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謊言生活》

2019年，意大利敘事文學領(lǐng)域內(nèi)有一些概念在進一步加強，其一是社會大歷史和人物小故事之間的緊密結(jié)合，其二是跨文化題材在各個角度的發(fā)展。第一個層面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敘述意大利民族的歷史變遷與社會生活，第二個層面則遠遠超出了此前單一的移民問題，將視野擴寬到世界范圍，也使意大利式的敘述超越了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文學”風格。與此同時，無論是哪一個層面又都與文學中一貫體現(xiàn)的成長、鄉(xiāng)土、偵探，以及人生思考等主題相輔相成，而且充滿文學特有的故事性。

歷史與故事的結(jié)合

在過去的一年，意大利敘事文學再一次表現(xiàn)出很強的歷史反思潮流。繼以法西斯黨歷史的反思為題材的《M.世紀之子》獲得2019年斯特雷加文學獎之后，又出現(xiàn)了另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題材小說《西西里的獅子》（I leoni di Sicilia），作者是斯特法尼亞·奧奇（Stefania Auci）。這是圍繞西西里傳奇式的佛羅里奧家族史展開的三部曲作品的第一部。1799年，保羅和伊聶阿奇奧兄弟倆從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亞大區(qū)遷到西西里島首府巴勒莫，雄心勃勃地創(chuàng)作出商業(yè)上的傳奇：從香料店，到硫磺礦、不動產(chǎn)、傳播公司、馬爾薩拉葡萄酒、金槍魚，再到1840年創(chuàng)建“西西里汽艇公司”。從歷史層面來講，當時正值意大利社會發(fā)生重大變革的年代，作品通過佛羅里奧家族的發(fā)跡史，準確地反映了正在醞釀中的那場將要改變西西里島乃至整個國家的意大利民族復(fù)興運動，以及各個社會階層的真實狀況和民眾的熱情。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層面，個人命運的沉浮永遠是作品中的亮點：作為家族第一代移民保羅之妻的朱賽皮娜，為了這個家庭的穩(wěn)定和利益而犧牲一切；年輕的米蘭姑娘茱莉亞如旋風般闖入文琴佐的生活，成為他在奮斗之余的避風港和堅實的依靠。虛構(gòu)的情節(jié)和感情的線索揭開了這個家族中具有經(jīng)濟頭腦同時勤奮而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男人們的堅強面紗，揭示出他們內(nèi)心的脆弱。此外，小說中描寫了傲慢的巴勒莫人對這個外來家族的嫉妒與蔑視，將他們稱作“血液里散發(fā)著汗臭”的“外鄉(xiāng)人”和“搬用工”，從而進行人性深處的挖掘，并以這種方式完成了歷史與故事、事實與虛構(gòu)的完美結(jié)合。

另一部以重要歷史時期為背景，但將敘述的中心放在主人公成長層面的小說，是由瓦萊里奧·阿堯利（Valerio Aiolli）創(chuàng)作的《黑色菠蘿》（Nero ananas）。它以1968年的學生運動為背景，敘述了5年時間里的意大利歷史，從1969年12月發(fā)生在米蘭噴泉廣場的慘案開始，到1973年5月17日發(fā)生在米蘭警察局的慘案結(jié)束。故事圍繞一個佛羅倫薩的資產(chǎn)階級家庭展開，通過一個10歲到14歲的少年的目光，將各種錯綜復(fù)雜的政治陰謀與社會現(xiàn)實、各種家庭與社會關(guān)系，與個人情感和成長中的思考結(jié)合在一起，不但真實再現(xiàn)了那個年代的歷史，也敘述了一個少年的成長故事，以及社會歷史元素在其心中留下的烙印。在被稱作“鉛色年代”的歷史時刻，意大利社會仿佛走向深淵，在父親與長姐對立的政治立場和由此導(dǎo)致的家庭沖突中，一個男孩逐漸成長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觀。故事以三個不同的聲音交替敘述，仿佛歌劇中的一段三重唱，使作品變得更加豐滿。

