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孔乙己》:悲劇的豐富性
原標題:論《孔乙己》悲劇的豐富性——紀念《孔乙己》發(fā)表100周年
魯迅小說《孔乙己》寫于1919年4月,原載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初收入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版“文藝叢書”之一的魯迅自編小說集《吶喊》中,這樣算起來,距今已經(jīng)整整100年了。《孔乙己》寫的是一個古老的題材,里面包含的文化內(nèi)容非常豐富,可惜我們多年來因為人們的解讀過于政治化、概念化,沒有好好地拿孔乙己也當個活生生的人來研究,至今存在著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值得我們重新探討一下。
在以往的理解中,普遍的思路是:一、將孔乙己當成一個現(xiàn)實存在的人物進行簡單的政治鑒定、思想鑒定,他的優(yōu)點是什么,缺點是什么。而依據(jù)的就是書中作者行文中出現(xiàn)的思想資料、生活資料,沒有想過魯迅所寫的形象的豐富內(nèi)涵;二、我們沒有更多地了解魯迅通過人物想表達怎樣的社會現(xiàn)實與文化內(nèi)涵;三、在中學教材參考資料中說;孔乙己是魯迅同情的對象,因為他是“一個被社會涼薄的苦人”。這顯然是引用了評論者孫伏園的一句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薄皩τ诳嗳说耐?,對于社會的不滿,作者本蘊蓄著極豐富的情感。不滿,往往刻畫得易近于譴責;同情,又往往描寫得易流于推崇。”[1]這些話到底是什么意思?為什么這樣說呢?
總而言之,一般是這樣解釋:對于孔乙己,魯迅是非常同情他的,因而,作者在文中描述了酒店里世人對于孔乙己的冷漠,批判了封建社會的世態(tài)炎涼、冷漠麻木。然而,對于孔乙己的迂腐,對于他以讀書人自居而自甘墮落的形象,魯迅又給予了無情的批判。如“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話語雖平淡,卻透露出孔乙己深受科舉制度毒害的病態(tài)心理,令人深思。
這樣的分析就叫作一分為二,既說孔乙己的可憐之處,也說他的可惡;既說魯迅同情他,又說魯迅無情地批判他。才說民“同情”,又說是“無情”,簡直對不上茬。我們天天看到的評論就是這樣理解文學作品。我想,我們讀書人研究孔乙己有一種先天的警惕性,怕被別人說成自己也是個孔乙己。
一、流言生成的孔乙己形象
為了弄清問題,我們先從一個最一般的形象說起。概括起來說:作品中沒有寫他有親人,既無父母、兄弟,也無妻室,更不用說兒女。他是一個無家無業(yè)的孤獨者,讀了半輩子書,因為沒有進學,變得精神有些異樣??滓壹阂簧顏G人的事是有“進學”連個秀才也不是,明清科舉制度有規(guī)定,童生經(jīng)過縣考初試、府考復試,再參加由學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成功的列名為府、縣學籍,叫進學,也就成了秀才。他是連個秀才算不上,更何談舉人。讀了多年的書,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也就是不會種田和勞動?!坝谑怯^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吃懶做。”不會營生,“好吃懶做”,就是不能像下等人一樣靠勞動生活,不但不會、也不肯放下讀書人的架子,變成普通勞動者,當然日子就會越過越窮。替別人抄書,“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庇谑撬懊獠涣伺既蛔鲂┩蹈`的事”。甚至偷到了丁舉人家里,于是被吊打,以致被打折了腿。到酒店來也只能以手代腳走路,再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是他就死了。
以上諸條,我們通常說,這是孔乙己的人生缺點??墒俏覀儧]有注意到,這些污損孔乙己的傳聞是小伙計“聽人家背地里談論”的材料。作品中的第一人稱“我”是魯迅安到酒店的一雙眼睛,也并不是作者魯迅自己的身份。因此,常識告訴我們,這算不上是魯迅認可的真實客觀的敘述材料。甚至偷東西、被打折腿是不是事實,也沒有得到確鑿證明??滓壹鹤约河修q白說是“跌斷”,并且反駁對方是“憑空污人清白”的,誰會相信?既不相信他的辨白,也不承認他有什么清白。只愿意接受流言中的八卦信息。為什么?
