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之下，“復旦通識”組織“學人疫思”系列，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yè)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fā)，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不僅止于復旦的教師，該系列也會向其他高校的教師、學者約稿。本文來自于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北京大學美學和美育研究中心顧春芳教授，原題為《瘟疫中的莎士比亞》。

災難和考驗歷來是文學敘事的重要內(nèi)容和主題。多種形式的災難和考驗，則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經(jīng)常呈現(xiàn)的內(nèi)容。瘟疫是一種特殊而可怕的災難，莎士比亞在多個劇本中都描寫了瘟疫的場面。

《羅密歐和朱麗葉》中有一場關鍵的戲，勞倫斯神父派他的心腹約翰送一封至關重要的信給羅密歐，正是因為這封信沒有如期送到羅密歐的手中，才導致他見到“死去的朱麗葉”（其實是喝藥后深度昏迷）時信以為真而選擇了自殺。約翰回復勞倫斯神父說：

我臨走的時候，因為要找一個同門的師弟作我的同伴，他正在這城里訪問病人，不料給本地巡邏的人看見了，疑心我們走進了一家染著瘟疫的人家，把門封鎖住了，不讓我們出來，所以耽誤了我的曼多亞之行?！覜]有法子把它送出去，現(xiàn)在我又把它帶回來了；因為他們害怕瘟疫傳染，也沒有人愿意把它送還給你。（五幕二場）

這場戲既合理地解釋了那封信為何沒有準時送達，也真實地描述了瘟疫發(fā)生后人人自危的情形。我們從中了解到即便在莎士比亞生活的16世紀，發(fā)生瘟疫的地區(qū)也會采取相應的隔離措施。瘟疫期間，受染的人群被封鎖在房子里，不許出門。為了防止瘟疫的傳染和擴散，疑似感染者將被隔離，很多工作不再有人愿意去做。

在莎士比亞的另一部戲劇《安東尼和克里奧佩特拉》中，當安東尼和奧克泰維婭聯(lián)姻的消息傳到埃及，克里奧佩特拉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她出離憤怒并辱罵信使：

最惡毒的瘟疫染在你身上?。〒羰拐叩沟亍＃阏f什么？滾，（又擊）可惡的狗才！否則我要把你的眼珠放在腳前踢出去；我要拔光你的頭發(fā)；（將使者拉扯毆辱）我要用鋼絲鞭打你，用鹽水煮你，用酸醋慢慢地浸死你。（二幕五場）

在莎士比亞時代，一旦傳染瘟疫就會身患無可救藥的毒瘡和惡病，感染瘟疫就意味著死亡，因此咒罵他人染上瘟疫是最惡毒的詛咒。這樣的毒咒也出現(xiàn)在了莎翁的另一出羅馬劇《科利奧蘭納斯》中，馬歇斯詛咒羅馬人說：

南方的一切瘟疫都降在你們身上，你們這些羅馬的恥辱！愿你們渾身長滿毒瘡惡病，在逆風的一里路之外就會互相傳染，人家只要一聞到你們的氣息就會遠遠退避。你們這些套著人類軀殼的蠢鵝的靈魂！（一幕四場）

此外，在《李爾王》、《特洛伊羅斯和克瑞西達》和《雅典的泰門》等戲劇中也有對瘟疫不同程度的描寫。莎士比亞之所以在他的劇本中多次描寫瘟疫，是因為他經(jīng)驗并見證了一個瘟疫頻發(fā)的危險而又特殊的時代。人類的理性從上帝的信仰中剛剛解放出來，歐洲地理大發(fā)現(xiàn)拉開了海外殖民的大幕，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后迅速崛起，歐洲新教和舊教之間殘酷的沖突，與此同時，還有來自大規(guī)模的黑死病和瘟疫的威脅……這些我們看似遙遠的歷史圖景，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期，卻是日常生活的真實。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出生于1564年,他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長大。1569年，莎士比亞的父親作為這個小鎮(zhèn)的地方長官曾經(jīng)負責過兩個劇團的薪酬，1587年至少有5個劇團在莎士比亞曾經(jīng)就讀過的學校進行過演出。 莎士比亞的童年時期，考文垂是基督圣體節(jié)盛會的重要舉辦地。在沒有天災人禍的日子里，考文垂地區(qū)經(jīng)常舉辦各種慶典活動。1575年離斯特拉特福十二英里的凱尼爾沃斯城堡舉行的皇家慶典活動歷時19天，慶典內(nèi)容包括宮廷化妝舞會及地方戲劇演出，為的是迎接和慶賀伊麗莎白一世的到來。