除了以上反映意大利歷史中重要時期的小說之外，2019年還出版了一部反映二戰(zhàn)時期對猶太人迫害的小說《漢堡》（Hamburg），但它采用了一個獨特的角度。在馬可·魯坡（Marco Lupo）的小說中，一群仿佛無所事事的陌生人，在每周一的同一個時刻聚集在一家書店，朗誦他們正在創(chuàng)作的作品。一旦走出書店，他們又變成了陌生人。一天，一個男人帶來一位失蹤作家創(chuàng)作的小說。小說的作者在1943年的漢堡轟炸中變成孤兒，幾年后把這個悲劇性故事的所有碎片都收集起來，并寫成小說。這是一部原小說式的著作，由一系列作品的片段和照片組成，把一群被歷史擊敗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一些為了躲避1943年的轟炸而隱藏在地下的家庭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而他們所居住的城市正在轟炸中被夷為廢墟。正如作品副標題中所表現(xiàn)的：他們都是“逝去年代的沙子”。小說采用文學的方式，收集被人遺忘的記憶，并記錄屠殺。這部小說避開線性的敘述，在虛構(gòu)與現(xiàn)實、噩夢與記憶之間穿梭，表現(xiàn)集體生活與記憶，其中加入了饑餓與憤怒的呼喊，也描寫了一些化為灰燼的幽靈：富蘭克林·羅斯福、丘吉爾、希特勒。在這個故事中，記憶從來不會僅僅忠實于歷史，而是來自豐滿而苦澀的想象，從而表現(xiàn)出很強的文學性和故事性。

國際視野與故事的結(jié)合

隨著人類社會逐漸邁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意大利敘事文學完全走出了狹窄的民族視野和單一文化傳統(tǒng)的敘述，并完成了國際化轉(zhuǎn)型。在意大利半島上，文化沖突的問題由來已久。鑒于其特殊的地理條件，這塊土地成為各個民族匯聚之處，每一次政治上的紛爭都以文化的沖突和隨后的融合告終。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大量移民的涌入，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問題重新成為社會關(guān)注的焦點，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文學當中。不僅如此，在最近的幾年里，隨著文化多元化的趨勢和全球化的深入，以及新一代作家的崛起，此前僅僅涉及外來移民融入本國社會的問題，如今已經(jīng)發(fā)展為多種文化之間的融合，也因此將文化沖突的問題引向更廣和更深的領(lǐng)域。國際化視野改變了意大利文學在很長的時間內(nèi)呈現(xiàn)出的民族局限性。很多作品涉及了移民問題，但又遠遠超出外來移民融入當?shù)厣鐣r遇到的困境，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各種社會與文化沖突的簡單程式，而是將這些沖突擴展到全世界的領(lǐng)域。如此一來，主人公的“小故事”就變成了現(xiàn)代社會人際關(guān)系中彼此無法溝通與理解的明顯例證，從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寫照。

形成意大利敘事文學的這種國際化視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作家本身的身份和流動性。小說 《外國女人》（La straniera）的作者克勞迪婭·杜拉斯坦蒂（Claudia Durastanti）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品中的主人公和她一樣出生在紐約的布魯克林，6歲才回到意大利生活。她的父母都是失聰之人。無論是幼年的生活經(jīng)歷和環(huán)境、從父母那里繼承的雙重文化背景，還是父母的殘疾，都對她融入周圍的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作品的空間首先是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和紐約的布魯克林之間穿梭，描寫生活在兩個不同社會中的三代意大利人的經(jīng)歷，隨后是女孩回到意大利南方小城市后遭到意大利傳統(tǒng)社會的排斥，以及她倔強地走出自己的成長之路的過程。最后，她又回到倫敦生活，從而為自己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如此的經(jīng)歷，無疑增加了故事的維度，而圍繞主人公周圍的不斷變化的社會，不同種族與文化之間的融合與沖突，最終成為她個人奮斗和成長故事的背景。同時，作品中鮮明的人物性格、獨特的個人經(jīng)歷與人性的反思，都使這部作品沒有僅僅停留在社會學的層面，而是成為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