在中國鄉(xiāng)間,不論什么人發(fā)表自己的言論,都是有話語權(quán)的。所謂沒有“話語權(quán)”,不是不讓你說話,是你說什么話也沒有人相信。魯迅在《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中就說過父親對于兒子是有話語權(quán)的:“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quán)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盵2]魯迅在《通信·復未名》中也說過“我們的鄉(xiāng)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么?他田地就有二百畝!’”[3]因此,必須分清“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度撐娜讼噍p》中說:“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但天下的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除了是非之外,還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這當口,我們的好惡,便有些為難了?!盵4]魯迅在《集外集拾遺補編·通信(復魏猛克)》中很生動地說明了對錯與是非的客觀性跟說話者沒什么關系:
假如我們設立一個“肚子餓了怎么辦”的題目,拖出古人來質(zhì)問罷,倘說“肚子餓了應該爭食吃”,則即使這人是秦檜,我贊成他,倘說“應該打嘴巴”,那就是岳飛,也必須反對。如果諸葛亮出來說明,道是“吃食不過要發(fā)生溫熱,現(xiàn)在打起嘴巴來,因為摩擦,也有溫熱發(fā)生,所以等于吃飯”,則我們必須撕掉他假科學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計算的。[5]
鐵的現(xiàn)實的問題是,一個人沒有社會地位,又不會生計,你說的話是沒人相信的。有閑人制造流言、編他一點八卦故事貶損他,丑化他,那是常事,我們怎么能夠認為全是真事呢?所以關于孔乙己那些傳言,怎么能夠認為是真的呢?我們讀魯迅作品不太注意作者的暗中交代:“聽人談論”,其實就是對上面道聽途說、街談巷議傳說材料的限制性提醒,并不太多的幾個傳說就是對于一個落拓的讀書人的瞧不起,是任意編造故事來取笑他。魯迅故意寫出魯鎮(zhèn)的人情悲涼,都是異口同聲地貶損孔乙己,都在口耳相傳地散布流言;魯鎮(zhèn)的人聽信流言有個規(guī)律:喜歡拿孔乙己當作笑料,卻沒有一個人相信孔乙己的話。這種輿論的霸道形成了一種文化特點。既“窮”且“困”,一切的話語權(quán)都被剝奪了。比如,誰能夠證明他的確是偷了何家的東西?誰見到他確實是“被吊著打”“寫服辨”了?怎么就沒有一個人置疑孔乙己的腿是不是被打傷的呢?為什么未經(jīng)調(diào)查就都不同意孔乙己是自己跌倒摔傷的?有哪一個人會關心地進一步問一下,怎么跌傷的、骨折的傷在何處、要不要治療、有沒有錢治???這種“涼薄”不是很過分嗎?
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最會寫細節(jié)的小說家魯迅,即使是寫了人們的流言做成了孔乙己的“小偷”身份,卻沒有說出來他到底偷的是什么?是錢,還是物?難道偷的是書嗎?給人抄書,把書拿到家里抄,那算偷書嗎?這不是很明顯的交代:偷書、被打折腿,純屬流言的臆造。這是在說明什么?
魯迅在自己的小說中多次寫到這種無稽之談。比如《故鄉(xiāng)》中,家鄉(xiāng)的人都認為昔日的迅哥發(fā)財了、闊了、“放了道臺,出門便是八抬大轎”,那也是流言;也就像《風波》中人們流傳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閨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一樣是流言;也同《孤獨者》中,只是一個留過學的人,就被家鄉(xiāng)寒石山的人們當作談資,視他為“異類”,猜他是“吃教洋的”“新黨”,“妒羨”他“掙了許多錢”,對他,“還有許多零碎的話柄”,也無非是流言。凡此捉種種,有多少是真實可信的呢?
我們試想:用流言制造出來的孔乙己形象是真實的嗎?為什么大家對孔乙己的話一句都不相信呢?為什么大家只相信他會做壞事,不相信他會做好事呢?
《伊索寓言》里早就說過:“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舌頭,最壞的東西還是舌頭。”這讓我們想起來,蘇格拉底對于別人傳給他的話,是不會立刻相信的。他讓說話的人先過三個篩子再說:第一個叫真實,第二個叫審查和善意,第三個叫重要性。如果沒弄清是不是真實,也沒經(jīng)過審查,事情也沒那么重要,那就不必說了。
在中國,早就有人反對道聽途說,《論語·陽貨》中,孔子說:“道聽而涂說,德之棄也。”在中國,人們習慣聽信流言:“見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只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么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被學生反對,專一運用這種策略的時候不待言,雖在平時,也不免如此?!盵6]魯迅在《瑣記》中說自己也受過流言的害:“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jīng)偷了家里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xiàn)在,只要有地方發(fā)表,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貍尾巴來,但那時太年青,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7]流言未必是事實,卻讓人覺得是應該有、可以有,也是“未必有”、“莫須有”的傳說。魯迅甚至說“流言”“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圣”,是“狗屁”,“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蔽覀?nèi)绻眠@些文字當作對孔乙己的定案性的依據(jù),那就大錯特錯了。
信疑為真的事情,古已有之,杯弓蛇影、燭影斧聲,早有歷史,至于莫須有的事情為什么會被別人信以為真,其中也有原因。宋玉《風賦》李善注引《莊子》:“空閱來風,桐乳致巢。”(佚文)據(jù)晉代司馬彪注:“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边@里的意思是說:既然有流言發(fā)生,一定是本有可乘之隙的緣故。孔乙己的社會地位低下、窮困、落拓、滿嘴之乎者也、行為不合群,都是別人編造流言的空隙。
