希望之為虛妄”的虛無主義和《傷逝》結尾的虛無感是一致的，雖然最終指向的是“絕望的抗戰(zhàn)”，但他只是用自己的意念在超越，是一種懸置的“希望”。

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者大多將這種虛無主義認為是“存在主義”哲學，但筆者較為認可“魯迅哲學與存在主義有根本區(qū)別，不僅因為他的‘虛妄主義’哲學在范疇和結構上有異于存在哲學，更重要的，兩種哲學所面對的文化給定性完全不同?！濒斞杆v的“個體”和西方在上帝和超越性背景下的“個體存在”截然不同，魯迅的“個體”是與中國的群體主義相對的，他的虛妄之感更多來自于家國的斷裂。涓生等這一代知識分子脫離了傳統(tǒng)的社會文化共同體，剝離了自己的家族、地方共同體成員身份，在《傷逝》中涓生和子君的社會關系網絡被前所未有地弱化，甚至連婚姻都不在乎，退出了父子、夫婦、師生、朋友等倫理關系進人純粹的私人領域，以期獲得平等的國民身份，但是“從晚清到五四，在摧毀了傳統(tǒng)的家族、地緣和信仰共同體的同時，并沒有建立起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共同體?！变干藭r的虛無感和尋找生路而不得的迷茫正來自于這種個人與國家無法對接的失重感。

四、五四的危機和“新人”再嵌化思考

在“大脫嵌”家國天下連續(xù)體斷裂之后，知識分子是如何重新調試自我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的，他們是由此獲得了自由，還是成為了無所依傍的虛無主義者？他們是否需要“再嵌化”，重新將自我放置于新的家國天下的結構之中？這正是《傷逝》在愛情想象的“具象”下隱含討論的問題，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史中，《傷逝》是一個重要卻容易被忽視的一環(huán)。從五四“新人”誕生的艱難，可見“新人”的誕生和轉折不是思想革命本身的桎梏，而是整個世界語境和社會結構的問題。魯迅對于“新人”的誕生與思考，既是一個時間概念，又是一個空間概念，既是對“老中國兒女們”的國民性層面的精神追討，同時也是放在全球空間正在變動中的城市社會中的“新人”的精神隱患。一方面是“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是“新人”在歷史中的位置。

首先，從《傷逝》寫作中的文化經驗和背景來看，涓生和子君可以說是在西方文明的召喚下產生的。這一方面體現了五四革命實質是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在世界民族國家背景下產生的思想革命運動，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落潮的重要原因。涓生在西方式的愛情想象中用西方文化資源啟蒙子君，“單膝跪地”求婚，他們用同居而非傳統(tǒng)一紙婚約的方式實踐了西方式的情愛想象，但是這一嘗試以慘敗告終。小說真正精彩的部分開始于愛情消亡的時刻，涓生陷人了無止境的“懺悔”與“自辯”之中，這種潛在的復調式的心理漩渦體驗，生命哲學范式的研究者往往從人性的暗面進行闡釋，但忽視了其博弈背后作為反思者的涓生可能遭遇到的真正困境。

《傷逝》中一年前經歷著愛情的涓生和一年后反思中的涓生形成復調式的敘事聲音，無論涓生怎樣辯護、怎樣懺悔，必須看到的一條主線就是，涓生即使背負道德的重負，也堅持離開子君的抉擇，他要用“遺忘”和“說謊”來作自己的前導，其實也是在調適自己，告別啟蒙的失敗之路，重覓他途。從五四思想的發(fā)展來看，五四前期，梁啟超、陳獨秀、傅斯年等人的理念是世界主義壓倒國家主義，把中國看作世界的一個單位。在“歐戰(zhàn)”的刺激下，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受了以進化論為中心的新的世界觀，認為應該向西方學習，認為物質主義和國家主義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同時，也提倡“世界主義的國家”觀念，認為“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但是這種世界主義的烏托邦很快在現實中碰壁，魯迅的《傷逝》中反映出來的對于西方世界的無條件服膺和中國現實的脫節(jié)，可以說是“新人”失敗的重要原因。

其次，魯迅經歷了從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到五四運動時期的個人主義，從“新民”到“新人”的過程，實質也是民族國家觀念不斷演進的過程。晚清的中國被卷人弱肉強食的世界競爭體系，從而被激發(fā)出了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下，晚清到民國初年，是國家主義狂飆突進的時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由于知識分子對中華民國的失望和反思，與國家分離的個人觀念開始出現，個人獲得了自主和獨立性，不再像民初那樣成為和國家一體的概念。而這種個人主義在現實中無法和國家民族相結合，從而導向了虛無。