安德烈·奧利維埃里（Andrea Olivieri）的小說《一件晦澀而無價值的東西》（Una cosa oscura senza pregio）同樣是一部跨越兩個大陸的作品。作家從對奧匈帝國統(tǒng)治下的斯洛文尼亞裔青年路易·亞當米克，也就是后來的著名作家、翻譯家和政治活動家，以及從未被承認的新型新聞主義之父的描寫入手，繼而將他的傳奇故事與作家本人的反法西斯家庭歷史相結(jié)合。作品不僅采用了現(xiàn)實主義的新聞體，而且試圖將它賦予詩意，將現(xiàn)實與虛構(gòu)相結(jié)合，從而完成了一首穿梭在作者家鄉(xiāng)特里亞斯特的街道和美國西部之間的，跨越多個時代、社會和人種的史詩。作品中涉及的獨裁、戰(zhàn)爭、濫用職權(quán)、種族滅絕、憎恨與復(fù)仇，尤其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人面臨的身份、語言和種族的危機，民族身份邊界的不斷移動等諸多問題，都通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故事——作者的祖輩、父輩與同齡人——娓娓道來，從而使所有問題的詮釋具體化，并為作品增加了人性的溫度。

這種國際化還體現(xiàn)在作品的題材和發(fā)生的地點并不局限于意大利。維奧拉·迪·格拉多（Viola Di Grado）的小說《天火》（Fuoco al cielo）就發(fā)生在一個“神秘的城市”，位于慕斯留莫夫與西伯利亞交接的一個小村莊。這個地方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核爆炸的中心，幾十年以前就在地圖上消失了，是一個“神秘的城市”。住在這里的人禁止出去并與外界接觸。故事來源于一則轟動世界的新聞，講述一種無處不在的“惡”。這座“神秘之城”不僅是一個實際存在的破壞性場所，還是所有關(guān)系中私密和危險的結(jié)。在這種生存狀態(tài)下，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僅僅是一句話，或者一段時間的沉默，就會使一切坍塌，或者將它永遠拯救。生與死、愛情與恐懼、現(xiàn)實與幻想，在這個病態(tài)的角落里共存。女教師塔馬拉在那個村莊里出生和成長，習慣性地認為任何事情都注定要被傳染并迅速變質(zhì)。她擔心孩子們會感染，不允許他們到受到輻射的河邊去玩。男主人公弗拉迪米爾也來到這個村莊，為的是照顧這些被拋棄的人。二人的相遇催生了一種病態(tài)而徹底的愛情。在地球上那個輻射最強的地方，在充滿毒素的自然廢墟中，它點燃了拯救之光，卻又沒有結(jié)果，因為被輻射污染的人無法生出健康的孩子。生活在此處瓦解，同時也暗示著蘇聯(lián)的解體。小說中的情節(jié)大部分源于歷史史實，但又不可能對號入座，這正是文學的魅力之所在：雖然故事發(fā)生在遙遠的俄羅斯小鎮(zhèn)，但我們可能會感到與書中主人公同樣的恐懼，向自己問同樣的問題，體會到被指責為污穢、瘋狂、瘟疫傳染者的痛苦。這是一個極端的故事，但在人性的層面可以引起全人類的深思與共鳴。

成長與故事的結(jié)合

成長永遠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文學永恒關(guān)注的主題，只不過作品中所涉及的年代和年齡段有所不同，因此也會呈現(xiàn)各種不同的境況和心態(tài)。2019年出版的意大利敘事文學作品當中，涉及成長題材的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少年時期的成長，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成長小說，或者是處于20-30歲惶惑年代的那代人的成長。不過，這兩個年齡段中的成長都不僅僅取決于他們自身的存在與問題，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圍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后者有時甚至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屬于第一類的包括前面提到的《黑色菠蘿》，還有多米蒂拉·皮羅（Domitilla Pirro）和弗蘭切斯卡·布西（Francesca Bussi）創(chuàng)作的《貪吃肥球的日記》（Chilografia. Diario vorace di Palla）。前面的兩部作品分別與人物生活的特殊歷史時期，以及不同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緊密相連，第三部則單純涉及一個小女孩從少年到成年的成長歷程。主人公帕爾瑪是一個在問題家庭長大的孩子。父親的缺失、母親的自私，還有姐姐的漠不關(guān)心，構(gòu)成了家庭成員之間無法逾越的墻，于是女孩開始用食物來填補自己的空虛。一個強壯的胃，一段艱難的成長歷程。主人公始終在忍受過多的體重和對自己外表的自卑，沒有人去理解和傾聽她的訴說。大學畢業(yè)后，帕爾瑪在工作之余迷上了生命模擬游戲，并創(chuàng)造出一個名叫凱特的新身份，也就是一個和她完全不同的女孩：消瘦，厚臉皮，沖動而不假思索，而且是所有目光的焦點。有一天，帕爾瑪在這個游戲的粉絲群里結(jié)識了Tato76。雖然帕爾瑪身材肥胖，但男孩就是喜歡那些柔軟的曲線，而且將一些門戶網(wǎng)站介紹給帕爾瑪。在那些網(wǎng)站上，一些絕對超重的女人受到尊敬和渴望，帕爾瑪也逐漸建立了自己的信心。撇開小說結(jié)尾處提供的救贖之路不談，這個故事真實感人，反映了處在這個年齡段的青少年經(jīng)常會遇到的問題，以及他們的思維和生存方式，所以很容易喚起年輕讀者的共鳴。