再有,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作品發(fā)表時篇末有作者的附記:“這一篇很拙的小說,還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時的意思,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請讀者看看,并沒有別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發(fā)表,卻已在這時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說盛行人身攻擊的時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以為小說是一種潑穢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誰。這實在是一件極可嘆可憐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免得發(fā)生猜度,害了讀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記。”[8]
這是說,小說只是“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并沒有別的深意”,是一種見慣不驚的普通生活。周作人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說到人物形象:“他是一個破落大戶人家的子弟和窮讀書人的代表,勞動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寫出了這一群人的末路?!盵9]孔乙己是從生活中來的,紹興故鄉(xiāng)的確有過這樣一個窮讀書人,人們叫他“孟夫子”。作者并不想用小說進行人身攻擊,我理解,既不是對現(xiàn)實中的什么人進行影射,也并不是故意“糟?!比说闹S刺。因為作者的這個交代,引起了孫伏園的話,稱這篇小說是“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二弟周作人的說法也是個旁證。
與負面的材料相反的是,孔乙己有很多可以肯定的優(yōu)點:第一、在酒店喝酒,從來“不拖欠”酒錢,這應該是對賣家的一種尊重,即使“間或沒有現(xiàn)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這也是一種誠信。第二、對人熱情,請孩子們吃茴香豆、給小伙計講“國學知識”,不管你有用沒用,確定“回字有四種寫法”是真的,并且告訴他“將來做掌柜的時候,寫賬要用”,也是一種親切和熱情。他有童叟無欺的真學問,那可是真正的國學。魯迅自己這點學問也還是從章太炎先生那里學來的呢。第三、他畢竟是一個讀書人,從來沒有顯出自己的失魂落魄。他深信“君子固窮”的說教,這句話見于《論語·衛(wèi)靈公》:“君子固窮”:語見《論語?衛(wèi)靈公》,這是記錄,孔子帶著上自己的學生周游,相當于上教育改革的實踐課,“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固窮”就是既然是君子,就要“固守其窮”,不以窮困而改便操守。他不向任何人乞討索要,也不要求別人求助,也不會向酒店的人要求對他關照。特別是寫他即使是“站著喝酒”,也還是“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這在上等人就叫“風度”,而在孔乙己,卻被說成是書生的窮酸氣。我們總會覺得他是在固守著一點清高與尊嚴。討厭這種清高與尊嚴,那就成了酸氣,朱自清先生寫過一篇短文《書生的酸氣》:
讀書人又稱書生。這固然是個可以驕傲的名字,如說“一介書生”,“書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為清高,和現(xiàn)實脫了節(jié),所以書生也是嘲諷的對象。人們常說“書呆子”“迂夫子”“腐儒”“學究”等,都是嘲諷書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繞大彎兒,“腐”是頑固守舊,“學究”是指一孔之見。總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書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讀死書或死讀書,所以在現(xiàn)實生活里老是吃虧、誤事、鬧笑話??傊?,書生的被嘲笑是在他們對于書的過分的執(zhí)著上;過分的執(zhí)著書,書就成了話柄了。[10]
同樣的一種現(xiàn)象,人們的評價會有截然不同。比如,1903年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剪了辮子、穿了西服,那就是讀書人的高貴身份的象征。還為此寫了《自題小像》:“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但是回國以后,無論是上課、見客、講演、參加社交活動,也都是穿長衫。為什么在魯迅本人就不可笑呢?畢竟他是留過洋的人,已經(jīng)不是下等人了。這回卻是他不能穿西服,穿西服也會被稱為“假洋鬼子”。
總而言之,我們研究孔乙己不應該給人物作鑒定,不是對他的靈魂價值進行社會學的評估,作者的創(chuàng)作不是如此,讀者的任務也不應該如此。而是讓我們深思:歷史遺傳下來的中國人性出了什么問題,中國幾千年的育人模式出了什么問題,有志之士最應該想一想,不但應該救救孩子們,也應該救救中國人。因為中國的封建時代的儒家教育教給人的是“學而優(yōu)則仕”,沒有教給人自立、自強,做一個有知識、有理想、有個性的人。孔乙己的全部失落,似乎是自己沒出息,沒有成功地爬上上等人的位置,終于變成了一個笑料。其實作品要問的是下一個問題:考上舉人就不是悲劇嗎?丁舉人就是成功者嗎?于是我們在孔乙己喝酒的那個酒店內(nèi)外放眼一看,沒有一個成功者,沒有一個人是理想的人性。丁舉人的霸道兇狠,孔乙己的失魂落魄,酒店掌柜的坑蒙拐騙(向酒里摻水),小伙計的庸俗世故,短衣幫的醉生夢死。這不是人間社會,而是千姿百態(tài)的行尸走獸。用龔自珍話說,全是“人草藳”:“陶師師媧皇,摶土戲為人?;騽t頭帖帖,或者頭頵頵。丹黃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因念造物者,豈無屬稿辰?茲大偽未具,媧也知艱辛。磅礴匠心半,斕斑土花春。劇場不見收,我固憐其真。謚曰人草稿,禮之用上賓?!保ā度瞬菟洝罚┲袊娜瞬⒉簧?,可惜都是“人草藳”,就是沒有生命的稻草人。我們需要的是文化的改革與進步,不但科學制度和官僚體制和經(jīng)濟模式。魯迅寫一個小人物,卻讓我們思考大問題。這才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的視角。
讓我們再說說孔乙己“竊書”的舊案,再說“可笑”的原因。
二、孔乙己的“竊書不能算偷”
“竊書”算不算偷,好像根本就不是個問題。似乎是讓孔乙己給弄復雜了。
語言是人類發(fā)明的記事表義的符號,漢語的詞語同其他若干語言文字一樣,詞語的含義是通過使用者的默契而生成的。對詞語“竊”與“偷”的含義,不同的人理解是不一樣的。《孔乙己》中魯迅非常有趣地讓孔乙己交代了一句讓人“似懂非懂”的話,“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這是什么意思呢?