伊麗莎白時期最可怕的災難，除了宗教沖突，政治迫害，城市暴力，還有大規(guī)模死人的瘟疫。最常見的瘟疫是腺鼠疫，也就是黑死病。早在14世紀英國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黑死病的蔓延，鼠疫由黑鼠身上的跳蚤傳播，多發(fā)生于盛夏。病菌進入人體后侵入淋巴系統(tǒng)，感染的癥狀先是腋下、腹股溝腫大，然后出現(xiàn)化膿潰爛，直至手足變黑。染上腺鼠疫的人先是發(fā)燒高熱，呼吸困難，神志不清，感染者最后死于器官衰竭。

在莎士比亞的一生中，先后遭遇多次重大的瘟疫。彼得·阿克羅伊德在《莎士比亞傳》中提到了1564年，也就是莎士比亞出生那一年的夏天，斯特拉特福鎮(zhèn)大約1/6的人口死于一場大瘟疫，鎮(zhèn)上出生的嬰兒只有三分之一活到了一周歲。當時尚在襁褓中的莎士比亞被母親帶去附近的村子避難，才使他成為瘟疫后的幸存者。

莎士比亞確實是上帝所眷顧的幸運兒。1592年夏天，倫敦爆發(fā)的大規(guī)模黑死病一直延續(xù)到1594年，這次瘟疫導致每十二位居民中就有一位喪生，時年在倫敦謀生的莎士比亞得以再次僥幸逃脫。與同時代的作家一樣，他的一生始終受到瘟疫和死亡的威脅，他的職業(yè)生涯也曾多次受到瘟疫的侵擾，他的許多鄰居、朋友和觀眾在瘟疫中相繼死去，但是他卻從瘟疫中幸存下來并寫出了不朽的戲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當時的倫敦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官方控制瘟疫傳染和傳播的措施相當有限，相較于今天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全球疫情防控機制，當時的瘟疫管控方式非常簡單，張貼大眾文告是其中的一個方法。在特別嚴重的瘟疫發(fā)生之后，政府會印制相關告示，張貼于城市較為顯眼的公共區(qū)域，向市民宣講防疫需要注意的事項。大災之后，政府還會印制以教區(qū)為單位的《死亡名錄》，以統(tǒng)計和公示死亡的人數(shù)。

由于瘟疫的蔓延，1593年2月，倫敦所有公共劇院被迫關閉，直到一年以后才得以重新開放。屋漏偏逢連夜雨，環(huán)球劇院在短暫的開放之后，樞密院下令倫敦五英里距離內(nèi)禁止演戲，莎士比亞和他所在的環(huán)球劇院陷入了困境。

1592～1594年瘟疫時期，因為劇院關閉而失去生活來源的莎士比亞在做什么呢？他靠什么謀生呢？盡管他可以在宮廷貴族的私宅里演一些戲，但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演出是不牢靠的，那點微薄的收入根本無法保證他養(yǎng)家糊口。瘟疫期間的莎士比亞，想要立足倫敦，必需要尋求其他賺錢的方式，一方面贍養(yǎng)在斯特拉特福的家人，另一方面找到其他替代演劇的工作以便支撐自己的寫作。對當時從事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作的人來講，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贊助人。

16世紀末，貴族出資贊助詩人或藝術家成為一種風尚和文化，而尋求到合適的贊助人，對一個有遠大抱負的詩人來說也至關重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藝術家可以擺脫為生計而奔波，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專心致志地從事藝術創(chuàng)作；第二個原因是有威望的贊助人可以迅速抬高藝術家的身價和地位。