而希莫娜·巴爾戴莉（Simona Baldelli）的小說《想象弄堂》（Vicolo dell’Immaginario）中的主人公克蕾莉亞則是一個20歲出頭的女孩，曾經(jīng)在意大利雷焦艾米莉亞的一家制作旋轉(zhuǎn)木馬的工廠上班。她經(jīng)歷了意大利社會上世紀50年代末的巨變、1968年的學生及社會運動，而且預(yù)感到一個黑暗與沖突的時代即將到來、克蕾莉亞離開意大利到里斯本生活，并且把名字改成艾瑪莉亞。她以看護一位沉迷于愛情幻想的女婦人為生，晚上還到一個小飯館里工作，也就是著名的“想象弄堂”。她在那里遇到了一群特別的青年群體：耳朵上總是帶著石竹花的安東尼奧和他的一些大學同學，他們都熱衷于文學和政治。女孩與大學生們一起等待河里的精靈，傳說那些精靈會在深夜出來與活人見面，那時霧氣會籠罩街道和房子。然后，他們回到飯館里，共進晚餐和高談闊論，訴說自己的恐懼與激情、悔恨與惋惜。相對于上一部作品，該書的主人公在年齡和閱歷方面都更加成熟，面臨的問題涉及從青春到成年的過渡。作品在一種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氛圍當中，描述了一個年齡，也是一個時代的渴望與迷失，將幻想與文學融入日常生活，既言之有物，又充滿遐想，恰恰符合書中人物的年齡。

同樣屬于這一類的還有喬納森·巴齊（Jonathan Bazzi）的小說《發(fā)燒》（Febbre），它在2019年被意大利廣播三臺文學節(jié)目《華氏》評為年度最佳小說。這是一部講述同性戀年輕人故事的自傳體小說。31歲的喬納森子2016年1月的一天開始連續(xù)發(fā)燒，后來才知道是得了艾滋病。這個發(fā)現(xiàn)改變了他的生活。小說開始追溯作者成長的故事，也就是在米蘭郊區(qū)度過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那里充斥著吸毒者、工人、罪犯、從南方來做苦力的家庭，以及靠著社會救濟生活的人。他們生活在低矮的房屋里，講著米蘭、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等各種方言混合而成的語言，沒有人學習，很多人過早生下孩子，然后成為毒販和小偷。生活在這個問題社會中的喬納森有著與他人同樣的命運：父母很早離異，他跟著外祖父母長大，不斷地尋找個人的救贖，以便擺脫郊區(qū)為他預(yù)先設(shè)置的命運以及所有錯誤的東西。如此的生活經(jīng)歷，使得主人公的生活不能僅僅歸結(jié)于一個符號：HIV，而是對一個大城市郊區(qū)平民生活的寫照，和對各種社會現(xiàn)象的控訴。從這個角度來講，《發(fā)燒》這部小說具有很高的社會學價值。