話里涉及到了“讀書人的事”,其實是想對別人聽不懂的“竊書”、“偷書”概念起先申辯。一來說清自己沒有偷過書,二來說明在學術(shù)范圍里到底什么叫“竊書”,什么叫“偷書”??墒牵自捳f“人微言輕”,在晚清、民國、乃至今天的社會語境里,人們誰也不會把孔乙己當成一個學問家,所以就沒興趣考慮他說得話對不對、有沒有道理。只將他看成一個無賴,認定了他是癡迷于讀書就將別人的書據(jù)為己有;毫無疑問,這種行為是一種公然的偷竊?,F(xiàn)代的某些讀書人也曾有對公家的書撕毀、剪切的事,甚至發(fā)展為偷竊書店、圖書館的書。當被發(fā)現(xiàn)時,有人還以當代孔乙己自命,說“竊書不能算偷?!边@是卑劣的行為。以不正當?shù)氖侄稳〉貌粦撚械奈锲罚斎欢际欠梢饬x上的偷竊罪??滓壹阂簿炔涣怂麄?。所以也不應該拿孔乙己做擋箭牌。
而孔乙己偏偏是個老實呆氣的讀書人,其實他是要說,“竊書”與“偷書”在古文中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不同意義。竊書或者偷書,都是“讀書人的事”,也就是說屬于“讀書人研究學問的事”,不是民間那種鼠竊狗偷的“偷”和“竊”行為。
準確地說:在讀書人那里,“竊書”指的是欺世盜名,是將自己寫的書盜用他人的名印出。而偷書,則指寫詩作文的襲用他人的文句。
顧炎武曾經(jīng)作過研究和考證,中國古代自己作書而托名古人的“竊書”事是很多的,這種人被稱為“鈍賊”?!度罩洝肪硎擞小案`書”條云:“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wèi)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标P于《世說新語》一書中,也記有才學不好品德卻低劣的郭象竊取向秀之書據(jù)為己有的事:“初注《莊子》者數(shù)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余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后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翊说斜⌒卸鵁o雋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再有《舊唐書》里說:“(姚)珽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后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為己說;珽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fā)明舊義,行于代?!蔽覀冏x明宏治以后經(jīng)解之書,可見“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者也?!?/p>
《南史?徐廣傳》也記何法盛公然向郗紹索要書稿不成,而真的竊取了書稿出版印行,直到現(xiàn)在:“徐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余條,行于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shù)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nèi)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盵11]
這里說的是徐廣曾寫過《晉記》四十二卷,因徐廣的《晉記》而記錄了郗紹書稿被何法盛盜竊事。何法盛自己不能著述卻想以著述“流聲于后”,見到郗紹所著《晉中興書》,便“有意圖之”,便厚著臉皮向郗討要,郗不答應。于是何便乘郗不在家時,將書稿偷到手里。而郗紹的書未留底稿,世間“遂傳何書”。何法盛似乎擁有該書的“署名權(quán)”,但史書卻記下了他“竊書”的事,所以我們知道署名何法盛的《晉中興書》,其實原為郗紹所著。何氏“竊書”之名,流傳于后世,為人所不恥。我們?nèi)缃癯R姷膾烀斨骶?、以?quán)或錢換取書稿,以及將自己的名字署于別人的文章之類,也都屬“竊”,甚至是“搶”,不知有沒有知情人收集此類的丑事,記入《世說新語的》續(xù)編之卷了。
近人錢鐘書《管錐編》“論竊他人之書”條也錄有:宗炳《寄雷次宗書》:“昔與足下,共于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稱‘雷氏’乎?”這是“譏雷勦竊襲慧遠講喪服經(jīng)義而自著書也?!盵12]
仲長統(tǒng)《昌言》下稱“竊書”是學人“三奸”之一:“天下學士有三奸焉:實不知,佯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全后漢文》卷八九)。錢鐘書《管錐編》論“立藝為名”引章學誠《文史通義》解釋:“至章氏而彈究殊相,奸之有‘三’,遂自實數(shù)可稽進而為虛數(shù)不可執(zhí)矣?!睂⒃捳f得明白點,“章氏于并時勝流指名而斥者,戴震、袁枚、汪中三人也;《儒林外史》金和《跋》謂匡超人即影射汪中。竊謂《文史通義》中《書朱、陸篇后》、《黠陋》、《所見》、《橫通》、《詩話》?!蹲x<史通>》諸篇于學人文士之欺世飾偽、沽名養(yǎng)望、脫空為幻諸方便解數(shù),條分件系,燭幽抉隱,不啻鑄鼎以像,燃犀以照?!度辶滞馐贰匪鶎戅竟珜O、匡超人、牛浦郎等伎倆,相形尚是粗作淺嘗。諸篇言外即謂成名非關藝與學,而頗類嚴羽論詩所云‘有別才’也?!薄皠e才”之說,是錢鐘書語涉嘲諷。因為嚴羽《滄浪詩話》中曾經(jīng)主張:“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及其至。”[13]那么是不是“別才”是不是也包括“竊書”之才呢?
