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程正民教授寄予我的六卷本跨文化研究叢書“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十分高興。掩卷沉思，受益匪淺。在這里，我粗淺地講幾點讀后感。

19世紀后半期，維謝洛夫斯基出版了《歷史詩學》一書，探索藝術形式的多種起源，很有創(chuàng)新意義。后來“詩學”一詞被20世紀初的形式學派撿了起來，1919年至1928年間，出版了五集《詩學》文集，其中刊有艾亨鮑姆、亞庫賓斯基、什克洛夫斯基、托馬舍夫斯基、蒂尼亞諾夫、維諾格拉多夫、日爾蒙斯基等人的著作。此后，“詩學”一詞被文藝學或文學理論代替。1963年沉默了多年的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問題》經過修訂，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出版。重要的是，它賦予“詩學”新意，提出這是具有內容的形式性的獨特研究，復活并發(fā)展了“詩學”的內涵。1971年至今，又出版了多種詩學著作，作者多為名家，如《古俄羅斯文學詩學》《果戈理的詩學》《古希臘文學詩學》《古典印度詩學基本范疇》和《理論詩學——概念與定義》等，顯示了俄羅斯詩學研究的多元化和多樣性特征。

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有關俄羅斯文藝學評論的專著增多，多種詩學的系統(tǒng)性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筍，如彭克巽主編的《蘇聯(lián)文藝學學派》，隨后有黃玫的《韻律與意義：20世紀俄羅斯詩學理論研究》，陳建華主編的《中國俄蘇文學史論》與《俄羅斯人文思想與中國》，周啟超的《現(xiàn)代斯拉夫文論導引》與張杰等著的《20世紀俄蘇文學批評理論史》。這些著作大體是跨文化、跨學科研究，有的廣泛涉及多種詩學派別及其內涵，令人耳目一新。

程正民教授主編的六卷專著“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的集體亮相，是我國俄羅斯文藝學界的一件盛事，值得慶賀。這套詩學派別叢書，收有《俄羅斯社會學詩學》《俄羅斯形式主義詩學》《俄羅斯歷史詩學》《普羅普故事詩學》《洛特曼的結構詩學》與《巴赫金的詩學》。首先，就其選題和范圍來說，所入選的詩學派別都具有公認的代表性，它們大體上反映了20世紀俄羅斯國內方面的詩學研究中的主要派別，體現(xiàn)了俄羅斯詩學從一元走向多元，從疏離走向包容，從對立走向對話的關系，這不僅是這套叢書的指導思想，而且也已是中國俄羅斯詩學研究學者的共識。說這些詩學派別從一元走向多元，從對立走向對話，互為補充，這是對俄羅斯各種詩學進行歷史主義的綜合的、統(tǒng)一的觀察后得出的結論，具有理論的科學意義。

其次，“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主編要求，寫作中必須突出流派思想、問題意識、歷史主義等觀念。正是這些原則，使它們突出了這些詩學的理論價值，以及它們的原創(chuàng)性與獨創(chuàng)性。這些詩學派別得到俄羅斯國內外學者的廣泛探討與評價，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公認，并產生了世界性影響，促進了國外文論、詩學派別的變革與發(fā)展。如社會學派對于日本，特別是對于中國文藝學的統(tǒng)治性影響長達60年之久，其余緒猶存。經過批判與反思，今天又充滿了生機。又如形式主義學派的“陌生化”“文學性”，為國際文論界所普遍接受，形成一條由俄羅斯、捷克、西歐傳播而至美國的路線，并在接受與闡釋中又形成多種派別，對語言詩學的建立發(fā)揮了重要影響。又如巴赫金20世紀60年代的再現(xiàn)，其詩學著作的出版及被譯成法語和英語，由于其立論的新穎與獨創(chuàng)性立刻引起了西方學界的震動，對于它們提出的復調小說、對話詩學、歷史詩學、狂歡詩學、對話哲學、超語言學以及小說理論體裁，又是闡釋又是爭論，斷斷續(xù)續(xù)地出現(xiàn)了巴赫金熱，時至今日。其著作不僅促進了法國結構主義的轉向，為詩學研究的多樣性而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同時也牽動了許多有影響的西方學者紛紛撰文，參與討論，促進了西方詩學理論研究的重大更新。巴赫金的著作對我國的文論研究也發(fā)生了有益的影響。其他如結構詩學、歷史詩學與故事詩學，在國際詩學界也都被廣泛地接受與論說。

再次，“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的出版，是中國學者在對俄羅斯詩學流派的個性化研究中，挖掘的六口深井，它們是以單個學派的源流、含義、演變、影響進行了歷史主義的探討與開掘。這使“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顯得建構龐大，表現(xiàn)為一種理論的大敘事，在我國當屬首創(chuàng)。達到這一深度開掘，對于本套叢書的各位作者來說，都受到過著名的老一輩學者如鐘敬文、劉寧與程正民教授的親炙，所以學風端正，功底較為扎實，各具個性。他們的這些成果，有好幾部是博士學位論文，然后在此基礎上再行長期積累俄羅斯國內外的資料，進行磨煉；其中有的專著，就同一派別已出版過好幾種著作，有的從觸及論題到今天的研究成果，前后足有20來年，算得上是用足功夫了。

當然，“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叢書還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對于有關人物材料的新的演變方面，缺少回應，如巴赫金的詩學研究，這主要可能與受到巴赫金全集中譯七卷本的文本影響有關；有的著作，與過去的著作多有重合之處，但從體系方面來說必須如此；一些有影響的人物的學派歸屬，也可商榷，如社會學詩學；也有的著作寫得匆忙，雖然材料較為豐富，但使用較為散漫，難免有失誤之處，等等。另外，如前所說，“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主要研究了俄羅斯國內的詩學派別，對于在國外的俄羅斯學者的豐富的詩學研究，如何處理，也可思考和商榷。

從“20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研究”的出版，我看到了我國俄羅斯詩學研究的水平大有提高，它們對于我國新的文學理論建設，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錢中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