眾所周知，莎士比亞一生中最重要的贊助人是南安普頓伯爵（3rd Earl of Southampton，1573～1624）。雖然1592年左右（瘟疫前夕），莎士比亞憑借其才華已經(jīng)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時常有機會出入貴族圈子，得以結交了一些有錢有勢的貴族。但因為南安普頓公爵的祖上和莎士比亞所屬的阿登家族在歷史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二人一見如故。這是一位長相俊美、熱愛文學的雙性戀者，在道區(qū)菲爾特和安普郡都有世襲的封地。伯爵的父親是英國最虔誠的天主教徒，這一點深得莎士比亞的心，因為他本人就出生于天主教的家庭。在新舊教沖突激烈的時代，相同的信仰是互信的基礎。伯爵的母親是蒙太古家族的成員，這個家族的名字后來被莎翁寫進了《羅密歐與朱麗葉》。

《維納斯和阿多尼斯》這首長詩正是獻給南安普頓伯爵的，詩歌發(fā)表的時間為1593年4月，這是已知莎士比亞發(fā)表的第一首詩歌，全詩共1194行。長詩創(chuàng)作之際正是英國發(fā)生瘟疫的時刻，這首長詩的主要素材來自奧維德的《變形記》 ，青年莎士比亞的理想就是要成為奧維德在英國的傳人。莎士比亞之所以創(chuàng)作這首長詩，一方面因為瘟疫期間，他迫切需要贏得贊助人南安普頓伯爵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是想借此表明自己在借鑒和運用古典文學資源方面的才華，絲毫不遜色于馬洛和斯賓塞這些劍橋學子，因為他們曾經(jīng)挖苦莎士比亞是個不懂文法的鄉(xiāng)巴佬。

《維納斯和阿多尼斯》寫成后，莎士比亞給南安普頓伯爵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閣下：

我很冒昧的將這首拙詩獻于閣下，也不管世人將如何斥責我，膽敢選擇您這樣強大的恩主來支持我這樣的一首拙詩。不過，只要您覺得開心，我就自認為得到了極大的榮耀，并誓言要善用所有閑暇時光，為閣下獻上更精美的作品。但如果我的處女作不怎么樣，我很抱歉，讓您這么高貴的人成為他的教父，再也不敢讓您聽到我這個才能淺薄之人寫出如此粗糙的作品，我將此詩致于閣下評判，發(fā)自內(nèi)心的評判，希望他能得到您的祝福，得到世人的欣賞。

尊奉閣下

這部長詩出版之后，其所受歡迎的程度是莎士比亞本人始料未及的。據(jù)說倫敦貴族家庭的女子，幾乎每個人的的案頭都放有一本《維納斯和阿多尼斯》，劍橋的大學生和四大律師學院的學生中也流行傳抄莎翁的詩句。可以說，真正讓莎士比亞一夜成名的就是這部寫于瘟疫期間的長詩。莎翁在世時，《維納斯和阿多尼斯》先后再版9次，比起他其他的作品，同時代的人更為頻繁地引用他的這些詩篇。毫無疑問，他的詩歌和他的戲劇一樣，是對于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最突出的貢獻。

正是依靠這部長詩，莎士比亞的天才得到了南安普頓伯爵的賞識。瘟疫期間，莎士比亞還曾擔任過南安普頓伯爵的私人秘書，《愛德華三世》中有一段發(fā)生在國王和私人秘書之間的喜劇段落，或許就是莎士比亞那段時間真實的生活經(jīng)歷。雖然每日卑躬屈膝、如履薄冰，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但無論如何，能夠在瘟疫肆虐的日子里，在貴族之家謀個好差事，還能在對方的庇佑下發(fā)表如此暢銷的作品，這是當時許多詩人夢寐以求的事。

學者們認為莎士比亞的第二首敘事長詩《魯克麗絲受辱記》 ，也有可能是在這段躲避瘟疫的時間里寫出來的，這首長詩共1855行。詩歌反映的是羅馬歷史上的真實事件，美麗的魯克麗絲是古羅馬將領柯拉廷的妻子，她溫良嫻淑，然而在丈夫率軍出征之后，她遭到羅馬王子塔昆的奸污，后來她向丈夫和父親說明事情的經(jīng)過，要他們?yōu)樽约簣蟪?，然后舉刀自殺。此事激起了羅馬群眾的公憤，由公憤而爆發(fā)的造反推翻了塔昆的統(tǒng)治。