郭象的“竊書”舊案,一直到清代仍然有人不斷地說起。如陸以《冷廬雜識》記載:“竊人之書:竊人之書為已有,自昔已然。如虞預之竊王隱,郭象之竊向秀,法盛之竊褚生,齊邱之竊譚子是也。元、明以來,如吳澄《三禮考注》,晏璧曾有之;倪士毅《四書輯釋》,胡廣等襲之;唐汝詢《詩史》,顧正誼據(jù)之;張自烈《正字通》,廖文英攘之;張岱《石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本末》)。近代王尚書《明史稿》,實萬季野所繕也;傅觀察《行水金鑒》,實鄭芷畦所撰也;王履泰《畿輔安瀾》,實戴東原所著也。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以上這12個例證充分說明“竊人之書為已有,自昔已然”的可悲現(xiàn)象。
清人趙翼《陔馀叢考》也指斥了這種現(xiàn)象:“顧寧人謂:昔人著述,往往自藏其名,而托之于古人,如張霸《百二尚書》之類。今人則好竊人詩文,以為己作,此誠風尚之愈變愈下也。(《梁溪漫志》云:世所傳《地里指掌圖》,極精博,自足以傳,乃托之東坡。則宋人著書尚有托于他人者。)”他甚至說:“按《史記》多采《尚書》、《孟子》、《左傳》、《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等書,或全用其文,或摘敘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前皆取《史記》而刪節(jié)之。又《史記·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班書《陳勝、項籍傳贊》亦全用《過秦論》及史遷《項羽贊》。此則書各專行,不嫌引用,并非掩其美為己有也?!?/p>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竊書不是指“竊”實物,不是直接把屬于別人的書居為己有。而是“自藏其名,而托之于古人”,是欺世盜名之舉。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事情出現(xiàn)呢,只因為自己的名氣沒有那么大,又好名心切,印書時就盜用古代名人的姓名。是為了作品的流行或者能夠出賣個好價錢。
下面我們再說什么是“偷書”,簡單說就是將別人作品中的句子偷來居為己有。南宋魏慶之總結(jié)出來三偷:偷語、偷意、偷勢,與“竊書三奸”正好相配?!对娙擞裥肌肪砦逵薪忉專骸霸娪腥担和嫡Z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約‘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各無朕跡,蓋詩人偷狐白裘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是也。”提倡偷勢,似出五代前后的詩格書?!?/p>
明末清初賀裳在《載酒堂詩話》中也講到詩人的“三偷”,例證多多:
如:謝惠連《搗衣》詩曰:“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敝翉埣栋桌偢琛穭t曰:“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說《寄邊衣》則曰:“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彪m語益加妍,意實原本于謝,正子瞻所云:“鹿入公庖,饌之百方,究其所以美處,總無加于煮食時”也。然庖饌變換得宜,實亦可口。又如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绷詈t曰:“綺席春眠覺,紗窗曉望迷。朦朧殘夢里,猶自在遼西?!睆堉偎馗唬骸把U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或反語以見奇,或循蹊而別悟,若盡如此,何病于偷。
以上的情況,其實后來就不算偷了,如果這些都算偷,那宋人寫詩有多少襲用唐人的詩句,就不勝枚舉了。所以,即使是《詩人玉屑》一書也對“偷法”有所原諒,稱“偷法一事,名家不免?!比鐒舻谩吧絿蕠茉庠?,潮打空城寂寞回?;此畺|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杜牧之“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韋端己“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薄叭婋m各詠一事,意調(diào)實則相同。愚意偷法一事,誠不能不犯,但當為韓信之背水,不則為虞詡之增灶,慎毋為邵青之火??啥?。若霍去病不知學古兵法,究亦非是?!?/p>
唐人就不偷嗎,《國史補》里早就說了:“唐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yè),山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人以為《含英集》中詩也?!镲w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李嘉佑詩也?!蓖蹙S寫詩“偷句”,可以算引用別人的東西,即使沒有加以標注,也并沒有什么不好意思。
但是,古人最厭惡“偷意”,所以李白也曾經(jīng)慨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崔顥的《黃鶴樓》實在是寫得淋漓盡致了,不忍心偷意,也就不再寫也好。但是如果是偷得好,那就說不定也能夠出新。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痹偃缋钊A《吊古戰(zhàn)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标愄談t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也是“蓋愈工于前也”。所以雖然批評“偷詩”但是也不必“苛責”,即不必強調(diào)“作詩者必字字杜撰”。又如宋錢希曰“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陳後齋以為本于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xù)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余以韋是飛去之後,花枝自裊,力在‘飛’字;錢乃初集之時,鵲與枝同裊,景尤可愛也。意不相同,何妨并美。”對此還是比較寬容的。再如杜牧《邊上聞笳》詩:“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游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經(jīng)十九年!”令狐楚《塞上曲》:“陰磧茫茫塞草腓,桔槔烽上暮煙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jié)歸?!北容^起來,雖然“二詩同用蘇武事而俱佳,然杜詩止于感嘆,令狐便有激發(fā)忠義之意,杜不如也。至胡曾竊杜語為詠史,無論蹈襲可恥,立意先淺直矣,固不足言?!?/p>
凡盜法者,妙于以相似之句,用之相反之處?;蛘哂谜Z雖同,下筆各有斟酌。都無可厚非。所以“盜法一事,詆之則曰偷勢,美之則曰擬古。然六朝人顯據(jù)其名,唐人每陰竊其實,雖謂之偷可也。獨宋人則偷亦不能。”偷勢,就是借鑒別人的構(gòu)思,雖然不高明,也是司空見慣的事。
清人王松《臺陽詩話》:“人愛作好詩,切宜多讀多講、多作多改?!币策€應該“貴在己出”。無論是偷意、偷勢、偷句,雖然后來改稱為模仿、擬古、典雅、無一句無來處,但是畢竟不算好詩,每每“如蔗渣重嚼,有何滋味?牽扯湊合,桎梏人才,導人茍簡,貽誤后學,莫此為甚。濫用者,由于廣聲氣,故索之即應,有以介壽索者,有以哀挽索者,此等甚多;詩既不佳,徒勞神志?;蝾A辦套語,臨時書付;詩名愈廣,詩品愈卑。更有逢人輒贈,用充禮物;詩之不幸,一至于此,大可傷也!偷句最為鈍賊,詞家深以為戒。連用三字,便覺索然。偶犯,速改可也。又云,勸虛心、審趨向、戒輕梓。大抵邀譽者乃招毀之物,博名者即敗名之具;盍慎諸!”這種偷句的鈍賊,想追求詩名,卻招來了毀謗,博取名譽倒成了敗壞名譽,為什么不謹慎點呢?
