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雞鳴:變動時代的讀書人》
作者:羅志田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ISBN:9787108061782
自 序
什么是歷史的主體?或誰是歷史的主體?這是眾多歷史從業(yè)者縈繞于心的問題。據(jù)梁啟超的看法,司馬遷的寫作精神就是“以人物為歷史主體”,故他的《史記》也“以人物為中心”。后世雖傳承了司馬遷所創(chuàng)的“紀傳體”形式,其實沒得到他的歷史精神,蓋“《史記》之列傳,惟借人以明史”;而“后世諸史之列傳,多借史以傳人”(《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歷史的主體是人,這一點當永不忘記。
既然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的主體性也當表現(xiàn)在人身上。中國傳統(tǒng)史學本特別注重“人”,所謂“紀傳體”史書,就是以人為本位來構(gòu)建歷史的典型體現(xiàn)。這一傳統(tǒng)流傳了兩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強烈質(zhì)疑,而開風氣者仍是梁啟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流傳甚廣,百年來多被視為對舊史學的正確概括。那時的梁啟超以為,紀傳體這種舊形式不過是一篇篇的紀傳像“海岸之石,亂堆錯落”在那里,簡直就是“合無數(shù)之墓志銘而成”。而新史學“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jīng)歷及其相互之關(guān)系”,以尋求歷史的公理、公例(《新史學》《中國史敘論》)。
隨著天下的崩散和國家(以及社會)的興起,逐漸形成以國家為基本歷史敘述單位的趨勢,個體的人也日漸從歷史敘述中淡出。這種新史學風氣的影響是持續(xù)的,迄今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隱去的‘人’召回歷史”,希望把我們史學中日漸稀少的具體單個的“人”召回到歷史著述中來,讓讀者在“思想”的產(chǎn)生過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樣思想,構(gòu)建以人為主體的思想史。不過那主張沒產(chǎn)生什么影響。好幾年后,王汎森兄還不得不以專文探討歷史敘述中“人的消失”。
其實就是要側(cè)重國家和社會,也離不開個體和群體的人。如瞿秋白所說,想要“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一個社會的心靈,當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個人的觀感都有其個別性,然正如滴水可見太陽,個人的觀感也無不可以反映所謂時代精神,研究者不難從中看出并把握時代的脈搏。簡言之,歷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現(xiàn)在個人的經(jīng)歷和體驗之中。
也只有將每一當事人還原為具體場景中活生生的人物,然后可避免將其過度抽象化,不至于使具體的人被“物化”。黑格爾曾區(qū)分哲學史和政治史,前者的特點是“人格和個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滲入它的內(nèi)容和實質(zhì)”,而在后者中,個人正是憑借其性情、才能、情感和性格而“成為行為和事件的主體”(《哲學史講演錄》)。竊以為他所說的政治史也可以推廣到非哲學的一般歷史研究,我們確實需要更多注意歷史中活生生的個人。畢竟人是活的,個人之所以為個人,正因其有思想,有行為,有感情,也有性格。群體亦然。
而人的性格情感,正體現(xiàn)在其言行之中,故孔子早就提倡與其“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我們記人也不能徒載空言,須“直敘其事”,否則便“善惡混然不可明”(李翱《百官行狀奏》)。唯不能須臾忘記的是所有行事的主體——人。古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安排,大概就有防止離人而言事的寓意在。
實際上,如果不能真了解一個人,讀其書也未必有多深入的了解。陳寅恪曾慨嘆,王國維的著述“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讀者若不能越出自身所處之時間地域,而與立言者“神理相接”,以想見其人其世,則所稱道之學,或亦不免隔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陳先生關(guān)于“是非之論”當然有特指,卻也提出一個有更廣泛意義的史學問題。很多時候,我們正是通過立言者的著述來理解其所欲言。然而立說之人既有主動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可能不得不欲語還休,還有許多有意無意間的言而不書;同時大部分言說都存在于對話之中,受到立言對象和周遭觀聽的影響。張東蓀在討論青年何以“煩悶”時注意到,“一部分人專為反對之言論,以掃青年之興趣。此輩之言論雖不見于出版物,而交際場中固屢屢聞之”(《青年之悲觀》)。
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中國古人對辨析所見、所聞和所傳聞的講究,表明他們也充分考慮到各自的重要。后之研究者不能不多看立言者本人的及相關(guān)的出版物,同時也要盡量了解當時當?shù)亟浑H場中傳播的言說,盡管這不得不多依靠間接的史料和史料的間接表述。要知道任何材料都是某種“故事”的陳述,即使道聽途說,亦不妨其時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許多從當時傳聞得來的二手敘述,或非“事實真相”,但恰可告訴我們那時有關(guān)“某人”“某事”的傳言如何,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當?shù)禺斒氯苏J知中的“某人”“某事”大致是怎樣一回事。與所謂第一手的“實錄”性文獻相比,這些“所聞”和“所傳聞”的異詞,別有其史料價值,其重要性并不稍減……