1592～1593年，將近10662人死于這場特大的瘟疫，占倫敦當年所有死亡人數(shù)的三分之二。 然而，就在倫敦瘟疫爆發(fā)期間，莎翁的這兩部敘事長詩——《維納斯與阿多尼斯》和《魯克麗絲受辱記》，令他聲名鵲起，名利雙收。伊麗莎白時期的瘟疫，非但沒有摧毀莎士比亞的詩歌天才，從某種意義上讓他得以暫時遠離環(huán)球劇院的繁雜事務，在南安普頓伯爵的庇護之下，在相對舒適的環(huán)境中，莎士比亞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詩歌創(chuàng)作，并安然度過了瘟疫盛行的恐怖時光。

時代歷史的大變故可以左右戲劇的興衰，但無法左右詩人的才華。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伊麗莎白時期倫敦的公共劇院經(jīng)受了接二連三的重創(chuàng)，對于戲劇行業(yè)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響。就是在今天，大的疫情依然會對包括娛樂業(yè)在內(nèi)的許多行業(yè)造成致命的打擊，使這些行業(yè)在短時間內(nèi)難以恢復元氣。1592年12月到1593年，倫敦因為瘟疫關閉公共劇院；1594年短暫的開放之后，到了這一年的4月和5月中又因為新的疫情而關閉。這樣反反復復的折騰，導致疫情期間有的演員改行，大批劇團解散，最終幸存下來的劇團寥寥無幾。

莎士比亞所在的劇團就是這寥寥無幾的幸存者。莎士比亞本人依然堅持在瘟疫肆虐的時期為災后重建劇團做準備，他深知很多劇團將會堅持不下去，而堅持下來的將會是最后的勝利者。就在1594年2月，莎士比亞完成了復仇悲劇《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這是首部出版的莎劇?，F(xiàn)存有1594年或1595年抄寫的劇文一紙，上面有手繪的該劇演出圖，可以幫助我們準確地了解這部戲創(chuàng)作的時間。緊接著他創(chuàng)作了《理查二世》《約翰王》等幾部歷史劇。

瘟疫期間莎士比亞所在的劇團失去了最重要的庇護人達比伯爵。瘟疫過后不久，也就在1594年的5月期間，在亨斯頓男爵的庇護下“宮內(nèi)大臣劇團”成立。莎士比亞也加入了這個重新整合的劇團，他把自己過去寫的劇本全部貢獻出來作為參股的資本。股東共有八位，除莎士比亞之外，其他七位分別是：威廉·坎普（William kemp）、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托馬斯·波普（Thomas Pope）、奧古斯丁·菲利普斯（Augustine phillips）、喬治·布萊恩（George Bryan）、理查德·考利（Richard cowley）和約翰·赫明（John Heminge）。《莎士比亞年譜》顯示，正是從1594年起，莎士比亞開始了和伯比奇的偉大合作。值得一提的是，約翰·赫明這個人對莎士比亞極為重要，他后來成為劇團經(jīng)理，還是1623年莎士比亞全集第一對開本兩位主編之一 ，對于推動莎士比亞戲劇的經(jīng)典化功不可沒。

這一時期，莎士比亞作為劇團的主要演員和編劇，他寫戲兼演戲，《羅密歐與朱麗葉》、《理查二世》、《仲夏夜之夢》相繼首演。這一時期作為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的第一階段的作品，《愛的徒勞》（1594）、《仲夏夜之夢》（1596）、《威尼斯商人》（1596）、《亨利四世》（第1部/1596）、《溫莎的風流娘兒們》（1597）、《亨利四世》（第2部/1598）、《無事生非》（1598）、《亨利五世》（1599）、《裘力斯·凱撒》（1599）、《皆大歡喜》（1599）等重要的劇目陸續(xù)首演，特別是《哈姆雷特》在1600年首演，同一年吉星劇院開放，并與環(huán)球劇院形成競爭格局。然而不幸的是，他唯一的兒子哈姆尼特（Hamnet）沒有逃脫瘟神的手掌，這個孩子因疫病死于1596年。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亂前夕，莎士比亞的劇團在環(huán)球劇院演出了《查理二世》；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也在這一年首演。或許是想給瘟疫過后消極厭世的人們帶去些許歡樂和安慰，莎士比亞在瘟疫之后創(chuàng)作了許多喜劇作品。