弄清了“竅書”和“偷書”的不同意思,我們要研究,孔乙己為什么說“竊書不能算偷”,他在辯護什么?
細讀原文,我們發(fā)現(xiàn),酒店里的人們揭發(fā)他偷書有兩回,第一回,他的回答是“你怎么憑空污人清白”,沒有承認污辱他的責難。第二次,人們又說他竊書,他仍然沒有承認,只說“不要取笑!”別人說“要是不偷,怎么會打斷腿?”他的回答是“跌斷”。他什么也沒有承認過。
“竊書不能算偷”這句話既不是解釋,也不是回答。那是孔乙己說過“竊書不能算偷”之后的大掉書袋。他引出來的對“竊書”與“偷書”概念的國學知識的說明,說好點叫“傳授知識”,說得損點,就是書生對牛彈琴的一種不自覺的“賣弄”。其中值得研究的是,孔乙己到底是認為“竊書”比“偷書”更為可恥。偷書也就是引用、模仿,而竊書那就是明目張膽地將別人著的書竊為自己所著??滓壹哼@樣“清白”的人,是不會干那種丑事的。魯迅的學問淵博,在很多細小的構(gòu)思上是從來也不會疏忽的。
三、多余人的悲劇
魯迅說:他在作品中“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并沒有別的深意”,是說孔乙己這種人的生活,極為普通,甚至見怪不怪??墒鞘澜缟弦姽植还值氖乱埠芏?,怎么變了大家取笑的材料?
其實,小說中寫他主要是樣子與性格可厭,并不是可笑。外在樣子呆傻、齷齪、穿長衫而站著喝酒;和小孩爭吃茴香豆,念念有詞“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說話難懂;教小伙計寫回字的四種寫法并說當了掌柜有用,迂腐;偷書,卑劣可笑;挨了丁舉人打并且打折了腿,丟人。每到孔乙己一來,“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nèi)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著笑,掌柜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柜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fā)笑?!庇谑强滓壹壕统闪艘幻缎α?,大家的喜歡他來酒店,并不是真欣賞他這個人的才華和風采,也不是愛聽他講說有趣的笑話,而是能夠借著揶揄他這個低賤者給自己開心。取笑孔乙己,獲得“快樂”,其實是找到可以蹂躪的一個弱者,滿足自己的無聊和低級趣味。就像《阿Q正傳》中寫的閑人們拿阿Q頭上的癩開玩笑一樣。下等人一旦墜入這樣一個無尊嚴、無抵擋能力的弱者地位,便會有無聊的人們無條件地對之施加凌虐和耍笑,世人喜歡欺軟怕硬,喜歡落井下石,見到可欺者,也就立即調(diào)動起施虐熱情。應該說,這首先是施虐者的卑怯和無恥。魯迅對人們的“涼薄”是看得很清楚的。
他在1935年5月5日寫的《人言可畏》中關注了著名女演員阮玲玉的自殺事件。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后,遺書中有“人言可畏”的話,所謂人言,就是閑人們隨意編造的流言蜚語。這樣自殺的人還有個艾霞。魯迅因此說:“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里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一些新聞記者也借人死耀武揚威地發(fā)消息,“小市民也總愛聽人們的丑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丑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xiàn)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弊x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卻比她正經(jīng)”;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后,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14]化幾個銅元就發(fā)見了自己的優(yōu)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滓壹荷砼缘娜艘苍S在想:我雖然沒讀過書,卻有老婆孩子有飯吃;我雖然不識字也沒有他淪落。
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在孔乙己的面前,似乎滿是敵意,而不帶有歧視地笑起來的,只有幾個分吃茴香豆的孩子;他們的笑爽朗而開心,絕對沒有污損孔乙己的意思。于是我們終于明白了:“嘲笑”是一種文化隔膜造成的,笑的產(chǎn)生是由文化場決定的。孩子們沒有進入成人社會,跟誰也不會隔膜,而進入社會的人們,到處都是隔膜和冷酷,到處都是歧視和界碑。魯迅早就發(fā)現(xiàn)過文化場的概念,他總說人與人之間有“厚障壁”,不同時代、不同地位、不同年齡的人之間都有隔膜。最厲害的是等級觀念制造出來的隔膜。有了隔膜,人與人之間就難以打通,互為異類。
短衣幫與孔乙己是處于不同的文化空間里,不在一個空間的人,總會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隔膜。不但能夠發(fā)現(xiàn)別人的可厭與可笑,同時也安于自己的優(yōu)越和自得?!栋正傳》中寫道:阿Q是鄉(xiāng)下人,進了一回城就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長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叫“長凳”,城里人卻叫“條凳”,他認為城里人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城里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城里人可笑!然而也因為自己進過城,就笑話未莊人沒有見過城里的煎魚!這樣一來,我們搞不清楚,他是哪一邊的人了。因此總能夠發(fā)現(xiàn)別人的可笑。孔乙己卻沒有那么隨便。他也會感受周圍的人的世故、欺人,但是他并不想同那些人爭長短,因為大家不是一類人。
魯迅在《說面子》中明確地分析過:“每一種身價,就有一種‘面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臉’?!笨滓壹旱拇╅L衫、讀古書、滿口之乎者也,那就是他的讀書人的面子,他站著喝酒也不會讓自己落入短衣幫中。他笑話拉車撐船的人不懂文化,而對方也笑他考不中官也不會勞動,沒有錢吃飯也一樣保持窮而酸的裝腔作勢。因此魯迅說:“‘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不算丟臉,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算“丟臉”。車夫也不是沒“臉”可丟,他們給老婆踢了一腳,躺倒哭起來,這才是他們的“丟臉”。當然上等人挨老婆打也算丟臉。魯迅仔細研究的結(jié)果還有新的發(fā)現(xiàn):“上等人丟臉的機會比下等人更多”,車夫偷人錢袋,是失了面子,而上等人以巧妙和手法撈金珠珍玩,也不見得算丟臉。這樣看來,不同空間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道德界限和丟人底線。[15]