鄉(xiāng)土文學與故事的結(jié)合

意大利的鄉(xiāng)土文學始終具有非凡的魅力。女作家埃萊娜·費蘭特借助描寫那不勒斯兩位女性從少年到成年時期友誼的四部曲獲得廣大讀者青睞，該系列作品至今在意大利圖書排行榜上長盛不衰。作品描述這對異姓姐妹花的友誼和彼此迥異的一生，同時也反映了現(xiàn)當代那不勒斯乃至整個意大利社會的變遷，從各種社會陋習與弊端，到戰(zhàn)爭帶來的災(zāi)難，再到人物在這個特殊歷史與地理環(huán)境中的生存軌跡，特別是佛朗提成長為作家的歷程，從而成為意大利社會發(fā)展的縮影。2019年，埃萊娜·費蘭特又出版了新的作品《成年人的謊言生活》（La vita bugiarda degli adulti）。這部小說很有可能開啟一部新的系列小說。故事發(fā)生在1991年至1995年的那不勒斯，主角是12歲的喬安娜。她偶然偷聽到父親對母親說：喬安娜越長越像她一位丑陋的姑姑。作品仍然以那不勒斯這座城市作為背景，但更加深入到它的內(nèi)臟當中，對各個階層的生活進行更加深刻的剖析。情節(jié)沿著女孩對姑姑的尋找不斷展開，揭示出一系列成年人的謊言，以及兩個截然不同的那不勒斯：一個是他們居住的富人區(qū)“沃梅洛區(qū)”，也就是戴著精致面具的“上那不勒斯”；另一個是維多利亞姑姑居住的那個貧苦、沒有節(jié)制而又粗俗的“下那不勒斯”。喬安娜在上城和下城之間徘徊，卻找不到她想要的答案和逃脫的出路。從對那不勒斯社會歷史與風土人情的描寫與剖析上面，這個新的系列可能會成為前者的升級版。

偵探小說與故事

偵探小說是意大利敘事文學中經(jīng)久不衰的題材之一，但其目的往往不是制造懸念，而是通過它們來展示和剖析各種社會現(xiàn)象和進行人性的挖掘，尤其是進入那些模糊的灰色地帶，進而對善惡重新定義。與前面提到的國際化小說和成長小說一樣，偵探小說同樣涵蓋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思考。

姜里克·卡洛費利奧 （Gianrico Carofiglio）的小說《菲諾利奧的版本》（La versione di Fenoglio）是通過一位有經(jīng)驗的憲兵上士菲諾利奧和24歲的年輕人之間的對話展開的。年輕人正處于惶惑的年齡，于是菲諾利奧將自己畢生的探案經(jīng)歷講給年輕人聽。在那些特立獨行的探案方式中，朱利奧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未知的世界，無論善與惡、事實與謊言，還是看待世界的標準，都處于不斷的變化當中。這是一本隱藏在引人入勝的小說中的探案手冊，也是一個真實而又危險的世界。其中逐漸顯露出一個不完美的英雄形象，他的心愿與志向彼此相悖。就這樣，小說從對案件調(diào)查的描述，轉(zhuǎn)而成為對于價值和道德方面的錯誤與疑問的思考。

偵探類型的小說經(jīng)常會與各種黑社會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現(xiàn)象在意大利尤為突出。朱利奧·卡瓦里（Giulio Cavalli）的小說《屠殺》（Carnaio）是以發(fā)生在一個小漁村里的怪現(xiàn)象展開的。這里的神父會去嫖妓，鎮(zhèn)長的父親也是鎮(zhèn)長，地方電臺用頭發(fā)花白的主持人來溫暖家庭主婦的心。3月的一天，喬萬尼·文提米亞在岸邊發(fā)現(xiàn)一具男尸，他浸泡在水里應(yīng)該好幾天了。隨后，水中又出現(xiàn)了很多尸體，都是非洲人。尸體堆積在那里等待調(diào)查處理，線索卻無從查找。小鎮(zhèn)向羅馬求援，但羅馬的官員不緊不慢。小鎮(zhèn)的做法是一方面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還要從中獲利。這是一個肉體與金錢的噩夢。由此，作品中的主要焦點不再是追索犯罪的源頭，而是它的原因和社會根源，對一個未來世界的預(yù)言和對一些可怕事實的警示：我們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淵。