然而，好景不長，緊接著1603年英國再次爆發(fā)的大規(guī)模瘟疫，使本來動蕩不安的國家時局變得更加岌岌可危。而此時的伊麗莎白女王已經(jīng)一病不起，她大概沒有想到自己一生推行宗教改革和海外擴張，擊敗西班牙海上無敵艦隊，在有生之年讓英格蘭在歐洲迅速崛起，但是命運會安排她在一個彌漫著死亡和恐懼的時刻悄無聲息地離世。在她的尸體被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路上，世界已更換了主角。

這一年的年初，莎士比亞和他的劇團還曾經(jīng)為彌留之際的女王演出。到了1603年3月24日，女王突然駕崩，終年七十歲。始于亨利·都鐸（亨利七世），前后五代君主歷時共118年的都鐸王朝就此宣告落幕。就在1603年4月28日女王葬禮前后，染上瘟疫的人開始大規(guī)模地死去，來不及下葬的尸體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整座城市散發(fā)著瘟疫的病菌和死尸的臭氣，遍布倫敦的死亡的空氣加重了女王駕崩的悲涼。作為女王指定的王位繼承人詹姆斯一世繼位，但是迎接他的不是萬民歡呼，而是恐怖的瘟疫和痛苦的哀嚎，無論是送葬還是登基，都在瘟疫的籠罩中變得暗淡無光。

1603年當瘟疫達到頂峰時，倫敦官方印制的《死亡名錄》，每周出版，定價一便士，相當于環(huán)球劇院的門票，成千上萬的名字出現(xiàn)在印數(shù)巨大的死亡名錄上。和今天一樣，當時的人一旦知道瘟疫在城市出現(xiàn)，他們所能想到的求生辦法就是出逃，但是出逃造成了更大程度的瘟疫的傳播。貴族們紛紛逃往鄉(xiāng)間的別墅避難，但是對窮人而言在哪里都是一樣的，所以瘟疫中死亡最多的還是窮人。為避免逃出城去的人加劇瘟疫的蔓延，官方緊急頒布隔離幽禁限制行動自由的法令。盡管如此，1603年的瘟疫依然導致城市1/5人口的死亡。

1603年，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繼位后，動身南下接任英格蘭的王位。但是因為躲避瘟疫，新國王一直住在倫敦郊外，不敢進城。他還來不及舉行登基大典，就立即頒布了一道《疫情諭令》，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tài)。學者還發(fā)現(xiàn)了當時留下來的防止瘟疫的一個藥方:

窮者可取約六便士幣許重之蘆薈，與蘋果搗爛同食，富者可服用魯弗斯藥丸，上好藥店均有供應，用此藥前需先放血通腸。

這則《疫情諭令》中提到的“魯弗斯藥丸”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就無從考證了，但是用藥之前還需放血通腸聽起來非常嚇人。諭令中還指導市民如何用迷迭香，杜松子，無花果，榨醬草及肉桂等制作防疫藥劑，類似于今天的防疫手冊和疫情指南。這使我們想起了羅密歐流亡到曼圖亞的時候遇到賣藥人的那一場戲。這些材料使我們從側面了解到，在瘟疫盛行期間的歐洲，民間草藥有大量的供應和需求，普通市民家庭也都會儲備一些防疫的草藥，以備不時之需。

詹姆士一世登基也給倫敦的演劇環(huán)境帶來了改變，1603年5月17日“宮內(nèi)大臣劇團”正式改組為“國王供奉劇團”，同月19日英王制誥頒發(fā)：

朕開恩特許我的仆人勞倫斯·弗萊徹、威廉·莎士比亞、理查德·伯比奇……及其同事們自由地演出喜劇、悲劇、歷史劇、插劇、道德劇、牧歌劇、舞臺劇等等，使他們以前或以后所排演的，為了朕親愛臣民的娛樂，也為了朕樂意時消遣和觀賞。上述各劇，在瘟疫減退后，均得在最佳條件下公開演出，無論在薩里郡他們原用的環(huán)球劇院，還是在任何市政廳、聚會廳或我的國土內(nèi)任何其他城市、大學、村鎮(zhèn)的自治區(qū)內(nèi)的其他方便的地方；朕命令你們不僅允許他們無阻礙地這樣做，而且在他們遭到任何非難時協(xié)助他們，并給予前此類似的禮遇。如為朕之故給予更多優(yōu)惠，朕將注意及之。