魯迅還在《感舊以后》中諷刺過了一個大學教授的孔乙己式的酸氣:“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zhàn)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為白話戰(zhàn)斗,并且將它踏在腳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后進的青年了?!敝灰?qū)W生將“留學生”錯寫成了“流學生”,便引起了教授的諷刺:“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洋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盡一鍋油。”[16]洋洋自得曾出國鍍金,可不是流放,回來以后可就是“九流之上”、熬盡一鍋油的“面筋”。這豈不是自己承認了自己成了更下等的“十流”,成了北京人說的“老油條”?這比孔乙己的自矜清高更加不堪想象。
但是我覺得,中國的社會法度,中國的道德,一向是給下等人立的;上等人并不遵守。就是說,丁舉人之流來定法,孔乙己們來死死地相信。魯迅寫孔乙己,同情是多于鞭撻的。他用的是現(xiàn)實主義的筆法寫出一個老老實實、按部就班、普通平凡的讀書人??滓壹旱娜觞c,不是他的缺點,而是他的不世故,是他的過于誠實,過于呆傻迂腐。他的可笑,是“學而優(yōu)則仕士”和“君子固窮”的。他這個老實人,真的相信科舉考試是公平合理的,他真的相信考中科舉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學問和水平。他不了解考試黑幕,也不想靠“深規(guī)則”“潛規(guī)則”之類的“運作”,也沒有通過捷徑來實現(xiàn)自己的科舉夢。魯迅的祖父試著給他的父親用了一下“潛規(guī)則”,卻不成功,差一點被殺頭,說明他手法不夠精到。孔乙己是死讀書的人,他從讀“小學”開始,從四書五經(jīng)進學,只是差著一課:沒有寫好起承轉(zhuǎn)合的八股文。這能算他的缺點嗎?如果說他有缺點,就是沒有向環(huán)境挑戰(zhàn),沒有向自己挑戰(zhàn)。他到底也沒有像龔自珍那樣,奮然而起,戒詩、燒功令文、怒斥人間是末世,大呼風雷。魯迅就是想寫中國晚清到民初那個特定的某一類讀書人的人生斷片。當然魯迅也寫過抗爭者,在《熱風》中,在《野草·這樣的戰(zhàn)士》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在“無物之陣”中敢于舉起投槍的斗士。
魯迅的寫小說,“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jīng)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么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xiàn)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17]讀了他的作品,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感覺,那就對了。
人們嘲笑孔乙己,就像嘲笑阿Q一樣,是對作者的不理解。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盵18]?!犊滓壹骸返呐κ菦]有現(xiàn)實價值的行為,因此小說并不是要寫喜劇,而是寫了一代讀書人的悲劇。故事背后卻有一個大的悲劇背景,就是一個讀書人科舉道路失敗的悲劇。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說:“我雖然已經(jīng)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qū)懗鲆粋€現(xiàn)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nèi)巳酥g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圣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xiàn)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并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于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jīng)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盵19]
魯迅把人與人之間的不理解,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不理解,也叫“隔膜”。他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jīng)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jīng)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并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墻里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xiàn)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jīng)過的中國的人生?!濒斞傅男≌f一篇篇地寫出來,卻很少有人真正地讀懂。“我的小說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后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著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么,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tǒng)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盵20]明明是同情卻成了鞭撻,明明是熱情,卻成了冷峻。今天想來,我們真的既需要好的作家,也應該呼喚好的批評家。
生活在膈膜世界中的孔乙己,是沒有生命自由的人。他無法確定自己的人生存在地位和意義,因此也建立不起來自己的努力的方向,別人嘲笑他,成名的丁舉人、不識字的勞動者、酒店里的老板與伙計,都與他有深深的隔膜,甚至自己與自己也會有?!叭说膫ゴ笾詾閭ゴ?,就在于他認識自己可悲。一棵樹并不認識自己的可悲。”[21]
孔乙己懂得“回字有四種寫法”,這應該是他的學問。讀書人與文盲間的種種隔膜也許主要是文化膈膜:我們可以假設孔乙己是像“三味書屋”里面的壽敬吾先生一樣,也是“淵博的宿儒”,他雖然能夠讀教學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樣的儒家經(jīng)典,能夠教學生讀《幼學瓊林》“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教《易經(jīng)》“上九潛龍勿用”,教《尚書·禹貢》“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這近于拗口令一樣的東西,壽先生自己也有味地讀清末劉翰作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崗賦》中的偏僻的句子“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钡且菜銈€于舊學頗為精通的一個有真學問的讀書人。如果細心點就會發(fā)現(xiàn),魯迅不給那些深奧到絕妙程度的文字加新舊標點,是表明自己小時候是讀不懂的,從小孩子的角度看,讀這樣的文章自然也有點可笑。