老作家埃利·德·盧卡（Erri De Luca）的新作《不可能》（Impossibile）為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哲理性思考：何為不可能？故事通過一個年輕的法官對一位殺人嫌疑犯的問訊展開，后者蹲過很多年監(jiān)獄。一天，嫌疑犯在山里與一個40年前告發(fā)他的朋友（與政府合作的線人）“巧遇”，隨后親眼目睹朋友掉到山下摔死，并打電話叫救護車。一切都顯得過于湊巧，因此法官斷定嫌疑犯是兇手，但后者的敘述卻表現(xiàn)出不可能的事其實經(jīng)常出現(xiàn)，它僅僅是在發(fā)生之前才不可能。小說中還顯示了這位嫌疑犯寫給女友的7封書信，他敘述了自己在監(jiān)獄中的生活，情意綿綿。在他看來，與她的相遇和相戀同樣顯得不可能。

在這一類小說中需要特別提出的，是意大利國寶級的推理小說作家安德烈亞 ·卡米萊里（Andrea Camilleri），他同時也是劇作家、戲劇家和導(dǎo)演，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卡米萊里是一個非常高產(chǎn)的作家，但影響最大的是以蒙塔巴諾警長為主人公的系列小說。1994年，他寫下了該系列的第一本小說《水之形》（La forma dell’acqua），塑造了一個充滿西西里特色、智勇雙全的意大利探長形象，廣受讀者喜愛，以他為主角的偵探小說共計45部，并被翻拍成系列電視劇。2008年，卡米萊里憑借《阿瑪利亞牧師之死》（La muerte de Amalia Sacerdote）獲得RBA國際犯罪小說獎。2012年，卡米萊里的新作《陶工之地》（Il campo del vasaio）又獲得了當年英國犯罪作家協(xié)會（CWA）的國際匕首獎。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卡米萊里又出版了小說：《鄉(xiāng)間小屋。三個回憶和一個故事》（La casina di campagna. Tre memorie e un racconto）、《K123》（K123），以及蒙塔巴諾警長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阿爾西翁的廚師》（Il cuoco dell’Alcyon）。

此外，他還在2019年完成了最后一部戲劇作品《該隱的自辯》（Autodifesa di Caino）。作家本來準備在2019年7月15日將該作搬上羅馬卡拉卡拉的戲劇舞臺，但不幸去世。作品講述了第一位殺人兇手該隱的故事（該隱和亞伯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后代，但該隱出于嫉妒殺死了兄弟）。劇中的該隱以當事人的身份提供了對該事件的解釋，而最終要由觀眾決定是將他判罪，還是無罪釋放。在人生的最后，這位畢生從事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的作家留給讀者的，是對善惡與對錯的反思。

人生思考與故事的結(jié)合

文學不僅會反映人類社會的各種現(xiàn)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對這些現(xiàn)象進行深層次的剖析，繼而通過或直接或比喻的手法再現(xiàn)。桑德羅·捷諾維西（Sandro Genovesi）的作品《蜂鳥》（Colibrì）屬于后一種。

作家選擇了一種普通而又特別的生物：蜂鳥。這種小鳥終生用盡全部力氣拍打翅膀，只是為了停在原地，懸在空中。除了處于絕對靜止以外，蜂鳥還可以用其它鳥類無法想象的速度向后飛行，也就是回溯過去。這種生存狀態(tài)與小說中的主人公何其相似：從幼年起，主人公就被母親稱作“蜂鳥”。因為身高嚴重低于同齡兒童，他服用一種以荷爾蒙為基礎(chǔ)的藥物，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神奇地長高了16厘米。如今，他又要面對妻子的背叛和癌癥的痛苦。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他都需要像蜂鳥一樣拼命拍打翅膀，才能維持目前的生活。

在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時候，作家本人也患上了癌癥，因此有著與主人公同樣的痛苦?；蛟S正是這種個人經(jīng)歷使他聯(lián)想到蜂鳥，并且找到了兩種生存方式之間的共性：雖身處逆境，卻能堅持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并且用盡所有能量保持原來的位置，也就是維系生命。小說在結(jié)構(gòu)上由很多形式自由的間接引語構(gòu)成，加之少量的對話和描敘。這是一本講述愛情、痛苦，尤其是力量的書。從所有散落在世界上的愛情、所有浪費的時間，以及所有遭受的痛苦中獲得力量。也是惟一不屈從于“痛苦的暴政”的方法。這就是作者想要通過蜂鳥的生存方式傳遞給我們的哲理。

（作者系斯特雷加獎海外評委、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