這道誥書意味著莎士比亞的劇團為皇室服務并受到皇室的庇護。幾個月后，國王供奉劇團的演員被任命為“王室侍從官”，他們還被授予王室侍從的禮服——紅色的上衣、長筒襪和外套。自此，在許多典禮上，身穿禮服的莎士比亞與其他侍從一起，并行在莊重的覲見隊列中，他們不再是處處謹小慎微、仰人鼻息的草臺班子里的江湖藝人了。詹姆士一世統(tǒng)治的前十年，“環(huán)球劇院”的演員們平均每年被邀請到宮廷演出14次。 單從1605年莎翁本人購買什一稅土地，獲得死后葬在斯特拉特福教堂圣壇的資格這一件事情來看，此時的莎翁已經(jīng)擁有了象征身份的特權。

瘟疫期間，莎士比亞始終沒有放下他的筆，并在疫后迎來了他個人命運的轉機，他不僅寫出了《一報還一報》（1604）、《奧賽羅》（1604）、《終成眷屬》（1605）、《李爾王》（1605）、《麥克白》（1606）等大量賣座的劇本，而且每年有了相當可觀的收入。有資料證明1607年夏天，莎翁回到家鄉(xiāng)參加了大女兒蘇珊娜·莎士比亞的婚禮，他為女兒準備的嫁妝是127英畝的土地。

然而，在倫敦瘟疫盛行期間，遠沒有莎士比亞那么幸運的其他藝人，以及為數(shù)眾多的劇團怎么生存呢？為了了解瘟疫對于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劇團的影響，我們有必要進一步了解當時的倫敦。

伊麗莎白時期的倫敦由兩個城區(qū)構成的：倫敦東部地區(qū)（同今天一樣，倫敦東區(qū)是當時的商業(yè)中心）以及西邊的威斯敏斯特（英國皇家法庭和政府辦公所在地）。東西城區(qū)之間是斯特蘭德大街，這里遍布上流貴族的豪宅，沿斜坡而下就到了泰晤士河岸邊，貴族們在此都建有私人碼頭。遠處是依稀可見圣保羅大教堂，東邊是遍布商店的齊普賽街，還有莎翁劇本中那些遍布城市的小酒館。環(huán)球劇院和其他公共劇院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乘坐渡船往來兩岸是市民習以為常的渡河方式，另一種過河的方式就是走倫敦橋，這座橋常年車水馬龍，總是擠滿了馬車、推車、騎士和運往市場的成群家畜。

上圖：倫敦全景，由克萊斯·范·維斯切畫于1616年。左為老圣保羅教堂，右為倫敦橋，還有豎在南門樓塔樁上的頭顱。下圖：莎士比亞時代倫敦泰晤士河沿岸的主要劇院分布。

倫敦的人口持續(xù)增長，從16世紀中葉的12萬人增長到16世紀末的20萬人，到1640年翻了一倍激增到40萬人；但根據(jù)1588年的城市記錄，整個倫敦（包括威斯敏斯特和南華克區(qū)）只有三英里長、兩英里寬。 大約7000人都是居住在倫敦的外國人，他們把異國風情、裝束和口音帶入了城市大街小巷。 扒手和小偷利用人群和混亂見縫插針，嚴重傷殘和畸形的乞丐也不計其數(shù)。本·瓊森的諷刺詩《著名航行記》中描寫了兩個男人把乘船沿著弗利特露天水溝作為一個賭注。他們所到之處，不僅遭遇“莫名的揮之不去的臭味”和“成堆的糞便”；還有“餡餅店的垃圾”“水槽漂滿了油脂，和死豬的皮毛，還有動物的頭、殘肢、內(nèi)臟和狗的腐皮?！?正是這樣的人口密度和糟糕的城市公共衛(wèi)生，才會導致各種疾病泛濫，特別是瘟疫肆虐。