沒有功名的孔乙己,并不等于他就不懂學問,可是懂得“回字有四種寫法”專家。那些短衣幫是拉車、撐船之輩,不懂、也不需要、也不想弄懂孔乙己的話。讀書人就不能說不懂。魯迅在日本時期跟著章太炎先生學習“小學”,即文字學,不就是學習古文字的學問嗎?孔乙己說“回字有四種寫法”,其實已經(jīng)是有所刪減而保留的說法了。其實他如果把自己的學問都拿出來,“回”字的寫法至少有20多種,少說起來,回、囘、??、囬之外,至少還有四種:佪、廻、徊、??等通假字,如果把甲骨文、金文、秦簡、篆書等都拿出來,豈不更讓人聽不懂,更為迂腐可笑。文字學本來就是學習這些東西。只有不學的人覺得可笑,在學問領域并不可笑。如果說一種學問是可笑的,只因為不同的人群間本來就存在深深的隔膜。學問有分界,永遠沒有什么可笑。如果說這個可笑,那么研究“粗”的寫法也有四種:粗、觕、麄、麤,我們雖然不必都知道,也不能說可笑。同樣,研究方言音韻,研究詩的平仄押韻,研究火星上有沒有生物,研究馬尾巴的功能,研究野蒿子治病,研究蝗蟲分類,研究南極的冰蓋,研究月球背面的土壤,研究地球上每天有多少人自殺、有多少生物的滅絕,是不是也都可以列入可笑的材料呢?在那個非常時期,有個電影,嘲笑生物學的老師講“馬尾巴的功能”,可是馬的尾巴難道沒有功能嗎?我們的世界這么大,科學研究有很多門類,研究漢字形態(tài)、漢字的異體、漢字的歷史,也沒什么可笑的,誰也不能輕易地笑別人研究的東西沒用。所以世界上,不但讀書人與文盲之間的膈膜,下等人與上等人之間有膈膜、年齡不同也有膈膜,身份不同也有膈膜,魯迅稱為“厚障壁”;膈膜造成了自己與對方互為異類。像孔乙己這樣的教書先生在舊時代不但很多,當今的社會中就更多了。只是我們現(xiàn)在越來越明白,沒有必要輕易地嘲笑別人了。
中國古代長期以來,就有兩種讀書人,一種叫“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人,成功了就是天才,不成功就是笑料。第二種是“風聲雨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背擅?,就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成名就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沒落者。孔乙己的問題在于過分執(zhí)著,成了死讀書。在“勝者王侯敗者賊”的社會里,你沒有成功,于是一生只剩下了笑料?!度辶滞馐贰分姓f,謀前途的過程,也是丑態(tài)百出,替考、行賄、冒籍,無奇不有,“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傳遞的、走門子的、賄賂考官的,無所不為。謀到官位之后,也一樣丑態(tài)百出,所以故事中人物王冕的母親教孩子千萬不可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么好收場?!?/p>
魯迅寫讀書人的失落和悲憤,首先是有感于祖父、父親參與過的悲慘的科場案,顯然也是受到吳敬梓影響的。魯迅說,他寫了“良心與禮教的沖突,殊極刻深”:“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內(nèi),而能心有依違,托稗說以寄慨,殆亦深有會于此矣?!盵22]吳敬梓父親曾“捐資破產(chǎn)興學宮”,是個對儒學有真誠信仰的人。吳敬梓亦以讀書治經(jīng)為職事,曾著《詩說》七卷;友人程晉芳為他作的傳記,說他“好治經(jīng),曰:此人生立命處也”??梢娝且匀鍖W安身立命的。其長子亦曾著《周髀算經(jīng)圖注》,承襲家學。這樣的人,自然要對當時文人之世俗化不滿。他與世俗化的儒林完全不合。于是撰小說,挖苦“文士情狀”,也是當然的。從文學的視角來說,正如清代詩人趙翼的《題遺山詩》說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人生的仕途不幸,卻也是文學的大幸了。
注釋:
[1] 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 , 1980.年版第17頁。
[2] 魯迅《墳·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頁。
[3]魯迅《集外集·通信(復未名)》《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頁。
[4]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三論文人相輕》《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頁。
[5]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通信(復魏猛克)》《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頁。
[6] 魯迅《墳·寡婦主義》《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頁。
[7] 魯迅《朝花夕拾·瑣記》《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頁。
[8]隨同作品《孔乙己》發(fā)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6卷第4號。
[9] 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孔乙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頁。
[10] 朱自清《論雅俗共賞》,《朱自清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頁。
[11] 參考顧炎武《日知錄》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669頁。
[12] 錢鐘書《管錐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83頁。
[13] 錢鐘書《管錐編》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02頁。
[14]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論“人言可畏”》《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頁。
[15] 魯迅《且介亭雜文·說面子》《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頁。
[16]魯迅《準風月談·感舊以后(下)》《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頁
[17]魯迅《且介亭雜文·什么是“諷刺”?——答文學社問》《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 頁。
[18] 魯迅《墳·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朋友2005年版第179頁。
[19] 《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
[20]《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第7卷,《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頁
[21] 帕斯卡爾《思想錄》,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75頁。
[2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