1925年“女師大風潮”進一步升級，魯迅因支持進步學生正義斗爭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除僉事職務，也是在這一年，國民大革命開始，魯迅經歷了虛無主義向死而生的絕望之后，為了重新獲得個人生活的意義，他又嘗試將個人重新置于新的家國天下的意義框架之中，正如王汎森所言，1925年之后的“新人”，也不再是五四時期那種人生的、文學的、藝術的、哲學的、道德的“新人”，而是政治的、社會的、主義的“新人”。從魯迅的創(chuàng)作來看，1925年經歷了最沉重的黑暗，他還是逐步從對內在自我的觀照轉向了現實人生。1927年，魯迅在為黎錦明的小說《塵影》寫作的題辭中，首次提出了“大時代”的概念，“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這個“大時代”的表述背后是魯迅思想從“小我”到“大我”的發(fā)展。

聯系1925年前后的轉折，從早期“任個人而排眾數”的尼采主義，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再到1926年離開北京魯迅的思想觀念中對工農大眾的強調，可以看到早期梁啟超式的“新民”偏重國家和群體的國民建構，魯迅早期的國民性改造與之相呼應，五四時期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新民”轉向追求西方式的個體解放和獨立，但是呂緯甫、魏連殳和涓生們經過各種嘗試和沖決，最終發(fā)現這些道路都行不通，從而轉向了新的國家民族秩序的構建，將個人重新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里去理解，找尋另一種“大我”?！八^的大我，不再是人類，也不是社會，而是民族國家?！彪m然此時的民族國家隨著救亡主題的席卷全國，已經不再是梁啟超時代的“民族國家”，魯珀特·愛默生認為民族乃是“最大的共同體，每到危機迫在眉睫時，都能有效激發(fā)人民的效忠……為了完成刻不容緩的任務，它是把人變成社會動物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能把人團結起來的終極手段?！?/p>

正像歷史上“國家”和“民族”的概念總是在文化和政治之間穿梭，此時，中國現代的國家民族觀念也逐步在救亡語境下從文化概念轉為了政治概念。魯迅也逐漸在國民大革命中走向了后期的“雜文時代”。1925年的魯迅以《傷逝》和《墓碣文》為標志，可以說達到了虛無主義的巔峰，但這也是新的轉向的開始，涓生渴望的“新的生路”在1925年后逐漸有了答案。1925年之后，魯迅逐漸將自己重新置于新的家國天下的意義框架之中，重建了在新秩序下的自我認同。

“大脫嵌”之后，國家民族新秩序和現代人的“自我”都面臨著“再嵌化”的問題，如何將自我放置于家國天下的新秩序中，家國天下如何在新的自我樹立的情況下重新建構，是本文最后指向的問題。五四時期，在民族國家體系建構的過程中，文學最大限度地參與了時代的建構，魯迅在《狂人日記》《傷逝》《孤獨者》《在酒樓上》等文本中建構“新人”形象，就是以現代個體為中心的文學圖景，在此基礎上，覺醒的個人要建立“人的國”，這個“國”是現代性的產物，“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從而在世界語境中建立起獨立的國族形象。

從本質上講，魯迅發(fā)出的五四的聲音實質是在與世界對話，而并不僅僅是涓生一個人的靈魂斗爭。作為一個反傳統(tǒng)的思想浪潮，“民主科學”“個性解放”“文學革命”等口號旗幟鮮明地在時間上定義了五四的現代性，但同時，從世界性的空間格局考察《傷逝》等文本，也在提示我們，五四啟蒙者們并非在文明的內部批判和自否定，而是在空間格局上以世界為背景開始反思，其對傳統(tǒng)的反叛與拒斥，背后有著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堅定地去往“新的生路”的涓生們即使曾經舉棋不定、批判自我，他們還是愿意犧牲自我和愛情的代價，探索民族的新生之路。

但是事實證明，“新人”們空有勇氣是不夠的，單純向西方學習是無效的，在國家民族概念搖擺不定的時代，啟蒙也只能是“失語”并“失效”的。《傷逝》之后，魯迅的寫作逐漸放棄了“新人”的啟蒙主義式推演，而轉向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可以說也是魯迅從“立人”到“立國”的身體力行的實踐。而對西方文化如何融入本土的反思，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道路的理性思考，則是五四時期還沒有能力解決，但魯迅已經敏感意識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