為了在瘟疫期間生存下去，大部分劇團遷往外省，從固定場所的演出轉為旅行演出，莎士比亞所在的劇團也時常去外省巡演?；蛟S在旅行演出期間，最受歡迎的劇目還是《羅密歐與朱麗葉》這樣的戲?？梢韵胂?，在1603年的大瘟疫情境下，當觀眾聽到茂丘西奧臨死前的那句詛咒，“你們這兩戶遭瘟的人家”之后一定會生出比以往更加真切的感受。眾所周知，大瘟疫期間常常發(fā)生的人間悲劇是全家人都病死在屋里，直到瘟疫過去后才被發(fā)現(xiàn)，而他們的尸首早已腐爛得面目全非了。鼠疫消除了等級、貧富和性別的差異，它貪婪地吞噬了成千上萬的丈夫、妻子和孩子，他們無差別地被送進挖好的公共墓穴，就好像睡在同一張床上。

死亡之舞是中世紀晚期文化中常見的一種意象，表演者將死亡具像化為一具骷髏，在活人中令人作嘔地移動。這是中世紀經(jīng)歷過瘟疫的人們的真實體驗，瘟疫和死亡讓人特別容易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心生命若蜉蝣的幻滅感和凄涼感。劇院被強制關閉，官方通告禁止“觀眾聚集在一起”，因為這樣特別容易導致“瘟疫的大規(guī)模感染或其他傳染性疾病的流行”。沒有觀眾，劇團就難以為繼。倫敦歷史上劇院關閉最長的時間分別是：1581—1582年、1592—1593年、1603—1604年、1608—1609年、1625年、1630年、1636—1637年、1640年和1641年，劇院關閉對劇團的影響是毀滅性的。

莎士比亞并沒有參加1605年國王供奉劇團的外出巡回演出，繼1604年《奧賽羅》之后，莎士比亞投入了《李爾王》的寫作，這個劇本至遲完成于1606年初?；蛟S就是瘟疫的直接語境，莎翁讓李爾對女兒里根和她的丈夫康沃爾的責罵中用到了“復仇（Vengeance）、瘟疫（plague）、死亡（death）、混亂（confusion）”的詞匯，并斥責她是“一個藏在我腐敗的血液里的瘟疫的癰瘡（a plague-sore or embossed carbuncle）”。關于劇本創(chuàng)作的確切時間，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有些學者根據(jù)葛羅斯特在一幕二場的臺詞“最近這些日蝕和月蝕不是好兆”，以及1605年九、十月間曾發(fā)生過的日蝕、月蝕現(xiàn)象，推測《李爾王》的創(chuàng)作約在1605年底前后。

自此，莎士比亞進入了他一生最成熟的創(chuàng)作期。

1606年倫敦再次爆發(fā)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并再次導致民間劇院的關停。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英國愛丁堡國際藝術節(jié)、德國拜羅伊特音樂節(jié)紛紛宣布取消。由于1606年的瘟疫發(fā)生在七月，正是劇團一年中最活躍的時期，瘟疫所導致的死亡人數(shù)驟然攀升，恐怖的氣氛蔓延了整個倫敦，人們因為害怕而閉門不出，公共劇院的觀眾寥寥無幾，莎士比亞所在的環(huán)球劇院再次被迫關閉。公共劇院的情況如此，私人劇院也是如此。由于管控整個城市娛樂業(yè)的樞密院在1618年發(fā)生了一次火災，那些能夠幫助我們了解1606年左右的瘟疫檔案也就無處可尋了。

16世紀的倫敦街道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在莎士比亞時代，或許前一刻還在劇院里淡定的看舞臺上的劍客比劍，后一刻自己就卷進危險的斗毆了。對于常年生活在劇團的人而言，目擊死亡是家常便飯。莎士比亞同時期最重要的劇作家馬洛 就死于瘟疫期間的一次斗毆，1593年，僅僅距離《帖木爾大帝》首演獲得巨大成功的六年后，這位被譽為天才的詩人在德特福德的一家小酒館被刺死。這是一起很著名的流血事件，不僅因為慘案發(fā)生時馬洛只有29歲，還因為馬洛當時已是文學界獨領風騷的人物了。F.L. 盧卡斯（F.L. Lucas）曾就《瑪爾菲公爵夫人》一劇中“死者的手”給予過評論，他認為這是: “夸張的小題大做。這個場面可能會在19世紀的觀眾頭腦中引發(fā)虛假的騷動，但如果太多的人曾在法國戰(zhàn)場的黑暗中被不久前倒下的尸體絆倒過，對那些虛假的恐怖就不可能產(chǎn)生深刻的印象” 。

雖然，倫敦市民早就習慣了通往南華克區(qū)的塔樁上，那些插在木樁上的被砍下的叛國者的頭顱；習慣了被切割成四塊的尸體被血淋淋地懸掛在城門之上；習慣了泰伯恩刑場（tyburn）上那些開膛剖腹、灼燒心臟、肢解砍頭的殘酷死刑所帶來的恐懼。然而，這種無處不在、司空見慣的城市暴力和刑罰，根本無法和瘟疫所制造的恐怖相提并論。

在瘟疫盛行的時候，由于數(shù)量龐大的尸體根本來不及處理，加之天氣的關系，造成城市空氣的進一步惡化。由于市民普遍害怕接觸那些受到感染的尸體，城市公共服務不象今天這樣發(fā)達，因此來不及運走的尸體就丟棄在道路兩旁，啃食了尸體的老鼠又造成了更大范圍的傳播。瘟疫造成人口急劇下降，瘟疫之后的倫敦元氣大傷，無數(shù)的人流離失所，城市一片狼藉。

經(jīng)歷過瘟疫和死亡考驗的莎士比亞對世界和人生的本質(zhì)自然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悟，他在《暴風雨》（1611）中，借普洛斯帕羅的話說：

我們的狂歡已經(jīng)結束了。我們的這這些演員們，

我曾經(jīng)告訴過你，原是一群精靈；

都已化成淡煙而消散了。

如同這段幻景的虛妄的構成一樣，

入云的樓閣、瑰偉的宮殿、

莊嚴的廟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將同樣消散，

就像這一場幻景，連一點煙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我們都是夢中的人物，

我們的一生是在酣睡之中。

舞臺上的角色和場景如海市蜃樓，轉瞬即逝，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瘟疫消除了社會、等級、性別、貴賤和個人之間的差異。在莎翁的這段臺詞中，“全世界是一個舞臺”的深意，比我們從前所意識到的或許更為復雜——偉大的詩人提煉出了“世界”這個“舞臺”所寓含的真相，那就是“無?！?。

莎士比亞總是享受著光與影，陶醉于丑與美、崇高與卑下、豐富與貧乏、渺小與壯麗，他以同樣愉悅的心情創(chuàng)造伊阿古和伊摩琴。無論是在悲劇黑暗恐怖的意象里，還是在喜劇曼妙夢幻的意象里，我們看到了他所創(chuàng)作的英國歷史劇對于羅馬戲劇的發(fā)展，看到了他對英格蘭和英國國家身份的探索，看到了他對邊緣式的“他者”（比如猶太人夏洛克和摩爾人奧賽羅）的興趣，看到了他所創(chuàng)造的復雜的女性形象……在他那偉大的作品里，關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貫穿始終。

莎劇彰顯了人面對死亡的態(tài)度——不是否定死亡，而是賦予它特殊的意義并從中獲得智慧。在悲劇中，那些注定要被命運毀滅的人物，不會隨隨便便離開這個世界。相反，他們富有特殊的使命，他們總是通過富有哲理的語言，讓人類高貴和理性的精神得到嚴肅和充分地傳達，就像哈姆雷特那樣。只有完成了這樣的使命，他們才會以莊重的方式離開舞臺。

偉大的藝術是偉大的作家賜予世人的精神疫苗。

在病毒和瘟疫威脅人類的時候，莎士比亞寫就了最輝煌的詩篇。莎士比亞以理性的目光注視人生的無常和存在的真相時，肯定了埋藏在其背后的關于愛、自由、完滿的人性訴求，那些來自美的理想王國的道德律令，以及超越宗教的神圣的內(nèi)心之光，都讓我們感到瘟疫止步于詩人的詩作。對沉浸于藝術的莎士比亞來說，瘟疫幾乎不存在。他通過創(chuàng)造一個充滿光明和詩意的世界揭示了何以在群星閃耀的文藝復興時代，莎士比亞如此不同凡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